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多了思想自然改变

现代人动不动就说古代知县是“七品芝麻官”，说这话的时候还一脸的不屑。其实你知道吗，在清朝时期，要当上一名知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数读书人穷尽一生，都没过一把“县太爷”的瘾。

清朝时期，一个普通人要当上知县，通常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走科举考试之路，这是“正途”。第二种是走花钱捐纳、保举之路，被称之为“异途”。

先来看第一种正途。

清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沿袭明朝制度，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三大关口。闯过童生试关口，获得秀才功名；闯过乡试关口，获得举人功名；闯过会试关口，获得进士功名。

这三大关口有多难？这样说吧，大名鼎鼎的曾国藩，22岁才获得秀才功名；大名鼎鼎的郑板桥40岁才考中举人；大名鼎鼎的左宗棠，一辈子都没考中进士。你确定自己比上述3位更厉害？

从理论上来说，获得举人功名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但实际上只有获得进士功名后，才有资格被分配到地方上任职知县。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国家急需人才的话，左宗棠连做知县的资格都没有。

再来看第二种异途。

这一种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花钱买官”。你也不要以为，随便掏几十几百两银子就能买上一个知县当。要想当一名“县太爷”，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在清朝末期，捐纳一名知县的价格约为4600两银子。

这是什么概念呢？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清朝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年收入是32两银子，支出是35两银子。4600两银子足够131个这样的家庭一年开支。

清朝一品大员的年俸为180两银子。4600两银子能给25个一品大员发工资。

所以，一般的小康家庭根本拿不出这一大笔钱来买官。只有那些富得流油的家庭，才能一掷千金，买一个知县当当。

然而，不管是通过科举考试正途，还是花钱捐纳异途，都只是获得当官的资格，而要将这种资格兑现，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排队候选，等待“出缺”。

清朝时期，为了防止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对官职进行定额，即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当官员去职或死亡时，这个职位才会空缺出来，称之为“出缺”。一个职位“出缺”，就补上一名候选官员。

据统计，全国有约1500个知县职位，而每3年一次的会试就会诞生200多名进士。再加上每6年一次的大挑考试，以及不定时举行的恩科考试，也有竞争者源源不断地涌入候选队伍。此外，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花钱捐纳者。竞争之激烈，就可想而知了。

郑板桥44岁考中进士，中二甲第八十八名，比曾国藩的成绩还好（三甲第四十二名）。然而郑板桥在京城等了一年，还没等到朝廷分配，不得不怅然回到家乡。5年后，郑板桥再次入京，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礼遇。在慎郡王允禧的举荐下，才于第二年外放到范县做县令。

这时候，郑板桥已经50岁高龄了。

郑板桥还算运气好的，他只候选了6、7年时间。一位叫唐崧甫的人，候补了20多年；一位叫刘黎阁的人，则候补了26年。甚至还有运气不好的人，到死都没有等到任职的这一天。一个叫王竹的人，候补了20年，穷得脸无肉像，好不容易等来了荆溪县令，却在得到消息4天后病死了。

再说一个花钱捐纳的故事。

在咸丰年间，有一个叫杜凤治的考生，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他在屡试不第后，参加了6年一次的大挑，被挑了二等，只能出任教职。杜凤治心有不甘，一心想当知县。怎么呢？他索性花钱买了一个候补知县，然后留在京城静候佳音。

这一等就是10多年，到同治年间，终于传出好消息，被分配到广东广宁县做知县。

可是，杜凤治并没有马上出发，在京城又呆了4个多月。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在京城住了这10多年，已经耗尽财产，穷得叮当响，连赴任的盘缠都没有了。

好在有精明的商人，专门向他这种赴任官员借钱，收取利息。杜凤治借了一大笔钱，支付了迎来送往的各项开支，这才走马上任。上任时，他已经连本带利欠下1万多两银子的巨额债务。

广宁知县年俸为45两银子，养廉银为1500两银子，这意味着，杜凤治要不吃不喝6年，才能偿还这笔巨债。

对于这些债务缠身的“县太爷”来说，从地方搜刮民脂民膏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