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是正经历史书籍，但感谢作者以如此轻松幽默的风格给我们展示了明朝那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以及故事；读史未必能够真正明智，却足以让人悲观，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历史永远也绕不出这样的发展规律。故曾经也常伤感于自身之渺小，人间之不值得，而如今却觉得把这样宏观的悲观放在微观的个人身上并非一件正确之事，于个人而言，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自强不息，在于其不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即便很多事无法改变，也应豁达、努力地度过一生。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真正的善，在于日常生活的点滴！#道教知识#
重阳祖师立教之时，强调门人都要阅读三部经典，分别是道家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和释家的《心经》。
后人多以此为推论，认定全真教倡导三教圆融，是博采众家之长的一个教派。然而，“三教圆融”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一种推论。
回看道教的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个时期均有不同道派出现，它们彼此之间的修道理论也有相冲突之处。道教的后学者却同时尊奉不同道派的祖师，于是便出现了多种修道理论并存、多位神仙高真共奉的信仰现实。
道教所具有的包容性，其实是超越教派本身的，凡是可以利济于群生的修行方式都可以被道教吸收。在道的高度上看，世上本没有门派的分别，一切有心都只不过是人们自己产生的是非。
所谓道之教化，在人间则莫过于一个“善”字。此“善”，即是使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生活的善，又是提升每一个个体道德文明水准的善，更是激发人们不断精进的自我善性。
自古以来道教都在倡导劝善，目的便是使人们可以通过点滴的善心和善行改进生存状态。所以重阳祖师倡导门人读三家经典时，看重的也必定是三部经典在劝诫人心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所谓“圆融”，融的是每一份利济群生的方式、方法，合的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爱与关怀。
只有先做到了我为人人，才能实现爱的共享，由此才可以体会到“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的妙处。
在劝善与行善的过程中，无需计较儒释道哪一家观点更具有劝导的价值，凡是对我们的生活有益的思想，都是值得被吸收、被接纳、被传播的。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挑剔，而是去继承并发扬。
当全社会都能够把祖师经典中记载的种种善行当做日常生活准则时，劝善书中的提到的善才会真正地被人们认可。但，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问，什么样的行为才可以被定义为善呢？
《太上感应篇》中说：“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经中不但规定了“善”的数量，甚至连“善”的行为也已经标注出来。
读完整部《感应篇》，就会发现太上道祖告诫于我们的善行，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真正的善，并非专指救苦扶伤、放生赦罪等功德，那些凡是可以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心念和行为，其实都是善。
我们能够在最普通的生活中做好最普通的事情，不因为一己私欲而伤害他人、他物，也不会放纵自己心魔而受到身心意三障的困扰，做好自己的修行而不累及于万物，这便是“善”的根本。
发善心，不存在心念的大小；做善行，不存在功行的多寡。翻开不同的劝善经典往往会发现，祖师们着重强调的是一点善心。若心念起于善，再微小的行为也已经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意义。若能够时时以“善”的概念来要求自己的日常，如此生活即为修行。
道教修行，追求的不是世间荣华富贵的成功，也不是求得来生果报和善因缘，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清静身心，以一颗明白心来过好现世的生活。道祖言，修行要“明白四达”。
道教虽然强调度人，却也秉持着“宁劝十人还俗，不度一人出家”的理念。
因为世间的真善美，是存在于我们最普通平常生活中的，并非是对红尘的远离。能够从尘中悟出非尘，才是修行的大境界。
道生万物，万物从诞生的那一刻便被赋予了不同的秉性，修行的目的是去发现并认知到自我本然。在面对世间纷纭的时候，只有能够保持着一心一念的人，才最趋近于大道本真。
善，一方面强调对他人的主动施予，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对自己心性的修缮。修行是善，是安分守己，是不做出僭越之事，更不放纵感官上的欲求。《感应篇》中提到的种种善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种种戒持。只有戒除掉种种不善之事，回到混元天性，这便可得大善。
正如天道之无亲，却又不乏“常与善人”之有意。道教以道为教，即要告诉人们从最普通的生活去完成一生为人的使命，又要叮嘱每一个修行客且莫贪恋红尘光影。
一切本虚无，从有中求有、无中求无都是执念一场。虽然“人生百岁如在梦中游”，但作为一个梦中人，好好地去经营这一场人生过往，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修行。当落脚点再次回归于“善”，便会发现原来生活本身就是善，我们举手之劳的行动就有可能改变他人一生的轨迹。
劝善，重要的是从自身做起，不论何时都要保持对生命美好的珍爱。行善，不是为了求得诸神护佑，而是为了能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获得心安。 https://t.cn/R2Wx0Bu
重阳祖师立教之时，强调门人都要阅读三部经典，分别是道家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和释家的《心经》。
后人多以此为推论，认定全真教倡导三教圆融，是博采众家之长的一个教派。然而，“三教圆融”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一种推论。
回看道教的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个时期均有不同道派出现，它们彼此之间的修道理论也有相冲突之处。道教的后学者却同时尊奉不同道派的祖师，于是便出现了多种修道理论并存、多位神仙高真共奉的信仰现实。
道教所具有的包容性，其实是超越教派本身的，凡是可以利济于群生的修行方式都可以被道教吸收。在道的高度上看，世上本没有门派的分别，一切有心都只不过是人们自己产生的是非。
所谓道之教化，在人间则莫过于一个“善”字。此“善”，即是使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生活的善，又是提升每一个个体道德文明水准的善，更是激发人们不断精进的自我善性。
自古以来道教都在倡导劝善，目的便是使人们可以通过点滴的善心和善行改进生存状态。所以重阳祖师倡导门人读三家经典时，看重的也必定是三部经典在劝诫人心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所谓“圆融”，融的是每一份利济群生的方式、方法，合的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爱与关怀。
只有先做到了我为人人，才能实现爱的共享，由此才可以体会到“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的妙处。
在劝善与行善的过程中，无需计较儒释道哪一家观点更具有劝导的价值，凡是对我们的生活有益的思想，都是值得被吸收、被接纳、被传播的。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挑剔，而是去继承并发扬。
当全社会都能够把祖师经典中记载的种种善行当做日常生活准则时，劝善书中的提到的善才会真正地被人们认可。但，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问，什么样的行为才可以被定义为善呢？
《太上感应篇》中说：“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经中不但规定了“善”的数量，甚至连“善”的行为也已经标注出来。
读完整部《感应篇》，就会发现太上道祖告诫于我们的善行，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真正的善，并非专指救苦扶伤、放生赦罪等功德，那些凡是可以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心念和行为，其实都是善。
我们能够在最普通的生活中做好最普通的事情，不因为一己私欲而伤害他人、他物，也不会放纵自己心魔而受到身心意三障的困扰，做好自己的修行而不累及于万物，这便是“善”的根本。
发善心，不存在心念的大小；做善行，不存在功行的多寡。翻开不同的劝善经典往往会发现，祖师们着重强调的是一点善心。若心念起于善，再微小的行为也已经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意义。若能够时时以“善”的概念来要求自己的日常，如此生活即为修行。
道教修行，追求的不是世间荣华富贵的成功，也不是求得来生果报和善因缘，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清静身心，以一颗明白心来过好现世的生活。道祖言，修行要“明白四达”。
道教虽然强调度人，却也秉持着“宁劝十人还俗，不度一人出家”的理念。
因为世间的真善美，是存在于我们最普通平常生活中的，并非是对红尘的远离。能够从尘中悟出非尘，才是修行的大境界。
道生万物，万物从诞生的那一刻便被赋予了不同的秉性，修行的目的是去发现并认知到自我本然。在面对世间纷纭的时候，只有能够保持着一心一念的人，才最趋近于大道本真。
善，一方面强调对他人的主动施予，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对自己心性的修缮。修行是善，是安分守己，是不做出僭越之事，更不放纵感官上的欲求。《感应篇》中提到的种种善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种种戒持。只有戒除掉种种不善之事，回到混元天性，这便可得大善。
正如天道之无亲，却又不乏“常与善人”之有意。道教以道为教，即要告诉人们从最普通的生活去完成一生为人的使命，又要叮嘱每一个修行客且莫贪恋红尘光影。
一切本虚无，从有中求有、无中求无都是执念一场。虽然“人生百岁如在梦中游”，但作为一个梦中人，好好地去经营这一场人生过往，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修行。当落脚点再次回归于“善”，便会发现原来生活本身就是善，我们举手之劳的行动就有可能改变他人一生的轨迹。
劝善，重要的是从自身做起，不论何时都要保持对生命美好的珍爱。行善，不是为了求得诸神护佑，而是为了能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获得心安。 https://t.cn/R2Wx0Bu
不争是不与人相争，无为是什么都不做吗？道家学说的若干误解！#修行必读#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心向往之，甚至当自己的理想屡屡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还萌发过漂洋过海、远离人世的念头。
孟子也主张：“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孟这种矛盾心态和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稳定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则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至于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要之，本来面目的孔、孟、老、庄与经过历史塑造的孔、孟、老、庄，都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人们常常认为道家注重天道，轻视人事，实际的情况恐非如此。道家虽然善于思考天道，道家著作虽然以谈论天道和哲理为一大特色，但终归还要落实到政治、社会和人生中来。《老子》五千言中，主要的篇幅还是谈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谈社会政治与人生，有的是从天道和哲理中引出社会政治与人生，或从社会政治与人生中提升出天道和哲理；即使是只谈天道和哲理的语句，其宗旨也是要为社会、政治和人生求得天道观方面的依据和哲理方面的指导。正是由于道家对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与儒家迥异的看法和解决方式，因而才能在这一广大的领域同儒家学说形成互动和互补。
人们往往将老子看成是隐士的代表，将道家与隐士简单地划上等号，并认为隐士是逃避现实的一批人，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是指拒不与当政者合作的士人，而老子长期担任周之“守藏史”，当了一辈子的官，是在晚年才“见周之衰，乃遂去”的，因此将老子归为隐士是不妥的。至于说隐士逃避现实，这种常见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的隐居是为了“求志”，他们并没有忘却天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社会，把天下放在心上。
庄子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庄子自己就说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这说明，隐士的“隐”不过是“待时”，他们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与众不同而已。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隐居不仕是他们成为社会批判意识的主要承担者之必要条件。
儒家的忧患意识经常为人们所称道，提起古人的忧患意识人们往往归之于儒家，似乎只有儒家才具有忧患意识，其实道家也具有忧患意识。儒道两家的忧患意识各有其关注的方面，两者的价值不可互相替代。儒家式的忧患意识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
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那就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往往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这也是道家学说受到当今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界普遍重视的原因。
对于道家的不争，历来也存在着很深的误解。最常见的是把道家的不争说成是“以不争为争”，如此一来，不争就成了迂回的争，成了一种与人相争的特殊方式。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朱熹就曾说过：“老子心最毒，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从来都没有把不争当作取胜的手段，在他们那里，不争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像水那样“善利万物而不争”，而没有把不争作为获胜、获利的策略。
道家为什么主张“为而不争”呢？因为消减物欲、顺任自然、不勉强从事、不与人争，可以缓解自身承受的生存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使人际关系变得宽松和谐。至于“以不争为争”，则是后人对道家之不争的发挥和实际应用。同这种后起之义相比，老庄的不争属于“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后者则属于“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把后来才有的解释和发挥应用加于老子本人或《老子》文本是不妥的。
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的“胜”字在这里是“优于”、“胜过”的意思，而不是“战胜”、“克服”的意思。柔弱是老子十分推崇的品质和价值，因为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从柔弱到刚强的过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而柔弱标志着新生、生命力和发展的前途，而刚强则是衰退、走下坡路、败亡的征兆，所以说“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正是由于观察到柔弱的优势，老子才概括出“柔弱胜刚强”的名言，希望人们“守柔”即保持柔弱，推迟乃至避免走向刚强，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此外，道家推崇柔弱的价值同“不争”一样，亦具有缓解个人生存压力和有利于人们和谐相处的意义和社会功用。至于“以柔克刚”，则是后人对“柔弱胜刚强”的发挥和应用，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策略和方法。
不过这样一来，就由“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下降到了“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虽然说“以柔克刚”往往屡试不爽，成为人们经常运用的策略和方法，但这显然不是老子的本意，只能证明道家思想具有极高的智慧和广大的发挥空间。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心向往之，甚至当自己的理想屡屡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还萌发过漂洋过海、远离人世的念头。
孟子也主张：“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孟这种矛盾心态和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稳定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则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至于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要之，本来面目的孔、孟、老、庄与经过历史塑造的孔、孟、老、庄，都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人们常常认为道家注重天道，轻视人事，实际的情况恐非如此。道家虽然善于思考天道，道家著作虽然以谈论天道和哲理为一大特色，但终归还要落实到政治、社会和人生中来。《老子》五千言中，主要的篇幅还是谈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谈社会政治与人生，有的是从天道和哲理中引出社会政治与人生，或从社会政治与人生中提升出天道和哲理；即使是只谈天道和哲理的语句，其宗旨也是要为社会、政治和人生求得天道观方面的依据和哲理方面的指导。正是由于道家对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与儒家迥异的看法和解决方式，因而才能在这一广大的领域同儒家学说形成互动和互补。
人们往往将老子看成是隐士的代表，将道家与隐士简单地划上等号，并认为隐士是逃避现实的一批人，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是指拒不与当政者合作的士人，而老子长期担任周之“守藏史”，当了一辈子的官，是在晚年才“见周之衰，乃遂去”的，因此将老子归为隐士是不妥的。至于说隐士逃避现实，这种常见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的隐居是为了“求志”，他们并没有忘却天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社会，把天下放在心上。
庄子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庄子自己就说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这说明，隐士的“隐”不过是“待时”，他们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与众不同而已。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隐居不仕是他们成为社会批判意识的主要承担者之必要条件。
儒家的忧患意识经常为人们所称道，提起古人的忧患意识人们往往归之于儒家，似乎只有儒家才具有忧患意识，其实道家也具有忧患意识。儒道两家的忧患意识各有其关注的方面，两者的价值不可互相替代。儒家式的忧患意识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
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那就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往往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这也是道家学说受到当今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界普遍重视的原因。
对于道家的不争，历来也存在着很深的误解。最常见的是把道家的不争说成是“以不争为争”，如此一来，不争就成了迂回的争，成了一种与人相争的特殊方式。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朱熹就曾说过：“老子心最毒，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从来都没有把不争当作取胜的手段，在他们那里，不争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像水那样“善利万物而不争”，而没有把不争作为获胜、获利的策略。
道家为什么主张“为而不争”呢？因为消减物欲、顺任自然、不勉强从事、不与人争，可以缓解自身承受的生存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使人际关系变得宽松和谐。至于“以不争为争”，则是后人对道家之不争的发挥和实际应用。同这种后起之义相比，老庄的不争属于“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后者则属于“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把后来才有的解释和发挥应用加于老子本人或《老子》文本是不妥的。
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的“胜”字在这里是“优于”、“胜过”的意思，而不是“战胜”、“克服”的意思。柔弱是老子十分推崇的品质和价值，因为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从柔弱到刚强的过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而柔弱标志着新生、生命力和发展的前途，而刚强则是衰退、走下坡路、败亡的征兆，所以说“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正是由于观察到柔弱的优势，老子才概括出“柔弱胜刚强”的名言，希望人们“守柔”即保持柔弱，推迟乃至避免走向刚强，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此外，道家推崇柔弱的价值同“不争”一样，亦具有缓解个人生存压力和有利于人们和谐相处的意义和社会功用。至于“以柔克刚”，则是后人对“柔弱胜刚强”的发挥和应用，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策略和方法。
不过这样一来，就由“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下降到了“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虽然说“以柔克刚”往往屡试不爽，成为人们经常运用的策略和方法，但这显然不是老子的本意，只能证明道家思想具有极高的智慧和广大的发挥空间。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