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丹麦大使在丹麦媒体发文#：坚持科学溯源，推动国际抗疫合作】8月18日，冯铁大使在丹麦《哥本哈根邮报》网站上发表题为《坚持科学溯源，推动国际抗疫合作》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本着支持病毒溯源的立场，一直同世卫组织密切合作。然而，围绕溯源却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中伤。8月12日，丹麦电视二台播出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纪录片，故意罔顾事实，预设立场，曲解和有选择地引述世卫组织丹籍专家安巴雷克先生的表态。安巴雷克先生此后已表示，有关媒体将他的话断章取义放在网上，曲解了他的观点。安巴雷克先生作为溯源联合专家组组长，始终维护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病毒溯源问题，一贯秉持科学精神，以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溯源合作。中方一直高度重视同世卫组织的沟通与合作，也一直为世卫组织相关工作提供坚定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中方两次邀请包括丹麦专家在内的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开展溯源联合研究。中外专家克服疫情阻隔，本着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友好的交流。世卫专家组成员多次表示，中方人员在工作中给予高度配合，专家们“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想见的人都见了”，在工作中“感到中国同行们的坦率和值得信任，得到了重要的新数据，也了解了更多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信息”。
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形成，完全遵循世卫组织程序，采取了科学方法，已经被证明是一份有价值的、权威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这份报告已由世卫组织正式发布，理应成为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南，任何企图推翻和歪曲联合研究报告结论的做法，都是政治操弄，也是对全球科学家和科学的不尊重。专家组在联合溯源报告中做出了“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科学结论，并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可能的早期病例”“研究冷链传播病毒的可能性”等重要建议。这是中外专家经过大量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得出的科学、客观的结论，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公认，应得到尊重和维护。
近期，80多国通过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或照会等方式，支持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30多个国家对世卫组织秘书处的工作计划提出反对或保留意见。还有许多国家的政党、团体、专家学者和媒体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反对政治溯源、坚持科学溯源的立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这些正义的声音应该也必须得到重视。
中国当然支持开展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工作。中方不认同的是被高度政治化的溯源，不接受的是偏离了世卫大会决议要求的溯源，不参与的是无视第一阶段研究结论和建议的溯源。在溯源这个重大、复杂的科学问题上，需要全世界科学家的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溯源合作。
关于第二阶段溯源工作，中方的主要立场包括：
第一，第二阶段溯源工作应以世卫大会决议为指引，以科学家为主体，以证据为基础开展科学溯源。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公认的结论和建议，应作为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基础。
第二，第一阶段溯源研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第二阶段不应再重复开展，特别是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已经明确病毒由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第二阶段研究重点应放在动物中间宿主引入、冷链传播等联合研究报告明确的“非常可能”和“可能”等潜在传播路径，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开展溯源研究。
第三，充分借鉴第一阶段病毒溯源工作实践、机制和方法，推动溯源工作有序、顺利开展。对现有研究成果和新证据要进行评估分析，基于公开研究证据，经过综合评估确定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地区和工作方案。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新冠病毒变异在许多国家出现。中国尽己所能持续为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抗疫提供了包括疫苗在内的大量实实在在的支持。中方呼吁世卫组织切实汇聚科学家等各方力量，把做好全球疫情防控作为当务之急，切实加快推进“获取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计划”（ACT-A）和“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研究并分发更多有效的诊断试剂、药物和疫苗，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在此基础上，真正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加强各国溯源科研合作交流。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本着支持病毒溯源的立场，一直同世卫组织密切合作。然而，围绕溯源却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中伤。8月12日，丹麦电视二台播出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纪录片，故意罔顾事实，预设立场，曲解和有选择地引述世卫组织丹籍专家安巴雷克先生的表态。安巴雷克先生此后已表示，有关媒体将他的话断章取义放在网上，曲解了他的观点。安巴雷克先生作为溯源联合专家组组长，始终维护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病毒溯源问题，一贯秉持科学精神，以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溯源合作。中方一直高度重视同世卫组织的沟通与合作，也一直为世卫组织相关工作提供坚定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中方两次邀请包括丹麦专家在内的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开展溯源联合研究。中外专家克服疫情阻隔，本着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友好的交流。世卫专家组成员多次表示，中方人员在工作中给予高度配合，专家们“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想见的人都见了”，在工作中“感到中国同行们的坦率和值得信任，得到了重要的新数据，也了解了更多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信息”。
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形成，完全遵循世卫组织程序，采取了科学方法，已经被证明是一份有价值的、权威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这份报告已由世卫组织正式发布，理应成为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南，任何企图推翻和歪曲联合研究报告结论的做法，都是政治操弄，也是对全球科学家和科学的不尊重。专家组在联合溯源报告中做出了“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科学结论，并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可能的早期病例”“研究冷链传播病毒的可能性”等重要建议。这是中外专家经过大量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得出的科学、客观的结论，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公认，应得到尊重和维护。
近期，80多国通过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或照会等方式，支持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30多个国家对世卫组织秘书处的工作计划提出反对或保留意见。还有许多国家的政党、团体、专家学者和媒体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反对政治溯源、坚持科学溯源的立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这些正义的声音应该也必须得到重视。
中国当然支持开展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工作。中方不认同的是被高度政治化的溯源，不接受的是偏离了世卫大会决议要求的溯源，不参与的是无视第一阶段研究结论和建议的溯源。在溯源这个重大、复杂的科学问题上，需要全世界科学家的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溯源合作。
关于第二阶段溯源工作，中方的主要立场包括：
第一，第二阶段溯源工作应以世卫大会决议为指引，以科学家为主体，以证据为基础开展科学溯源。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公认的结论和建议，应作为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基础。
第二，第一阶段溯源研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第二阶段不应再重复开展，特别是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已经明确病毒由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第二阶段研究重点应放在动物中间宿主引入、冷链传播等联合研究报告明确的“非常可能”和“可能”等潜在传播路径，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开展溯源研究。
第三，充分借鉴第一阶段病毒溯源工作实践、机制和方法，推动溯源工作有序、顺利开展。对现有研究成果和新证据要进行评估分析，基于公开研究证据，经过综合评估确定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地区和工作方案。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新冠病毒变异在许多国家出现。中国尽己所能持续为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抗疫提供了包括疫苗在内的大量实实在在的支持。中方呼吁世卫组织切实汇聚科学家等各方力量，把做好全球疫情防控作为当务之急，切实加快推进“获取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计划”（ACT-A）和“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研究并分发更多有效的诊断试剂、药物和疫苗，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在此基础上，真正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加强各国溯源科研合作交流。
【#美国炒作病毒溯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法国《新团结报》总编辑克里斯蒂娜·比埃尔撰写多篇重磅文章，向法国民众揭批美国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发起的针对中国的政治阴谋。
近日，比埃尔就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问题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独家专访。她在采访中痛批美国施压世卫组织背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并表示：“美国炒作病毒溯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她还披露，武汉P4实验室从酝酿之时起，就一直是美国的“眼中钉”。
美国炒作病毒溯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
在谈到美国向世卫组织施压、要求就新冠病毒进行第二阶段溯源的真实动机时，比埃尔表示，美国此举与当年将萨达姆·侯赛因妖魔化并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出一辙。“美国此类动作的目的，无非都是恐吓自己想征服的国家，寻找借口攻击这些国家，并勾结自己的盟友伺机采取军事行动。”她说。
比埃尔认为，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美国对中国的攻击，“首先将是经济层面的”，美国会将中国指定为新冠病毒的源头，并要求中国赔偿经济损失。
位于英国伦敦的反华研究机构“亨利·杰克逊协会”曾妄称，中国需要赔偿3510亿英镑。比埃尔对此表示，如果中国拒绝经济赔偿，美国就会有军事动作的企图。
武汉疫情发生前新冠病毒已在全球范围传播
“如果要进行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工作，那就必须要调查在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因为安全原因关闭的真实原因。”比埃尔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她认为，溯源工作需要在全球多地同时进行。“为防止大型传染病传播、研发相关疫苗，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在进行病毒研究，所以有必要在具有这一能力的所有国家展开调查。”
她指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都已在本地血液或者污水样本中发现了早于武汉疫情前的新冠病毒，“这可以证明，武汉疫情发生前，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传播，武汉并非病毒的发源地。”
武汉实验室一直就是美国的“眼中钉”
比埃尔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顾称，武汉P4实验室是中法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进行科学合作的优秀计划。早在希拉克总统时期，中法两国就进行接触并在2004年签订合作协议，计划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建设P4实验室。
比埃尔说，与戴高乐将军一样，希拉克追求法国外交政策独立自主，拒绝与美英阵营结盟。“然而，中法协议的墨迹未干，一场针对这个实验室的阴谋行动就已经展开。”
她引用法国媒体此前的公开报道称，这一合作遭到了国际多重势力的阻挠，美国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当时，围绕这一项目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资深科学家主张合作，以帮助中国提升应对大型传染病的能力；而反对声音则担心中国将P4实验室用于制造细菌战武器。
比埃尔在一篇题为《武汉P4实验室，盎格鲁—撒克逊眼中的“洪水猛兽”》的文章中称，该项目从最开始就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美国的反对并非从实验室安全角度出发，而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中国与西方体制不同，不能允许中国有将其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
中美抗疫成绩形成鲜明对比
比埃尔在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美国抗疫失败的原因时表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尤其是在共和党内部盛行，这是阻止美国有效抗击疫情的原因之一。
她说：“美国把个人政治自由与公共卫生安全混为一谈。大型传染病是对社会集体的威胁，为了战胜它，需要公民接受自己的某些权利暂时受到限制并遵循医务人员的指导。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解释了美国为何无法战胜疫情，也解释了美国为何无法阻止贫困在该国范围内愈演愈烈。”
“与那些选择与病毒共存而导致抗疫失败的国家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证明了只有积极主动的抗疫战略才能取得成功。”比埃尔说，中国在动员一切抗疫资源和使用科技创新成果方面作出了典范：口罩、核酸测试、隔离、疫苗、5G、人工智能、远程医疗、应急医院建设等。“这一切让中国能够尽快排查、隔离、远程治疗，并让病人及时入院治疗。”
针对中国近期因境外输入而再次出现疫情的情况，比埃尔表示：“这证明，当中国说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时，我们应该听中国的。为战胜疫情，需要各国协调政策。”（中国青年报）
近日，比埃尔就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问题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独家专访。她在采访中痛批美国施压世卫组织背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并表示：“美国炒作病毒溯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她还披露，武汉P4实验室从酝酿之时起，就一直是美国的“眼中钉”。
美国炒作病毒溯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
在谈到美国向世卫组织施压、要求就新冠病毒进行第二阶段溯源的真实动机时，比埃尔表示，美国此举与当年将萨达姆·侯赛因妖魔化并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出一辙。“美国此类动作的目的，无非都是恐吓自己想征服的国家，寻找借口攻击这些国家，并勾结自己的盟友伺机采取军事行动。”她说。
比埃尔认为，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美国对中国的攻击，“首先将是经济层面的”，美国会将中国指定为新冠病毒的源头，并要求中国赔偿经济损失。
位于英国伦敦的反华研究机构“亨利·杰克逊协会”曾妄称，中国需要赔偿3510亿英镑。比埃尔对此表示，如果中国拒绝经济赔偿，美国就会有军事动作的企图。
武汉疫情发生前新冠病毒已在全球范围传播
“如果要进行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工作，那就必须要调查在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因为安全原因关闭的真实原因。”比埃尔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她认为，溯源工作需要在全球多地同时进行。“为防止大型传染病传播、研发相关疫苗，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在进行病毒研究，所以有必要在具有这一能力的所有国家展开调查。”
她指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都已在本地血液或者污水样本中发现了早于武汉疫情前的新冠病毒，“这可以证明，武汉疫情发生前，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传播，武汉并非病毒的发源地。”
武汉实验室一直就是美国的“眼中钉”
比埃尔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顾称，武汉P4实验室是中法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进行科学合作的优秀计划。早在希拉克总统时期，中法两国就进行接触并在2004年签订合作协议，计划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建设P4实验室。
比埃尔说，与戴高乐将军一样，希拉克追求法国外交政策独立自主，拒绝与美英阵营结盟。“然而，中法协议的墨迹未干，一场针对这个实验室的阴谋行动就已经展开。”
她引用法国媒体此前的公开报道称，这一合作遭到了国际多重势力的阻挠，美国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当时，围绕这一项目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资深科学家主张合作，以帮助中国提升应对大型传染病的能力；而反对声音则担心中国将P4实验室用于制造细菌战武器。
比埃尔在一篇题为《武汉P4实验室，盎格鲁—撒克逊眼中的“洪水猛兽”》的文章中称，该项目从最开始就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美国的反对并非从实验室安全角度出发，而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中国与西方体制不同，不能允许中国有将其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
中美抗疫成绩形成鲜明对比
比埃尔在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美国抗疫失败的原因时表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尤其是在共和党内部盛行，这是阻止美国有效抗击疫情的原因之一。
她说：“美国把个人政治自由与公共卫生安全混为一谈。大型传染病是对社会集体的威胁，为了战胜它，需要公民接受自己的某些权利暂时受到限制并遵循医务人员的指导。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解释了美国为何无法战胜疫情，也解释了美国为何无法阻止贫困在该国范围内愈演愈烈。”
“与那些选择与病毒共存而导致抗疫失败的国家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证明了只有积极主动的抗疫战略才能取得成功。”比埃尔说，中国在动员一切抗疫资源和使用科技创新成果方面作出了典范：口罩、核酸测试、隔离、疫苗、5G、人工智能、远程医疗、应急医院建设等。“这一切让中国能够尽快排查、隔离、远程治疗，并让病人及时入院治疗。”
针对中国近期因境外输入而再次出现疫情的情况，比埃尔表示：“这证明，当中国说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时，我们应该听中国的。为战胜疫情，需要各国协调政策。”（中国青年报）
【华春莹：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华春莹说新冠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在8月1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提问：近日，媒体曝光了越来越多美国在溯源问题上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比如对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呼声始终没有回应。近日，媒体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照片显示，自2020年3月至今年8月期间，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肆虐之时，德特里克堡基地却大兴土木，开垦了新的建筑用地并有建筑物移动的明显痕迹。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等人都表示，美国情报界鼓动溯源调查的终极目的就是转移对美抗疫不力的注意并归咎于中国，这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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