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粥屋连续5天为近万人送上热饭# 【百家姓·爱心粥：暴雨后成中转站，24小时不间断，连续5天为近万人送上热饭】“真是对不起大家，因为物资需要优先供给咱们河南的受灾地区，今天准备的东西不多，但我们尽量保证让大家都吃饱！”
7月27日凌晨4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一家“姓氏粥铺”的灯悄悄亮起。打开锁，穿上红马甲，几个志愿者在厨房开始忙碌了起来。几百个馒头摆上蒸笼，一盆米淘洗干净下锅，茄子土豆切块大火爆炒，再加热一锅煮好的茶叶蛋……一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清晨五点半，粥铺外台阶上，环卫工、保安、孤寡老人……坐等的人群已经排起了长龙，台阶上放着两盆用来洗手的水。志愿者把早餐摆好后告诉大家，因为物资优先供给灾区和救援人员，今天粥菜可以再添，但馒头和茶叶蛋可能不太够，说完带着歉意和对爱心资助企业、人士的谢意深深鞠了一躬。
安静的人群中响起了掌声。
5天为近万人次送去热饭
“百家姓·爱心粥，就是为老百姓送上一碗粥的爱心”。在厨房掌勺，从4点忙碌到6点半，这间“百家姓·爱心粥”的发起人之一、志愿者张清才抽出空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从2020年9月21日开张起到7月27日为止，这间粥铺已经累计奉粥308天了。粥铺并不售卖任何商品，只白天开门，在清晨免费发放早餐，其余时间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从7月21日至26日，这里由供应免费早餐转变为24小时不间断煮粥、送餐。
“暴雨过后，为了给郑州市内和周边地区送热菜热汤，我们志愿者连夜去敲商家的门买了八个铁皮桶送过来”，张清说。
“最早是在群里看到消息，儿童福利院紧缺物资。”志愿者王瑞瑞说，7月21日，粥铺得知消息时组织志愿者买了一些面包、矿泉水等物资准备送过去，但是了解情况后发现那里的孩子更缺热汤热饭。于是加急熬了600份花生白米粥送到了福利院。
“求助信息太多了，每天都要熬上几大锅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份的粥，哪里说要我们就直接装车送过去。”荥阳镇汜水镇、建业总部港、百花路消防队、东区几百名环卫工，建业总部港、周边救援队、华北水利学院160名武警官兵……几天时间内，粥铺累计为近万人次送去了热乎乎的馍菜汤。
“本来我们每天早上熬的都是白米粥，但这些天花生绿豆这些料我们都往粥里加得足足的。”张清说，送粥到现场，救援人员的辛苦和对于能吃上热饭的开心也让志愿者们动容，“他们接到热粥热菜时候的那种感动，你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我们只是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做了一些小事。”张清觉得，一碗热粥虽小，却能暖人心。能让在为郑州、为河南灾情做贡献的救援人员，以及受灾群众们知道，有很多人都在心系他们的温饱和安危。
中转捐赠上百万爱心物资
灾情期间，许许多多的物资也从四面八方送到了粥铺。
送过来的，有爱心企业捐赠的上百箱的米面粮油矿泉水，也有周围的居民和志愿者你一箱我一提拎过来的水果蔬菜。
“我们这里变成了一个爱心中转站。”张清说，粥铺很多时候没有能力去运送大批量的物资，但是可以为一些企业和爱心人士提供存放物资的场地。这里传递的不仅是物资，更是爱心。
粥铺的一块儿白板上，公示着7月26日的捐款捐物明细：花生米2包、油两桶、木耳一包、红包接龙3476元……王瑞瑞每天都会对数据进行手写更新。
“心意并不在于钱和物的多少”，张清说。
李大姐是这条街道附近的公厕管理员，每个月收入2600元。在刚到粥铺就餐的时候，执意要给粥铺捐款100元，张清感动的拒绝了她。“他不收我就站在那儿不走，一直说”，李大姐告诉正观新闻记者。最后张清收下了50元的捐款，现在李大姐还时不时在志愿者群中参与红包爱心接龙，每天献出一点爱心。
驰援河南的志愿者也从这里走过。7月25日，一批带了赈灾物资，从山东而来的大学生求助，称有7名男生还没有找到住宿地点，张清收到消息之后，将这些学生带回了自己的工作室安顿了一晚。“第二天他们走时给我发了消息，我回去看发现屋子被收拾的很干净”，张清说。
而粥铺的发起人之一、国奥电梯董事长满乐，7月21日晚，连夜冒着大雨赶往荥阳捐助救灾物资，一直忙到深夜才把全部物资交给荥阳市应急管理局，并直接组建了大卡车车队，在7月23日到25日，运送物资深入了救灾前线。从郑州、新乡、荥阳到周口，平均每天行驶2500公里，总共捐赠了164万余元救灾物资。
数千名志愿者自发服务
“至今，来粥屋帮忙的志愿者累计已经超过五千人，但大多数人我们其实都不认识”，张清说。
人手紧缺时，在粥屋的志愿者会把需要人的消息发在朋友圈内或者各个志愿者群中，“每次来的人都特别多”，7月27日当天，有志愿者驱车半小时赶来粥铺帮忙。
王瑞瑞告诉记者，7月23日那天需要为东区环卫工人和建业总部港提供上千份粥菜，由于菜量太大屋里摆不开，就直接将桌子搬到门外准备。急需洗菜切菜和搬运物资的人手，朋友圈发出消息后，许多志愿者纷纷赶来，“路过的保洁、环卫工甚至路人，那天看到粥铺在忙，很多都自发加入了进来。”
提起那天的情形，张清依旧很感动：“很多路人直接穿上志愿者马甲就加入了进来，自己找活干，洗菜、切菜，菜快没了就有人去周边超市转悠，买了又补上，干完活之后又一声不响的走了。当天因为忙乱，晚上清点时发现少了几件马甲，第二天又有人陆续给送回来。”
在这里吃早饭的人，也常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五十多岁的康大叔是附近的环卫工，7月27日清早在粥铺吃完早餐后，留下来麻利的收拾起了桌椅板凳。“他经常会留在最后帮忙收拾”，张清告诉记者。“不干活就吃饭心里不踏实”，康大叔说。
7月26日晚，有爱心人士送来了五百件水和几千个纸杯的物资，7月27日一早需要人手和车辆将其运送至周口市扶沟县。洵润公司总经理李女士看到消息后，立刻组织了五六个员工，带着两辆运货车过来帮忙搬水运货。李女士表示，自己公司也是经营水的，灾情期间已经将整个仓库几千件的水都捐了出去，来这里帮忙，也是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
“希望经过这次灾情，我们每一个平凡人作出的微小努力汇聚起来，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郑州，有一种精神，叫奉献快乐；有一种温度，叫一碗爱心粥；有一种感动，叫信任”，张清告诉记者。
7月27日中午，一家重庆的企业辗转联系到了粥铺，表示希望捐赠近八百件水和一千斤挂面。这批物资数量不少，粥铺无法承担运送，张清忙着在手机里询问河南哪个地区有需要，最后帮助其和新密市超化镇救灾点成功对接。
当天下午，又有爱心人士将五百多斤大米送到了粥屋。志愿者们清点和安放后，在7月28日一早就启程将这些物资送往了新乡卫辉一些食物告急、打电话求助的村庄里去。“不能让饿着”，留下少数粮食后，他们把粥屋里其余能吃的全都带上了。（正观新闻记者 古晨茜）#洞见计划#
7月27日凌晨4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一家“姓氏粥铺”的灯悄悄亮起。打开锁，穿上红马甲，几个志愿者在厨房开始忙碌了起来。几百个馒头摆上蒸笼，一盆米淘洗干净下锅，茄子土豆切块大火爆炒，再加热一锅煮好的茶叶蛋……一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清晨五点半，粥铺外台阶上，环卫工、保安、孤寡老人……坐等的人群已经排起了长龙，台阶上放着两盆用来洗手的水。志愿者把早餐摆好后告诉大家，因为物资优先供给灾区和救援人员，今天粥菜可以再添，但馒头和茶叶蛋可能不太够，说完带着歉意和对爱心资助企业、人士的谢意深深鞠了一躬。
安静的人群中响起了掌声。
5天为近万人次送去热饭
“百家姓·爱心粥，就是为老百姓送上一碗粥的爱心”。在厨房掌勺，从4点忙碌到6点半，这间“百家姓·爱心粥”的发起人之一、志愿者张清才抽出空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从2020年9月21日开张起到7月27日为止，这间粥铺已经累计奉粥308天了。粥铺并不售卖任何商品，只白天开门，在清晨免费发放早餐，其余时间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从7月21日至26日，这里由供应免费早餐转变为24小时不间断煮粥、送餐。
“暴雨过后，为了给郑州市内和周边地区送热菜热汤，我们志愿者连夜去敲商家的门买了八个铁皮桶送过来”，张清说。
“最早是在群里看到消息，儿童福利院紧缺物资。”志愿者王瑞瑞说，7月21日，粥铺得知消息时组织志愿者买了一些面包、矿泉水等物资准备送过去，但是了解情况后发现那里的孩子更缺热汤热饭。于是加急熬了600份花生白米粥送到了福利院。
“求助信息太多了，每天都要熬上几大锅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份的粥，哪里说要我们就直接装车送过去。”荥阳镇汜水镇、建业总部港、百花路消防队、东区几百名环卫工，建业总部港、周边救援队、华北水利学院160名武警官兵……几天时间内，粥铺累计为近万人次送去了热乎乎的馍菜汤。
“本来我们每天早上熬的都是白米粥，但这些天花生绿豆这些料我们都往粥里加得足足的。”张清说，送粥到现场，救援人员的辛苦和对于能吃上热饭的开心也让志愿者们动容，“他们接到热粥热菜时候的那种感动，你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我们只是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做了一些小事。”张清觉得，一碗热粥虽小，却能暖人心。能让在为郑州、为河南灾情做贡献的救援人员，以及受灾群众们知道，有很多人都在心系他们的温饱和安危。
中转捐赠上百万爱心物资
灾情期间，许许多多的物资也从四面八方送到了粥铺。
送过来的，有爱心企业捐赠的上百箱的米面粮油矿泉水，也有周围的居民和志愿者你一箱我一提拎过来的水果蔬菜。
“我们这里变成了一个爱心中转站。”张清说，粥铺很多时候没有能力去运送大批量的物资，但是可以为一些企业和爱心人士提供存放物资的场地。这里传递的不仅是物资，更是爱心。
粥铺的一块儿白板上，公示着7月26日的捐款捐物明细：花生米2包、油两桶、木耳一包、红包接龙3476元……王瑞瑞每天都会对数据进行手写更新。
“心意并不在于钱和物的多少”，张清说。
李大姐是这条街道附近的公厕管理员，每个月收入2600元。在刚到粥铺就餐的时候，执意要给粥铺捐款100元，张清感动的拒绝了她。“他不收我就站在那儿不走，一直说”，李大姐告诉正观新闻记者。最后张清收下了50元的捐款，现在李大姐还时不时在志愿者群中参与红包爱心接龙，每天献出一点爱心。
驰援河南的志愿者也从这里走过。7月25日，一批带了赈灾物资，从山东而来的大学生求助，称有7名男生还没有找到住宿地点，张清收到消息之后，将这些学生带回了自己的工作室安顿了一晚。“第二天他们走时给我发了消息，我回去看发现屋子被收拾的很干净”，张清说。
而粥铺的发起人之一、国奥电梯董事长满乐，7月21日晚，连夜冒着大雨赶往荥阳捐助救灾物资，一直忙到深夜才把全部物资交给荥阳市应急管理局，并直接组建了大卡车车队，在7月23日到25日，运送物资深入了救灾前线。从郑州、新乡、荥阳到周口，平均每天行驶2500公里，总共捐赠了164万余元救灾物资。
数千名志愿者自发服务
“至今，来粥屋帮忙的志愿者累计已经超过五千人，但大多数人我们其实都不认识”，张清说。
人手紧缺时，在粥屋的志愿者会把需要人的消息发在朋友圈内或者各个志愿者群中，“每次来的人都特别多”，7月27日当天，有志愿者驱车半小时赶来粥铺帮忙。
王瑞瑞告诉记者，7月23日那天需要为东区环卫工人和建业总部港提供上千份粥菜，由于菜量太大屋里摆不开，就直接将桌子搬到门外准备。急需洗菜切菜和搬运物资的人手，朋友圈发出消息后，许多志愿者纷纷赶来，“路过的保洁、环卫工甚至路人，那天看到粥铺在忙，很多都自发加入了进来。”
提起那天的情形，张清依旧很感动：“很多路人直接穿上志愿者马甲就加入了进来，自己找活干，洗菜、切菜，菜快没了就有人去周边超市转悠，买了又补上，干完活之后又一声不响的走了。当天因为忙乱，晚上清点时发现少了几件马甲，第二天又有人陆续给送回来。”
在这里吃早饭的人，也常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五十多岁的康大叔是附近的环卫工，7月27日清早在粥铺吃完早餐后，留下来麻利的收拾起了桌椅板凳。“他经常会留在最后帮忙收拾”，张清告诉记者。“不干活就吃饭心里不踏实”，康大叔说。
7月26日晚，有爱心人士送来了五百件水和几千个纸杯的物资，7月27日一早需要人手和车辆将其运送至周口市扶沟县。洵润公司总经理李女士看到消息后，立刻组织了五六个员工，带着两辆运货车过来帮忙搬水运货。李女士表示，自己公司也是经营水的，灾情期间已经将整个仓库几千件的水都捐了出去，来这里帮忙，也是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
“希望经过这次灾情，我们每一个平凡人作出的微小努力汇聚起来，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郑州，有一种精神，叫奉献快乐；有一种温度，叫一碗爱心粥；有一种感动，叫信任”，张清告诉记者。
7月27日中午，一家重庆的企业辗转联系到了粥铺，表示希望捐赠近八百件水和一千斤挂面。这批物资数量不少，粥铺无法承担运送，张清忙着在手机里询问河南哪个地区有需要，最后帮助其和新密市超化镇救灾点成功对接。
当天下午，又有爱心人士将五百多斤大米送到了粥屋。志愿者们清点和安放后，在7月28日一早就启程将这些物资送往了新乡卫辉一些食物告急、打电话求助的村庄里去。“不能让饿着”，留下少数粮食后，他们把粥屋里其余能吃的全都带上了。（正观新闻记者 古晨茜）#洞见计划#
#西周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1.地缘的结构性失衡
周王朝发轫于关中，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殷商和亲商诸侯之后，建立起幅员辽阔、多元复杂的全新国家，巨大的版图让新生的周王朝面临了前代无法想象的复杂局面。
从地理上看，西周版图可大致分为两个主要地理单元：三门峡以西的关中平原称为西土，三门峡以东是广阔的东国。西土是周的基本盘，公亶父、季历、西伯昌、武王的多代经营整合让周王朝在这里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动员力，共同灭商的历史记忆也促使关中平原内的诸多文化加速融合；而在东国地区，殷商的遗民、面貌迥异的各类土著文化让这里的局势异常复杂，周采用了和关中地区不同的分封策略镇抚东国。
从西周早中期的历史发展来看，由周公召公开始的“分陕之策”不得不说异常成功，东国诸侯的周化进程迅速，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术和方国间的政治平衡让曾经令殷商走上末路的东国震荡始终可控。向南方的扩展也多次打击淮夷，让强大一时淮夷集团始终分裂。但是在这其中就蕴藏着周王朝的地缘性危机：东方扩张政策+东方分封政策的结果是，在周王朝的扩张中收取实利（土地+人口）的往往是东方诸侯，周天子除了获得一些战利品和诸侯的忠诚之外，关中大本营并不能获得多少实际利益。
在西周中期的扩张减速之后，西周的统治者才意识到，周王朝在东国的扩张并无法实质上增强自身的实力，而在这个时期，西周西部边境对于犬戎的防御陡然加大，周王朝必须独自面对越发强悍的敌人，而在西周前期的扩张中毫无收获的西部诸侯则开始和敌人互通款曲，试图两头获利。
对于此时的周王朝来说，补救似乎为时未晚，厉王、宣王两代消灭了南方强大的噩国，试图在噩国旧土上封建南申分化西方强邻申国，并重新将南部建设为天子的基地。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三门峡地区对于西周王朝的重要性，令忠于王室的虢伯在此地建立了新的虢。然而，垂垂老矣的西周终于在一次战略误判中遭受了对戎作战以来最大的失败——太子、申侯和犬戎里应外合，杀死了幽王，令关中沦陷。
而西周脆弱的地缘结构也让关中沦陷之后，周王朝无法再收复家乡，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得不蜗居于成周等待死亡的最终来临。总之，东西分陕的地缘结构让周王朝负担过重，在只能充分控制关中基地的同时，又必须在东西单元都负担天子专征专伐的义务。这样的矛盾导致天子不得不过度汲取关中地区的资源，导致关中的社会矛盾激化。
2.政治和财政的失衡
在成王二次东征获得成功后，远古以来华夏大地上万邦并立的历史结束，大量古来有之的东方氏族在军事征服和移民潮水的冲击下解体，传统的血缘-地域结合的政治模式被冲涤殆尽。为了实现新形势下对广阔领土和参差百姓的统治，同时削弱殷商遗民的反抗力量，以周天子、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等为代表的西周早期统治者采取封地授民的分封策略。新的封国中，不同血缘的属民杂处，自然形成了以君臣关系为纽带的全新政治结构，影响至今的官僚政治拉开序幕。
握文字案牍的殷商贵族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依附于西周军事贵族，形成世袭官僚，通过文书系统协助周王朝进行高效统治，促使西周政治体制向成熟国家转型：在史墙盘的铭文中，史墙的高祖可能就是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从武王时，史氏氏族就担任周王朝的史馆职事，在周王朝的扩张中，史氏族也不断获利。
可见，西周政治的官僚化对于周人和商人来说无疑是双赢的。与官僚化这样早熟政治进程同时产生的，是西周政治和财政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商周时期经济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发展阶段，商品市场和货币支付要么极度落后，要么根本没有出现。同时，虽然原始氏族集团已经解体，但是生产的基本单位——邑依然由血缘家族主导，零散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即便已经出现，也依然不够普遍，赋税这样先进的国家财政政策显然是无法建立的。
而西周的政治体制需要供养空前庞大的统治机构， 和氏族时代相比，这样的统治结构产生了财政需求。没有商品市场，没有零散自耕农，政府就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空前的财政需求和落后的财政环境向周王朝的统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更加先进的秩禄制度也因此至少要在战国时期才能建立起来。西周统治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向官僚提供采邑，官僚通过控制采邑获得收入，而周王朝则通过采邑的分配控制官僚。
通过赐予可回收的采邑，周王朝建立起了高效的官僚政治，而这样的财政系统也潜藏着许多危机。
首先，是王朝官僚的腐败。缺乏监督、还保有采邑的官僚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对西周赖以生存的国人基础造成了破坏。牧簋铭文出名地古奥难训，但是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周天子（可能是孝王）对这位叫牧的贵族的册命中，周天子痛陈官僚们的腐败，不遵循贤王的美德（不用先王乍井），暴虐百姓，刑罚泛滥（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邻），以至于天子任命专门管理贵族官僚的司士，可见天子对于腐败的官僚系统已经管理无力。这样的官僚系统，是无法让周王朝长治久安的。
第二，分封出去的采邑可能很难收回，建立在采邑封赐基础上的王朝财政基础在西周中后期名存实亡。吴虎鼎铭文中，在宣王十八年，宣王重申了厉王时代的一次采邑转封，假设厉王的命令是在执政的最后一年的颁布，宣王的18年加上共和行政的14年，在至少共计32年时间里这次转封都未能实现。32年就是一代半人，这样长的时间里原本应当属于天子支配的土地都无法正常流转。可见在西周后期天子对于采邑的支配已经逐渐淡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官僚系统在私吞土地之后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性，磨刀霍霍的官僚官族为肢解西周做好了准备。
第三，周王室获取新土地的能力下降。在西周中后期，西周王朝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新扩张的土地往往被赠予王畿外部的诸侯，天子的地盘始终局限于关中地区，原有的王畿被官僚们不断吞食，而天子又没有新的土地补充。在不断扩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天子的财富已经捉襟见肘，采邑财政最终彻底破产。厉王试图通过山泽专利获得新的财政来源，这样的努力在“国人暴动”中失败，厉王也被赶出王畿，称为后代万世的笑柄。在席卷关中的犬戎之乱中，官僚大夫们只关注自己的财富和家族，不再团结在周王朝周围，甚至助纣为虐，分食了西周最后的基本盘。
3.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失衡
在西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也在不断掏空周王朝这只巨兽。西周中期，懿王死后并没有遵循西周嫡长子继承的传统继承方式，其弟孝王即天子位，而孝王死后，在诸侯的帮助下，本该继懿王位的太子夷王即位。这次继承危机不禁让人想起动摇商王朝统治根基的中商“九世之乱”，在《史记》中记载的“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无疑在向我们昭示西周中期这次继承风波中地方诸侯对于天子继承的干涉。
在天灾人祸的推动下，西周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在执政第十一年，幽王召集军队征讨西方窝藏废太子宜臼的申国，当他指挥着大军离开宗周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他将无法再回到祖先的宗庙中向烈烈祖先报告自己的胜利，而传奇的西周也将在这次出征后突然暴毙。
1.地缘的结构性失衡
周王朝发轫于关中，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殷商和亲商诸侯之后，建立起幅员辽阔、多元复杂的全新国家，巨大的版图让新生的周王朝面临了前代无法想象的复杂局面。
从地理上看，西周版图可大致分为两个主要地理单元：三门峡以西的关中平原称为西土，三门峡以东是广阔的东国。西土是周的基本盘，公亶父、季历、西伯昌、武王的多代经营整合让周王朝在这里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动员力，共同灭商的历史记忆也促使关中平原内的诸多文化加速融合；而在东国地区，殷商的遗民、面貌迥异的各类土著文化让这里的局势异常复杂，周采用了和关中地区不同的分封策略镇抚东国。
从西周早中期的历史发展来看，由周公召公开始的“分陕之策”不得不说异常成功，东国诸侯的周化进程迅速，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术和方国间的政治平衡让曾经令殷商走上末路的东国震荡始终可控。向南方的扩展也多次打击淮夷，让强大一时淮夷集团始终分裂。但是在这其中就蕴藏着周王朝的地缘性危机：东方扩张政策+东方分封政策的结果是，在周王朝的扩张中收取实利（土地+人口）的往往是东方诸侯，周天子除了获得一些战利品和诸侯的忠诚之外，关中大本营并不能获得多少实际利益。
在西周中期的扩张减速之后，西周的统治者才意识到，周王朝在东国的扩张并无法实质上增强自身的实力，而在这个时期，西周西部边境对于犬戎的防御陡然加大，周王朝必须独自面对越发强悍的敌人，而在西周前期的扩张中毫无收获的西部诸侯则开始和敌人互通款曲，试图两头获利。
对于此时的周王朝来说，补救似乎为时未晚，厉王、宣王两代消灭了南方强大的噩国，试图在噩国旧土上封建南申分化西方强邻申国，并重新将南部建设为天子的基地。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三门峡地区对于西周王朝的重要性，令忠于王室的虢伯在此地建立了新的虢。然而，垂垂老矣的西周终于在一次战略误判中遭受了对戎作战以来最大的失败——太子、申侯和犬戎里应外合，杀死了幽王，令关中沦陷。
而西周脆弱的地缘结构也让关中沦陷之后，周王朝无法再收复家乡，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得不蜗居于成周等待死亡的最终来临。总之，东西分陕的地缘结构让周王朝负担过重，在只能充分控制关中基地的同时，又必须在东西单元都负担天子专征专伐的义务。这样的矛盾导致天子不得不过度汲取关中地区的资源，导致关中的社会矛盾激化。
2.政治和财政的失衡
在成王二次东征获得成功后，远古以来华夏大地上万邦并立的历史结束，大量古来有之的东方氏族在军事征服和移民潮水的冲击下解体，传统的血缘-地域结合的政治模式被冲涤殆尽。为了实现新形势下对广阔领土和参差百姓的统治，同时削弱殷商遗民的反抗力量，以周天子、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等为代表的西周早期统治者采取封地授民的分封策略。新的封国中，不同血缘的属民杂处，自然形成了以君臣关系为纽带的全新政治结构，影响至今的官僚政治拉开序幕。
握文字案牍的殷商贵族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依附于西周军事贵族，形成世袭官僚，通过文书系统协助周王朝进行高效统治，促使西周政治体制向成熟国家转型：在史墙盘的铭文中，史墙的高祖可能就是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从武王时，史氏氏族就担任周王朝的史馆职事，在周王朝的扩张中，史氏族也不断获利。
可见，西周政治的官僚化对于周人和商人来说无疑是双赢的。与官僚化这样早熟政治进程同时产生的，是西周政治和财政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商周时期经济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发展阶段，商品市场和货币支付要么极度落后，要么根本没有出现。同时，虽然原始氏族集团已经解体，但是生产的基本单位——邑依然由血缘家族主导，零散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即便已经出现，也依然不够普遍，赋税这样先进的国家财政政策显然是无法建立的。
而西周的政治体制需要供养空前庞大的统治机构， 和氏族时代相比，这样的统治结构产生了财政需求。没有商品市场，没有零散自耕农，政府就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空前的财政需求和落后的财政环境向周王朝的统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更加先进的秩禄制度也因此至少要在战国时期才能建立起来。西周统治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向官僚提供采邑，官僚通过控制采邑获得收入，而周王朝则通过采邑的分配控制官僚。
通过赐予可回收的采邑，周王朝建立起了高效的官僚政治，而这样的财政系统也潜藏着许多危机。
首先，是王朝官僚的腐败。缺乏监督、还保有采邑的官僚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对西周赖以生存的国人基础造成了破坏。牧簋铭文出名地古奥难训，但是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周天子（可能是孝王）对这位叫牧的贵族的册命中，周天子痛陈官僚们的腐败，不遵循贤王的美德（不用先王乍井），暴虐百姓，刑罚泛滥（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邻），以至于天子任命专门管理贵族官僚的司士，可见天子对于腐败的官僚系统已经管理无力。这样的官僚系统，是无法让周王朝长治久安的。
第二，分封出去的采邑可能很难收回，建立在采邑封赐基础上的王朝财政基础在西周中后期名存实亡。吴虎鼎铭文中，在宣王十八年，宣王重申了厉王时代的一次采邑转封，假设厉王的命令是在执政的最后一年的颁布，宣王的18年加上共和行政的14年，在至少共计32年时间里这次转封都未能实现。32年就是一代半人，这样长的时间里原本应当属于天子支配的土地都无法正常流转。可见在西周后期天子对于采邑的支配已经逐渐淡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官僚系统在私吞土地之后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性，磨刀霍霍的官僚官族为肢解西周做好了准备。
第三，周王室获取新土地的能力下降。在西周中后期，西周王朝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新扩张的土地往往被赠予王畿外部的诸侯，天子的地盘始终局限于关中地区，原有的王畿被官僚们不断吞食，而天子又没有新的土地补充。在不断扩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天子的财富已经捉襟见肘，采邑财政最终彻底破产。厉王试图通过山泽专利获得新的财政来源，这样的努力在“国人暴动”中失败，厉王也被赶出王畿，称为后代万世的笑柄。在席卷关中的犬戎之乱中，官僚大夫们只关注自己的财富和家族，不再团结在周王朝周围，甚至助纣为虐，分食了西周最后的基本盘。
3.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失衡
在西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也在不断掏空周王朝这只巨兽。西周中期，懿王死后并没有遵循西周嫡长子继承的传统继承方式，其弟孝王即天子位，而孝王死后，在诸侯的帮助下，本该继懿王位的太子夷王即位。这次继承危机不禁让人想起动摇商王朝统治根基的中商“九世之乱”，在《史记》中记载的“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无疑在向我们昭示西周中期这次继承风波中地方诸侯对于天子继承的干涉。
在天灾人祸的推动下，西周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在执政第十一年，幽王召集军队征讨西方窝藏废太子宜臼的申国，当他指挥着大军离开宗周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他将无法再回到祖先的宗庙中向烈烈祖先报告自己的胜利，而传奇的西周也将在这次出征后突然暴毙。
【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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