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云社张云雷[超话]##张云雷 千万份爱给你#
云起雷鸣世人敬 探清水河请君听
世人皆可卖大烟 唯愿与君落平川
再无簪花柳银环 陪君低吟落平川
吾三生有幸 得以识君
惟愿卿一袭青衣无悔 我必生死相随
我欲拂袖走天涯 转身回睦便遇君
此后 哪还有什么天涯
只此一生 绿海为家
——致小辫儿张云雷
云起雷鸣世人敬 探清水河请君听
世人皆可卖大烟 唯愿与君落平川
再无簪花柳银环 陪君低吟落平川
吾三生有幸 得以识君
惟愿卿一袭青衣无悔 我必生死相随
我欲拂袖走天涯 转身回睦便遇君
此后 哪还有什么天涯
只此一生 绿海为家
——致小辫儿张云雷
#历史上的今天# 【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梁红玉遇难】
在885年前的今天，1135年11月4日(农历1135年9月27日)，宋朝梁红玉是怎么死的。
梁红玉(1102—1135)，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梁红玉的名字。
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淮安北辰坊人(另一说原籍池州，安徽省贵池县)，因家贫战乱流离京口为营妓。后结识韩世忠。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杨国夫人。
后多次随夫出征。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亲执桴鼓，和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后独领一军与韩世忠转战各地，多次击败金军。绍兴五年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与金军，伪齐镇淮军战与山阳等地。1135年11月4日(农历八月二十六)遇伏遭到金军围攻，力尽伤重落马而死。终年三十三岁。金人感其忠勇，将其遗体示众后送回，朝廷闻讯大加吊唁。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
历史点评：她是位与众不同的风尘女子，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飒爽英姿，更是战场上的女中英豪。她协助丈夫训练士兵、管理军营，在战场上和将士们一起出生入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擂鼓助战，在黄天荡一仗灭十万金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为了称赞她的丰功伟绩，当时的皇帝还特意做诗一首:“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更加为这位传奇的女将领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女人的眼力，男人的能力——说得有道理。女子，如果有些本事，相中的男人也往往大有前途。古今中外的历史屡次验证过了：很多女子，确乎具备“特异功能”，她们足以摆脱“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行为逻辑，准确地评估自己喜欢的男人，并将婚姻大事，“啪”的一声，压给一支潜力巨大的“原始股”。
梁氏在酱缸一样的妓院里摸爬滚打，她见过大世面，可以说阅人无数。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果然是好眼力!她把“红绣球”果断地抛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陕北小子。当时，韩世忠神情沮丧，四处碰壁，根本就没成气候，谁敢肯定，他就是未来名扬四海的彪虎之将呢?女人神奇，恰恰能未卜先知，像勘探金矿似地评估女婿，像雕琢玉石那样重塑丈夫。一般说来，夫妻两强，很难并立。尤其阴盛阳衰的局面，稍一疏忽，就闹掰了。韩世忠，堪称一代名将，非常强势。梁氏既能相夫，又可相国，她在丈夫身边谋求了一个游刃有余的位置，可见，这个女人做事相当老成，很讲艺术。
虽说夫唱妇随是主流，两口子也多少有点儿小别扭。据说，韩氏夫妇合围黄天荡，金兀朮在长江南岸，被活活地堵了48天。可惜，功亏一篑，眼看就要活擒金兀朮了，却因一时疏忽，叫他“凿河遁去”，愣从眼皮底下溜走了。梁氏气坏了，她拍着桌子，埋怨丈夫。事后，还给朝廷写折子，告御状。《鹤林玉露》记载了这段意气之争：“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看来，梁氏并未嗲声嗲气地匍匐在丈夫脚下，乖乖地充当“小猫咪”、或者“俏京巴”，她似乎更愿意把韩世忠当作沙场上平起平坐的同事和战友。
按照宋制，妻子告丈夫，本身就是犯罪，即便情况属实，也要判刑三年。南宋女词人李清照，起诉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官司虽然打赢了，她却被关进了监狱。9天之后，多亏亲友搭救，她才获释。不知梁氏弹劾丈夫之前，有没有坐监狱的心理准备。
韩世忠一生戎马，刚直不阿。宋高宗时代，秦桧劝倾朝野，谁不给他拍马屁呀?韩世忠偏不听邪，他是“主战派”，跟秦桧那帮“求和派”水火不相容。死对头，更谈不到巴结逢迎，“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秦桧当然也恨他，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赵构撑腰，同时削夺了岳飞、张俊、韩世忠等三位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害之后，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功勋卓著的武将，往往要毁在心胸狭窄的皇帝和工于权谋的文臣手上。难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这条“天下之通义”，实在让那些赳赳武夫们心寒呀。
据《宋史》交代：“(绍兴)二十一年八月，(韩世忠)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生前荣华富贵，身后无限哀荣，够风光的了。和同时代蒙冤致死的岳飞相比，韩世忠享年63岁，已经不算短寿。与“马革裹尸”的同僚相比，他能安安稳稳地死在自家炕头儿上，自然属于“善终”了。
韩世忠死了，那么梁氏呢?她的人生结局，流传着三种版本。
其一，是典型的民间附会——大团圆：韩世忠和梁氏，功成身退，归隐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氏也抑郁而终。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此后，宋孝宗下诏竖碑建祠，让他们永远享受人间香火。梁氏故里，也在其出生地，修祠塑像，隆重纪念这位“巾帼英雄”……
其二，是更加模糊的揣想——被暗杀：金国奸细，在食物中下毒。梁氏痢疾不止，衰竭而死。
其三，是基于史料的推测——遭袭战死：梁氏协同韩世忠出镇楚州，长年和金军周旋、遭遇。绍兴五年，农历八月，也就是1135年10月，梁氏突然遭到金军围攻，在激烈的肉搏战里，重创小腹。据说，肠子都流出来了，梁氏依然咬牙奋战。她撕下汗巾，紧紧地裹住了鲜血淋漓的小肚子。现在的《英烈夫人祠记》，明显搀进了文学色彩，其中记述道：“敌矢如雨，猬集甲上。梁氏血透重甲，入敌阵复斩十数人，力尽落马而死。金人相蹂践争其首级，裂其五体……”梁氏的首级，被敌军割走，金国人也被这位忠勇的女将深深地震撼了。遗体曝尸三天，随即遣返宋营。“拼合之际，验梁氏全尸。创伤数十，致命者七，皆在身前也。”韩世忠抱住妻子，放声大哭。她心爱的女人，再也不能随他含笑并辔，再也不能为他出谋划策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的记载，可做参照：“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屈指算来，梁氏年仅34岁。史书能为功臣夫人之死，留下几个字，已经相当慷慨了。若非韩世忠赤胆忠心、梁氏战功卓著，能有这种殊遇吗?“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死了，仍被世代传说、天下争颂——这才叫“报国千秋利，忧民万古名”。
当年京口，花枝招展的“营妓”们，秋波流转，笑容可掬。哪个男人能看清。枕上那个妩媚的女子，究竟是谁?
舞台上，梅兰芳演活了“梁红玉”，她春雷般的鼓声，在中国上空，回荡了八百多年。金山顶上，犹能听到那段荡气回肠的《石榴花》：“遥望着一江风浪拍天高，我撒网中流，待钓金鳌……”
在885年前的今天，1135年11月4日(农历1135年9月27日)，宋朝梁红玉是怎么死的。
梁红玉(1102—1135)，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梁红玉的名字。
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淮安北辰坊人(另一说原籍池州，安徽省贵池县)，因家贫战乱流离京口为营妓。后结识韩世忠。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杨国夫人。
后多次随夫出征。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亲执桴鼓，和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后独领一军与韩世忠转战各地，多次击败金军。绍兴五年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与金军，伪齐镇淮军战与山阳等地。1135年11月4日(农历八月二十六)遇伏遭到金军围攻，力尽伤重落马而死。终年三十三岁。金人感其忠勇，将其遗体示众后送回，朝廷闻讯大加吊唁。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
历史点评：她是位与众不同的风尘女子，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飒爽英姿，更是战场上的女中英豪。她协助丈夫训练士兵、管理军营，在战场上和将士们一起出生入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擂鼓助战，在黄天荡一仗灭十万金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为了称赞她的丰功伟绩，当时的皇帝还特意做诗一首:“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更加为这位传奇的女将领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女人的眼力，男人的能力——说得有道理。女子，如果有些本事，相中的男人也往往大有前途。古今中外的历史屡次验证过了：很多女子，确乎具备“特异功能”，她们足以摆脱“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行为逻辑，准确地评估自己喜欢的男人，并将婚姻大事，“啪”的一声，压给一支潜力巨大的“原始股”。
梁氏在酱缸一样的妓院里摸爬滚打，她见过大世面，可以说阅人无数。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果然是好眼力!她把“红绣球”果断地抛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陕北小子。当时，韩世忠神情沮丧，四处碰壁，根本就没成气候，谁敢肯定，他就是未来名扬四海的彪虎之将呢?女人神奇，恰恰能未卜先知，像勘探金矿似地评估女婿，像雕琢玉石那样重塑丈夫。一般说来，夫妻两强，很难并立。尤其阴盛阳衰的局面，稍一疏忽，就闹掰了。韩世忠，堪称一代名将，非常强势。梁氏既能相夫，又可相国，她在丈夫身边谋求了一个游刃有余的位置，可见，这个女人做事相当老成，很讲艺术。
虽说夫唱妇随是主流，两口子也多少有点儿小别扭。据说，韩氏夫妇合围黄天荡，金兀朮在长江南岸，被活活地堵了48天。可惜，功亏一篑，眼看就要活擒金兀朮了，却因一时疏忽，叫他“凿河遁去”，愣从眼皮底下溜走了。梁氏气坏了，她拍着桌子，埋怨丈夫。事后，还给朝廷写折子，告御状。《鹤林玉露》记载了这段意气之争：“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看来，梁氏并未嗲声嗲气地匍匐在丈夫脚下，乖乖地充当“小猫咪”、或者“俏京巴”，她似乎更愿意把韩世忠当作沙场上平起平坐的同事和战友。
按照宋制，妻子告丈夫，本身就是犯罪，即便情况属实，也要判刑三年。南宋女词人李清照，起诉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官司虽然打赢了，她却被关进了监狱。9天之后，多亏亲友搭救，她才获释。不知梁氏弹劾丈夫之前，有没有坐监狱的心理准备。
韩世忠一生戎马，刚直不阿。宋高宗时代，秦桧劝倾朝野，谁不给他拍马屁呀?韩世忠偏不听邪，他是“主战派”，跟秦桧那帮“求和派”水火不相容。死对头，更谈不到巴结逢迎，“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秦桧当然也恨他，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赵构撑腰，同时削夺了岳飞、张俊、韩世忠等三位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害之后，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功勋卓著的武将，往往要毁在心胸狭窄的皇帝和工于权谋的文臣手上。难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这条“天下之通义”，实在让那些赳赳武夫们心寒呀。
据《宋史》交代：“(绍兴)二十一年八月，(韩世忠)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生前荣华富贵，身后无限哀荣，够风光的了。和同时代蒙冤致死的岳飞相比，韩世忠享年63岁，已经不算短寿。与“马革裹尸”的同僚相比，他能安安稳稳地死在自家炕头儿上，自然属于“善终”了。
韩世忠死了，那么梁氏呢?她的人生结局，流传着三种版本。
其一，是典型的民间附会——大团圆：韩世忠和梁氏，功成身退，归隐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氏也抑郁而终。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此后，宋孝宗下诏竖碑建祠，让他们永远享受人间香火。梁氏故里，也在其出生地，修祠塑像，隆重纪念这位“巾帼英雄”……
其二，是更加模糊的揣想——被暗杀：金国奸细，在食物中下毒。梁氏痢疾不止，衰竭而死。
其三，是基于史料的推测——遭袭战死：梁氏协同韩世忠出镇楚州，长年和金军周旋、遭遇。绍兴五年，农历八月，也就是1135年10月，梁氏突然遭到金军围攻，在激烈的肉搏战里，重创小腹。据说，肠子都流出来了，梁氏依然咬牙奋战。她撕下汗巾，紧紧地裹住了鲜血淋漓的小肚子。现在的《英烈夫人祠记》，明显搀进了文学色彩，其中记述道：“敌矢如雨，猬集甲上。梁氏血透重甲，入敌阵复斩十数人，力尽落马而死。金人相蹂践争其首级，裂其五体……”梁氏的首级，被敌军割走，金国人也被这位忠勇的女将深深地震撼了。遗体曝尸三天，随即遣返宋营。“拼合之际，验梁氏全尸。创伤数十，致命者七，皆在身前也。”韩世忠抱住妻子，放声大哭。她心爱的女人，再也不能随他含笑并辔，再也不能为他出谋划策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的记载，可做参照：“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屈指算来，梁氏年仅34岁。史书能为功臣夫人之死，留下几个字，已经相当慷慨了。若非韩世忠赤胆忠心、梁氏战功卓著，能有这种殊遇吗?“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死了，仍被世代传说、天下争颂——这才叫“报国千秋利，忧民万古名”。
当年京口，花枝招展的“营妓”们，秋波流转，笑容可掬。哪个男人能看清。枕上那个妩媚的女子，究竟是谁?
舞台上，梅兰芳演活了“梁红玉”，她春雷般的鼓声，在中国上空，回荡了八百多年。金山顶上，犹能听到那段荡气回肠的《石榴花》：“遥望着一江风浪拍天高，我撒网中流，待钓金鳌……”
#重点实验室巡礼# 【逐“智”多谋——走进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https://t.cn/A6bo0Swo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https://t.cn/A6bo0S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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