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娃娃脸害了我 我的诗电影救了我

认真执著的林洪桐

史铁生

林洪桐十八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全国重点高中福州一中．老师满心希望他去报考“北大””或者“复旦”．可那时他偏着了魔似地想当演员，一意孤行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性格即命运”固然是一条颠扑不玻的真理，但愿望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却要神秘得多，三十多年前明明种下去一个演员迷．三十多年后却收获到一个教师梦、导演梦。倒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然而林洪桐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被埋没至今耿耿于怀，常向我争辩他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这是当年苏联专家的看法。”他补充说。可惜我晚生了些年，无福领略青年林洪桐的风采．偶然看过几部重放的老片子．发现他不过是演了几回小通讯兵和小战士，见不出什么高明之处。对此．他唯有连连叹气．从玻璃或镜子里望着自己那张娃娃脸苦笑，是这张脸把他的演员梦摧毁掉的；因为电影中的好男儿理应潇洒英援．坏男子务必阴险丑陋．那时中国的电卜卜影里又差不多仅剩了这两类角色．所以．一张不易为人垂青也难能令人憎恶的娃娃脸却很少派得上用场。不过命运之乖张着不都带着恶意．一个好导演是不怕有任意长相的：况且．扎实的文学基础、全面的艺术修养、虚心而又勇敢的探索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些东西在脸上找不到．因为都在心里。这些素质在林洪桐几十年对电影事业的痴迷之间，巳经积累得深厚．于是，一场日暮途穷的演员梦得以衍变成一条蒸蒸日上的导演路。依我观察．洪桐早晚是会累死，当然了．这不足为怪，近年来被累死的中年知识分子很多。尤其林洪桐又是个极认真的人，作教师、作编剧、作导演、作丈夫、作父亲，一律作得认真之极。近十年中他先后发表(独立或合作)了十一部剧本，其中九部已经拍摄。了解剧本获准拍摄之复杂程序的人都会相信，要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必不能单靠运气，非靠深厚的艺术功力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不可。不过写剧本并不是林洪桐最终的愿望，自打演员梦被惊醒之后，他一会儿都没耽误上了导演的路。这一回他很清醒．深知要抢一个好本子、取得拍摄权他比不过别人，(谁让他是表演系教师，头发已经掉光了，影片却还没执导过一部呢?)他下决心要靠自己写出的好本子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执导的机会：他苦干了数年，终于赢得了这样的机会。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死神与少女》就得到了影界的好评(并获第13届瓦尔那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他说一句：“哎哟我的妈呀，哪儿有说的那么好哇?”为自己的作品挑足了毛病之后，他又为童影编导了《多梦时节》(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9年政府优秀影片奖及第三届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等)。去年他又应邀为香港银都机构拍摄了《离离原上草》 (已经送法国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此外，这十年间他还写了三十几篇电影理论文章．其《电影表演要电影化》、《当代电影表演断想》等文章于十年前在刚刚开放的影坛上引起过许多争论。他为建立电影表演的理论．提出过一个观点．叫电影表演艺术“三圈论”．第一是基础圈：表演作为一门艺术。必须承认舞台表演与电影表演的共性；第二电影图．是强调表演进入银幕的独特性；第三圈指出了电影表演的当代性。随着电影制作新技术的出现，电影美学的发展和对人的深层发现与理解，电影表演越然要突破旧有的金科玉律。
他说他在艺术创作中最喜欢的格言是：“航船应驶向来开拓的彼岸”。他拍的影片有独到的风格，评论家称为“散文诗电影”，理论研究中他也总热衷开拓一些荒岸。说实在的，依我的浅见，他那“三圈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争论的，可是时过境迁我们有可能已经把改革开放时的形势忘了．当我听林洪桐说那时竞有人为此谴责他是玩再玄学时，我目瞪口呆之余着实感到了改革十几年来电影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我与林洪桐相识多年，我真看不出他还套玩玄学，实际上他不懂玄学很可能是他的一项缺欠。我一向只耽心他较真儿得过份。上帝有时候不太喜欢这么认真的人。让他们有痛。还让他们疏忽着自己的病，他们自己也仿佛认定累死仍是善终。作为朋友我不能劝林洪桐不认真，我只希望他把节奏稍稍放慢一点，懂一点玄学——有所不为才能更有所为．然后有机会吃点补药。听说，他在繁忙的教学拍片之余还在著书立说。我以为像著书一类的事，他可以到拍不动片子的时候再去做，现在他主要应该拍片子。
这几年我跟他学一点剧本创作方面的事．关于电影的全部学问我懂得太少·他的片子拍得如何由专家们去说，由观众去说。我赞成“大狗小狗都要叫”的思想．而且各具风格流派的“狗”都有叫的权利．不必一窝蜂地都去作陈凯歌或张艺谋。
我只说说像林洪桐这样的认真的艺术家．可以得到什么和得不到什么．他得不到很多拍片的机会。原因之一是他寸剧本过于挑剔，剧本送上去他觉得太粗陋太落俗套，即便有拍摄机会他也把它错过。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剧本非常尊重(包括对文学原著)，剧本(或原著)送上去，他觉得好但他认为自己把握不了或拍摄条件不理想．他也宁可把机会错过而不去糟踏好东西。他的兴趣不是要拍多少部片子．而是要拍点好片子和把片子拍好：所以．林洪桐今年五十出头了·只拍了三部影片。片子究竟拍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上，另说，他心里得到的永远是一份不满足，和一份坦然一一他没有蓄意糊弄别人和自己，前者是一个艺术家必然的苦恼，后者是上帝对其真诚所给予的最好的酬劳。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吹牛。人过半百而不会吹牛且片于拍得又少．难免得不到人家的重视得不到优越的创作条件，．现在我常常记起我扪刚刚开始合作时的情景。那时候，为了一起商量剧本，他不得不一大早便骑车跑很远的路到我家家。他夫人的工作单位离家更远，他中午必须赶回去照顾女儿，为了节省时间，后来就是我到他家去。他又要买菜，又要做饭，又要促女儿练琴，又要把剧本搞好，因而他的秃脑袋总让人想起一只旋转陀螺。条件不好，便只有挥霍自家的大脑与性命，常常是一天下来头昏眼花·寝既不安食又无味，得些什么呢?有时候只是三五段好台词或一两个新构想。听说有人可以用三五个晚上写下一个剧本，那确实令人羡慕。 跟这样一个认真的导演合作写剧本是得有点勇气。他很少有满意的时候·偶尔一天晚上他满意了，那你就要准备好第二天一早他又带了若干不满意来。他可以晚上十点多钟跑来，愁眉不展地向你指出剧本中的一处败笔，或者眉飞色舞地向你陈述一个新设想。他可以对一个构思或一句台词连说九个好，但一次比一次弱下去，第十次却说不好，然后抱了头蜷缩在椅子里肆意折磨那把椅子。他可以突然派一辆车来，把你接到拍摄现场．蹲在寒风里跟你重新讨论一段台词．最后改掉两三句话。他的不满意更多地是冲着自己 他说他看自己的片子时．总是浑身冒汗心动过速无地自容。只有当行家说他的片子拍得不错时，才能见到他的笑容—一娃娃脸上配以孩子气的笑，很和谐。
我想，林洪桐无论得不到什么．总归得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真诚。我想：如此真诚的导演最好不要很快就累死，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保护一下这类导演。我想，他应该有更多的拍片机会，这样的人生不会粗制滥造，如果他的时间更充裕一些，他定会拍出更好的影片。

旅游房产市你不得不防的坑。
很多朋友一看旅游区山清水秀，面朝大海，就想斥重金买一套度假房，实际上，大部分旅游区只适合去玩玩，根本不适合居住。

就拿最值得购买的三亚来说，一年的好时候，也只有11月到四月份，北方海边好时候，只有那一两个月，还都赶上你上班，想赶个周末过去玩，来回的路程就够你缓个一两天，有些朋友会说，我不住租总可以了吧，当地人都有房，游客要么是过去玩个三五天，要么跟你情况差不多，根本没人去租，至于托管一年不搭钱就算赚了。

山景房就更别提了，单程几个小时，就为了去一个配套不好，人口流入性差，房价还勺贵的三四线城市，然后远远的看山，有些边境房产打着高铁贸易的概念，吸引了大批购房者，别的不说，你先去看看大连、天津这类成熟贸易区的房价，再冷静想一想，高海拔适不适合你的生活，有些人说，买这类房子是为了给父母养老，先不说。父母是不适应交通不便利，配套不完善，医疗条件不好，把父母扔这样的地方养老，你放心吗。

【震天撼地上锣鼓】　史耀增/文 史沛鸿/图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合阳县境41.2公里。黄河西塬畔从北往南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村庄，在徐水汇入黄河之处的南塬上有个东雷村，村里有一样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正月十五上锣鼓。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一直传承至今。这种民俗无论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形式，还是所使用的鼓铙，以及鼓手、锣手们奇特的装扮，都与众不同，饱含浓郁的祭祀色彩。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专家们对命名合阳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时进行评审，当看完上锣鼓的表演后，由衷赞叹道：“你们合阳人了不起，把中华民族六七千年前的部落文化传承下来了！”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却为枳，是因为“水土异也”。为什么上锣鼓单单在东雷村里才有？据村中老人和热好家们（当地方言，指热爱、喜欢此类活动的人）讲述，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东雷村村南有一块半岛状的塬伸向黄河中央，站在这里往北望可见到禹门，朝南看隐约可见扼陕、豫、晋三省咽喉的金陡潼关，可谓“挥手堪指雷首月，举目能识禹门船”，当地人称“看船嘴”。黄河出了禹门，河床开阔平坦，流速减慢，分成许多支流。到了和东雷村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临猗县赵村村北，受冲积台地的阻隔，又汇成一股，流向西南，斜着向“看船嘴”奔来。所以这里不管是枯水期还是涨水期，也不论上游的主流靠哪边，常年四季可以行船，当地人称“铁码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打船的、当水手的也就多。除了方便过往客商外还把山西的优质煤炭（俗称东炭）、运城的潞盐和铁器等运到合阳，这对当时没一家煤矿，燃料十分困难的合阳县来说，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主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四季平安”，每年新春伊始，都要为供在村东“三官庙”(内有“水官”)里的神唱戏，闹社火，上锣鼓，以图消灾免祸。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铁码头”虽然冷落了，三官庙也在抗日战争中修河防工事时拆毁了，但“上锣鼓”这种娱神的民俗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每次上锣鼓之前，都要在黄河塬畔的打麦场上举行隆重的祭河神仪式，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祭水神仪式的一种延续。
　　过去该村社火队伍的最前头打一面大旗，约一米宽、五六米长。杏黄色缎子作心，黑平绒镶边，中间的黑平绒字足有斗大。笔者1961年元宵节第一次看东雷社火，只记得开头四字是：“有疫于郊”，下面的字因为当时人头攒动，拥拥挤挤，再加上火铳硝烟弥漫，看不甚清。这面大旗被“破四旧”的烈火化为灰烬，如今几十年过去，遍访村中老人，竟无一人能记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些什么，实在遗憾。但仅由开头四字可以推知，该村的出社火、上锣鼓都和祈福、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活动。上锣鼓从何时起源的？无据可考，更无文字记载。问村中老人，都说：“先人手里一直就是这向！”
　　东雷村因为有塬下黄河边的“铁码头”，当水手、运炭的人也就多。常年的水上生活，艰苦的吃住条件，练就他们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和黄河一样开朗坚强的性格。东雷村虽然靠着黄河，人畜用水却非常困难，过去一直靠双肩挑，上坡下塬，来回成十里。笨重的水桶装上100多斤重的水，可真够苦的。东雷村东靠黄河，北依徐水沟，南临太里沟，往西和中雷村相隔仅二里地，耕地十分狭窄，每人平均一亩多些，沟坡地是耕地的重要补充部分。这种坡地多是羊肠小道，耕作十分不便，运粪土靠担，收庄稼靠背，一步不鼓劲也挪不动。所以过去合阳县东乡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说：“饿死饿活，甭给中东雷熬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馍。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尽管如此，但东雷人喜爱这生养他们的地方，经常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们是喝崖水长大的，人粗糙。”外村的小伙子看着东雷人担上水健步如飞，背着整齐的柴火捆神态自若，不由眼红，但却打心底里佩服！东雷人粗犷豪放、赤诚淳朴的性格，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想，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和黄河中的激流险滩搏斗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年复一年地在那沟坡地上夺取丰收吗？而这种种也必然要在民间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上锣鼓用的乐器也颇具特色。大鼓比周围村的略小些，直径约二尺、高二尺五左右，但铙却是专门定做的，比其他村的大得多，一般的一副五到七斤，重了一倍，敲起来声音洪亮，可以传得很远。时间长了铙钹的颜色会变黑，村民亲切地称其为“黑老鸹”。上锣鼓的人全都赤着上身（近年来有的穿背心)，斜挂一串马铃，虽是隆冬寒天，只穿一条短裤。搭眼一看，便觉得“陕西楞娃”的味儿特浓。但据老年人讲，从来没发现有人感冒过。甚至敲大鼓的人身后还专门有个人用小簸箕扇凉呢！有的人用核桃皮挖个洞做成“眼镜”，或者用破草帽扯去遮檐戴在头上，上插一根红萝ト，再插几根鸡毛；也有的戴个牛笼嘴，脸上随意用红白黑涂抹，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上锣鼓早先在南北两条大巷里轮流进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在村中间的广场上进行，南北两社的锣鼓对扎营盘，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争斗性。起初时各敲各的，互不干涉。上锣鼓开始，敲的鼓点叫“排锣”。节奏较缓，十分整齐，是在酝酿情绪，同时向看热闹的人宣告：上锣鼓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呼叫那些尚未到场的同伴的意思；接下来的鼓点称为“流水”，比“排锣”节奏加快，花样也多，向对方挑战的意思十分明显，显示鼓手敲打水平也在这一部分；再下来进入“上鼓”阶段，此时敲打的人情绪发展到高潮，鼓手骑马蹲裆，敲锣的一脚踏鼓，一脚踩地，锣棰经头部划弧，先击鼓，后击锣。鼓手则高举鼓槌，和锣手调开击鼓，否则就要砸烂手的。鼓手和锣手边敲边围鼓转圈，十分整齐。敲铙钹的和准备替换的站成一个大圆圈，双手举过头顶，矫健有力。此时鼓点节奏急促，气氛热烈，有如爆豆一般，观众受到感染，随着鼓的节奏齐声“噢——”“噢——”地高呼。气氛酝酿成熟了，领头的人使个手势，鼓点换成“乱刮风”。锣、鼓、钹齐鸣，没有明显的节拍，有如风吹梢林，松涛怒吼，又似大海涨潮，浊浪排空。只听领头人“吁——”的一声悠长的口哨，早已做好准备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猛地蹲下身，双手抓住大鼓上的铁环，抡上脊背，扛上便跑，其他人在后紧随；另一家见状，同样扛鼓便追。于是两家在广场上追逐，追上了，便要硬把自家的鼓摞在对方的鼓上面，对方不但不让，也想占上风呢！据老人说，上锣鼓的“上”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如此来回两三个回合之后，两社锣鼓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敲打一阵，当晚活动便告结束。一般的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进行三个晚上。
　　上锣鼓的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地下万盏灯笼争辉，芦苇扎成的火把高高举起，枣刺、干柴、麦秸笼起的火堆熊熊燃烧；火铳震天，硝烟弥漫，口哨声此起彼伏，动人心魄。马铃哗哗，喊声阵阵，你要在我的锣上敲一下，我要在你的鼓上敲一下，鼓槌飞舞，锣棰乱抡，使人如入“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阵之中。在这种场合里，难免碰破点皮，流上点血，可是谁也懒得管他，相反地觉得俨然自己是村里的英雄，鼓槌、锣棰抡得更欢。置身于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环境里，眼前自然会出现六七千年前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获得猎物之后围着火堆狂欢的场面，感到今日的东雷村上锣鼓和古老的部落文化真正是一脉相传。
　　东雷村的人对上锣鼓十分喜爱，男女老少都想找点事干，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据村中老人讲，曾有个农民苦干一冬，挖回的刺柴在家门口堆了好大一堆，足够做饭烧上三五个月，上锣鼓时却大方地叫小伙子用杈把刺柴挑着往火堆上扔，一冬辛苦烧个精光。有人说：“你一冬黑水汗流图了个啥?”他说：“火堆越旺越美！”有一年，扎火把的芦苇不够了，有个人二话没说，就把家中准备修房的苇箔扛出来扎火把。1984年组织上锣鼓的社火头儿叫马生发，一生热爱上锣鼓，临终时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把咱这上锣鼓当个事，可不敢叫失传了！”他的儿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长子马正民敲小鼓，技艺精湛；次子马正杰敲大鼓，全身心投入，是鼓队的核心。
　　东雷村的上锣鼓是一种粗犷豪放、情绪热烈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村庄地处偏僻，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86年元宵节，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为上锣鼓录了像，在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签订议定书大会上播放后引起轰动；从那时起到1987年元宵节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陕西省电视台和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两家来录像。1994年除夕，上锣鼓又在中央电视台的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红红火火过大年》中与观众见面。从那时起，上锣鼓多次赴市、省表演；2005年，为庆祝渭南建市十周年，组织了一台名为《华山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文艺晚会，渭南辖区之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悉数亮相，总编导王宏看罢后心情激动，特意让上锣鼓的高潮部分从头至尾在舞台上整体呈现。2007年5月，上锣鼓列入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1986年元宵节，东雷村大队部的大门上（门前便是表演“上锣鼓”的广场）贴了一副对联：
　　擂鼓鸣锣，为天地助威，真正有民族气魄；
　　张灯结彩，与日月增辉，分明是地方特色。
　　准确形象又简练地道出了东雷村“上锣鼓”这种独特民俗的与众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