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较为青睐的花】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悦心赏析】书法，结构与用笔
用笔与结构，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固然，它们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两种方式，用笔专注于对毛笔的驾驭，结构关心的是空间的构架。然而，若两者各自完全独立，便会走入极端主义的泥坑。许多人初学伊始，便妄图创出风格，“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往往以任意组合的构架标榜个性，而根本不顾用笔。却不说任意组合是否具有个性，不见笔法的结构犹如一个生命体缺少血的贯通，其生命的有机性与微妙性大大受到创伤。当然，只顾用笔不及结构者同样缺少生命力。故用笔与结构虽各自有其独到的内涵，但两者却须臾不可分离。
结构对用笔的依存，大略可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结构因用笔而具生命意味
结构，是指一个物体的框架。如果我们撇开线质、线形等因素，结构则只是一副骨架，是没有筋、血、肉的。人体之肉生于骨上，筋在肉中，血散布在肉体各个部位。筋、血、肉之不存，骨架必为死骨一具。而书法之筋、血、肉以及骨，皆因用笔而生。自然生命中，骨架由骨与骨相互衔接而成，骨与骨之衔接部位，为关节，关节起身体活动的作用。若关节不能活动，人即如一架不能使动的机器。关节咬合处有韧带、筋脉等，以使肉体连带起来。而血管又使肉体具有整合性，通过心脏的作用，使血管内的血液无时无刻地不在运动之中。书法若不顾及用笔，自然难有筋、骨、血、肉的浑然一体。
2.结构因用笔而贯通
在同样是使用毛笔的前提下，还存在着生命结构是否完善或生命力高下强弱的区分。用笔过于谨严，一板一眼，结构往往如布算；用笔严实而自然，结构灵性充足；用笔粗糙，使转僵直，结构不化。祝允明与徐渭同为明代草书家，都以追求大气、纵逸为目的，但祝书有时用笔多梗，以致粗糙，结构的关节部分转换出现断裂，或强为之力，形成破锋；徐书则大气、纵逸之中用笔结实而使转灵活，故字之关节处很少破锋，自比祝书高明。金农与郑燮皆为扬州八怪中人，同样以隶书的方法写行草，但板桥的许多隶字柜架用笔多简单，成为搭置，造作感明显；冬心先生则在使转时用笔多切入，少提笔换锋，故成古朴。另有如郑郑板桥、伊秉绶同写隶书，但前者用笔有粗糙一面，收笔不藏锋，转折处多换锋少衔接，亦有造作感。伊秉绶则用笔中含，转折处藏锋暗渡，筋血贯通，故成清灵严实。当代书家中多有以篆隶法写行草或将篆隶草化者，但多数因用笔的不够贯通造成结构的做作，这或是步了郑板桥的后尘。
在对结构的古朴、古拙的追求中，对用笔的强调显得尤为重要。汉简、魏碑中有不少用笔拙陋者，如取法不当，必致病态。但汉魏至南北朝碑中确有许多字形古拙而用笔又很严实者，如《张迁碑》、《嵩高灵庙碑》、二爨、《泰山金刚经》等，这些古拙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用笔。如线条的中实，转折处用笔的缓和暗过，起、讫笔的藏与含，运笔的柔和稳重等等。而今人误将古拙为粗糙，为追求古朴而舍弃用笔的完整性，是得不偿失的。
3.点画之间的关系
书法构架，具体到最小的单位，是点画。故所谓结构，指的实际是点画之间的关系处置。而在这些关系中，上下笔的承接与对应及线条的粗细、节奏对应等都因用笔而生。如王羲之《二谢帖》中“谢”字，“讠”挑笔与“身”首笔之间的“似断还连”的牵带与“寸”横画收笔与竖画之间的牵带形成结构上的呼应。再如《得示帖》中“未”下两点的断开使下部结构具有透气感，但这种断开因为笔势上的承接而仍具连带性。首点三角形往右上出尖与下点三角形往左下出尖又恰好弥补上这一空白，并使两点在形态上有所呼应。再如《二谢帖》末“剧”字有两处横向的弧线均有按而提起形成的粗细对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弧线的纯圆性带来的结构上的单调感。即使在没有连带的篆、隶、楷书中，其点画之间的关系仍须有用笔的暗接与呼应。如《张迁碑》中“忠”字，上部“中”下横画中间略上提，形成一凹口，而下“心”字中间一点正好补上这一凹口。再如“外”字，首笔收锋缓和出尖，而一点上呈方形正好与此相对比，另有趣味。许多同类的笔画因不同的提按及粗细、方圆的用笔对比而避免了结构的单调与重复。另外，用笔的稳重、刚柔相济无疑使结构变得庄严肃穆，用笔的灵动使结构变得活泼，故书法的结构是无时无刻不依赖于用笔的。
4.用笔与结字风格
一位书家的风格，有的体现在结字上，有的体现在用笔上，也有的体现在线质上，而更多的则在这几方面同时体现。结字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用笔。我们所知的历代书法大家，他们的结字都有较强烈的个性，而往往独到的结字有独到的用笔。即使在同一书家的作品里，有因用笔的不同而引起结构的不同的(或因结构的不同引起用笔的不同)。如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比其平常所书信札在结构上有更大的变化，这或许是因用笔的相对大气、多顿挫及折笔、运笔的沉实所致。信札用笔则多轻灵婉和，结字也便相对清雅一些。下面兹从用笔特点上分析其对结构风格的影响。
第三章 空间的新秩序：关于“现代书法”
“现代书法”是晚近出现的字眼，而且，它是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介入切切相关的。如果说碑学的兴起是对书法自身发展出现式微的趋势的一种挽救或振兴，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回归传统的话，那么，“现代书法”的出现，却多少受影响于外来文化，或者说，它是东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纪出现碰撞的结果。不论现时对“现代书法”的看法如何，也不论“现代书法”的探索在眼下只处于一种初级的状态，但它的出现与存在，无论从书法发展的角度看，或是从空间形式上去理解，都或多或少地意味着某种必然性。当然，由于眼下的“现代书法”不少以割裂历史为代价，以反对传统为己任，致使其作品滑入非书法的泥沆，这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第一节 关于“现代书法”
一、“现代书法”的涵义
现代书法是书法的发展经历碑帖融合之后，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全方位表现汉字(或类汉字)笔墨空间(线与结构)的书法艺术。它必须有两个前提：一，首先是书法的，即具有用笔、笔势、线质、汉字(或类汉字)字形等抽象因素，以体“道”为目的；二，其次是现代的，即与以往任何形式、流派的表现有所区别，具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书法的现代必须“由内而外”，从书法自身出发追求新的空间秩序，而非“由外而内”，以异族文化改装传统的书法样式。
二、“现代书法”的缘起
“现代书法”并非在中国最早出现，相反却是在日本。日本原本是使用汉字的国度，早在晋初汉字就传到了日本。作为汉字书写的书法艺术，无疑也直接从中国引进。但在历史上，日本自己的书家却并不算多，水平也远不可与中国历史上的书家相提并论。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日本在物质文明上渐渐西化，许多艺术家(包括书法家)的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书法”便是在二战前后在日本首先出现的。据宇野雪村所著《革新书法的发展》一文所载，战败的日本在受美国接管时“强行推行否定书法这一东方艺术、限制汉字、贯彻国粹主义的方针”。“现代书法”的出现与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形势的影响。这些革新的书派后来基本上分为“近代诗文书法”、“少字数·象书”及“前卫书法”等三个流派。
“近代诗文书法”立志于汉字与假名的调和。其创始人之一金子鸥亭认为：“汉字多笔画，而且具直线性。假名则形体简单，呈曲线形。因此，有人根据单纯的视觉判断，错误地认为两者不可调和。汉字和假名虽然本质不同，但只要节奏上配合默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金子鸥亭的观点，汉字与假名的调和，涉及的主要是审美的形式问题，即只要在形式上使汉字、假名默契配合，非一定书写汉字便称书法。假名是日本根据汉字的草书制定的文字，形体相对简单，与汉字在结构上已经异样。“近代诗文”派的立旨，可以看出是形式至上而非素材至上，而从一些作品看，应该承认这种探索是较为成功的。
“少字数·象书”应包括两种类型的创作。一种以表达字意为目的。“例如，写‘鸠’字，应该表现出和平与稳静。而老虎生就凶猛的形体和线条，因此，‘虎’字必须写出与此相似的‘形’。作品中必须反映出为什么非此形状不可，必须反映出它的必然性和妥当性。创作目标为赋予字形以意义。”另一种并非一定以表达字意为目的，而通过形式因素(线、空间)等的渲染，以达到某种视觉效果。“少字数·象书”大多为一字或二、三字，由于字少，必然在空间上造成大、粗、重等效果。
“前卫书法”或可称为“墨象”，“意为‘分不清是字还是画’的书法”。此派认为文字是对书法创作的一个约束，故以破坏字形，甚至不以字为素材。这类探索，似乎已经游离了书法约定俗成的本质规定，属于书法边缘之外的创作了。
中国的现代书法运动，在一开始便出现了立足点的偏移，即不是在书法基础上的现代，而企图以绘画手段改造书法。1985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现代书法展”，即是由一批画家(其中也有善书者)所作的探索作品的汇集。由于多数画家对于书法本体认识与实践的不深刻，使他们对抛弃传统往往在所不惜。于是，企图以“借用”或“照搬”的方式改变传统书法的样式，以达到“新”的视觉效果。这种从绘画或日本“现代书法”中攫取方式、图式或理念的做法，即是我们以上所说的“由外而内”式的改造，实际上根本不能改变书法的前途与命运，相反，让人觉得有些糊闹。首展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的形象化，与日本的“象书”较接近，不过，在视觉上不及“象书”具冲击力；另一类是文字墨线的肌理化处理，通过浓淡墨的不同层次的变化求得外在形态上的“丰富性”。两类作品均有以非毛笔、宣纸、墨汁作为工具材料的，有的以彩代墨，有的以画布代纸，有的甚至是刻字或制作类文字，似乎凡是以非传统类方式创作的都可归为“现代书法”，“现代书法”成了一个包容所。
不过，进入中国文化反思期——90年代的书法探索，原本以绘画手段为本的创作已开始自趋衰落，人们已愈来愈意识到从书法自身出发进行现代探索的重要性。90年代上半期在南京、北京等地相继举办过一些探索展，已在一定意义上与’85首展拉开了距离。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文字形象化的创作可以说销声匿迹，以色彩作背景或以纯绘画手段进行文字表现的作品也已不多见，更多的则是对汉字的支解或脱离，目的在于追求空间上的形式感。虽然以书写性代替绘画性的作品越来越多，但问题仍然存在于对传统的理解与认识上。应该说，从绘画手段过渡到书法手段，这是现代书法探索的由邪归正，但从实际作品而言，与强大的传统书法相比，这类探索似仍显得内涵贫乏，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三、“现代书法”批评
日本的“象书”与中国80年代的“象形”书法，都是以表现汉字字义为目的的。“象书”有两类，一类表现字的抽象涵义，如手岛右卿的“崩坏”、“虚”、“飞”等；另一类表现字的形象实义，如“象”(手岛右卿)，与“象形书法”大致相同，而以表现字义实象为主。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一般都为名词，是对自然物象的勾形描摹，一看字形便知其义。以象形为目的，“象形书法”、“象书”虽非单纯的象形文字，并企图通过形与线的表现力求形式与字义的相同，但也正因为这个前提条件，使其表现手段势必倒向绘画性而非书法性。
象形书法虽然以汉字为素材，以表现汉字为目的，乍一听符合书法的规定，但由于对书法结构的抽象性与点画(线)的书写性的破坏，使其完全离异了作为表现对立统一的生命之道的书法本质。从审美角度讲，文字的象形化探索大大降低了书法的点、线、结构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玄奥性，它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装饰文字实质上没有多少区别，是书法的俗化，因此，“象形书法”是舍本而求末的探索，得不偿失。
以表现字的抽象涵义的另一类“象书”，在线、形上并没有完全走向绘画性而依然有书写性的存留，不过，这种存留与作为体“道”的本质也已不同。譬如说：手岛右卿的“崩坏”，线与形的作用是努力使其表现出物体崩溃毁坏的感觉，故线条的形式实际上与物化无异。“崩坏”的用笔破坏了毛笔的肌体，违背了毛笔“顺理”的本性，而成为粗暴、拙野的破锋痕迹。另一件作品“灵”，则采用了浓、淡墨的变化，以表现“灵”之虚幻。浓、淡墨尽管在外态上具有丰富多彩的墨色美感，但以牺牲线质的刚柔相济的内在美感为代价。实践证明，表现浓、淡墨的肌理效果远比表现刚柔相济的内在美要便易得多。艺术固非完全以难度或技巧比高低，但若是人人能做的事，恐怕是难以称之为艺术品的。
用笔与结构，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固然，它们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两种方式，用笔专注于对毛笔的驾驭，结构关心的是空间的构架。然而，若两者各自完全独立，便会走入极端主义的泥坑。许多人初学伊始，便妄图创出风格，“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往往以任意组合的构架标榜个性，而根本不顾用笔。却不说任意组合是否具有个性，不见笔法的结构犹如一个生命体缺少血的贯通，其生命的有机性与微妙性大大受到创伤。当然，只顾用笔不及结构者同样缺少生命力。故用笔与结构虽各自有其独到的内涵，但两者却须臾不可分离。
结构对用笔的依存，大略可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结构因用笔而具生命意味
结构，是指一个物体的框架。如果我们撇开线质、线形等因素，结构则只是一副骨架，是没有筋、血、肉的。人体之肉生于骨上，筋在肉中，血散布在肉体各个部位。筋、血、肉之不存，骨架必为死骨一具。而书法之筋、血、肉以及骨，皆因用笔而生。自然生命中，骨架由骨与骨相互衔接而成，骨与骨之衔接部位，为关节，关节起身体活动的作用。若关节不能活动，人即如一架不能使动的机器。关节咬合处有韧带、筋脉等，以使肉体连带起来。而血管又使肉体具有整合性，通过心脏的作用，使血管内的血液无时无刻地不在运动之中。书法若不顾及用笔，自然难有筋、骨、血、肉的浑然一体。
2.结构因用笔而贯通
在同样是使用毛笔的前提下，还存在着生命结构是否完善或生命力高下强弱的区分。用笔过于谨严，一板一眼，结构往往如布算；用笔严实而自然，结构灵性充足；用笔粗糙，使转僵直，结构不化。祝允明与徐渭同为明代草书家，都以追求大气、纵逸为目的，但祝书有时用笔多梗，以致粗糙，结构的关节部分转换出现断裂，或强为之力，形成破锋；徐书则大气、纵逸之中用笔结实而使转灵活，故字之关节处很少破锋，自比祝书高明。金农与郑燮皆为扬州八怪中人，同样以隶书的方法写行草，但板桥的许多隶字柜架用笔多简单，成为搭置，造作感明显；冬心先生则在使转时用笔多切入，少提笔换锋，故成古朴。另有如郑郑板桥、伊秉绶同写隶书，但前者用笔有粗糙一面，收笔不藏锋，转折处多换锋少衔接，亦有造作感。伊秉绶则用笔中含，转折处藏锋暗渡，筋血贯通，故成清灵严实。当代书家中多有以篆隶法写行草或将篆隶草化者，但多数因用笔的不够贯通造成结构的做作，这或是步了郑板桥的后尘。
在对结构的古朴、古拙的追求中，对用笔的强调显得尤为重要。汉简、魏碑中有不少用笔拙陋者，如取法不当，必致病态。但汉魏至南北朝碑中确有许多字形古拙而用笔又很严实者，如《张迁碑》、《嵩高灵庙碑》、二爨、《泰山金刚经》等，这些古拙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用笔。如线条的中实，转折处用笔的缓和暗过，起、讫笔的藏与含，运笔的柔和稳重等等。而今人误将古拙为粗糙，为追求古朴而舍弃用笔的完整性，是得不偿失的。
3.点画之间的关系
书法构架，具体到最小的单位，是点画。故所谓结构，指的实际是点画之间的关系处置。而在这些关系中，上下笔的承接与对应及线条的粗细、节奏对应等都因用笔而生。如王羲之《二谢帖》中“谢”字，“讠”挑笔与“身”首笔之间的“似断还连”的牵带与“寸”横画收笔与竖画之间的牵带形成结构上的呼应。再如《得示帖》中“未”下两点的断开使下部结构具有透气感，但这种断开因为笔势上的承接而仍具连带性。首点三角形往右上出尖与下点三角形往左下出尖又恰好弥补上这一空白，并使两点在形态上有所呼应。再如《二谢帖》末“剧”字有两处横向的弧线均有按而提起形成的粗细对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弧线的纯圆性带来的结构上的单调感。即使在没有连带的篆、隶、楷书中，其点画之间的关系仍须有用笔的暗接与呼应。如《张迁碑》中“忠”字，上部“中”下横画中间略上提，形成一凹口，而下“心”字中间一点正好补上这一凹口。再如“外”字，首笔收锋缓和出尖，而一点上呈方形正好与此相对比，另有趣味。许多同类的笔画因不同的提按及粗细、方圆的用笔对比而避免了结构的单调与重复。另外，用笔的稳重、刚柔相济无疑使结构变得庄严肃穆，用笔的灵动使结构变得活泼，故书法的结构是无时无刻不依赖于用笔的。
4.用笔与结字风格
一位书家的风格，有的体现在结字上，有的体现在用笔上，也有的体现在线质上，而更多的则在这几方面同时体现。结字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用笔。我们所知的历代书法大家，他们的结字都有较强烈的个性，而往往独到的结字有独到的用笔。即使在同一书家的作品里，有因用笔的不同而引起结构的不同的(或因结构的不同引起用笔的不同)。如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比其平常所书信札在结构上有更大的变化，这或许是因用笔的相对大气、多顿挫及折笔、运笔的沉实所致。信札用笔则多轻灵婉和，结字也便相对清雅一些。下面兹从用笔特点上分析其对结构风格的影响。
第三章 空间的新秩序：关于“现代书法”
“现代书法”是晚近出现的字眼，而且，它是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介入切切相关的。如果说碑学的兴起是对书法自身发展出现式微的趋势的一种挽救或振兴，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回归传统的话，那么，“现代书法”的出现，却多少受影响于外来文化，或者说，它是东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纪出现碰撞的结果。不论现时对“现代书法”的看法如何，也不论“现代书法”的探索在眼下只处于一种初级的状态，但它的出现与存在，无论从书法发展的角度看，或是从空间形式上去理解，都或多或少地意味着某种必然性。当然，由于眼下的“现代书法”不少以割裂历史为代价，以反对传统为己任，致使其作品滑入非书法的泥沆，这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第一节 关于“现代书法”
一、“现代书法”的涵义
现代书法是书法的发展经历碑帖融合之后，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全方位表现汉字(或类汉字)笔墨空间(线与结构)的书法艺术。它必须有两个前提：一，首先是书法的，即具有用笔、笔势、线质、汉字(或类汉字)字形等抽象因素，以体“道”为目的；二，其次是现代的，即与以往任何形式、流派的表现有所区别，具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书法的现代必须“由内而外”，从书法自身出发追求新的空间秩序，而非“由外而内”，以异族文化改装传统的书法样式。
二、“现代书法”的缘起
“现代书法”并非在中国最早出现，相反却是在日本。日本原本是使用汉字的国度，早在晋初汉字就传到了日本。作为汉字书写的书法艺术，无疑也直接从中国引进。但在历史上，日本自己的书家却并不算多，水平也远不可与中国历史上的书家相提并论。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日本在物质文明上渐渐西化，许多艺术家(包括书法家)的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书法”便是在二战前后在日本首先出现的。据宇野雪村所著《革新书法的发展》一文所载，战败的日本在受美国接管时“强行推行否定书法这一东方艺术、限制汉字、贯彻国粹主义的方针”。“现代书法”的出现与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形势的影响。这些革新的书派后来基本上分为“近代诗文书法”、“少字数·象书”及“前卫书法”等三个流派。
“近代诗文书法”立志于汉字与假名的调和。其创始人之一金子鸥亭认为：“汉字多笔画，而且具直线性。假名则形体简单，呈曲线形。因此，有人根据单纯的视觉判断，错误地认为两者不可调和。汉字和假名虽然本质不同，但只要节奏上配合默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金子鸥亭的观点，汉字与假名的调和，涉及的主要是审美的形式问题，即只要在形式上使汉字、假名默契配合，非一定书写汉字便称书法。假名是日本根据汉字的草书制定的文字，形体相对简单，与汉字在结构上已经异样。“近代诗文”派的立旨，可以看出是形式至上而非素材至上，而从一些作品看，应该承认这种探索是较为成功的。
“少字数·象书”应包括两种类型的创作。一种以表达字意为目的。“例如，写‘鸠’字，应该表现出和平与稳静。而老虎生就凶猛的形体和线条，因此，‘虎’字必须写出与此相似的‘形’。作品中必须反映出为什么非此形状不可，必须反映出它的必然性和妥当性。创作目标为赋予字形以意义。”另一种并非一定以表达字意为目的，而通过形式因素(线、空间)等的渲染，以达到某种视觉效果。“少字数·象书”大多为一字或二、三字，由于字少，必然在空间上造成大、粗、重等效果。
“前卫书法”或可称为“墨象”，“意为‘分不清是字还是画’的书法”。此派认为文字是对书法创作的一个约束，故以破坏字形，甚至不以字为素材。这类探索，似乎已经游离了书法约定俗成的本质规定，属于书法边缘之外的创作了。
中国的现代书法运动，在一开始便出现了立足点的偏移，即不是在书法基础上的现代，而企图以绘画手段改造书法。1985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现代书法展”，即是由一批画家(其中也有善书者)所作的探索作品的汇集。由于多数画家对于书法本体认识与实践的不深刻，使他们对抛弃传统往往在所不惜。于是，企图以“借用”或“照搬”的方式改变传统书法的样式，以达到“新”的视觉效果。这种从绘画或日本“现代书法”中攫取方式、图式或理念的做法，即是我们以上所说的“由外而内”式的改造，实际上根本不能改变书法的前途与命运，相反，让人觉得有些糊闹。首展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的形象化，与日本的“象书”较接近，不过，在视觉上不及“象书”具冲击力；另一类是文字墨线的肌理化处理，通过浓淡墨的不同层次的变化求得外在形态上的“丰富性”。两类作品均有以非毛笔、宣纸、墨汁作为工具材料的，有的以彩代墨，有的以画布代纸，有的甚至是刻字或制作类文字，似乎凡是以非传统类方式创作的都可归为“现代书法”，“现代书法”成了一个包容所。
不过，进入中国文化反思期——90年代的书法探索，原本以绘画手段为本的创作已开始自趋衰落，人们已愈来愈意识到从书法自身出发进行现代探索的重要性。90年代上半期在南京、北京等地相继举办过一些探索展，已在一定意义上与’85首展拉开了距离。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文字形象化的创作可以说销声匿迹，以色彩作背景或以纯绘画手段进行文字表现的作品也已不多见，更多的则是对汉字的支解或脱离，目的在于追求空间上的形式感。虽然以书写性代替绘画性的作品越来越多，但问题仍然存在于对传统的理解与认识上。应该说，从绘画手段过渡到书法手段，这是现代书法探索的由邪归正，但从实际作品而言，与强大的传统书法相比，这类探索似仍显得内涵贫乏，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三、“现代书法”批评
日本的“象书”与中国80年代的“象形”书法，都是以表现汉字字义为目的的。“象书”有两类，一类表现字的抽象涵义，如手岛右卿的“崩坏”、“虚”、“飞”等；另一类表现字的形象实义，如“象”(手岛右卿)，与“象形书法”大致相同，而以表现字义实象为主。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一般都为名词，是对自然物象的勾形描摹，一看字形便知其义。以象形为目的，“象形书法”、“象书”虽非单纯的象形文字，并企图通过形与线的表现力求形式与字义的相同，但也正因为这个前提条件，使其表现手段势必倒向绘画性而非书法性。
象形书法虽然以汉字为素材，以表现汉字为目的，乍一听符合书法的规定，但由于对书法结构的抽象性与点画(线)的书写性的破坏，使其完全离异了作为表现对立统一的生命之道的书法本质。从审美角度讲，文字的象形化探索大大降低了书法的点、线、结构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玄奥性，它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装饰文字实质上没有多少区别，是书法的俗化，因此，“象形书法”是舍本而求末的探索，得不偿失。
以表现字的抽象涵义的另一类“象书”，在线、形上并没有完全走向绘画性而依然有书写性的存留，不过，这种存留与作为体“道”的本质也已不同。譬如说：手岛右卿的“崩坏”，线与形的作用是努力使其表现出物体崩溃毁坏的感觉，故线条的形式实际上与物化无异。“崩坏”的用笔破坏了毛笔的肌体，违背了毛笔“顺理”的本性，而成为粗暴、拙野的破锋痕迹。另一件作品“灵”，则采用了浓、淡墨的变化，以表现“灵”之虚幻。浓、淡墨尽管在外态上具有丰富多彩的墨色美感，但以牺牲线质的刚柔相济的内在美感为代价。实践证明，表现浓、淡墨的肌理效果远比表现刚柔相济的内在美要便易得多。艺术固非完全以难度或技巧比高低，但若是人人能做的事，恐怕是难以称之为艺术品的。
【大同滋味：那一份热气升腾的丰饶美满】
游龙戏凤，是一个不仅在大同广为流传的故事，在经典京剧及多部电影、电视剧中，均对这一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大同的美丽邂逅津津乐道。皇帝爱上民女，本身就颇具戏剧性和想象中的浪漫情境，在一定程度上亦佐证了“大同自古出美女”之说。但我总相信那句“要想征服男人的心，必先征服他的胃”，在这个故事中，大同美食的魅力也不容忽视。想当年，贵为九边重镇之首的大同，一定街市繁华，商贾如云，食肆林立，美食众多，而锦衣玉食、见多识广的皇帝，想必是慕名遍尝了这座拱卫京师的名城重镇的美食，特别是尝过民女李凤姐制作的可口烧麦之后，才对这位心灵手巧、俏丽可人的当垆少女格外动心。很难想象，假如环境糟糕、食物粗鄙，这位据说脾性乖张的皇帝还会有什么好心情。一如我等平民百姓，也总是在味蕾、胃口得到慰藉满足后，才更有闲情雅致，对身边的美好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就像今天，大同人在自豪介绍这座古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同时，一定还会如数家珍般特别推介大同的众多美食。而四海宾朋对此亦感受颇深，就连国外的许多知名媒体，也非常信服地对大同冠以“中国美食名城”的名号。
有幸生活在大同，我的味蕾、胃口也是被诸多美好的大同滋味彻底征服了的，再加上对这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由衷自豪，深深地爱着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关于大同何以餐饮文化发达，人们做过各种分析探究，如大同有古都气派、皇城遗韵；大同自古为民族融合之地，和合气象让各种文化交流并汇；大同明代为军事重镇，清代及近代为商旅名城，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等等。而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外部因素，而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热爱生活的大同人。在寻常的日子里和相对艰困的自然环境中，大同人始终葆有对生活的热情，以及不将就、不苟且的生活态度，看看过去大同人灶台的一尘不染，尝尝今天大同人料理美食的一丝不苟，瞧瞧大同人面对美食时口味的绝不含糊，你就明白，美食在大同真的是一种文化，且源远流长、生生不息。那些寻常的食材，那些粗硬的杂粮，在大同人眼里，都是上天的厚赠，怀着恭谨之情、精益之心、工巧之艺，制作成可口的食物，不负自然，不负生活，让人品出一种别样的丰富味道。今天，当我面对一碗浓香的大同刀削面、一碗爽滑的大同凉粉、一份清简的晋北莜面、一盘软糯的大同炸油糕等，都会满怀欣悦，这就是简约而不简单的大同味道。
在今天，每当面对美好的食物，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父亲就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小时家里生活条件一般，吃饭的嘴也多，但在物质贫乏的日子里，父亲却始终葆有一种特别乐观达观的生活态度，对吃的态度更是从不将就，总能想方设法创造一些小确幸，让平凡的日子透出温暖的光，各种粗食细做也格外用心，比如油炸窝头洒白糖，猪油渣馅的包子等等，让常感肚里缺油水的我也有一种丰腴的幸福感。父亲还特别爱钻研菜谱，常是不厌尝试创新，逢年过节时，更是想方设法让摆得满满的餐桌营造出一种盛大的仪式感。特别是年夜饭，十冷盘十热盘的讲究绝不亚于大饭店的排场，而最后的压轴高潮一定是什锦火锅，擦得锃亮的铜火锅内早已排布满了丰盛的食材，底汤是父亲煮肉的老汤，红亮浓香，里面内容之丰富早已让人垂涎三尺，有大块的牛肉，肥而不腻的烧肉，新炸的丸子，炸过或冻过的豆腐，被父亲叫作金针的黄花菜，以及罐头装的口蘑，还有当时是稀罕物的海参、鱿鱼、虾段，吃着还会有惊喜的发现，有提鲜的海米，爽脆的玉兰片，幼嫩的笋尖等等，天知道父亲有怎样的魔法能变出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让每个年夜的回忆都光彩笼罩宛如童话。当摆在院子里的火锅终于让木炭的火苗蹿升起来，木炭灰飞腾着，在父亲的高声喧喝中摆到桌上，一家人的脸膛都被映得红光满面，吃起来更是畅快淋漓。红火，热烈，丰富，滚烫，醇香，盛大，喧腾，喜悦，融容，团圆，美满，这就是父亲的什锦火锅带给我的永远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于是，长久以来，我一直有着什锦火锅的情结，特别是寒风渐紧的冬日，呼着粗重的白气，裹着一身的寒意，应朋友之约来到一家大同风味的饭店，照例是要来一个老大同什锦火锅的，而户外的天气越冷，吃着的感觉越到位越带劲，就着老酒，直吃得大汗满身，胸胆开张，满口生香，通体舒泰，余味悠长，情深意厚，再回到冬夜里，已是浑身暖意洋洋，备觉大同冬天的凛冽其实竟有一种别样的劲爽。我发现，绝大多数大同人都爱什锦火锅，不知是与大同冬天的寒冷漫长有关，还是由于大同铜器特产的得天独厚，但我想，更多还是与大同人的性情有关吧。前些时，网上有关于什么是“硬菜”的讨论，而大同人待客，一定会把什锦火锅当作待客的硬菜之一，围炉共享，不亦快哉，正体现出大同人性情的火热、爽朗、坦荡、真实、诚挚、包容。
如今，古都灯会已成为大同的经典文化品牌，而在灯会现场，那个高五米、直径三米半，热气升腾、异香弥漫的巨型木炭铜火锅，成为古都灯会的一道亮景。每晚升锅之时，游客都会排起长龙，既为品尝原汁原味的老大同火锅妙味，亦为体验庄重的仪式感和浓郁的传统形态，更为契合心中吉运升腾的愿望。想当初，大家一起溯源大同历史文化，创意推出这个可观可赏可品的大同经典文化载体时，确立了几大原则：采用纯手工传统大同铜火锅，要用木炭烧制，要采用老大同传统什锦火锅的考究内容精心料理，甚至苛求一定要用木架麻绳手工升杆的形式来升起那巨大的锅盖等。于是，当那由数十位大同铜器匠人历时数月一锤一錾纯手工打造的巨型火锅矗立在南城墙下，当展现大同民间传统文化精髓的装料、点火、开锅、起锅、分食仪式庄重古雅呈现，当热气升腾的红火景象映红了新春佳节每个人欢悦开心的笑脸时，在这呵气成冰的冬日，在这万家灯火的佳节，那一碗内容丰富、滋味醇厚的什锦火锅大同味道，滋润温暖了多少人的胃，触动激发了多少人的情。
受此情境感染，自父亲去世后在家中再未点起过的什锦火锅，在春节时，又被我和哥哥姐姐及孩子们一起点燃，当那红彤彤的火苗蹿起，当铜火锅内精彩丰富的内容沸腾，孩子们学着灯会时的吆喝一起高喊：“升锅喽，升锅喽！”在我的眼中，不知是被木炭灰迷了眼还是别的原因，早已热泪盈眶。
游龙戏凤，是一个不仅在大同广为流传的故事，在经典京剧及多部电影、电视剧中，均对这一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大同的美丽邂逅津津乐道。皇帝爱上民女，本身就颇具戏剧性和想象中的浪漫情境，在一定程度上亦佐证了“大同自古出美女”之说。但我总相信那句“要想征服男人的心，必先征服他的胃”，在这个故事中，大同美食的魅力也不容忽视。想当年，贵为九边重镇之首的大同，一定街市繁华，商贾如云，食肆林立，美食众多，而锦衣玉食、见多识广的皇帝，想必是慕名遍尝了这座拱卫京师的名城重镇的美食，特别是尝过民女李凤姐制作的可口烧麦之后，才对这位心灵手巧、俏丽可人的当垆少女格外动心。很难想象，假如环境糟糕、食物粗鄙，这位据说脾性乖张的皇帝还会有什么好心情。一如我等平民百姓，也总是在味蕾、胃口得到慰藉满足后，才更有闲情雅致，对身边的美好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就像今天，大同人在自豪介绍这座古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同时，一定还会如数家珍般特别推介大同的众多美食。而四海宾朋对此亦感受颇深，就连国外的许多知名媒体，也非常信服地对大同冠以“中国美食名城”的名号。
有幸生活在大同，我的味蕾、胃口也是被诸多美好的大同滋味彻底征服了的，再加上对这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由衷自豪，深深地爱着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关于大同何以餐饮文化发达，人们做过各种分析探究，如大同有古都气派、皇城遗韵；大同自古为民族融合之地，和合气象让各种文化交流并汇；大同明代为军事重镇，清代及近代为商旅名城，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等等。而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外部因素，而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热爱生活的大同人。在寻常的日子里和相对艰困的自然环境中，大同人始终葆有对生活的热情，以及不将就、不苟且的生活态度，看看过去大同人灶台的一尘不染，尝尝今天大同人料理美食的一丝不苟，瞧瞧大同人面对美食时口味的绝不含糊，你就明白，美食在大同真的是一种文化，且源远流长、生生不息。那些寻常的食材，那些粗硬的杂粮，在大同人眼里，都是上天的厚赠，怀着恭谨之情、精益之心、工巧之艺，制作成可口的食物，不负自然，不负生活，让人品出一种别样的丰富味道。今天，当我面对一碗浓香的大同刀削面、一碗爽滑的大同凉粉、一份清简的晋北莜面、一盘软糯的大同炸油糕等，都会满怀欣悦，这就是简约而不简单的大同味道。
在今天，每当面对美好的食物，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父亲就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小时家里生活条件一般，吃饭的嘴也多，但在物质贫乏的日子里，父亲却始终葆有一种特别乐观达观的生活态度，对吃的态度更是从不将就，总能想方设法创造一些小确幸，让平凡的日子透出温暖的光，各种粗食细做也格外用心，比如油炸窝头洒白糖，猪油渣馅的包子等等，让常感肚里缺油水的我也有一种丰腴的幸福感。父亲还特别爱钻研菜谱，常是不厌尝试创新，逢年过节时，更是想方设法让摆得满满的餐桌营造出一种盛大的仪式感。特别是年夜饭，十冷盘十热盘的讲究绝不亚于大饭店的排场，而最后的压轴高潮一定是什锦火锅，擦得锃亮的铜火锅内早已排布满了丰盛的食材，底汤是父亲煮肉的老汤，红亮浓香，里面内容之丰富早已让人垂涎三尺，有大块的牛肉，肥而不腻的烧肉，新炸的丸子，炸过或冻过的豆腐，被父亲叫作金针的黄花菜，以及罐头装的口蘑，还有当时是稀罕物的海参、鱿鱼、虾段，吃着还会有惊喜的发现，有提鲜的海米，爽脆的玉兰片，幼嫩的笋尖等等，天知道父亲有怎样的魔法能变出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让每个年夜的回忆都光彩笼罩宛如童话。当摆在院子里的火锅终于让木炭的火苗蹿升起来，木炭灰飞腾着，在父亲的高声喧喝中摆到桌上，一家人的脸膛都被映得红光满面，吃起来更是畅快淋漓。红火，热烈，丰富，滚烫，醇香，盛大，喧腾，喜悦，融容，团圆，美满，这就是父亲的什锦火锅带给我的永远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于是，长久以来，我一直有着什锦火锅的情结，特别是寒风渐紧的冬日，呼着粗重的白气，裹着一身的寒意，应朋友之约来到一家大同风味的饭店，照例是要来一个老大同什锦火锅的，而户外的天气越冷，吃着的感觉越到位越带劲，就着老酒，直吃得大汗满身，胸胆开张，满口生香，通体舒泰，余味悠长，情深意厚，再回到冬夜里，已是浑身暖意洋洋，备觉大同冬天的凛冽其实竟有一种别样的劲爽。我发现，绝大多数大同人都爱什锦火锅，不知是与大同冬天的寒冷漫长有关，还是由于大同铜器特产的得天独厚，但我想，更多还是与大同人的性情有关吧。前些时，网上有关于什么是“硬菜”的讨论，而大同人待客，一定会把什锦火锅当作待客的硬菜之一，围炉共享，不亦快哉，正体现出大同人性情的火热、爽朗、坦荡、真实、诚挚、包容。
如今，古都灯会已成为大同的经典文化品牌，而在灯会现场，那个高五米、直径三米半，热气升腾、异香弥漫的巨型木炭铜火锅，成为古都灯会的一道亮景。每晚升锅之时，游客都会排起长龙，既为品尝原汁原味的老大同火锅妙味，亦为体验庄重的仪式感和浓郁的传统形态，更为契合心中吉运升腾的愿望。想当初，大家一起溯源大同历史文化，创意推出这个可观可赏可品的大同经典文化载体时，确立了几大原则：采用纯手工传统大同铜火锅，要用木炭烧制，要采用老大同传统什锦火锅的考究内容精心料理，甚至苛求一定要用木架麻绳手工升杆的形式来升起那巨大的锅盖等。于是，当那由数十位大同铜器匠人历时数月一锤一錾纯手工打造的巨型火锅矗立在南城墙下，当展现大同民间传统文化精髓的装料、点火、开锅、起锅、分食仪式庄重古雅呈现，当热气升腾的红火景象映红了新春佳节每个人欢悦开心的笑脸时，在这呵气成冰的冬日，在这万家灯火的佳节，那一碗内容丰富、滋味醇厚的什锦火锅大同味道，滋润温暖了多少人的胃，触动激发了多少人的情。
受此情境感染，自父亲去世后在家中再未点起过的什锦火锅，在春节时，又被我和哥哥姐姐及孩子们一起点燃，当那红彤彤的火苗蹿起，当铜火锅内精彩丰富的内容沸腾，孩子们学着灯会时的吆喝一起高喊：“升锅喽，升锅喽！”在我的眼中，不知是被木炭灰迷了眼还是别的原因，早已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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