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筠州到底留了几天？

蘇軾《將至筠，先寄遲、括、遠三猶子》：「我為乃翁留十日，掣電一歡何足恃。」

《輿地紀勝‧瑞州》：「東坡自黃移汝，取道訪欒城，留東軒十日，有詩。」

前一则材料说，苏东坡计划这次到筠州见苏辙，为苏辙留十天。“乃翁”是苏遲、适（kuò）、远的父亲苏辙。因为这诗是对侄子们说的，所以提到苏辙，是说“乃翁”（你爸爸）。

后一则材料说，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汝州，取道访了苏辙，在筠州东轩留了十日。苏辙本集叫“栾城”，人用之称呼苏辙。苏辙在筠州构“东轩”，这个“东轩”就是指筠州东轩。

两则材料都说苏东坡为了苏辙，在筠州留了十天。

王質《雪山集》卷七《東坡先生祠堂記》：「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一日。」

从五月一日到十一日，共十天。高安县在筠州的治所。可见这则材料也说苏东坡在筠州留了十天。然而事实上，四月六日苏东坡还在黄州作了《安国寺记》，所以离开黄州（齐安）必在六日之后，王质说的“去齐安以四月一日”误。离开黄州在六日之后，而从黄州到富川（兴国军永兴县），又需要先经过鄂州武昌县车湖、兴国军大冶县慈湖，而东坡的《再书赠王文甫》则证明东坡最少在车湖留了两天。所以只这样粗糙一看，就算六日就离开黄州，抵达富川至早也在八日，可知“至富川以七日”误。“至庐山以十五日”也误，因为东坡在到筠州之前，在庐山西南的圆通寺作诗《圆通禅院先君旧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证明到庐山是在二十四日前后。而“去（高安）以十一日”也误，据东坡《书李志中文后》，东坡离开筠州到洪州奉新县才是五月九日。所以王质的这几句话几乎全错。

蘇軾《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

蘇軾《書李志中文後》：「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

《东坡集》以日月次之，东坡生前曾手定《东坡集》。据宋刻本《东坡集》，《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被排序在东坡在筠州的诗歌之后。

我们可能因此以为，这个诗说的“仲夏初”是苏东坡从筠州返回南康军建昌县的时候写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据《书李志中文后》，苏东坡从筠州只返到洪州奉新县（新吴）就已经是五月九日，则从奉新跨州、军再返到南康军建昌县，必在中旬了。而“仲夏初”只能是五月上旬。苏东坡仲夏初过建昌，既然不是从筠州返回，必然是从黄州往筠州的途中，故东坡至早于五月一日初过建昌审矣。

请看地图。苏东坡从建昌到高安路线正序如下：南康军建昌县（九江市永修县、南昌市安义县），洪州奉新县（宜春市奉新县），筠州治所高安县（宜春市高安市）。逆序反之。从黄州往筠州，仲夏初（至早五月一日）东坡初过建昌，则到筠州约在三日前后，而九日已从筠州返到奉新。则东坡在筠州留的时间为六天左右，非十天。证明完毕。

那为什么有这么几则材料都说苏东坡在高安留了十天呢？原因是误读了苏诗，把策划方案当成了实践结果，东坡本只说打算为苏辙在筠州留十天，然而因为事态变化最终未能留上十天。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元丰七年三月东坡在黄州计划本月下旬内离开，然而实际在四月上旬方离开。又如建中靖国元年四、五月东坡本只打算在真州待十数日，然后后来又非止如此了。

以上说的，是在材料征引中，我们可能会犯下的偏信错误。然后对材料不偏信，有时也可能致误，能不谨慎吗？

“小区内，有人把地下车库围挡起来搞小作坊，生产产品不详，空气中散发农药味”。8月12日的群众匿名来电这样反映。

接到来电后，宜春市高安生态环境局立即组织环境保护综合执法调查小组赶往现场进行“地毯式”搜寻。调查、询问、摸排……很快，工作人员迅速锁定“臭味来源”，找到作坊位置。

经调查，这是个培菌作坊。8月11日开始，运菌种到地下停车库培育黑皮鸡枞菌，现场使用了多菌灵等药剂对菌种进行消毒杀菌，导致车库周边散发农药味。

发现情况后，环境保护综合执法调查人员立即通知高新园区管委会及城管队联合执法，责令培菌作坊停止使用消毒杀菌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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