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履邪径，不欺暗室。

这是断恶修善的用功下手之处，也是真诚落实之处。凡是邪思邪见、邪言邪行，都要避免，要做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即使独处暗室，也要正心诚意，不可欺骗别人、欺骗自己，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二、积功累德，慈心于物。

存心是德，落实是功。德不积不厚，功不累不大。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慈悲心是人之本性，万善之本，以慈悲之心对待世间万物，才是止于至善。

【苏轼：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苏轼在其所著的《范增论》中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而其意则远绍《荀子·劝学》“肉腐出虫，鱼枯生蠹”的论断。按字面意思，荀子之论是说鱼馁肉败，就会生蛆虫，苏轼广其意，推论凡物必先朽腐，尔后方有蠹虫滋生。“物腐—虫生”的物象关联不仅揭示了“物类之起，必有所始”的因果之链，而且还隐含了许多深刻的哲理。#每天读国学#

首先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的求诸己。物先腐而后虫生，意味着事物的毁灭往往酿生于自身，物自败，尔后生机失，物不腐，虫何生？事物兴衰存亡，内因是决定性因素。由此推及人事，古代哲人尤其强调求仁在己，祸福在我。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些都强调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如果放弃了这种主宰，就是“自侮”，必然导向“自毁”，意味着“不可活”的自取灭亡。

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坚决拒绝“自暴自弃”，“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而大力倡导“万物皆备于我”的“强恕而行”，即不断自我省视、自我激励与自我进取的自我造命，“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类“人能弘道”的主体精神，正是宣扬事当由己时的功外加功，宣扬不自侮而自强，从而永葆生生不息之生机。

其次是修身固本的道德修持。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凡有生气者，皆有其生生之机，一旦失其根本，则生机阻断，覆毁朽烂而虫生；人作为万物之灵，“德者本也”，有德，则人性充实而辉耀，所谓“德润身，富润屋”，有德之润，使“身”健硕而有活力，更使生命呈现蓬勃向上、止于至善的盎然生机。相反，如果人无德，则立身无基，进退取予失据，悖逆横暴无所不作，必然是“邪秽在身，怨之所构”，进而“怠慢忘身，祸灾乃作”，是所谓“自侮而人侮之”，陷入物先腐而虫生的自毁之路。

有鉴于此，古代先哲特别强调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修身在于“养心”，在于以“天理”“良知”来规训、指引人的欲望，在于日常生活中真正正心诚意的“为仁由己”，并由此来充溢人的固有“四端”之心，达致纯乎良知之域、道德完善之境，使人大本坚固，身润而神强，从而防止、杜绝“邪秽在身”的朽败。

最后是“君子慎其所立”的忧患意识。荀子在揭示“肉腐出虫，鱼枯生蠹”的物象时，曾深刻辨明“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即事物的发展自有其渐进的过程和内在的必然逻辑，人事也不能例外，善因结善果，恶行酿祸灾，所以荀子强调“慎所立”。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注重的忧患精神：“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这种忧患并非杞人忧天的悲观怠惰，而是前瞻致远的“远虑”，是居安思危的警觉，是防患于未然的警惕，“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

慎独是忧患精神生动的道德实践，它突出的不仅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的高度自持，更是“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的极度自警，从而在“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处即预为之备，以根绝“怠慢忘身”，使大德生生，畅流不息，君子自强不已，自无堕落、覆灭之患。

概言之，“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的论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全真教的主要教义是什么？

根据《道德经》，全真道主张无心忘言、柔弱清静。正心诚意、少思寡欲。

注重修行，分为真功和真行。真功即内修，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

全真因内修“求返其真”，主张功行双全，以期成仙证真，所以叫“全真”。这种内修主要是修养精神，即性，也称为性功，全真教既修性，也修命。真行即外修，主张济世救人。#陈易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