我心疼你的努力，付出，牺牲和疲惫，但对你的出差，应酬，亦是我深夜或者凌晨后的陪伴的这个感觉爱得不能自拔，自认这是最要紧的浪漫。
很开心，很幸福，有你在，我就有甜甜的梦可做，也有我需要奋力追求的向往之所。
有你的每一年，每一天，都是最好的。
生活真的太苦了，但我一想到有你在，就觉得要甜到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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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的每一年，每一天，都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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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会做恶梦？当心魂魄外游中鬼邪！(附道教辟恶梦法）#道教知识#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从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默念咒语,祈求神灵;其二,“叩齿”、“咽液”,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其三,运用某种药物;其四,“慎无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实际上成为道教治疗恶梦的基本法则,并在后世得到传承。
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属于道教医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属于道教方面的方术,又有属于医学方面的疗法。重要的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内容或思想为古代中医学所汲取。
陶弘景运用赓香来防止做恶梦的方法,在古代中医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唐代王熹所撰《外台秘要方》有“人喜魔及恶梦者方”,其中之一就是“枕赓香一分于头边。”
宋代张果在所著《医说》中也说:“置庸枕中可绝恶。”
明代周王朱楠撰《普济方》,其中“治魔及恶梦”中提到:“用赓香不拘多少,安头边,佳。又灌香少许在口中。”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察香“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
由此观之,陶弘景所采取的安放赓香于枕边以辟恶梦的方法,在我国古老的中医传统中已成为了公认的良方。
除用察香之外,道教还有采用丹砂以辟恶梦的方法,而且也为古代中医所运用,并深信不疑。张呆在《医说》里就说道:“钱巫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骤中同宿,遂说近日多梦,虑非吉兆。胡曰:昔当如此,惊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链者戴之,不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袋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浩》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岂不信然。”而且,这一记载还出现在《本草纲目》等其他医学典籍里。这说明道教用丹砂辟除恶梦的做法,也被历代医家所广泛接受。
此外,存于《肘后备急方》中的道教辟恶梦之法所用的其他诸多药方,也为后来许多医家所汲取。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所撰《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辟恶梦的方法,指出:
“夜梦恶,不须说,旦以水面东方嘿之,叹日: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即无咎矣。又梦之善恶,并勿说为吉。”
这里所谓“夜梦恶,不须说”,实际上就是汲取了道教“慎无语人”的思想,而且,孙思邀还运用咒语“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用这一咒语治疗恶梦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而事实上,这与道教辟恶梦之法运用咒语,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功效是一致的,概属于心理疗法之类。
“叩齿”、“咽液”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道教重要的养生之方,并被古代中医所采纳。隋代巢元方所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养生方》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蛊伏尸皆去,面体光泽。”
综上所述,作为道教医学的组成部分,道教辟恶梦之法虽然有其宗教的内涵,采纳了道教方术,但其中也有属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并被古代中医学所汲取,因而对于古代中医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有些药方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肘后备急方》载:“人喜魔及恶梦者,取火死灰,著履中,合枕。”唐代王煮《外台秘要方》则载:“取烧死人灰,著履中,令枕之。”仁川宋代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也载:“取火烧死者灰,著枕中、履中。”今天如果用这样的药方治疗恶梦,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https://t.cn/R2Wx0Bu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从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默念咒语,祈求神灵;其二,“叩齿”、“咽液”,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其三,运用某种药物;其四,“慎无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实际上成为道教治疗恶梦的基本法则,并在后世得到传承。
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属于道教医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属于道教方面的方术,又有属于医学方面的疗法。重要的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内容或思想为古代中医学所汲取。
陶弘景运用赓香来防止做恶梦的方法,在古代中医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唐代王熹所撰《外台秘要方》有“人喜魔及恶梦者方”,其中之一就是“枕赓香一分于头边。”
宋代张果在所著《医说》中也说:“置庸枕中可绝恶。”
明代周王朱楠撰《普济方》,其中“治魔及恶梦”中提到:“用赓香不拘多少,安头边,佳。又灌香少许在口中。”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察香“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
由此观之,陶弘景所采取的安放赓香于枕边以辟恶梦的方法,在我国古老的中医传统中已成为了公认的良方。
除用察香之外,道教还有采用丹砂以辟恶梦的方法,而且也为古代中医所运用,并深信不疑。张呆在《医说》里就说道:“钱巫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骤中同宿,遂说近日多梦,虑非吉兆。胡曰:昔当如此,惊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链者戴之,不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袋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浩》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岂不信然。”而且,这一记载还出现在《本草纲目》等其他医学典籍里。这说明道教用丹砂辟除恶梦的做法,也被历代医家所广泛接受。
此外,存于《肘后备急方》中的道教辟恶梦之法所用的其他诸多药方,也为后来许多医家所汲取。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所撰《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辟恶梦的方法,指出:
“夜梦恶,不须说,旦以水面东方嘿之,叹日: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即无咎矣。又梦之善恶,并勿说为吉。”
这里所谓“夜梦恶,不须说”,实际上就是汲取了道教“慎无语人”的思想,而且,孙思邀还运用咒语“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用这一咒语治疗恶梦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而事实上,这与道教辟恶梦之法运用咒语,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功效是一致的,概属于心理疗法之类。
“叩齿”、“咽液”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道教重要的养生之方,并被古代中医所采纳。隋代巢元方所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养生方》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蛊伏尸皆去,面体光泽。”
综上所述,作为道教医学的组成部分,道教辟恶梦之法虽然有其宗教的内涵,采纳了道教方术,但其中也有属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并被古代中医学所汲取,因而对于古代中医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有些药方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肘后备急方》载:“人喜魔及恶梦者,取火死灰,著履中,合枕。”唐代王煮《外台秘要方》则载:“取烧死人灰,著履中,令枕之。”仁川宋代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也载:“取火烧死者灰,著枕中、履中。”今天如果用这样的药方治疗恶梦,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https://t.cn/R2Wx0Bu
2018年，郑芬芬执导，彭昱畅、张子枫领衔主演的《快把我哥带走》，以不错的口碑成为一匹票房黑马。三年后，同样由郑芬芬自编自导的《快把我哥带走》续篇《二哥来了怎么办》上映，续篇由胡先煦、邓恩熙、郑伟领衔主演。如果观众是带着第一部的预期来的，大概率会失望而归。
《二哥来了怎么办》海报
《快把我哥带走》与《二哥来了怎么办》，都是市场上相对少见的“手足”题材电影。想当初《快把我哥带走》获好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导演创作思路的创新——她并不是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呈现，而是在电影里加入奇幻元素。奇幻元素与漫画风相得益彰，再加上彭昱畅、张子枫青春满满又毫无表演痕迹的“兄妹情”，给观众带来了别有趣味的观影感受，如同炎炎夏日的一杯冰饮。
《快把我哥带走》口碑不错
《二哥来了怎么办》依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没有奇幻的外壳作依托，脱离现实的漫画风，以及演员表演契合度的不够，让整部电影显得聒噪和浮夸。
有多脱离现实呢？电影从头到尾，哥哥杨听风（胡先煦 饰）和妹妹杨听雨（邓恩熙 饰）的人设，都立不住。
杨听风（胡先煦 饰）
杨听雨（邓恩熙 饰）
依照设定，杨听风是大学生，杨听雨是高中生，两人都不是小孩子了。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很像小学生，不，应该说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比如妈妈和叔叔（继父）不在家，他们就将家里的床垫从楼上搬到楼下，兄妹俩在床垫上蹦啊跳啊的。被叔叔的儿子，也即电影里的“二哥”李圣（郑伟 饰）撞见后，兄妹俩担心的是李圣告状怎么办。
“二哥”李圣（郑伟 饰）
兄妹俩像小孩子一样，为吃的争争抢抢，一吵可以三个小时；杨听风和李圣进行乒乓球比赛时，杨听雨叫来一帮年纪也不小的人在一旁呐喊助威下赌注，而赌注是商家的优惠券；李圣请求杨听风、杨听雨帮自己买炸鸡，兄妹俩在路上就把炸鸡吃光了；为了赶走李圣，杨听雨想到的对策是在李圣床上放虫子，让他睡不好；妈妈和叔叔吵架，三个孩子为了让他们停下来，竟然故意放水把家里给淹了，然后就是BGM、慢镜头，一家人在“雨中”打打闹闹……my eyes啊！
三兄妹
电影院里的小朋友笑得叽叽喳喳——人物低幼的行为都是小朋友能理解的；电影院的成年观众尴尬得用脚趾抠地，看完电影我脚趾比我的眼睛还累——这样的人设、这样的情节，真的太“降智”啦。可别说这是漫画风，再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浪漫色彩，也要确保人设的真实与行为的基本逻辑。很遗憾，《二哥来了怎么办》没有。
也不是笔者对邓恩熙小朋友苛刻。真的，咱演艺之路才刚开始，演技一定得再磨一磨，台词功底更是得练一练。就《二哥来了怎么办》来说，邓恩熙的表演痕迹太重，用力实在太猛，以至于杨听雨一些撒娇和哭闹的桥段，让我不忍直视。这也要怪郑芬芬的剧本实在太不接地气。辛苦胡先煦、郑伟了，要不是他俩稳一点，人物关系会塌得更彻底。
电影里唯一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情节是，杨听雨控诉父亲时说了：“哥哥是学渣，但把我培养成学霸。”（大意）电影里没有任何一丝痕迹表现出杨听雨是“聪明”的，不说还以为她心智停留在幼儿园水平，当她说自己是学霸自然令人匪夷所思。顺便说一句，哪个中国高中生的暑假像电影里那么清闲的？老师作业布置得果然太少了。
《快把我哥带走》欲扬先抑运用得颇为出色，一开始哥哥看上去有多讨厌，反转后他就有多深情。《二哥来了怎么办》也有，李圣珍藏的铁盒子是电影的“麦高芬”，本以为电影又藏了什么大招，结果悬念揭晓时瘫软无力。杨听雨强行无理，哥哥们强行煽情，电影强行收尾。
二哥的心声
之前，《二哥来了怎么办》宣传时强调会增加电影的现实因素，这是《快把我哥带走》所欠缺的——就比如电影中父母成了工具人，也没有对家庭关系有更深的探讨。《二哥来了怎么办》的确是增加了父母的戏份，但对亲子关系、手足关系等的思考依然浮于表面。
这是一个重组家庭。电影里一度离谱到，妈妈的前夫，叔叔的前妻，都找上门来，于是四个成年人、三个孩子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妈妈的前夫要借钱，妈妈当然是不借，叔叔自己做了主张把保险给退了，把钱借给妻子的前夫。于是妈妈与叔叔吵架，叔叔说了一嘴不行就离婚，妈妈就开始哭……你以为这是《我爱我家》吗？真的不是。难道妈妈这一哭就是在反思两性关系吗？更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只是工具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三个孩子的情感戏服务的，什么时候需要点催化剂，家长就出来制造点莫名其妙的“麻烦”。
家长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疏于对孩子的照顾，让孩子内心留下空缺；到了重组家庭后，当哥哥有了新妹妹，妹妹有了新哥哥，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了，从此“不再孤单”。电影也许是在响应“三胎”号召，但实在对不起，这逻辑太不走心了。
《二哥来了怎么办》令人失望，也原谅笔者情绪上头时的一通吐槽。失望是因为有期望，毕竟从《听说》到《快把我哥带走》《做工的人》，郑芬芬都是让人信任的。失望还在于，电影挥霍了“重组家庭”这样一个挺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拍得如此轻如此浅。我们希望《二哥来了怎么办》只是郑芬芬的一次偶然失手。
《二哥来了怎么办》海报
《快把我哥带走》与《二哥来了怎么办》，都是市场上相对少见的“手足”题材电影。想当初《快把我哥带走》获好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导演创作思路的创新——她并不是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呈现，而是在电影里加入奇幻元素。奇幻元素与漫画风相得益彰，再加上彭昱畅、张子枫青春满满又毫无表演痕迹的“兄妹情”，给观众带来了别有趣味的观影感受，如同炎炎夏日的一杯冰饮。
《快把我哥带走》口碑不错
《二哥来了怎么办》依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没有奇幻的外壳作依托，脱离现实的漫画风，以及演员表演契合度的不够，让整部电影显得聒噪和浮夸。
有多脱离现实呢？电影从头到尾，哥哥杨听风（胡先煦 饰）和妹妹杨听雨（邓恩熙 饰）的人设，都立不住。
杨听风（胡先煦 饰）
杨听雨（邓恩熙 饰）
依照设定，杨听风是大学生，杨听雨是高中生，两人都不是小孩子了。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很像小学生，不，应该说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比如妈妈和叔叔（继父）不在家，他们就将家里的床垫从楼上搬到楼下，兄妹俩在床垫上蹦啊跳啊的。被叔叔的儿子，也即电影里的“二哥”李圣（郑伟 饰）撞见后，兄妹俩担心的是李圣告状怎么办。
“二哥”李圣（郑伟 饰）
兄妹俩像小孩子一样，为吃的争争抢抢，一吵可以三个小时；杨听风和李圣进行乒乓球比赛时，杨听雨叫来一帮年纪也不小的人在一旁呐喊助威下赌注，而赌注是商家的优惠券；李圣请求杨听风、杨听雨帮自己买炸鸡，兄妹俩在路上就把炸鸡吃光了；为了赶走李圣，杨听雨想到的对策是在李圣床上放虫子，让他睡不好；妈妈和叔叔吵架，三个孩子为了让他们停下来，竟然故意放水把家里给淹了，然后就是BGM、慢镜头，一家人在“雨中”打打闹闹……my eyes啊！
三兄妹
电影院里的小朋友笑得叽叽喳喳——人物低幼的行为都是小朋友能理解的；电影院的成年观众尴尬得用脚趾抠地，看完电影我脚趾比我的眼睛还累——这样的人设、这样的情节，真的太“降智”啦。可别说这是漫画风，再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浪漫色彩，也要确保人设的真实与行为的基本逻辑。很遗憾，《二哥来了怎么办》没有。
也不是笔者对邓恩熙小朋友苛刻。真的，咱演艺之路才刚开始，演技一定得再磨一磨，台词功底更是得练一练。就《二哥来了怎么办》来说，邓恩熙的表演痕迹太重，用力实在太猛，以至于杨听雨一些撒娇和哭闹的桥段，让我不忍直视。这也要怪郑芬芬的剧本实在太不接地气。辛苦胡先煦、郑伟了，要不是他俩稳一点，人物关系会塌得更彻底。
电影里唯一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情节是，杨听雨控诉父亲时说了：“哥哥是学渣，但把我培养成学霸。”（大意）电影里没有任何一丝痕迹表现出杨听雨是“聪明”的，不说还以为她心智停留在幼儿园水平，当她说自己是学霸自然令人匪夷所思。顺便说一句，哪个中国高中生的暑假像电影里那么清闲的？老师作业布置得果然太少了。
《快把我哥带走》欲扬先抑运用得颇为出色，一开始哥哥看上去有多讨厌，反转后他就有多深情。《二哥来了怎么办》也有，李圣珍藏的铁盒子是电影的“麦高芬”，本以为电影又藏了什么大招，结果悬念揭晓时瘫软无力。杨听雨强行无理，哥哥们强行煽情，电影强行收尾。
二哥的心声
之前，《二哥来了怎么办》宣传时强调会增加电影的现实因素，这是《快把我哥带走》所欠缺的——就比如电影中父母成了工具人，也没有对家庭关系有更深的探讨。《二哥来了怎么办》的确是增加了父母的戏份，但对亲子关系、手足关系等的思考依然浮于表面。
这是一个重组家庭。电影里一度离谱到，妈妈的前夫，叔叔的前妻，都找上门来，于是四个成年人、三个孩子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妈妈的前夫要借钱，妈妈当然是不借，叔叔自己做了主张把保险给退了，把钱借给妻子的前夫。于是妈妈与叔叔吵架，叔叔说了一嘴不行就离婚，妈妈就开始哭……你以为这是《我爱我家》吗？真的不是。难道妈妈这一哭就是在反思两性关系吗？更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只是工具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三个孩子的情感戏服务的，什么时候需要点催化剂，家长就出来制造点莫名其妙的“麻烦”。
家长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疏于对孩子的照顾，让孩子内心留下空缺；到了重组家庭后，当哥哥有了新妹妹，妹妹有了新哥哥，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了，从此“不再孤单”。电影也许是在响应“三胎”号召，但实在对不起，这逻辑太不走心了。
《二哥来了怎么办》令人失望，也原谅笔者情绪上头时的一通吐槽。失望是因为有期望，毕竟从《听说》到《快把我哥带走》《做工的人》，郑芬芬都是让人信任的。失望还在于，电影挥霍了“重组家庭”这样一个挺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拍得如此轻如此浅。我们希望《二哥来了怎么办》只是郑芬芬的一次偶然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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