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线思维》--- 2021-7-21
- - 中线思维，源自抽象的悖论。
休谟---因果无根，归纳无据。
康德---哲学，二律背反。
罗素---逻辑，集合悖论。
老子---阴阳平衡---天下-合而为贵！
肯定唯物而不否定唯心，寻求心物同一而协调的新型理论，寻找意识形态协同的可能性，缓解文明冲突-逻辑对抗-利益战乱。人类未来的希望与出路，和平演化---同存共活。
与底线思维不同，
与-以孔丘老二为代表的中庸，也不相同。中线思维---中性立场，代表的是中等人才-中等财富拥有者中产阶层或阶级。持中性立场者，不卑不亢的做人或做事。顺便说一下，贫弱者，应积极向上，但不可过于的兴奋与亢进，一夜暴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强者富有，应仁慈济助，方可相对的守护富有。富者不仁，必天下生乱。
各人，生活在当前这个即使不算混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一个变幻无常的时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情绪及思维方式，以不变的自我去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运行状态。
一件事一个家一个国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生存法则-残酷呀！地球这么小-资源这么少，竞争必然而不可拒绝，恶性竞争战争战乱，和平难得而可贵。变异遗传，强弱不等，贫富不均，自然而天道。寻求平衡，维持和平，脚下艰难---神圣使命。强而既得利益者，薄利让利，德仁慧照，济助扶贫；贫弱寡得利益者，感恩戴德。
今日人类，不缺政治家-经济金融专家-科学家，缺的是能够超越前人的哲学思想家！缺的是能够综合整合各种观念的大战略。对大国关系及军事问题的认知都显得有些片面而肤浅。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不能够代表一切。深刻把握“整体全局与局部个体”之关系，才是关键与枢纽。看问题不可只停留在表面，中国的经济成就---来的较快，国防与科技的进步也很大，但问题仍旧不少，任重而道远！
老子与黑格尔，有一个千古不变的抽象化“中线”，一个是“道”的阴阳之界线，一个是“绝对精神”---辩证法--以时间为主轴而变来变去---终不离其中的精神。具体中线，与时俱迁-与时俱进-与时俱变-随时空环境而变。关于“私货”，马克思-特朗普，都是私货---寻求自我生存的物质利益所在。不讲私货，不讲物质利益，必定会出丑。心理膨胀而唯物质论，物欲横流，必出大丑。经不住金钱物质利益诱惑而大有人在。天下至公，千古难得。道家，清净无为而无不为。佛门净土忘我而空无。
有人说：黑格尔不懂老子，道家思想是一种思维方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什么选择决定，即动态平衡的思维模式，道家思想没有追求那根本不存在的绝对中线。欧美思维方式---追求绝对中线---真理。拿黑格尔的思想及思维方式与道家老子相比较或相提并论，是对中国老子及道教思想的侮辱。[爱国者---真可爱! ]
和平竞争良性循环。贫富差距源于个体差异，个体差异源自生物学原理的自然规律---变异遗传。差异及差距，必然而不可消除。无约束的自由意志与自由市场，必然导致恶腐的资本与金融，当贫富差距大到某一程度就会导致革命而社会秩序重构。明主明君劝富济贫，削峰填谷，把差距调节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贫富者---基本上都能够接受，社会秩序常态化并持续的演化与变化。也许我这是在做梦吧！
不是资源不足而是人心不满足！ 陆地资源不足，就到海底下去找。本国资源不够，就到外国去寻。地球不够，就到月亮火星上去挖。 贫穷无产者 ---人心不足而寻求物质利益，那是当然！ 强者精英富人们---也不满足而争先恐后，第一首富！重庆首富中国首富人类首富。美国“福布斯”，中国“胡润”，时常发布财富聚集理论及财富金字塔信息，像铁磁一样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官方的提法，不宜妄加诠释。人类共命运，鄙人一以贯之的用词，与此相关联的另一词语，人主义。人主义-人类命运-人类共命运，同义而近于等价。首先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来定义人：心理精神意识与物质同在而为其人。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都是人。通过“人”这一抽象概念而桥接唯心与唯物，心物同在而共命运。
人类共命运：知识文化共享，资源资本科学技术分享，财富-利益-剩余价值分配---相对的合理，贫富差距相对的适度。承认资本及资本市场的合理性，抑制恶腐的暴力暴利的资本行为。资源资本完全的私有而帝国主义与共产而绝对的平均主义，都是极端而不可取。承认变异接受遗传，传承继承并有新意。社会运行，持续平稳而较小的波动。少流血牺牲，多慧照多仁德而和平演化。
小家-大家-国家-人类，和为贵---合而为贵！和平至上！请仔细深入的思考---批判中心论的唯物者言辞，本质上就是中心论。唯物主义，马克思就是中心。物理实体，物质第一，原子有个原子核-核心-中心。数学科学，坐标原点，中心点，在哪！-我心-人心-地心-日心-银心-宇宙中心---乱谈-扯蛋-怪诞-荒唐---哪里来的宇宙中心，哪里去找宇宙中心！人类社会，本无中心，确要塑造一个中心，省府国府文化政治经济中心，总统书记主席，中心中央---主控主体主流主权，主人宾客，老板雇员，大众。具体的人文历史中心，在不断的漂移专场。洛阳-开封-西安-南京-北京，古埃及-古希腊-罗马-伦敦-美苏。
纵观历史长河，横看世间百态。广纳博采，中性立场，中点平衡。“中线思维”，左右摇摆但幅度不宜过大并要回到中线上去，极端而不可取。就物质利益来说，应倾向于寡得利益群体。就心理精神来说，应唯心而境界。不宜把公私概念绝对化。积极为公，是可以的。极度极端的自私，就非道义而不可以。
达尔文 ---《物种起源》。 后世衍生而形成了“生物进化论”， 进一步衍生就产生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 ：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强食弱肉，丛林法则，鹰熊主义， 就这么来的！ 学界质疑---生物进化！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是“生物演化论”：变异---不可拒绝！遗传---必须接受！环境就是哲学上的奥卡姆剃刀！
已有的逻辑与理论，根本就无法解释与预测---物种起源及物种淘汰。达尔文经验的告诉我们，物种在演化，一些在起源与诞生，另一些在淘汰与绝灭。过去的历史经验，诞生大于消亡。变异遗传，不可逻辑的精确推演，仅可趋势而随机的发生。进化---固然重要，退化---而又必然---龙生鼠-鼠生龙，均有可能！生物演化，比较中性，涵盖变异与遗传，罗列退化与进化。
人与动物，有共同的“祖先”，但又区别于动物。大鱼吃小鱼，小雨吃虾米，虾米吃泥土，这就是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鹰熊主义！
人类，从文化到文明，从金字塔到美国-约瑟夫·拜登，从伏羲老子到今日现在。文明需要理性而冷静的中点---作为参照而演化。中点---中线，是人类未来的参考尺度或标准。
逻辑大树-中线思维
以贫富之中点而开端。
以时间-时间线-为中线。
以心物合一为终点。
以相对和平而较小的波动为人类的未来。
对称与非对称，是中线思维的基础。
具体个人-不可长久，具体家族-不可万年。行稳致远，需要群体民族国家人类，共同努力。通过特定的逻辑法则可将较小的逻辑系统逐一的联系起来构成一个逻辑大树。
思想家要包容群体多数，思维-意识-格局，应足够的大（肚里撑船可宰相）且树冠圆球形态。数学科学，侧重某些局部的深度思考，大树形的分枝状况不太均衡，某些部分发达而长足深远，欧几里德几何---万世不竭的数学与科学。
逻辑构架起源点---中点中线。心物同一而不可偏废。物质匮乏者，注重物质，理所当然。物质丰盛，注意精神境界，非常必要。精神-物质，绕织纠缠一体化。极端唯心，否定物质就没了自我，还谈什么心灵！极端唯物-否定意识，离开意识---物质无用！机械教条法律原则与流动变化-改革创新，是对立的---但又必须统一与协调。善恶-是非-贫富，对立呀！要找一个中心平衡点，从这里出发，去思维与判定，时左时右，换位角色而思考，反复甄别而最后结论抉择，这就是中线思维。继承传承，承接而思辨，改良完善，改革创新。逻辑延伸-衍生转向，左右逢源-瞻前顾后，三思而行-再思而立。精英者不断的反馈不断的调节-纠偏而少误，坦荡无邪-行而致远。
- - 中线思维，源自抽象的悖论。
休谟---因果无根，归纳无据。
康德---哲学，二律背反。
罗素---逻辑，集合悖论。
老子---阴阳平衡---天下-合而为贵！
肯定唯物而不否定唯心，寻求心物同一而协调的新型理论，寻找意识形态协同的可能性，缓解文明冲突-逻辑对抗-利益战乱。人类未来的希望与出路，和平演化---同存共活。
与底线思维不同，
与-以孔丘老二为代表的中庸，也不相同。中线思维---中性立场，代表的是中等人才-中等财富拥有者中产阶层或阶级。持中性立场者，不卑不亢的做人或做事。顺便说一下，贫弱者，应积极向上，但不可过于的兴奋与亢进，一夜暴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强者富有，应仁慈济助，方可相对的守护富有。富者不仁，必天下生乱。
各人，生活在当前这个即使不算混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一个变幻无常的时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情绪及思维方式，以不变的自我去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运行状态。
一件事一个家一个国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生存法则-残酷呀！地球这么小-资源这么少，竞争必然而不可拒绝，恶性竞争战争战乱，和平难得而可贵。变异遗传，强弱不等，贫富不均，自然而天道。寻求平衡，维持和平，脚下艰难---神圣使命。强而既得利益者，薄利让利，德仁慧照，济助扶贫；贫弱寡得利益者，感恩戴德。
今日人类，不缺政治家-经济金融专家-科学家，缺的是能够超越前人的哲学思想家！缺的是能够综合整合各种观念的大战略。对大国关系及军事问题的认知都显得有些片面而肤浅。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不能够代表一切。深刻把握“整体全局与局部个体”之关系，才是关键与枢纽。看问题不可只停留在表面，中国的经济成就---来的较快，国防与科技的进步也很大，但问题仍旧不少，任重而道远！
老子与黑格尔，有一个千古不变的抽象化“中线”，一个是“道”的阴阳之界线，一个是“绝对精神”---辩证法--以时间为主轴而变来变去---终不离其中的精神。具体中线，与时俱迁-与时俱进-与时俱变-随时空环境而变。关于“私货”，马克思-特朗普，都是私货---寻求自我生存的物质利益所在。不讲私货，不讲物质利益，必定会出丑。心理膨胀而唯物质论，物欲横流，必出大丑。经不住金钱物质利益诱惑而大有人在。天下至公，千古难得。道家，清净无为而无不为。佛门净土忘我而空无。
有人说：黑格尔不懂老子，道家思想是一种思维方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什么选择决定，即动态平衡的思维模式，道家思想没有追求那根本不存在的绝对中线。欧美思维方式---追求绝对中线---真理。拿黑格尔的思想及思维方式与道家老子相比较或相提并论，是对中国老子及道教思想的侮辱。[爱国者---真可爱! ]
和平竞争良性循环。贫富差距源于个体差异，个体差异源自生物学原理的自然规律---变异遗传。差异及差距，必然而不可消除。无约束的自由意志与自由市场，必然导致恶腐的资本与金融，当贫富差距大到某一程度就会导致革命而社会秩序重构。明主明君劝富济贫，削峰填谷，把差距调节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贫富者---基本上都能够接受，社会秩序常态化并持续的演化与变化。也许我这是在做梦吧！
不是资源不足而是人心不满足！ 陆地资源不足，就到海底下去找。本国资源不够，就到外国去寻。地球不够，就到月亮火星上去挖。 贫穷无产者 ---人心不足而寻求物质利益，那是当然！ 强者精英富人们---也不满足而争先恐后，第一首富！重庆首富中国首富人类首富。美国“福布斯”，中国“胡润”，时常发布财富聚集理论及财富金字塔信息，像铁磁一样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官方的提法，不宜妄加诠释。人类共命运，鄙人一以贯之的用词，与此相关联的另一词语，人主义。人主义-人类命运-人类共命运，同义而近于等价。首先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来定义人：心理精神意识与物质同在而为其人。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都是人。通过“人”这一抽象概念而桥接唯心与唯物，心物同在而共命运。
人类共命运：知识文化共享，资源资本科学技术分享，财富-利益-剩余价值分配---相对的合理，贫富差距相对的适度。承认资本及资本市场的合理性，抑制恶腐的暴力暴利的资本行为。资源资本完全的私有而帝国主义与共产而绝对的平均主义，都是极端而不可取。承认变异接受遗传，传承继承并有新意。社会运行，持续平稳而较小的波动。少流血牺牲，多慧照多仁德而和平演化。
小家-大家-国家-人类，和为贵---合而为贵！和平至上！请仔细深入的思考---批判中心论的唯物者言辞，本质上就是中心论。唯物主义，马克思就是中心。物理实体，物质第一，原子有个原子核-核心-中心。数学科学，坐标原点，中心点，在哪！-我心-人心-地心-日心-银心-宇宙中心---乱谈-扯蛋-怪诞-荒唐---哪里来的宇宙中心，哪里去找宇宙中心！人类社会，本无中心，确要塑造一个中心，省府国府文化政治经济中心，总统书记主席，中心中央---主控主体主流主权，主人宾客，老板雇员，大众。具体的人文历史中心，在不断的漂移专场。洛阳-开封-西安-南京-北京，古埃及-古希腊-罗马-伦敦-美苏。
纵观历史长河，横看世间百态。广纳博采，中性立场，中点平衡。“中线思维”，左右摇摆但幅度不宜过大并要回到中线上去，极端而不可取。就物质利益来说，应倾向于寡得利益群体。就心理精神来说，应唯心而境界。不宜把公私概念绝对化。积极为公，是可以的。极度极端的自私，就非道义而不可以。
达尔文 ---《物种起源》。 后世衍生而形成了“生物进化论”， 进一步衍生就产生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 ：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强食弱肉，丛林法则，鹰熊主义， 就这么来的！ 学界质疑---生物进化！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是“生物演化论”：变异---不可拒绝！遗传---必须接受！环境就是哲学上的奥卡姆剃刀！
已有的逻辑与理论，根本就无法解释与预测---物种起源及物种淘汰。达尔文经验的告诉我们，物种在演化，一些在起源与诞生，另一些在淘汰与绝灭。过去的历史经验，诞生大于消亡。变异遗传，不可逻辑的精确推演，仅可趋势而随机的发生。进化---固然重要，退化---而又必然---龙生鼠-鼠生龙，均有可能！生物演化，比较中性，涵盖变异与遗传，罗列退化与进化。
人与动物，有共同的“祖先”，但又区别于动物。大鱼吃小鱼，小雨吃虾米，虾米吃泥土，这就是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鹰熊主义！
人类，从文化到文明，从金字塔到美国-约瑟夫·拜登，从伏羲老子到今日现在。文明需要理性而冷静的中点---作为参照而演化。中点---中线，是人类未来的参考尺度或标准。
逻辑大树-中线思维
以贫富之中点而开端。
以时间-时间线-为中线。
以心物合一为终点。
以相对和平而较小的波动为人类的未来。
对称与非对称，是中线思维的基础。
具体个人-不可长久，具体家族-不可万年。行稳致远，需要群体民族国家人类，共同努力。通过特定的逻辑法则可将较小的逻辑系统逐一的联系起来构成一个逻辑大树。
思想家要包容群体多数，思维-意识-格局，应足够的大（肚里撑船可宰相）且树冠圆球形态。数学科学，侧重某些局部的深度思考，大树形的分枝状况不太均衡，某些部分发达而长足深远，欧几里德几何---万世不竭的数学与科学。
逻辑构架起源点---中点中线。心物同一而不可偏废。物质匮乏者，注重物质，理所当然。物质丰盛，注意精神境界，非常必要。精神-物质，绕织纠缠一体化。极端唯心，否定物质就没了自我，还谈什么心灵！极端唯物-否定意识，离开意识---物质无用！机械教条法律原则与流动变化-改革创新，是对立的---但又必须统一与协调。善恶-是非-贫富，对立呀！要找一个中心平衡点，从这里出发，去思维与判定，时左时右，换位角色而思考，反复甄别而最后结论抉择，这就是中线思维。继承传承，承接而思辨，改良完善，改革创新。逻辑延伸-衍生转向，左右逢源-瞻前顾后，三思而行-再思而立。精英者不断的反馈不断的调节-纠偏而少误，坦荡无邪-行而致远。
2020年重庆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名单（#西南政法大学#），10个中有6个是#法硕#专用的培养基地，均是为侧重实务的专硕而设：
1、西政-重庆中世律师事务所#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2、西政-中煤科工集团重庆院/重庆迈科唯医疗/北京柳沈律所/重庆臻律智能科技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3、西政-重庆金融发展服务中心（重庆金融研究院）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4、西政-重庆市国际商会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5、西政-中科扶云（杭州）科技/吉林大学重庆研究院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6、西政-重庆康实律所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7、西政-重庆市公共租赁房管理局公共管理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8、西政-国税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税务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9、西政-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10、西政-重庆市外事服务中心国际商务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1、西政-重庆中世律师事务所#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2、西政-中煤科工集团重庆院/重庆迈科唯医疗/北京柳沈律所/重庆臻律智能科技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3、西政-重庆金融发展服务中心（重庆金融研究院）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4、西政-重庆市国际商会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5、西政-中科扶云（杭州）科技/吉林大学重庆研究院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6、西政-重庆康实律所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7、西政-重庆市公共租赁房管理局公共管理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8、西政-国税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税务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9、西政-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10、西政-重庆市外事服务中心国际商务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套路贷”的刑民界分认定应以犯罪概念为基本标准
人民法院报 2020-12-17
石经海 邱胜帆
“套路贷”作为披着“民间借贷”外衣的新型违法犯罪现象，天然地具有刑民边界模糊的特点，其看似合法的民事外观与刻意准备的民事证据，极具迷惑性、伪装性，给案件的办理与追诉打击带来很大困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套路贷”犯罪与民间借贷、非法讨债的根本区别，但从当下司法实践中的办理困境来看，“套路贷”的刑民界分认定，仍存在理解和适用上的争议，甚至具有要么“民事泛化”要么“刑事泛化”的极端倾向，致使“套路贷”沦为债务人逃避债务（“老赖”欠债不还）的避风港，有碍人民群众从这些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究其缘由，主要表现在，对“套路贷”所涉罪名的定性认定，要么片面地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唯主观目的论，要么片面地以行为是否符合“套路贷”行为特征的唯客观行为论，没有基于刑法第十三条关于犯罪的三个成立条件（基本特征）作有机整体判断，从而没能找到“套路贷”刑民界分认定的“区分点（界分标准）”。
其实，刑法第十三条关于犯罪的三个成立条件（基本特征）规定，是包括“套路贷”在内的所有刑民界分、刑行界分的“区分点（界分标准）”。据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即犯罪行为必须同时具备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三个基本条件（基本特征）。由此，“套路贷”的刑民界分，也应以刑法关于犯罪概念规定及其三个成立条件（基本特征）为基本标准，并坚持它们的有机统一与整体评价。具体表现在：
一、勿以“套路贷”的行为特征代替犯罪构成。
刑事违法性是行为定罪与否的直接前提与犯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要件，其在实践适用中的体现，不是理论上的学术观点或域外的犯罪论理论，而是我国刑法立法对接的某个罪“构成要件”。按我国现行刑事立法，这个“构成要件”，是现行刑法分则和刑法总则关于犯罪客体（现行刑法以犯罪客体为类罪和个罪设立和排序主线）、犯罪客观方面（主要是分则规定）、犯罪主体（总分则规定）和犯罪主观方面（总分则规定）的叙明罪状或简单罪状、引证罪状、空白罪状等规定。这些总分则规定，是刑法第十三条关于“刑事违法性”的个罪对应性规定，是包括“套路贷”案在内的所有刑事案件在定性上都必须考虑和适用的。这既是刑法总分则关系和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与要求，也是刑法第十三条关于犯罪概念规定的地位和意义所在。否则，必会带来错判、误判。例如，某敲诈勒索案的一审仅因行为人有“软暴力催收”“虚高借款本金”“收取逾期费及高额利息”等“套路”行为，就认定其构成“套路贷”型敲诈勒索罪。如此片面适用敲诈勒索罪犯罪构成（未作有机整体性评价）的裁判，为二审所纠正，认定行为人的如此“套路”行为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论处。
因此，在“套路贷”案件的刑民界分认定实务中，需摒弃“有‘套路’就构成犯罪”的片面思维，坚持“刑事违法性”的犯罪构成有机整体评价，防范仅以“套路贷”这个客观行为特征为其构罪裁判依据。其一，在“套路贷”型诈骗罪的定性认定中，需基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及刑法总分则其他关于构成要件的规定，既需考察行为人是否有采取“砍头息”“高息”“虚设债权债务”等欺诈手段，也需考察被害人是否陷入认识错误，是否基于认识错误给付财物，是否明知存在“虚高债权债务”等套路行为，是否在不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自愿签订借款合同。若被害人属于对“虚增债权”或“高息”等财产法益的主动放弃，是对行为人“套路行为”的默认与同意，则即使行为人存在多种套路行为，也因“套路行为”不具有欺骗性，未违背被害人主观意愿，不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而不构成诈骗罪。其二，在“套路贷”型敲诈勒索罪定性，也应基于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及刑法总分则其他关于构成要件的规定，考察行为人是否有“迫使”被害人签订虚高借贷协议、软硬兼施的“索债”等胁迫行为，考察被害人是否因此产生了恐惧心理和据此处分了财物。否则，即使行为形式外观符合《意见》中“套路贷”的概念与特征，也不能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二、勿将一般违法行为等同于刑事犯罪。
当违法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其仅是符合犯罪概念中“刑事违法性”这一形式特征，此时还需从“应受刑罚处罚性”的“社会危害性”上对犯罪成立条件作实质性判断。只有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它才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若行为危害不大，即便它在形式上完全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也不能被认为是犯罪。而在刑事立法中，进行实质性判断的基础和依据就是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
这意味着，在对“套路贷”案件的认定中需从法秩序统一的角度出发，重点考量违法行为“质”与“量”的不法程度，判断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中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一方面，需考量“套路行为”的“质”的不法程度。重点在于辨清签订借贷协议期间，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诈骗、民事“乘人之危”行为与刑事“胁迫”的区分。当违法行为存在欺骗因素时，要以非法占有目的的审查为中心，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等多个角度鉴别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还是刑事诈骗，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存在欺骗手段就构成刑事诈骗。若所谓的“无担保”“无抵押”“快速放贷”等欺骗手段只是为了诱使对方与自己签订借贷协议，以实现获取高额利息等目的，并非为了直接骗取、侵夺被害人财产，则行为人仅是通过欺诈行为进行民事上的“不法获利”，不属于刑事诈骗。同样，当违法行为存在胁迫因素时，若行为人只是利用对方急于摆脱客观原因造成的两难困境的心理，违背对方意愿与其签订明显不公平的借款协议，且此客观原因并非行为人造成的，则此时违法行为的本质是“乘人之危”而非刑事“胁迫”。另一方面，也需考量“套路行为”的“量”的不法程度。重点在于从行为目的的正当性与否、手段的相当性与否以及社会的可容忍性大小对“套路行为”进行综合评价。特别是对于“砍头息”“高息”“非法讨债”等传统民间借贷伴生而来的普遍现象。以“非法讨债”为例，不能认为只要出现软暴力或暴力讨债行为即成立“套路贷”犯罪，还需考虑讨债的目的是为了取回本息还是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讨债采取的手段是较为温和还是直接强取豪夺、行为整体能否符合“欠债还钱”的社会普遍观念等因素。
综上，对于涉“套路贷”案件的定性，应找准罪与非罪的“区分点”，回归到对犯罪概念三个成立条件（基本特征）的有机的整体判断上，避免机械地、孤立地、片面地适用刑法。同时，由于“套路贷”案件与民间借贷紧密交织的特殊性，在司法认定过程中，更应将其置于整个民间借贷环境中，在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的分析与判断，防止刑法越位殃及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打压必要的资金融通渠道，以保障借贷环境自由、市场交易信赖与金融秩序的稳定之间的平衡。这是法秩序统一的必然要求，更是在经济领域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石经海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邱胜帆系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人民法院报 2020-12-17
石经海 邱胜帆
“套路贷”作为披着“民间借贷”外衣的新型违法犯罪现象，天然地具有刑民边界模糊的特点，其看似合法的民事外观与刻意准备的民事证据，极具迷惑性、伪装性，给案件的办理与追诉打击带来很大困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套路贷”犯罪与民间借贷、非法讨债的根本区别，但从当下司法实践中的办理困境来看，“套路贷”的刑民界分认定，仍存在理解和适用上的争议，甚至具有要么“民事泛化”要么“刑事泛化”的极端倾向，致使“套路贷”沦为债务人逃避债务（“老赖”欠债不还）的避风港，有碍人民群众从这些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究其缘由，主要表现在，对“套路贷”所涉罪名的定性认定，要么片面地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唯主观目的论，要么片面地以行为是否符合“套路贷”行为特征的唯客观行为论，没有基于刑法第十三条关于犯罪的三个成立条件（基本特征）作有机整体判断，从而没能找到“套路贷”刑民界分认定的“区分点（界分标准）”。
其实，刑法第十三条关于犯罪的三个成立条件（基本特征）规定，是包括“套路贷”在内的所有刑民界分、刑行界分的“区分点（界分标准）”。据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即犯罪行为必须同时具备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三个基本条件（基本特征）。由此，“套路贷”的刑民界分，也应以刑法关于犯罪概念规定及其三个成立条件（基本特征）为基本标准，并坚持它们的有机统一与整体评价。具体表现在：
一、勿以“套路贷”的行为特征代替犯罪构成。
刑事违法性是行为定罪与否的直接前提与犯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要件，其在实践适用中的体现，不是理论上的学术观点或域外的犯罪论理论，而是我国刑法立法对接的某个罪“构成要件”。按我国现行刑事立法，这个“构成要件”，是现行刑法分则和刑法总则关于犯罪客体（现行刑法以犯罪客体为类罪和个罪设立和排序主线）、犯罪客观方面（主要是分则规定）、犯罪主体（总分则规定）和犯罪主观方面（总分则规定）的叙明罪状或简单罪状、引证罪状、空白罪状等规定。这些总分则规定，是刑法第十三条关于“刑事违法性”的个罪对应性规定，是包括“套路贷”案在内的所有刑事案件在定性上都必须考虑和适用的。这既是刑法总分则关系和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与要求，也是刑法第十三条关于犯罪概念规定的地位和意义所在。否则，必会带来错判、误判。例如，某敲诈勒索案的一审仅因行为人有“软暴力催收”“虚高借款本金”“收取逾期费及高额利息”等“套路”行为，就认定其构成“套路贷”型敲诈勒索罪。如此片面适用敲诈勒索罪犯罪构成（未作有机整体性评价）的裁判，为二审所纠正，认定行为人的如此“套路”行为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论处。
因此，在“套路贷”案件的刑民界分认定实务中，需摒弃“有‘套路’就构成犯罪”的片面思维，坚持“刑事违法性”的犯罪构成有机整体评价，防范仅以“套路贷”这个客观行为特征为其构罪裁判依据。其一，在“套路贷”型诈骗罪的定性认定中，需基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及刑法总分则其他关于构成要件的规定，既需考察行为人是否有采取“砍头息”“高息”“虚设债权债务”等欺诈手段，也需考察被害人是否陷入认识错误，是否基于认识错误给付财物，是否明知存在“虚高债权债务”等套路行为，是否在不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自愿签订借款合同。若被害人属于对“虚增债权”或“高息”等财产法益的主动放弃，是对行为人“套路行为”的默认与同意，则即使行为人存在多种套路行为，也因“套路行为”不具有欺骗性，未违背被害人主观意愿，不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而不构成诈骗罪。其二，在“套路贷”型敲诈勒索罪定性，也应基于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及刑法总分则其他关于构成要件的规定，考察行为人是否有“迫使”被害人签订虚高借贷协议、软硬兼施的“索债”等胁迫行为，考察被害人是否因此产生了恐惧心理和据此处分了财物。否则，即使行为形式外观符合《意见》中“套路贷”的概念与特征，也不能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二、勿将一般违法行为等同于刑事犯罪。
当违法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其仅是符合犯罪概念中“刑事违法性”这一形式特征，此时还需从“应受刑罚处罚性”的“社会危害性”上对犯罪成立条件作实质性判断。只有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它才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若行为危害不大，即便它在形式上完全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也不能被认为是犯罪。而在刑事立法中，进行实质性判断的基础和依据就是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
这意味着，在对“套路贷”案件的认定中需从法秩序统一的角度出发，重点考量违法行为“质”与“量”的不法程度，判断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中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一方面，需考量“套路行为”的“质”的不法程度。重点在于辨清签订借贷协议期间，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诈骗、民事“乘人之危”行为与刑事“胁迫”的区分。当违法行为存在欺骗因素时，要以非法占有目的的审查为中心，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等多个角度鉴别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还是刑事诈骗，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存在欺骗手段就构成刑事诈骗。若所谓的“无担保”“无抵押”“快速放贷”等欺骗手段只是为了诱使对方与自己签订借贷协议，以实现获取高额利息等目的，并非为了直接骗取、侵夺被害人财产，则行为人仅是通过欺诈行为进行民事上的“不法获利”，不属于刑事诈骗。同样，当违法行为存在胁迫因素时，若行为人只是利用对方急于摆脱客观原因造成的两难困境的心理，违背对方意愿与其签订明显不公平的借款协议，且此客观原因并非行为人造成的，则此时违法行为的本质是“乘人之危”而非刑事“胁迫”。另一方面，也需考量“套路行为”的“量”的不法程度。重点在于从行为目的的正当性与否、手段的相当性与否以及社会的可容忍性大小对“套路行为”进行综合评价。特别是对于“砍头息”“高息”“非法讨债”等传统民间借贷伴生而来的普遍现象。以“非法讨债”为例，不能认为只要出现软暴力或暴力讨债行为即成立“套路贷”犯罪，还需考虑讨债的目的是为了取回本息还是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讨债采取的手段是较为温和还是直接强取豪夺、行为整体能否符合“欠债还钱”的社会普遍观念等因素。
综上，对于涉“套路贷”案件的定性，应找准罪与非罪的“区分点”，回归到对犯罪概念三个成立条件（基本特征）的有机的整体判断上，避免机械地、孤立地、片面地适用刑法。同时，由于“套路贷”案件与民间借贷紧密交织的特殊性，在司法认定过程中，更应将其置于整个民间借贷环境中，在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的分析与判断，防止刑法越位殃及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打压必要的资金融通渠道，以保障借贷环境自由、市场交易信赖与金融秩序的稳定之间的平衡。这是法秩序统一的必然要求，更是在经济领域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石经海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邱胜帆系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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