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考研#
保研干货！没本校保研资格也能保研?
保研的过程“玄关”重重，要想走通这条捷径，除了自身的条件过硬，弄清似是而非的常识外，还需要有足够的“情报”。相比考研，这更是一场“情报战”。缺乏“情报”，搞不清“内幕”，手忙脚乱之后很可能折戟而归。
一、不占本校推免名额也能保研
保研指标有限，是优秀学生争得头破血流的香饽饽。
假如你没有获得母校的推免生指标，不意味着你保研的失败--你还可以“占用”其他高校的推免名额。
有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类院校可以为外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的推免名额“，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
各校为外校生提供推免名额的原因各异，如东北师范大学是因其本科毕业生中包括部分农村免费师范生，不纳入本年度推荐范围;
为解决学校对优秀推免生生源的需求，东北师范大约可以接收150名左右的外校推免生。此名额不占推荐学校的外推名额，而是占东北师大的招生名额。
在这里特别指出，北京师范大学的这部分指标一般主要用于”参加当年推免生夏令营并获得接收函，但未在本校获得推免指标的优秀学生“;
而夏令营开展的时间是每年7月和8月，如果等到9月份正式推免生工作开展时再想占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指标就晚了。
二、直博才是最容易的保研捷径
”直博“与”硕博连读“有两个共同特点：同为5年毕业，不经历博士研究生考试就能读博。因此，常有同学将这两个概念混淆。
通俗地说，直博不经过硕士阶段、毕业时只拿博士学位。教育部文件明确表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须从取得学术型推荐免试生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遴选“;
这也就是说”直博“是推免工作中”学术型推免“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大家也都知道：直博的优势是一步到位，劣势是一旦不能坚持到博士毕业，连硕士学位都没有，一大原因是直博的推荐指标占用的是学术型推免指标，而接收指标则是占用导师的博士生招生指标。
不难发现，直博对导师非常有利，在招收学生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其中若干学生的”服务年限“变长了。
“硕博连读”要经过硕士阶段、先拿硕士学位再拿博士学位。既可以在研究生录取时确定，又可以在研二时选拔，并且考研生与推免生机会均等。也就是说，硕博连读与推免工作无关。
绝大多数的导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直博，而绝大多数的同学考虑到博士生毕业难度太大，大都不愿意直博。
因此，相当多的名牌大学在推免生复试时，申请直博很容易被录取，复试难度远低于学术型硕士，这也算是迈入名校大门的一条”捷径“。
三、各院校为什么要举办夏令营
一方面，对学生有益。学生可以提前拿到接收函，提升了外推的成功率。
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对专业和导师进行了解，对于未来的选择也更加科学，有效避免了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入学后后悔的尴尬处境。
另一方面，对高校有益。相对于9月份的推免生复试，夏令营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对学生进行考查，选拔出的学生也能更加符合导师的要求，并且能够确保录取学生充分了解了导师的研究方向。
推免生已是提前招揽优秀学生，夏令营再提前一步，自然是要选拔最为出类拔萃的。
所以，夏令营的申请难度比9月份的推免生复试大很多。鉴于这种情况，尽可能多的申请。
不过与此同时，一些高校的一些专业本来就没有竞争力，保研、考研时都会出现招不满的情况，举办夏令营仅仅就是为了提升知名度。
四、夏令营没拿到入营并非没救了
有这么两个名额，可以补救：
1、补录名额
有些小伙伴因为没有拿到目标校的入营名额就直接放弃了，这其实是种错误的思想。
如果是那种非常想去的学校，建议继续跟进，因为除了正常录取外，还有捡漏的可能。
捡漏大多是因为被录取同学时间冲突而产生的名额，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各种原因而空出的名额。这种名额虽然不多，但是也非常常见。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补录是由夏令营的志愿者负责，并且一般都是学生。
所以，我们大可以找到这部分学生来操作，可以找到已经被录取的同学，问问看有没有相关QQ群或志愿者的邮箱。
2、旁听名额
除补录名额外，部分夏令营还设有旁听名额，可以直接参加夏令营的考核环节，而不参与其他活动，同时这类同学的往返、食宿等开销由自己承担。
不过，通过夏令营考核环节的旁听学生与正常通过考核的营员在录取时的待遇是相同的。
五、一些非常规保研
除了我们常见的保研方式外，还有很多的专项计划也能保研，比如：
1)支教保研
有关高校每年招募一批具备本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部分在读研究生，到西部贫困地区基层中小学校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和力所能及的社会扶贫、志愿服务、各类公益活动等，同时按照当地团组织安排可兼任所在乡镇、学校团委副书记，参与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
支教保研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招募指标由教育部专项下拨，不占用所在高校当年计划内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指标。
2)特殊学术专长保研
在本科期间有突出科研学术成果，或者参加大型学科竞赛获得突出成绩学生的科技保研指标
3)工作保研
本科毕业后担任两年辅导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保留两年研究生入学资格，再入学攻读研究生
4)硕师计划;
5)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6)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7)艺术特长生;
8)体育特长生
等等。
保研干货！没本校保研资格也能保研?
保研的过程“玄关”重重，要想走通这条捷径，除了自身的条件过硬，弄清似是而非的常识外，还需要有足够的“情报”。相比考研，这更是一场“情报战”。缺乏“情报”，搞不清“内幕”，手忙脚乱之后很可能折戟而归。
一、不占本校推免名额也能保研
保研指标有限，是优秀学生争得头破血流的香饽饽。
假如你没有获得母校的推免生指标，不意味着你保研的失败--你还可以“占用”其他高校的推免名额。
有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类院校可以为外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的推免名额“，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
各校为外校生提供推免名额的原因各异，如东北师范大学是因其本科毕业生中包括部分农村免费师范生，不纳入本年度推荐范围;
为解决学校对优秀推免生生源的需求，东北师范大约可以接收150名左右的外校推免生。此名额不占推荐学校的外推名额，而是占东北师大的招生名额。
在这里特别指出，北京师范大学的这部分指标一般主要用于”参加当年推免生夏令营并获得接收函，但未在本校获得推免指标的优秀学生“;
而夏令营开展的时间是每年7月和8月，如果等到9月份正式推免生工作开展时再想占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指标就晚了。
二、直博才是最容易的保研捷径
”直博“与”硕博连读“有两个共同特点：同为5年毕业，不经历博士研究生考试就能读博。因此，常有同学将这两个概念混淆。
通俗地说，直博不经过硕士阶段、毕业时只拿博士学位。教育部文件明确表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须从取得学术型推荐免试生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遴选“;
这也就是说”直博“是推免工作中”学术型推免“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大家也都知道：直博的优势是一步到位，劣势是一旦不能坚持到博士毕业，连硕士学位都没有，一大原因是直博的推荐指标占用的是学术型推免指标，而接收指标则是占用导师的博士生招生指标。
不难发现，直博对导师非常有利，在招收学生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其中若干学生的”服务年限“变长了。
“硕博连读”要经过硕士阶段、先拿硕士学位再拿博士学位。既可以在研究生录取时确定，又可以在研二时选拔，并且考研生与推免生机会均等。也就是说，硕博连读与推免工作无关。
绝大多数的导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直博，而绝大多数的同学考虑到博士生毕业难度太大，大都不愿意直博。
因此，相当多的名牌大学在推免生复试时，申请直博很容易被录取，复试难度远低于学术型硕士，这也算是迈入名校大门的一条”捷径“。
三、各院校为什么要举办夏令营
一方面，对学生有益。学生可以提前拿到接收函，提升了外推的成功率。
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对专业和导师进行了解，对于未来的选择也更加科学，有效避免了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入学后后悔的尴尬处境。
另一方面，对高校有益。相对于9月份的推免生复试，夏令营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对学生进行考查，选拔出的学生也能更加符合导师的要求，并且能够确保录取学生充分了解了导师的研究方向。
推免生已是提前招揽优秀学生，夏令营再提前一步，自然是要选拔最为出类拔萃的。
所以，夏令营的申请难度比9月份的推免生复试大很多。鉴于这种情况，尽可能多的申请。
不过与此同时，一些高校的一些专业本来就没有竞争力，保研、考研时都会出现招不满的情况，举办夏令营仅仅就是为了提升知名度。
四、夏令营没拿到入营并非没救了
有这么两个名额，可以补救：
1、补录名额
有些小伙伴因为没有拿到目标校的入营名额就直接放弃了，这其实是种错误的思想。
如果是那种非常想去的学校，建议继续跟进，因为除了正常录取外，还有捡漏的可能。
捡漏大多是因为被录取同学时间冲突而产生的名额，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各种原因而空出的名额。这种名额虽然不多，但是也非常常见。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补录是由夏令营的志愿者负责，并且一般都是学生。
所以，我们大可以找到这部分学生来操作，可以找到已经被录取的同学，问问看有没有相关QQ群或志愿者的邮箱。
2、旁听名额
除补录名额外，部分夏令营还设有旁听名额，可以直接参加夏令营的考核环节，而不参与其他活动，同时这类同学的往返、食宿等开销由自己承担。
不过，通过夏令营考核环节的旁听学生与正常通过考核的营员在录取时的待遇是相同的。
五、一些非常规保研
除了我们常见的保研方式外，还有很多的专项计划也能保研，比如：
1)支教保研
有关高校每年招募一批具备本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部分在读研究生，到西部贫困地区基层中小学校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和力所能及的社会扶贫、志愿服务、各类公益活动等，同时按照当地团组织安排可兼任所在乡镇、学校团委副书记，参与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
支教保研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招募指标由教育部专项下拨，不占用所在高校当年计划内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指标。
2)特殊学术专长保研
在本科期间有突出科研学术成果，或者参加大型学科竞赛获得突出成绩学生的科技保研指标
3)工作保研
本科毕业后担任两年辅导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保留两年研究生入学资格，再入学攻读研究生
4)硕师计划;
5)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6)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7)艺术特长生;
8)体育特长生
等等。
#艺术之窗# 【难见“石门”】□ 严维佳
2021年阳历新年刚过，一则“关于利用汉中石门水库除险加固、清淤清库施工期间，实地勘察石门石刻遗迹，加大调查保护工作”的社情民意信息引起了我的关注。
一想到能有幸亲见距今约两千年的石门隧道及摩崖石刻，我激动得心潮涌动、夜不能寐。直觉告诉我，如果不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去一睹汉中石门的尊容，借机对石门摩崖石刻的保护利用建言献策，以后水库重新下闸蓄水，我们这一代有生之年将无缘再与石门邂逅，恐会留下终生遗憾。
机会难得，职责使然，事不宜迟。二月初，我与水利、文物、旅游、文化、文史方面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一起乘车从汉中出发，沿316国道至褒河口北上，满怀憧憬地朝着石门水库而去。一路上关于石门及其石刻的故事被大家津津乐道，而我的思绪则随着前夜一口气读完的，原汉中市博物馆馆长郭荣章先生所著《石门石刻大全》一书所描绘的石门石刻的前世今生而浮想联翩……
据史料记载，秦岭巴山作为关中通往巴蜀的门户和屏障，自古以来分别形成了南北七条古蜀道，而其中又以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褒斜道历史最为悠久、文化最为灿烂、影响最为深远。据载，早在远古时期褒斜道就已成为通道，据《史记·周本纪》《正义》注，当年“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记载，周幽王伐蜀、伐褒与褒姒北嫁入周王宫皆沿褒斜道往返汉川与周原之间。
褒斜栈道位于汉中以北三十里，因取道发源于秦岭的褒水、斜水两河谷而得名，全程约250公里。它最早为战国中晚期所开辟，《战国策·秦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货殖列传》记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自战国以来，先人们凿石架木，修筑栈道，再经历朝历代增修加固，栈道方畅通天碍，发挥着连通关蜀、沟通南北、繁荣经贸、利于辖治、行军用兵、融通文化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褒斜栈道因其所筑最早、持续时间最久、栈道设施最完善、文化影响力最大，堪称“栈道之冠”。
说到汉中历史文化，必然会提及1961年即被列入国务院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石门位于褒斜道南口4公里处，亦称“南谷口”，据《鄐君开通褒斜道》和《石门颂》记载，此乃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凿的一段穿山通车隧道，因当时尚无隧道之名，故曰“石门”。古石门洞长约16米、宽4.2米，洞高不足4米，是用“火烧水激”法开山破石，历时数年开凿而成，是中国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它代表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世界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褒斜栈道和石门隧道的开通，穿越石门南来北往深受其惠的百姓川流不息，加之隧道内无风雨侵蚀之忧，是勒石记事、颂功咏景、抒发情怀的绝佳之地，文人墨客、手艺匠工历经汉魏、唐宋直至明清，两千年间形成了浩瀚的石门摩崖石刻群，有确切记载的近二百品，其中又以被郭荣章先生誉为古拙兼容、饶有意趣的《鄐君开通褒斜道》，隶势劲健、斑斓多姿的《石门颂》，汉隶奇葩的《杨淮表纪》，简古质朴的《李君表》，魏书精品《石门铭》，隶书风范晏袤《山河堰落成记》，以及气势磅礴、妙趣横生的汉魏榜书题刻“石门”“石虎”“玉盆”“衮雪”等十三方摩崖石刻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是研究中国最早摩崖石刻文化及栈道文化的精品力作，被称之为“石门十三品”，其因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极高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享誉古今，又被誉为“国之瑰宝”。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为兴修水利，解决汉中盆地及秦岭南麓浅山区及以下地区50万亩农田干旱缺水问题，国家决定在褒水出南谷口处修建石门水库，其坝址选在古石门隧道以南不足百米处（据说是因此处两山间距离最短造价低，且运送物料方便），褒斜古栈道及石门隧道遗址正好处于淹没区，这意味着以石门为中心的大量摩崖石刻将被淹没于盈盈碧波之下。我们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和角度去审视当年决策者的能力智慧，更不能脱离当时实际去评价广大建设者的诸多无奈，好在经过各级文物保护部门及文物工作者多方努力，将其中十三品具有极高历史和研究价值的汉魏石刻整体凿下，并移于古汉台（现汉中市博物馆）予以保护，然而石门隧道内外壁其余数百方石刻连同石门隧道遗址则随着水库大坝高耸、下闸蓄水，而逐渐淹没在高峡平湖之下……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尽享石门水库泽被千里、造福桑梓、丰衣足食、农富民强的同时，是否还记得沉眠于水下的石门与石刻，它们在混沌的水下库底是否安好？
随着中巴车沿褒河西岸川陕公路一直爬升，谷口不远处石门水库大坝已渐渐映入眼帘，只见坝顶上塔吊林立、车辆穿梭、施工繁忙。中巴车停下后，我们一行人在水库管理和施工人员陪同下迫不及待地朝着大坝坝顶而去。站在坝顶向右侧库区望去，只见坝前堆积着大量淤泥，呈灰白色状，由于库区泄洪、拉沙、排淤而冲出一条巨大的泥沟，两侧山体上水位线以下则寸草不生，与绿色山体形成鲜明对比，十分抢眼。
“看，那就是古石门鸡头关！”顺着文物专家手指的方向，大坝以北左前方百米处一片库底淤泥之上，白色山石堆中耸立着一座约十几米高的巨石，犹如公鸡的鸡冠，对照古石门洞旧照，我们看到的正是古石门隧道顶部的鸡头关，但根本看不到石门和栈道遗址，更不见石门石刻的踪影。根据工程人员测算，我们所处的石门水库大坝高程约海拔620米，目测淤积库底裸露高程约570米，而古石门隧道底大约位于海拔545米，以此推算古石门隧道应位于现空库淤积高度35米以下，所谓寻访石门遗址及石门残余石刻几无可能。
在与文物保护部门和水利及施工方现场商讨中，有人提出可否由人工开挖库底淤泥，让石门隧道及石门石刻重见于世，也有人提出修建一个水下石门石刻博物馆供游人参观游览。但经过大家反复论证：当年将位于石门隧道内及周边的十三品珍贵汉魏石刻凿下搬走，已属不幸之中的万幸，至于挖出石门原址难度太大、时机不成熟，这也意味着随着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完工后，石门隧道遗址及残余石门石刻很快又将沉没于水底。
既然重现石门石刻遗址已不可能，可否在重建汉中市博物馆新馆时专门建造一个石门石刻复原体验馆，将古石门隧道及褒斜栈道连同石门精品石刻按原形原大，用现代制景及声光电技术予以复原和重现呢？同时，为抢救性发掘石门石刻，可否利用蓄水前这最后时机，对现有库区淤积线以上部分，两侧山体当年连云栈道遗址上未被发现的摩崖石刻，利用无人机技术，组织专业团队立即着手开展一次溯源普查呢？文物旅游部门的同志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并表示已着手开展论证和普查工作。
离开大坝坝顶的时候，我是依依不舍的，三步一回头，用手机一遍遍朝着露出库底的石门隧道上方鸡头关拍照，尽管它早已没有了两千年前的雄伟壮阔，但我知道它代表了石门隧道和石门石刻两千年的精神和智慧，尽管它很快又将沉于库底难见天日，但它们的精神是永恒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后人们会用智慧和力量让它们重现辉煌。
值得庆幸的是，汉中市已决定兴建新的汉中市博物馆，以更好地重现石门景观，同时加大对散存石门摩崖石刻的收集与发掘。更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也在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石门石刻的研究、收藏与保护，他们中有筚路蓝缕、呕心沥血，集毕生精力写下《石门石刻大全》的八十多岁高龄的原汉中博物馆老馆长郭荣章；有倾其所有、痴心不改，几十年如一日修复、宣传、开发石门石刻的汉中民间蜀道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林森；有多年来致力于石门石刻研究与保护的专家学者梁中效、黄建中、黄宝柱、左汤泉；也有热心支持保护石门石刻的政协委员何宏斌、卢辉、李辉，他们对石门石刻的热爱也必将激励更多热心人士投身其间，义无反顾、奋勇前行。
近闻石门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基本完工，不日将下闸蓄水，届时褒斜栈道和石门石刻将再次沉于水下。等到水库再一次除险加固，也许还得三十年或五十年，或许我们中许多人都已不在世，等不到与石门的再次邂逅了。眼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积极呼吁，启动“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工作，或许这样，这批“国之瑰宝”纵使身处湖底，也能散发芬芳、重现辉煌。
2021年阳历新年刚过，一则“关于利用汉中石门水库除险加固、清淤清库施工期间，实地勘察石门石刻遗迹，加大调查保护工作”的社情民意信息引起了我的关注。
一想到能有幸亲见距今约两千年的石门隧道及摩崖石刻，我激动得心潮涌动、夜不能寐。直觉告诉我，如果不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去一睹汉中石门的尊容，借机对石门摩崖石刻的保护利用建言献策，以后水库重新下闸蓄水，我们这一代有生之年将无缘再与石门邂逅，恐会留下终生遗憾。
机会难得，职责使然，事不宜迟。二月初，我与水利、文物、旅游、文化、文史方面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一起乘车从汉中出发，沿316国道至褒河口北上，满怀憧憬地朝着石门水库而去。一路上关于石门及其石刻的故事被大家津津乐道，而我的思绪则随着前夜一口气读完的，原汉中市博物馆馆长郭荣章先生所著《石门石刻大全》一书所描绘的石门石刻的前世今生而浮想联翩……
据史料记载，秦岭巴山作为关中通往巴蜀的门户和屏障，自古以来分别形成了南北七条古蜀道，而其中又以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褒斜道历史最为悠久、文化最为灿烂、影响最为深远。据载，早在远古时期褒斜道就已成为通道，据《史记·周本纪》《正义》注，当年“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记载，周幽王伐蜀、伐褒与褒姒北嫁入周王宫皆沿褒斜道往返汉川与周原之间。
褒斜栈道位于汉中以北三十里，因取道发源于秦岭的褒水、斜水两河谷而得名，全程约250公里。它最早为战国中晚期所开辟，《战国策·秦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货殖列传》记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自战国以来，先人们凿石架木，修筑栈道，再经历朝历代增修加固，栈道方畅通天碍，发挥着连通关蜀、沟通南北、繁荣经贸、利于辖治、行军用兵、融通文化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褒斜栈道因其所筑最早、持续时间最久、栈道设施最完善、文化影响力最大，堪称“栈道之冠”。
说到汉中历史文化，必然会提及1961年即被列入国务院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石门位于褒斜道南口4公里处，亦称“南谷口”，据《鄐君开通褒斜道》和《石门颂》记载，此乃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凿的一段穿山通车隧道，因当时尚无隧道之名，故曰“石门”。古石门洞长约16米、宽4.2米，洞高不足4米，是用“火烧水激”法开山破石，历时数年开凿而成，是中国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它代表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世界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褒斜栈道和石门隧道的开通，穿越石门南来北往深受其惠的百姓川流不息，加之隧道内无风雨侵蚀之忧，是勒石记事、颂功咏景、抒发情怀的绝佳之地，文人墨客、手艺匠工历经汉魏、唐宋直至明清，两千年间形成了浩瀚的石门摩崖石刻群，有确切记载的近二百品，其中又以被郭荣章先生誉为古拙兼容、饶有意趣的《鄐君开通褒斜道》，隶势劲健、斑斓多姿的《石门颂》，汉隶奇葩的《杨淮表纪》，简古质朴的《李君表》，魏书精品《石门铭》，隶书风范晏袤《山河堰落成记》，以及气势磅礴、妙趣横生的汉魏榜书题刻“石门”“石虎”“玉盆”“衮雪”等十三方摩崖石刻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是研究中国最早摩崖石刻文化及栈道文化的精品力作，被称之为“石门十三品”，其因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极高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享誉古今，又被誉为“国之瑰宝”。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为兴修水利，解决汉中盆地及秦岭南麓浅山区及以下地区50万亩农田干旱缺水问题，国家决定在褒水出南谷口处修建石门水库，其坝址选在古石门隧道以南不足百米处（据说是因此处两山间距离最短造价低，且运送物料方便），褒斜古栈道及石门隧道遗址正好处于淹没区，这意味着以石门为中心的大量摩崖石刻将被淹没于盈盈碧波之下。我们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和角度去审视当年决策者的能力智慧，更不能脱离当时实际去评价广大建设者的诸多无奈，好在经过各级文物保护部门及文物工作者多方努力，将其中十三品具有极高历史和研究价值的汉魏石刻整体凿下，并移于古汉台（现汉中市博物馆）予以保护，然而石门隧道内外壁其余数百方石刻连同石门隧道遗址则随着水库大坝高耸、下闸蓄水，而逐渐淹没在高峡平湖之下……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尽享石门水库泽被千里、造福桑梓、丰衣足食、农富民强的同时，是否还记得沉眠于水下的石门与石刻，它们在混沌的水下库底是否安好？
随着中巴车沿褒河西岸川陕公路一直爬升，谷口不远处石门水库大坝已渐渐映入眼帘，只见坝顶上塔吊林立、车辆穿梭、施工繁忙。中巴车停下后，我们一行人在水库管理和施工人员陪同下迫不及待地朝着大坝坝顶而去。站在坝顶向右侧库区望去，只见坝前堆积着大量淤泥，呈灰白色状，由于库区泄洪、拉沙、排淤而冲出一条巨大的泥沟，两侧山体上水位线以下则寸草不生，与绿色山体形成鲜明对比，十分抢眼。
“看，那就是古石门鸡头关！”顺着文物专家手指的方向，大坝以北左前方百米处一片库底淤泥之上，白色山石堆中耸立着一座约十几米高的巨石，犹如公鸡的鸡冠，对照古石门洞旧照，我们看到的正是古石门隧道顶部的鸡头关，但根本看不到石门和栈道遗址，更不见石门石刻的踪影。根据工程人员测算，我们所处的石门水库大坝高程约海拔620米，目测淤积库底裸露高程约570米，而古石门隧道底大约位于海拔545米，以此推算古石门隧道应位于现空库淤积高度35米以下，所谓寻访石门遗址及石门残余石刻几无可能。
在与文物保护部门和水利及施工方现场商讨中，有人提出可否由人工开挖库底淤泥，让石门隧道及石门石刻重见于世，也有人提出修建一个水下石门石刻博物馆供游人参观游览。但经过大家反复论证：当年将位于石门隧道内及周边的十三品珍贵汉魏石刻凿下搬走，已属不幸之中的万幸，至于挖出石门原址难度太大、时机不成熟，这也意味着随着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完工后，石门隧道遗址及残余石门石刻很快又将沉没于水底。
既然重现石门石刻遗址已不可能，可否在重建汉中市博物馆新馆时专门建造一个石门石刻复原体验馆，将古石门隧道及褒斜栈道连同石门精品石刻按原形原大，用现代制景及声光电技术予以复原和重现呢？同时，为抢救性发掘石门石刻，可否利用蓄水前这最后时机，对现有库区淤积线以上部分，两侧山体当年连云栈道遗址上未被发现的摩崖石刻，利用无人机技术，组织专业团队立即着手开展一次溯源普查呢？文物旅游部门的同志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并表示已着手开展论证和普查工作。
离开大坝坝顶的时候，我是依依不舍的，三步一回头，用手机一遍遍朝着露出库底的石门隧道上方鸡头关拍照，尽管它早已没有了两千年前的雄伟壮阔，但我知道它代表了石门隧道和石门石刻两千年的精神和智慧，尽管它很快又将沉于库底难见天日，但它们的精神是永恒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后人们会用智慧和力量让它们重现辉煌。
值得庆幸的是，汉中市已决定兴建新的汉中市博物馆，以更好地重现石门景观，同时加大对散存石门摩崖石刻的收集与发掘。更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也在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石门石刻的研究、收藏与保护，他们中有筚路蓝缕、呕心沥血，集毕生精力写下《石门石刻大全》的八十多岁高龄的原汉中博物馆老馆长郭荣章；有倾其所有、痴心不改，几十年如一日修复、宣传、开发石门石刻的汉中民间蜀道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林森；有多年来致力于石门石刻研究与保护的专家学者梁中效、黄建中、黄宝柱、左汤泉；也有热心支持保护石门石刻的政协委员何宏斌、卢辉、李辉，他们对石门石刻的热爱也必将激励更多热心人士投身其间，义无反顾、奋勇前行。
近闻石门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基本完工，不日将下闸蓄水，届时褒斜栈道和石门石刻将再次沉于水下。等到水库再一次除险加固，也许还得三十年或五十年，或许我们中许多人都已不在世，等不到与石门的再次邂逅了。眼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积极呼吁，启动“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工作，或许这样，这批“国之瑰宝”纵使身处湖底，也能散发芬芳、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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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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