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日记》你们看了吗？原来叶劲峰和朱玑一样，竟然也是其中一个人格，主人格原来是马特！
作为主人格的马特一睡就是十七年。
港剧难得烧脑了一次，效果还是可以的。
盲猜当时被撞的就是贵妇和小女孩。
至此，王浩信已经演出三重人格：
人间烟火叶劲峰，高岭之花朱玑，未成年大可爱马特。
还要切换不同人格分别和游雁星、方菀芊谈恋爱。
那剩下的马特CP又会安排给谁？
作为主人格的马特一睡就是十七年。
港剧难得烧脑了一次，效果还是可以的。
盲猜当时被撞的就是贵妇和小女孩。
至此，王浩信已经演出三重人格：
人间烟火叶劲峰，高岭之花朱玑，未成年大可爱马特。
还要切换不同人格分别和游雁星、方菀芊谈恋爱。
那剩下的马特CP又会安排给谁？
端午节何以悬挂钟馗图像？！（中）
（黄荃）十七岁事蜀后主王衍为侍诏。……后主衍尝诏荃于内殿观吴道元（道子）画《钟馗》，乃谓荃曰：“吴道元之画《钟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为有力也。”令荃改进。荃于是不用道元之本，别改画以拇指抉鬼之目者进焉。后主怪其不如旨。荃对曰：“道元之所画者，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后主悟乃喜荃所画不妄下笔。
故事中，黄荃没有遵蜀后主旨，而是另作一幅钟馗拇指挖鬼眼的图，与原作一并呈上，蜀后主看后不悦，黄荃道出吴道子所绘钟馗眼色意态都集中于食指而非拇指，蜀后主方悟其道，盛赞黄荃态度审慎。此故事在《图画见闻志》（卷第六）也有记载。我们在感叹黄荃对前人作品的尊重之余，也看到了蜀后主这一改进做法的意图是突破“钟馗样”的束缚。此后，周文矩、李公麟、梁楷、颜辉等也曾对“钟馗样”进行变革，内容扩展到钟馗的生活与家世中，如宋代李公麟的 《钟馗嫁妹图》、宋末元初颜辉的《钟馗出猎图》《钟馗月夜出游图》（现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宋元之后至清代末，钟馗画逐渐成为被赋予画家思想情志的特定图像，即“并非以描摹悦世为能事，实借笔墨以写胸中怀抱耳”（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王蒙、钱榖、陈洪绶、华新罗、金农、罗聘、居廉、赵之谦、任熊、任伯年、吴昌硕等都将这种情志发挥到极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民间钟馗画的创作和使用时间从之前的岁末转变为岁末和端午两个时期。而到了清代，画家画钟馗则多集中在端午而非除夕。从除夕逐渐转移向端午，大抵开始于明清之交，而兴盛于清代。
目前最早记录端午悬挂钟馗画的是清代康熙十四年修、二十二年继修的《海宁县志》：“五月五为‘天中节’。……各家贴符于堂，或悬真人、钟馗像以辟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中卷中）》）该文献表明，端午挂钟馗画与天师像和道符是同时存在的，其作用是辟邪。从存世绘画的题跋记录上，林春美先生则认为明代钱榖所画的《午日钟馗》可能为最早的端午钟馗作品。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所著录的款“癸亥仲冬廿日，钱榖写”（《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二十四，列朝名人书画），这幅作品创作时间为1563年11月，是用于年初钟馗祈福的。从已知存世的作品来看，明代李士达的《钟馗图》或许是最早在端午前后创作的钟馗画，画面中钟馗穿官袍，登革靴，双手持笏板，双目圆睁，斜眼盯着身前一赤裸上身、仅着短裤、赤脚的小鬼。此画为美国高居翰（James Cahill）先生旧藏，作于万历丙午年（1606年）端午前一日。据前文所述，此时大多数钟馗画还是作于岁末用以祈福禳祸。
另据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创作的《醉钟馗》题识所示，端午时节画钟馗在当时非常盛行。这幅画作于金农73岁时，他在题识中除列举从唐代到清代的12位画钟馗名家（吴道子、张渥、牟元德、石恪、孙知微、李公鳞、梁楷、马和之、王蒙、钱谷、郭诩、陈洪绶）外，还申明画“醉钟馗”是其首创，“用禅门米汁和墨吮笔写之”，且“昔人于岁终画钟馗小像以献官家，祓除不祥，今则专施之五月五日矣”。此题识亦出现在其75岁和87岁的同名画作中。
现在我们也能从明清各地的地方志资料中，了解到端午钟馗画像在民间流传甚广且影响深远。如：
《浙江新志》：五月，“端午”，是日门户贴钟进士，张天师，插茱萸……
《杭州府志》：道家于午日送符，必署“天师”二字，受者答以钱米。钟进士画像，悬之以逐疫。
《临安县志》：五月“端午”
悬蒲剑艾虎于门，堂中挂钟馗像……
《乌青镇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上悬张真人像，或关圣，钟馗像，门插葵艾，食角黍，饮菖蒲酒。
《苏州府志》：五月，五日，
聚百草，多合药为辟邪丹。……画钟馗贴于后户，以辟不祥。
《吴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悬神符及钟馗像，几供蜀葵，石榴……
《绩溪县志》：“端午日”，户悬蒲艾以辟邪。堂悬朱符，挂钟馗，瓶供榴花，蜀葵之属。
《曲江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包粽子，出菖蒲、艾叶、稔花，洒雄黄酒，以御毒虫。书符，挂钟馗像，以辟邪厉。
《三台县志》：五月，五日“天中节”，俗曰“端午”。家家饮菖蒲、雄黄酒，插艾叶、蒲草于门，用朱笔画钟馗于室，谓可辟邪。
钟馗脱胎于主持大傩之仪的“方相氏”，素有打鬼杀鬼才能之说。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七《斩鬼品》中曾描述：“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与辟邪。”文中就连孔子与武王都要作为钟馗杀鬼的助手，可见钟馗在打鬼传说中显著的地位，赢得后世的崇拜和信仰也是情理之中的。
—— 待续 —— [good][作揖]#端午节##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黄荃）十七岁事蜀后主王衍为侍诏。……后主衍尝诏荃于内殿观吴道元（道子）画《钟馗》，乃谓荃曰：“吴道元之画《钟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为有力也。”令荃改进。荃于是不用道元之本，别改画以拇指抉鬼之目者进焉。后主怪其不如旨。荃对曰：“道元之所画者，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后主悟乃喜荃所画不妄下笔。
故事中，黄荃没有遵蜀后主旨，而是另作一幅钟馗拇指挖鬼眼的图，与原作一并呈上，蜀后主看后不悦，黄荃道出吴道子所绘钟馗眼色意态都集中于食指而非拇指，蜀后主方悟其道，盛赞黄荃态度审慎。此故事在《图画见闻志》（卷第六）也有记载。我们在感叹黄荃对前人作品的尊重之余，也看到了蜀后主这一改进做法的意图是突破“钟馗样”的束缚。此后，周文矩、李公麟、梁楷、颜辉等也曾对“钟馗样”进行变革，内容扩展到钟馗的生活与家世中，如宋代李公麟的 《钟馗嫁妹图》、宋末元初颜辉的《钟馗出猎图》《钟馗月夜出游图》（现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宋元之后至清代末，钟馗画逐渐成为被赋予画家思想情志的特定图像，即“并非以描摹悦世为能事，实借笔墨以写胸中怀抱耳”（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王蒙、钱榖、陈洪绶、华新罗、金农、罗聘、居廉、赵之谦、任熊、任伯年、吴昌硕等都将这种情志发挥到极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民间钟馗画的创作和使用时间从之前的岁末转变为岁末和端午两个时期。而到了清代，画家画钟馗则多集中在端午而非除夕。从除夕逐渐转移向端午，大抵开始于明清之交，而兴盛于清代。
目前最早记录端午悬挂钟馗画的是清代康熙十四年修、二十二年继修的《海宁县志》：“五月五为‘天中节’。……各家贴符于堂，或悬真人、钟馗像以辟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中卷中）》）该文献表明，端午挂钟馗画与天师像和道符是同时存在的，其作用是辟邪。从存世绘画的题跋记录上，林春美先生则认为明代钱榖所画的《午日钟馗》可能为最早的端午钟馗作品。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所著录的款“癸亥仲冬廿日，钱榖写”（《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二十四，列朝名人书画），这幅作品创作时间为1563年11月，是用于年初钟馗祈福的。从已知存世的作品来看，明代李士达的《钟馗图》或许是最早在端午前后创作的钟馗画，画面中钟馗穿官袍，登革靴，双手持笏板，双目圆睁，斜眼盯着身前一赤裸上身、仅着短裤、赤脚的小鬼。此画为美国高居翰（James Cahill）先生旧藏，作于万历丙午年（1606年）端午前一日。据前文所述，此时大多数钟馗画还是作于岁末用以祈福禳祸。
另据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创作的《醉钟馗》题识所示，端午时节画钟馗在当时非常盛行。这幅画作于金农73岁时，他在题识中除列举从唐代到清代的12位画钟馗名家（吴道子、张渥、牟元德、石恪、孙知微、李公鳞、梁楷、马和之、王蒙、钱谷、郭诩、陈洪绶）外，还申明画“醉钟馗”是其首创，“用禅门米汁和墨吮笔写之”，且“昔人于岁终画钟馗小像以献官家，祓除不祥，今则专施之五月五日矣”。此题识亦出现在其75岁和87岁的同名画作中。
现在我们也能从明清各地的地方志资料中，了解到端午钟馗画像在民间流传甚广且影响深远。如：
《浙江新志》：五月，“端午”，是日门户贴钟进士，张天师，插茱萸……
《杭州府志》：道家于午日送符，必署“天师”二字，受者答以钱米。钟进士画像，悬之以逐疫。
《临安县志》：五月“端午”
悬蒲剑艾虎于门，堂中挂钟馗像……
《乌青镇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上悬张真人像，或关圣，钟馗像，门插葵艾，食角黍，饮菖蒲酒。
《苏州府志》：五月，五日，
聚百草，多合药为辟邪丹。……画钟馗贴于后户，以辟不祥。
《吴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悬神符及钟馗像，几供蜀葵，石榴……
《绩溪县志》：“端午日”，户悬蒲艾以辟邪。堂悬朱符，挂钟馗，瓶供榴花，蜀葵之属。
《曲江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包粽子，出菖蒲、艾叶、稔花，洒雄黄酒，以御毒虫。书符，挂钟馗像，以辟邪厉。
《三台县志》：五月，五日“天中节”，俗曰“端午”。家家饮菖蒲、雄黄酒，插艾叶、蒲草于门，用朱笔画钟馗于室，谓可辟邪。
钟馗脱胎于主持大傩之仪的“方相氏”，素有打鬼杀鬼才能之说。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七《斩鬼品》中曾描述：“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与辟邪。”文中就连孔子与武王都要作为钟馗杀鬼的助手，可见钟馗在打鬼传说中显著的地位，赢得后世的崇拜和信仰也是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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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荡帝影——关于建文帝流亡雁荡山的史料漫谈】京城来的太监
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三月九日，雁荡山来了三拨不寻常的游客。来者都带着“钦差内使”的头衔，用通常的称谓来描述，就是出宫为皇帝办事的太监；其中还至少有一位按现在的标准看算是外国人（范福坚祖贯交阯，即今越南；此外，阮赤也有可能是越南人）。这些钦差内使出行的目的地各不相同，却同时在雁荡山相会；他们甚至还留下了摩崖题名：
钦差内使、信裴福化，祖贯交阯布政司长津县范福坚，经过台、温府；钦差内使阮赤往温州府过此；钦差内使郭闵前往台州府经过。永乐癸卯三月九日题。
雁荡山有太监经游，据我了解历史上有8个批次，全部发生在明朝。最早留下记录的就是这三批人马；同一年，又有一位疑似为小太监的罗圭和江西道监察御史刘英一起到了雁荡山（天顺元年，即1457年，左监丞太监罗圭被派去镇守云南，估计就是三十四年前来雁荡山的罗圭，当时他还是个地位较低的小太监，所以名列御史之后）；宣德五年（1430），裴福化又带着十多位极有可能也是太监的随从，再次到雁荡山龙鼻洞“发心”塑了一尊像（所以他在永乐二十一年题名时自称为“信”，也就是信士）；景泰三年（1452）正月二十六日，钦差镇守浙江市舶提举司、内官陈彝经过雁荡山龙鼻洞“随喜”，随行的有锦衣卫官陈敬等十九人；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李义与浙江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黄琮、浙江守备温州都指挥佥事弓璇、温州府同知姚骏、乐清知县徐颐游雁荡山；正德五年（1510）七月二十八日，钦差陈吉祥游雁荡山。陈吉祥，从名字来分析，极有可能也是个太监；如果分析正确，他是迄今有记录的最后一批游雁荡山的太监。
胡濙的报告
太监游山，本来也说不上不寻常。我之所以关注起这件事，却是因为永乐二十一年发生远在北方的一次著名的君臣晤对，与传说中早些时候发生的雁荡山的一次隐秘游踪都指向同一个神秘人物：建文帝。而在明朝的历史上，太监出京往往负有特殊使命，在永乐朝，这种特殊使命也包括了察访建文帝的行踪。
我们先大致捋一下建文帝朱允炆的命运和传说。建文四年（1042）六月，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率“靖难之师”攻入国都南京，发现建文帝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几具烧焦了的尸体。宫人指认其中的一具为建文帝尸体，朱棣予以认可，假哭了一番后将其秘密安葬。不久，宫廷内外开始流传建文帝已于当天出走流亡的消息，说那具被安葬的尸体实际上是皇后的。尽管登基后的永乐皇帝朱棣表面上坚持建文帝已死，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也在怀疑建文帝的下落。后来的修史者，基本判定永乐帝一直致力于在寻觅建文帝，他派出去暗访的队伍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于海外，最著名的暗访者有两位，一位是太监郑和，另一位是大臣胡濙。
永乐二十一年，永乐帝在亲征蒙古的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行营里夤夜听取了胡濙关于建文帝暗访结果的汇报。《明史·胡濙传》：
惠帝之崩于火也，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胡濙驰谒永乐帝的月份，本传没有交代。当年的《文宗实录》留下了一个印迹：
八月甲子（十六日），礼部左侍郎胡濙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具奏云今岁万寿圣节大岳太和山顶金殿现五色圆光，紫云周匝，逾时不散；山石产灵芝，榔梅结实特盛……
想必君臣见面就在此日。“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云云，无非是史臣避重就轻的曲笔。
建文帝的下落
也就是说，永乐二十一年八月，关于建文帝下落，胡濙有重大的发现。而在永乐帝获得确切消息之前，有三拨任务不明的太监奉旨在雁荡山相会，还有一位小太监跟随着一位江西道监察御史——请注意，是主管江西而非浙江的都察院御史——也来到了浙江的雁荡山。
他们来得有些蹊跷。我们有理由怀疑，雁荡山一带与建文帝的下落有关，至少永乐帝和他的秘密调查团队可能有此疑猜。
我们的怀疑和他们的疑猜并非毫无根据。当“靖难”的血迹被时间冲洗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明朝中后期，坊间出现了两部详细记录建文帝从出亡到结局的奇书，一部叫《致身录》，作者署名史仲彬；一部叫《从亡随笔》，作者叫程济。
两部书的内容彼此有些出入，详略也不尽相同，但大致是接近的，就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言之凿凿地披露：靖难之师攻入南京城后，在程济等人的策划下，建文帝祝发出遁，在以云南为主的南方各省辗转流亡了近四十年。《致身录》所记终于洪熙元年（1425），是年明仁宗（朱棣之子）在位一年而崩，建文帝闻讯道：“吾心放下矣，今后而可往来，想关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从亡随笔》所记终于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六十四岁时，他主动暴露身份，被带回京师，居于西内，并于当年亡故。
两部书一经面世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钱谦益专门撰文予以批驳，潘柽章、李清也认为两书可疑；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则为之作序以示认可，张岱更是视之为信史。清朝的馆臣在修《明史》之际，还为此争讼不休。近代孟森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实际上，不管《致身录》和《从亡随笔》的记载是否可靠，建文帝出亡的说法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即便是批驳两书最有力的钱谦益，也是承认建文并未自焚，而是由当时的主录僧溥洽剃度出遁的。
在《建文年谱序》（出《有学集》）里，钱谦益还间接认可了永乐帝曾派人追踪建文的传闻：
以文皇帝（永乐）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咒，剃染之借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言，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
建文君臣与雁荡山
把雁荡山与流亡中的建文帝联系起来的，主要是《致身录》。《从亡随笔》只提到天台和台州，没有提到雁荡山。据两书，建文帝于永乐二年（1044）正月从云南动身北返，八月初九日到江苏吴江，住在史仲彬家，重九日登天台山，十一月离开台州。《致身录》是年条：
（八月）十三日清晨，彬随师为两浙之行。杭州计游廿三日，天台、雁宕计游三十九日。会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来于石梁间，且云：“诸友俱约于此一会。”然终不一见。时天气已寒，师欲返云南，固却诸人而去。
文中的“师”，就是出家后的建文帝。马二子等人，都是协助建文帝逃亡的旧臣，当然，他们都改用了化名。
我们很难考证两书记载的真伪，也没有这个必要。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建文帝可能到过雁荡；第二，雁荡山能藏人，包括流亡的皇帝——或者说，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雁荡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宜隐”的处所。据两书，建文帝此后又于永乐二十二年末、宣德七年十月两次重游天台，曾否到雁荡山未交代。
雁荡山的“宜隐”还体现在另一条关于建文旧臣的传闻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收录了一位名叫蒋兢的人为他的老师高逊志写的《祭高太常文》：
岁在壬午九月晦，吾师士敏高先生卒。师以国破家亡，遁影东瓯雁荡山中……天假之合，小子兢亦以未死之身来偷息于此，相对若梦寐，泪涔涔下。侍吾师厪（通“仅”）五十日，吾师竟长逝……兢穷途，无以成礼。林有巨木遭伐，其腹枵然，乞诸樵叟，敛而薶（通“埋”）之芙蓉峰北。
“壬午”即建文四年。我们姑且不管高逊志在靖难后是否栖身雁荡以终，也不管这篇文章是否出自蒋兢之手，只要有这么个传说被讲出来、散布出去、流传下来，就证明了雁荡山的“宜隐”还是有着相当的认可程度的。
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三月九日，雁荡山来了三拨不寻常的游客。来者都带着“钦差内使”的头衔，用通常的称谓来描述，就是出宫为皇帝办事的太监；其中还至少有一位按现在的标准看算是外国人（范福坚祖贯交阯，即今越南；此外，阮赤也有可能是越南人）。这些钦差内使出行的目的地各不相同，却同时在雁荡山相会；他们甚至还留下了摩崖题名：
钦差内使、信裴福化，祖贯交阯布政司长津县范福坚，经过台、温府；钦差内使阮赤往温州府过此；钦差内使郭闵前往台州府经过。永乐癸卯三月九日题。
雁荡山有太监经游，据我了解历史上有8个批次，全部发生在明朝。最早留下记录的就是这三批人马；同一年，又有一位疑似为小太监的罗圭和江西道监察御史刘英一起到了雁荡山（天顺元年，即1457年，左监丞太监罗圭被派去镇守云南，估计就是三十四年前来雁荡山的罗圭，当时他还是个地位较低的小太监，所以名列御史之后）；宣德五年（1430），裴福化又带着十多位极有可能也是太监的随从，再次到雁荡山龙鼻洞“发心”塑了一尊像（所以他在永乐二十一年题名时自称为“信”，也就是信士）；景泰三年（1452）正月二十六日，钦差镇守浙江市舶提举司、内官陈彝经过雁荡山龙鼻洞“随喜”，随行的有锦衣卫官陈敬等十九人；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李义与浙江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黄琮、浙江守备温州都指挥佥事弓璇、温州府同知姚骏、乐清知县徐颐游雁荡山；正德五年（1510）七月二十八日，钦差陈吉祥游雁荡山。陈吉祥，从名字来分析，极有可能也是个太监；如果分析正确，他是迄今有记录的最后一批游雁荡山的太监。
胡濙的报告
太监游山，本来也说不上不寻常。我之所以关注起这件事，却是因为永乐二十一年发生远在北方的一次著名的君臣晤对，与传说中早些时候发生的雁荡山的一次隐秘游踪都指向同一个神秘人物：建文帝。而在明朝的历史上，太监出京往往负有特殊使命，在永乐朝，这种特殊使命也包括了察访建文帝的行踪。
我们先大致捋一下建文帝朱允炆的命运和传说。建文四年（1042）六月，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率“靖难之师”攻入国都南京，发现建文帝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几具烧焦了的尸体。宫人指认其中的一具为建文帝尸体，朱棣予以认可，假哭了一番后将其秘密安葬。不久，宫廷内外开始流传建文帝已于当天出走流亡的消息，说那具被安葬的尸体实际上是皇后的。尽管登基后的永乐皇帝朱棣表面上坚持建文帝已死，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也在怀疑建文帝的下落。后来的修史者，基本判定永乐帝一直致力于在寻觅建文帝，他派出去暗访的队伍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于海外，最著名的暗访者有两位，一位是太监郑和，另一位是大臣胡濙。
永乐二十一年，永乐帝在亲征蒙古的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行营里夤夜听取了胡濙关于建文帝暗访结果的汇报。《明史·胡濙传》：
惠帝之崩于火也，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胡濙驰谒永乐帝的月份，本传没有交代。当年的《文宗实录》留下了一个印迹：
八月甲子（十六日），礼部左侍郎胡濙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具奏云今岁万寿圣节大岳太和山顶金殿现五色圆光，紫云周匝，逾时不散；山石产灵芝，榔梅结实特盛……
想必君臣见面就在此日。“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云云，无非是史臣避重就轻的曲笔。
建文帝的下落
也就是说，永乐二十一年八月，关于建文帝下落，胡濙有重大的发现。而在永乐帝获得确切消息之前，有三拨任务不明的太监奉旨在雁荡山相会，还有一位小太监跟随着一位江西道监察御史——请注意，是主管江西而非浙江的都察院御史——也来到了浙江的雁荡山。
他们来得有些蹊跷。我们有理由怀疑，雁荡山一带与建文帝的下落有关，至少永乐帝和他的秘密调查团队可能有此疑猜。
我们的怀疑和他们的疑猜并非毫无根据。当“靖难”的血迹被时间冲洗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明朝中后期，坊间出现了两部详细记录建文帝从出亡到结局的奇书，一部叫《致身录》，作者署名史仲彬；一部叫《从亡随笔》，作者叫程济。
两部书的内容彼此有些出入，详略也不尽相同，但大致是接近的，就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言之凿凿地披露：靖难之师攻入南京城后，在程济等人的策划下，建文帝祝发出遁，在以云南为主的南方各省辗转流亡了近四十年。《致身录》所记终于洪熙元年（1425），是年明仁宗（朱棣之子）在位一年而崩，建文帝闻讯道：“吾心放下矣，今后而可往来，想关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从亡随笔》所记终于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六十四岁时，他主动暴露身份，被带回京师，居于西内，并于当年亡故。
两部书一经面世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钱谦益专门撰文予以批驳，潘柽章、李清也认为两书可疑；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则为之作序以示认可，张岱更是视之为信史。清朝的馆臣在修《明史》之际，还为此争讼不休。近代孟森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实际上，不管《致身录》和《从亡随笔》的记载是否可靠，建文帝出亡的说法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即便是批驳两书最有力的钱谦益，也是承认建文并未自焚，而是由当时的主录僧溥洽剃度出遁的。
在《建文年谱序》（出《有学集》）里，钱谦益还间接认可了永乐帝曾派人追踪建文的传闻：
以文皇帝（永乐）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咒，剃染之借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言，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
建文君臣与雁荡山
把雁荡山与流亡中的建文帝联系起来的，主要是《致身录》。《从亡随笔》只提到天台和台州，没有提到雁荡山。据两书，建文帝于永乐二年（1044）正月从云南动身北返，八月初九日到江苏吴江，住在史仲彬家，重九日登天台山，十一月离开台州。《致身录》是年条：
（八月）十三日清晨，彬随师为两浙之行。杭州计游廿三日，天台、雁宕计游三十九日。会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来于石梁间，且云：“诸友俱约于此一会。”然终不一见。时天气已寒，师欲返云南，固却诸人而去。
文中的“师”，就是出家后的建文帝。马二子等人，都是协助建文帝逃亡的旧臣，当然，他们都改用了化名。
我们很难考证两书记载的真伪，也没有这个必要。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建文帝可能到过雁荡；第二，雁荡山能藏人，包括流亡的皇帝——或者说，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雁荡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宜隐”的处所。据两书，建文帝此后又于永乐二十二年末、宣德七年十月两次重游天台，曾否到雁荡山未交代。
雁荡山的“宜隐”还体现在另一条关于建文旧臣的传闻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收录了一位名叫蒋兢的人为他的老师高逊志写的《祭高太常文》：
岁在壬午九月晦，吾师士敏高先生卒。师以国破家亡，遁影东瓯雁荡山中……天假之合，小子兢亦以未死之身来偷息于此，相对若梦寐，泪涔涔下。侍吾师厪（通“仅”）五十日，吾师竟长逝……兢穷途，无以成礼。林有巨木遭伐，其腹枵然，乞诸樵叟，敛而薶（通“埋”）之芙蓉峰北。
“壬午”即建文四年。我们姑且不管高逊志在靖难后是否栖身雁荡以终，也不管这篇文章是否出自蒋兢之手，只要有这么个传说被讲出来、散布出去、流传下来，就证明了雁荡山的“宜隐”还是有着相当的认可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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