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医思维来理解，#中医的“五行”！#
五行是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研究方法，揭示出的自然界一年之中气的运动变化规律。
《内经》把五行和阴阳并列起来，都看成是化育生命的本源。
五行学说是古代人类研究大自然气的运动和变化规律的学说，是研究生命起源、生命运动规律的古代自然科学学说。
用中医思维来理解中医的“五行”
五行是中医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根据《黄帝内经》和其他古籍的记载，从气的运动方式，讨论五行的基本概念。
1.五行非五材
所谓五行，尽人皆知乃是木、火、土、金、水。但若按其字义理解为5种具体的物质、材料，充其量只能叫五材，而不能称五行。“五材”的概念，古已有之。《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就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的说法，《尚书大传》也有“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的记载，指的都是五材，5种具体的物质和材料。即使将其说成是5种元素，也仍然属于五材的范畴。
五行的“行”字，《说文解字》说:“人之步趋也”，也就是迈步行走的意思，进而可引申为行动、运行、运动。现代汉语中的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的“行”字，都是这个意思。所谓“五行” ，应是指自然界气的5种运行方式，或说是5 种运动形式。汉代的《白虎通·五行篇》说:“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意思是说，用“行”字，是用来表述大自然之中气的运动、运行方式的。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得更清楚:“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其行不同，故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显然是说，五行是指天地之气的运行，有了阴阳，才有了四季，有了四季，才有了五行，之所以用“行”字，是因为天地之气的运行方式不同。
五行之间，以季节相邻的次序相生，以季节相间的次序相胜，也就是相克。《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也是把四季和五行联系起来的。因此在《黄帝内经》里，又把五行叫作“五运”，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湿燥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朞（编者注：jī ，同“期”）之日，周而复始”，“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可不通乎!”
这些都说明五行是揭示天地之间四季气的运动变化规律、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揭示人体各器官气机特性和相互联系的学说。因此在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这5个字，已由具体的5种物质或材料的原义，升华到5种气的运动形式的高度，已由形而下的水平，上升到研究万事万物普遍规律的形而上的水平，也就是由“器”的水平，上升到了“道”的水平。
2.五行的属性和归类
五行所代表的气的运动形式和特性各是什么？将自然界万物用五行进行归类的依据是什么？古人是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方法来研究的。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使生活在北半球的华夏先人，在傍晚仰望星空时，很容易观察到北斗七星的周日视运动和周年视运动。就周年视运动而论，当北斗七星的斗柄在傍晚时分指向东方时，地面上则是春季；指向南方时，则为夏季；指向西方时，则为秋季；指向北方时，则为冬季，这就是四方和四季相对应的来历。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 伤寒例》中，就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记述了斗柄指向和四季、8个大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二十四气以及七十二候的关系。可见以观察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来确定四季和节气的方法，是由来已久而且也是很精确的，这在《伤寒论》中称之为“斗历”。
仰观天文，斗柄指东；俯察地理，地面为春。在这个季节微风和煦，冰雪消融，种子生根、发芽，草木根须下伸、枝叶上展。蜷曲成团而冬眠的熊，在春风的呼唤下，爬出树洞，伸伸腰肢，一派舒展之相；盘成圆盘而冬眠的蛇，被春风唤醒，伸展身体，慢慢爬出了山洞，开始了一年的新生活……从物候的观察，到古人关于春季阳气布陈、发散、发陈的论述，皆提示，在春季，是气的展放、疏泄运动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因树木的根须和枝条皆喜展放条达，故古人便将气的展放、疏泄运动形式，以“木”来命名，因此“木”在五行中，并不是指具体的树木或木材，而是代表自然界在春季的气的展放疏泄运动。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在中医学里，称肝和春气相应，也就是说肝的生理特性和木气的疏条展放之气相应，临床通过调肝舒肝，在上可以治疗心肺疾病，在下可以通便、利尿，可以治疗妇科疾病，都是利用了肝主疏泄展放的功能，但有的书上说肝主“升”，春气主“升发”，这就值得商榷了。而肝主生，春气主生发、展放，则是《黄帝内经》的本义。
斗柄指南，地面为夏，气候炎热，草木在地下的根须长势明显减缓，而在地面上的枝叶则繁茂生长，动物更加活跃，自然界一派欣欣向荣、蒸蒸向上的景象。从物候观察，到古人关于阳气至夏洪盛、夏气扬蕃秀之令、万物蒸蒸向上、养长之道的论述，皆提示在夏季，是气的上升运动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由于火性炎上，故以“火”字来命名。因此主升的是火气，而不是木气。木气的运动一旦由“生”变成“升”，那就是木郁化火，郁火上炎，那就是病态了。
斗柄指西，地面为秋，气候凉爽干燥，草木枝叶枯萎，根须末端干枯，养分向主干内收，向果实和种子内贮藏；冬眠的动物此时在体内积聚了大量脂肪，以致显得臃肿肥胖，以便等待严冬到来，进入冬眠状态后慢慢利用这些能量。从物候的观察，到古人关于至秋要收敛神气、养收之道、秋气正收敛之令的论述，皆说明在秋季，是气的内收、收敛运动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由于金属密度大，象征着收敛密集，故以“金”来命名。
斗柄指北，地面为冬，气候严寒，万物闭藏。种子深藏土中，生机潜闭，处于滞育状态；冬眠的动物深居洞中，基础代谢降至最低水平。从物候观察到古人关于冬季地户闭塞、阳气伏藏、阳气下沉、地气下降、冬气正养藏之令的论述，皆提示在冬季，是气的下降、潜藏运动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由于水性就下，象征着下降、潜藏，故以“水”来命名。
从春至夏，是由木气的展放到火气的上升，为气的阳性运动；由秋到冬，是由金气的内收到水气的潜降，为气的阴性运动。其间由阳转阴，需经由夏秋之交的转折过度，此时中医称之为“长夏”。在长夏，暑热未去，阴雨连绵，气候闷热潮湿。此时草木枝端长势减缓，已经开花结果，正在化育种子和果实；动物孕育胎儿，繁育后代，已不如春夏求偶交尾之活跃。由此推知，此时是平稳运动的气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也就是气的展放和内收运动相均衡，上升与下降运动相均衡，保持了一种动态的稳定，而土性最为敦厚平稳，于是便用“土”字来命名。
其实由春季木气的展放，转为夏季火气的上升；由秋季金气的内收，转为冬季水气的潜降；由冬季水气的潜降，转为春季木气的展放，都存在着平稳过渡的一段时间，于是《黄帝内经》就有了“土旺四季”的说法。所谓土旺四季，是指在四季的最后18天，都是平稳运动的土气占主导地位。
伴随着天空的斗转星移，伴随着地面上春、夏、长夏、秋、冬季节的更替，大自然的气机进行着展放、上升、平稳、内收、潜降这样有序的运动和变化，古人分别用木、火、土、金、水来代表它们的运动特性，这就叫五行。当然季节更替的决定因素，乃和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地球到太阳距离的周期性变化相关，并不取决于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斗柄指向只不过是观察天象的参照物罢了，但却是五行归类的内容之一。
3.五行的生克
五行之间，以季节为序，相资生、相养助、相促进，这叫五行的相生，也就是《春秋繁露》所说的“比相生”。春季木气的展放，为夏季火气的上升创造了条件，叫木生火；秋季金气的内收为冬季水气的潜降提供了前提，叫金生水；火气升至极点，必将停止上升而转为稳定，叫火生土；长夏土气的平稳，随着秋季的到来，则将转为金气的内收，叫土生金；而冬季水气潜降，生机闭藏，则为来年春季木气的疏泄展放蓄积保存了能量，这就是水生木。
五行之间，以季节相间的次序相制约、相抑制、相克制，叫五行的相克，也就是《春秋繁露》所说的“间相胜”。如木气的展放，抑制土气的过度平稳，以防其壅实内收倾向过早出现，叫木克土；土气的平稳，可制约水气的过度潜降，叫土克水；水气的潜降抑制着火气的过度上升，叫水克火；火气的上升，抑制着金气的过度内收，以防其过早沉降，叫火克金；金气的内收，制约着木气的过度展放，叫金克木。
诚然对五行生克的解释，也有从五材之间的关系来论述的。如《素问· 宝命全形论》说:“木得金而伐，水得火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又如《五行大义》说:“木生火者，本性温暖，火伏其中，钻灼而出，故木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 … ”等等。表面看来，很是机械，甚至十分牵强，但从《素问》所言“万物尽然，不可胜竭”来看，应是以五材之间的关系来代言五行的生克规律。
清代医家黄元御在《四圣心源》里说得十分明白:“其相生相克，皆以气而不以质也，成质则不能生克矣。”黄氏所说的“气”，就是指气的运动，“质”则指具体的材料或物质。故黄氏进一步说:“相克者，制其太过也。木性发散敛之以金气，则木不过散；火性升炎，伏之以水气，则火不过炎；土性濡湿，疏之以木气，则土不过湿；金气收敛，温之以火气，则金不过收；水性降润，掺之以土气，则水不过润。皆气化自然之妙也。”虽然在有些细节上和前面的解释有所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皆是从气的运动形式之间的养助、制约关系来认识五行生克的本质。
五行之间，有相生则不至导致某行的不足，有相克则不致造成某行的太过。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克制化，从而保证了一年之中气机变化的稳定状态。只有这样的稳定状态，经过几十亿年的氤氲衍化，才化育了万紫千红的生命世界，所以所有的生命都被打上了五行的烙印。于是植物有了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节律，动物有了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树木、马牛羊的牙齿、鱼的鳞片、乌龟背壳上的年轮，甚至南极洲冰层上的年轮，无一不是五行的杰作。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把五运也就是五行和阴阳并列起来，都看成是化育生命的本源。
《伤寒卒病论集》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 ”，尽管有人认为这段话可能是衍文，不一定是张仲景的原话，但肯定不是现代人的话，可见古人显然没有把五行当作地球上的5种具体材料、物质或元素，而把五行看成是化育和支配万事万物的气的运动规律，甚至称其为“五常” 。
由于五行学说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的观点，甚至在运用五行对自然界以及人体脏腑器官的分类上，出现不同的认识，这完全可能并且客观存在，而且是可以理解的。何况道家、丹家、兵家、儒家、堪舆家，根据各自学派之所需，对五行学说进行附会改造，这也都是历史事实。但是，中医学中的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一样，原本是古代人类研究天地大自然气的运动和变化规律的学说，是研究生命起源、生命运动规律的古代自然科学学说。中医学是依据自然规律和生命规律来预防和诊治疾病的。
五行是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研究方法，揭示出的自然界一年之中气的运动变化规律。
《内经》把五行和阴阳并列起来，都看成是化育生命的本源。
五行学说是古代人类研究大自然气的运动和变化规律的学说，是研究生命起源、生命运动规律的古代自然科学学说。
用中医思维来理解中医的“五行”
五行是中医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根据《黄帝内经》和其他古籍的记载，从气的运动方式，讨论五行的基本概念。
1.五行非五材
所谓五行，尽人皆知乃是木、火、土、金、水。但若按其字义理解为5种具体的物质、材料，充其量只能叫五材，而不能称五行。“五材”的概念，古已有之。《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就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的说法，《尚书大传》也有“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的记载，指的都是五材，5种具体的物质和材料。即使将其说成是5种元素，也仍然属于五材的范畴。
五行的“行”字，《说文解字》说:“人之步趋也”，也就是迈步行走的意思，进而可引申为行动、运行、运动。现代汉语中的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的“行”字，都是这个意思。所谓“五行” ，应是指自然界气的5种运行方式，或说是5 种运动形式。汉代的《白虎通·五行篇》说:“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意思是说，用“行”字，是用来表述大自然之中气的运动、运行方式的。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得更清楚:“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其行不同，故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显然是说，五行是指天地之气的运行，有了阴阳，才有了四季，有了四季，才有了五行，之所以用“行”字，是因为天地之气的运行方式不同。
五行之间，以季节相邻的次序相生，以季节相间的次序相胜，也就是相克。《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也是把四季和五行联系起来的。因此在《黄帝内经》里，又把五行叫作“五运”，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湿燥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朞（编者注：jī ，同“期”）之日，周而复始”，“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可不通乎!”
这些都说明五行是揭示天地之间四季气的运动变化规律、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揭示人体各器官气机特性和相互联系的学说。因此在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这5个字，已由具体的5种物质或材料的原义，升华到5种气的运动形式的高度，已由形而下的水平，上升到研究万事万物普遍规律的形而上的水平，也就是由“器”的水平，上升到了“道”的水平。
2.五行的属性和归类
五行所代表的气的运动形式和特性各是什么？将自然界万物用五行进行归类的依据是什么？古人是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方法来研究的。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使生活在北半球的华夏先人，在傍晚仰望星空时，很容易观察到北斗七星的周日视运动和周年视运动。就周年视运动而论，当北斗七星的斗柄在傍晚时分指向东方时，地面上则是春季；指向南方时，则为夏季；指向西方时，则为秋季；指向北方时，则为冬季，这就是四方和四季相对应的来历。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 伤寒例》中，就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记述了斗柄指向和四季、8个大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二十四气以及七十二候的关系。可见以观察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来确定四季和节气的方法，是由来已久而且也是很精确的，这在《伤寒论》中称之为“斗历”。
仰观天文，斗柄指东；俯察地理，地面为春。在这个季节微风和煦，冰雪消融，种子生根、发芽，草木根须下伸、枝叶上展。蜷曲成团而冬眠的熊，在春风的呼唤下，爬出树洞，伸伸腰肢，一派舒展之相；盘成圆盘而冬眠的蛇，被春风唤醒，伸展身体，慢慢爬出了山洞，开始了一年的新生活……从物候的观察，到古人关于春季阳气布陈、发散、发陈的论述，皆提示，在春季，是气的展放、疏泄运动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因树木的根须和枝条皆喜展放条达，故古人便将气的展放、疏泄运动形式，以“木”来命名，因此“木”在五行中，并不是指具体的树木或木材，而是代表自然界在春季的气的展放疏泄运动。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在中医学里，称肝和春气相应，也就是说肝的生理特性和木气的疏条展放之气相应，临床通过调肝舒肝，在上可以治疗心肺疾病，在下可以通便、利尿，可以治疗妇科疾病，都是利用了肝主疏泄展放的功能，但有的书上说肝主“升”，春气主“升发”，这就值得商榷了。而肝主生，春气主生发、展放，则是《黄帝内经》的本义。
斗柄指南，地面为夏，气候炎热，草木在地下的根须长势明显减缓，而在地面上的枝叶则繁茂生长，动物更加活跃，自然界一派欣欣向荣、蒸蒸向上的景象。从物候观察，到古人关于阳气至夏洪盛、夏气扬蕃秀之令、万物蒸蒸向上、养长之道的论述，皆提示在夏季，是气的上升运动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由于火性炎上，故以“火”字来命名。因此主升的是火气，而不是木气。木气的运动一旦由“生”变成“升”，那就是木郁化火，郁火上炎，那就是病态了。
斗柄指西，地面为秋，气候凉爽干燥，草木枝叶枯萎，根须末端干枯，养分向主干内收，向果实和种子内贮藏；冬眠的动物此时在体内积聚了大量脂肪，以致显得臃肿肥胖，以便等待严冬到来，进入冬眠状态后慢慢利用这些能量。从物候的观察，到古人关于至秋要收敛神气、养收之道、秋气正收敛之令的论述，皆说明在秋季，是气的内收、收敛运动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由于金属密度大，象征着收敛密集，故以“金”来命名。
斗柄指北，地面为冬，气候严寒，万物闭藏。种子深藏土中，生机潜闭，处于滞育状态；冬眠的动物深居洞中，基础代谢降至最低水平。从物候观察到古人关于冬季地户闭塞、阳气伏藏、阳气下沉、地气下降、冬气正养藏之令的论述，皆提示在冬季，是气的下降、潜藏运动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由于水性就下，象征着下降、潜藏，故以“水”来命名。
从春至夏，是由木气的展放到火气的上升，为气的阳性运动；由秋到冬，是由金气的内收到水气的潜降，为气的阴性运动。其间由阳转阴，需经由夏秋之交的转折过度，此时中医称之为“长夏”。在长夏，暑热未去，阴雨连绵，气候闷热潮湿。此时草木枝端长势减缓，已经开花结果，正在化育种子和果实；动物孕育胎儿，繁育后代，已不如春夏求偶交尾之活跃。由此推知，此时是平稳运动的气控制或主导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也就是气的展放和内收运动相均衡，上升与下降运动相均衡，保持了一种动态的稳定，而土性最为敦厚平稳，于是便用“土”字来命名。
其实由春季木气的展放，转为夏季火气的上升；由秋季金气的内收，转为冬季水气的潜降；由冬季水气的潜降，转为春季木气的展放，都存在着平稳过渡的一段时间，于是《黄帝内经》就有了“土旺四季”的说法。所谓土旺四季，是指在四季的最后18天，都是平稳运动的土气占主导地位。
伴随着天空的斗转星移，伴随着地面上春、夏、长夏、秋、冬季节的更替，大自然的气机进行着展放、上升、平稳、内收、潜降这样有序的运动和变化，古人分别用木、火、土、金、水来代表它们的运动特性，这就叫五行。当然季节更替的决定因素，乃和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地球到太阳距离的周期性变化相关，并不取决于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斗柄指向只不过是观察天象的参照物罢了，但却是五行归类的内容之一。
3.五行的生克
五行之间，以季节为序，相资生、相养助、相促进，这叫五行的相生，也就是《春秋繁露》所说的“比相生”。春季木气的展放，为夏季火气的上升创造了条件，叫木生火；秋季金气的内收为冬季水气的潜降提供了前提，叫金生水；火气升至极点，必将停止上升而转为稳定，叫火生土；长夏土气的平稳，随着秋季的到来，则将转为金气的内收，叫土生金；而冬季水气潜降，生机闭藏，则为来年春季木气的疏泄展放蓄积保存了能量，这就是水生木。
五行之间，以季节相间的次序相制约、相抑制、相克制，叫五行的相克，也就是《春秋繁露》所说的“间相胜”。如木气的展放，抑制土气的过度平稳，以防其壅实内收倾向过早出现，叫木克土；土气的平稳，可制约水气的过度潜降，叫土克水；水气的潜降抑制着火气的过度上升，叫水克火；火气的上升，抑制着金气的过度内收，以防其过早沉降，叫火克金；金气的内收，制约着木气的过度展放，叫金克木。
诚然对五行生克的解释，也有从五材之间的关系来论述的。如《素问· 宝命全形论》说:“木得金而伐，水得火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又如《五行大义》说:“木生火者，本性温暖，火伏其中，钻灼而出，故木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 … ”等等。表面看来，很是机械，甚至十分牵强，但从《素问》所言“万物尽然，不可胜竭”来看，应是以五材之间的关系来代言五行的生克规律。
清代医家黄元御在《四圣心源》里说得十分明白:“其相生相克，皆以气而不以质也，成质则不能生克矣。”黄氏所说的“气”，就是指气的运动，“质”则指具体的材料或物质。故黄氏进一步说:“相克者，制其太过也。木性发散敛之以金气，则木不过散；火性升炎，伏之以水气，则火不过炎；土性濡湿，疏之以木气，则土不过湿；金气收敛，温之以火气，则金不过收；水性降润，掺之以土气，则水不过润。皆气化自然之妙也。”虽然在有些细节上和前面的解释有所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皆是从气的运动形式之间的养助、制约关系来认识五行生克的本质。
五行之间，有相生则不至导致某行的不足，有相克则不致造成某行的太过。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克制化，从而保证了一年之中气机变化的稳定状态。只有这样的稳定状态，经过几十亿年的氤氲衍化，才化育了万紫千红的生命世界，所以所有的生命都被打上了五行的烙印。于是植物有了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节律，动物有了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树木、马牛羊的牙齿、鱼的鳞片、乌龟背壳上的年轮，甚至南极洲冰层上的年轮，无一不是五行的杰作。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把五运也就是五行和阴阳并列起来，都看成是化育生命的本源。
《伤寒卒病论集》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 ”，尽管有人认为这段话可能是衍文，不一定是张仲景的原话，但肯定不是现代人的话，可见古人显然没有把五行当作地球上的5种具体材料、物质或元素，而把五行看成是化育和支配万事万物的气的运动规律，甚至称其为“五常” 。
由于五行学说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的观点，甚至在运用五行对自然界以及人体脏腑器官的分类上，出现不同的认识，这完全可能并且客观存在，而且是可以理解的。何况道家、丹家、兵家、儒家、堪舆家，根据各自学派之所需，对五行学说进行附会改造，这也都是历史事实。但是，中医学中的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一样，原本是古代人类研究天地大自然气的运动和变化规律的学说，是研究生命起源、生命运动规律的古代自然科学学说。中医学是依据自然规律和生命规律来预防和诊治疾病的。
#佛教小知识[超话]# 在网络中随意毁谤佛陀和如来正法有何果报？常看到网络中不信因果之人，不经过调查了解分析，不经过思维考证，只要不符合自己凡夫先入为主认知的，就会随意造谣、毁谤、诬蔑，乃至为达到把自己凡夫知见强加给他人的目的，编假故事、伪造声明、还竟把凡夫个人的邪恶认知，冠上政府官方的名义到处传播。那么，这些在网络中随意佛陀的行为对他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佛藏经》中说：“舍利弗，汝且观之，毁谤圣人不信圣语，受是无量无边苦恼不得解脱。舍利弗，有诸众生起破法罪业违逆不信者，其数无量，于九十九亿佛所阿僧祇劫，乃无一人入涅槃者。” 《三摩地王经》云：“若人毁坏南瞻部洲一切佛塔，另有人毁谤佛经，此二罪业相比，谤法之罪尤为严重;若人杀尽恒河沙数阿罗汉，另有人毁谤佛经，后者罪业尤为严重。” 《般若八千颂》亦云：“何人若造五无间，不及相似谤正法。”所有的罪业当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五逆重罪与毁谤正法。 五逆重罪，又称为五无间罪、五逆罪、五重罪、五不救罪。是指五种罪大恶极，极逆于常理的罪业。众生只要犯有五逆重罪中的一种或者多种，其命终之后决定会堕入阿鼻地狱。(正音：阿鼻地狱的“阿”读作ē)(注：阿鼻地狱，又称为阿毗脂地狱、阿鼻焦热地狱。是梵语的音译，意译为无间地狱、金刚地狱。是八热地狱之第八，也是八热地狱中最为痛苦的一所地狱。)五逆重罪有小乘五逆与大乘五逆之分。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宣说了毁谤正法的严重现世苦报，及后世长劫堕入地狱恶道之苦。此经说：“王、宰官、居士、长者、沙门、婆罗门等、旃荼罗人，不久便当支体废缺，于多日夜，结舌不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命终定生无间大狱。”佛陀在宣讲了谤法的苦报后，法会上有八十百千那庾多众生，因为曾经毁谤正法，而遭受了无量苦报。他们向导师佛忏悔时，讲述了他们遭受的种种痛苦：“我等由是恶业障故，从尔以来流转生死，常处地狱、傍生、饿鬼，喑哑无舌，都不能言，受诸苦毒，痛切难忍。始于今世，得复人身，而犹喑哑，常患舌庈，蒙佛神力，方始能言，复能忆念自过去世所有因缘诸恶业障。我等今者于世尊前，闻说此经，获得正见，深心惭愧，发露忏悔，不敢覆藏，愿悉除灭。从今以往，永不复作。防护当来所有罪障。唯愿世尊，哀愍摄受，令我等罪皆悉销灭，于当来世永不更造。唯愿世尊，哀愍济拔我等当来恶趣苦报。唯愿世尊，哀愍我等为说正法。” 据《贤愚经》记载，有一年少沙弥，仅仅只是轻笑一位老比丘读经声如狗吠，老比丘告诉他自己是已经证悟的圣者，让他立即忏悔，年少比丘立即猛烈忏悔，但依然导致五百世投胎为狗的果报。 《涅槃经》云：“迦叶，世间众生有三种病，极难消除，一谤大乘法，二造五无间罪，三生邪见。此三病，于此世间，极难对治，声闻、缘觉及菩萨亦不能除之。”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中关于五百饿鬼之因缘的公案。这则公案中的业因果，从因上来看，只是恶骂如来的声闻众为“饿鬼”，果报却是五百世中感受饿鬼之苦。如果以五千年计算饿鬼寿命，五百世是二百五十万年，短暂一分钟的恶口，竟导致二百五十万年饱受饥饿的漫长剧苦。这种内在因果的增长程度，的确以无忧树枝的增长无法描述。 可想，轻笑一位老比丘都有如此重的果报，毁谤声闻众尚且有这般的因果报应，更不要说毁谤佛陀和如来正法了。毁谤佛陀和破坏如来正法的人，必将堕入地狱受无量诸苦。 毁谤佛陀和如来正法罪行的深浅又根据其毁谤的方式、方法、毁谤的对象、毁谤的依据程度、所产生的影响大小、久近等而有不同。普通口耳之间的毁谤，又作文、写书、制作流通广泛网络传播等，相比所产生的罪业要小，后者的罪业要大大超过口耳毁谤。毁谤言论影响的人越来，那么，他的罪业就越重，所受的果报就越重。 《四十二章经》中云：“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污天，还污己身。”如果往天上吐口水，不仅不会染污天空，口水落下来反而会染污自己；如果有恶人想害好人，也像仰面往天上吐口水一样，不仅害不到好人，反而会害到自己。为何害不到他人，反害自己？因为这是因果报应。自己种其因必得自己受其果报。 告诫在网络中毁谤佛陀的人们，佛陀慈悲，但有众护法神在，有最最公平的因果在，你们所有毁谤佛陀和毁谤如来正法的言论所种下的恶因，终有一天会报应到自己的身上。因果饶过谁？因果从来不会因为你信因果或是不信因果而有所偏废。有因必将有果。希望你们回头是岸！ 真诚奉劝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请远离那些毁谤者。 《地藏十轮经》中，还告诫那些与谤法者关系密切的人，也会受其影响而堕地狱：“若有亲近或与交游或共住止或同事业，俱定当堕无间地狱。” 《大乘方广总持经》中也说：“以谤法故，身及眷属俱堕地狱。” 真诚奉劝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请远离那些毁谤者！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四民制度贯穿始终。所谓四民，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种公民，即士、农、工、商，除此以外，还存在许多“贱民”，他们比四民阶层更低，归为“贱籍”阶层。四民是古代中国政府对于平民职业的基本划分，同时它亦是国家百姓的总称，可以说，四民就是国家的基石。不过职业的种类极多，为何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专门将平民们划分为士农工商呢？
“四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其文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於管子。”顾炎武认为，齐国丞相管仲最先提出“士农工商”说，所以四民制度起源于管仲，而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说法。管仲在齐国进行变法改革，“四民”制度是变法中的一部分，而这也被认为是四民制度的首次实践。除管仲以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人提出士农工商说，比如《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荀子·王制篇》里也有按照士农工商排序的说法。
不过必须要说明的是，管仲所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者”，与后世的“士农工商阶层”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管仲所提出的四民当中的“士”，不是读书人，而是军士。其次，管仲的这一政策是将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并按照其各自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这里的划分只是职业上的不同，并没有尊卑之分。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是说四民都是国家基石，不可或缺。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社会并不轻视商人。在殷商时期，人们十分热衷于从事商业，商人之名由此得来。在商朝灭亡以后，周朝吸取商朝灭亡教训，认为商人过度热衷商业，荒废农业，导致国家不稳，最终灭亡。于是在周朝以后，商人的地位就被不断打压，名义上的地位与奴隶等贱籍无异，被其他阶层鄙夷，比如《逸周书·程典》载：“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然而管仲在提出“士农工商”说的时候，虽然将商放在最后，但不是抑商。管仲本就是商贾出身，而在他的变法当中，他极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还颁布了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国策。所以说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没有问题，但若是将导致古代中国商人地位低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实在是冤枉。
在春秋战国以后，士大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官僚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秦亡以后，汉朝奉行儒家学说，汉武帝更是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读书与做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士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军人被划分为军籍，而士则专指士大夫与读书人。就这样，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军士，成为“士农工商”的榜首。《神童诗》中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被无数人奉为金玉良言，直到现在依旧被人传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极度重视农业。秦《田律》规定：出现旱涝蝗虫等灾情以后，各地官员须立刻书面报告情况，即使风调雨顺，官员也需要统计好各地的降雨状况以及收成情况。《仓律》专门以律法规定种籽入仓、存贮、检验、出仓等程序以及亩播种数量。《戍律》规定一户不准同时征调两个以上劳动力服役，违者罚交两副铠甲，就是为了保证不干扰农业生产。《仓律》还规定从事农耕生产官府奴婢，二至九月农忙时节，每人每月可增加半斤口粮，以激励人们从事农桑，确保农业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在名义上自然要给予农民较高的地位。
从对于经济的贡献来看，商人显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统治者却有自己的考虑。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像管仲一样出身商贾，大部分的士大夫打心底里鄙夷商贾，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逐利小人。比如《汉书》中就主张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商人较强的流动性以及它对于百姓的吸引力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业对于繁荣国家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依旧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后世对于四民制度的重新构建，士农工商从对于平民的划分转变为尊卑排序。在户籍制度出现并完善以后，四民制度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概念，不过统治者显然是需要这种概念的。统治者需要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阶层，且士要在最前面，以体现示人阶级的特权和地位，农则紧随其后，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工匠在古代并不受重视，所以还要排在农后面。而商贾在奉行重农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被归为“四民”当中的“贱籍”。所以，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亦是统治者的需要。
“四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其文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於管子。”顾炎武认为，齐国丞相管仲最先提出“士农工商”说，所以四民制度起源于管仲，而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说法。管仲在齐国进行变法改革，“四民”制度是变法中的一部分，而这也被认为是四民制度的首次实践。除管仲以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人提出士农工商说，比如《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荀子·王制篇》里也有按照士农工商排序的说法。
不过必须要说明的是，管仲所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者”，与后世的“士农工商阶层”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管仲所提出的四民当中的“士”，不是读书人，而是军士。其次，管仲的这一政策是将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并按照其各自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这里的划分只是职业上的不同，并没有尊卑之分。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是说四民都是国家基石，不可或缺。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社会并不轻视商人。在殷商时期，人们十分热衷于从事商业，商人之名由此得来。在商朝灭亡以后，周朝吸取商朝灭亡教训，认为商人过度热衷商业，荒废农业，导致国家不稳，最终灭亡。于是在周朝以后，商人的地位就被不断打压，名义上的地位与奴隶等贱籍无异，被其他阶层鄙夷，比如《逸周书·程典》载：“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然而管仲在提出“士农工商”说的时候，虽然将商放在最后，但不是抑商。管仲本就是商贾出身，而在他的变法当中，他极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还颁布了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国策。所以说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没有问题，但若是将导致古代中国商人地位低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实在是冤枉。
在春秋战国以后，士大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官僚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秦亡以后，汉朝奉行儒家学说，汉武帝更是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读书与做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士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军人被划分为军籍，而士则专指士大夫与读书人。就这样，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军士，成为“士农工商”的榜首。《神童诗》中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被无数人奉为金玉良言，直到现在依旧被人传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极度重视农业。秦《田律》规定：出现旱涝蝗虫等灾情以后，各地官员须立刻书面报告情况，即使风调雨顺，官员也需要统计好各地的降雨状况以及收成情况。《仓律》专门以律法规定种籽入仓、存贮、检验、出仓等程序以及亩播种数量。《戍律》规定一户不准同时征调两个以上劳动力服役，违者罚交两副铠甲，就是为了保证不干扰农业生产。《仓律》还规定从事农耕生产官府奴婢，二至九月农忙时节，每人每月可增加半斤口粮，以激励人们从事农桑，确保农业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在名义上自然要给予农民较高的地位。
从对于经济的贡献来看，商人显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统治者却有自己的考虑。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像管仲一样出身商贾，大部分的士大夫打心底里鄙夷商贾，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逐利小人。比如《汉书》中就主张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商人较强的流动性以及它对于百姓的吸引力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业对于繁荣国家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依旧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后世对于四民制度的重新构建，士农工商从对于平民的划分转变为尊卑排序。在户籍制度出现并完善以后，四民制度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概念，不过统治者显然是需要这种概念的。统治者需要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阶层，且士要在最前面，以体现示人阶级的特权和地位，农则紧随其后，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工匠在古代并不受重视，所以还要排在农后面。而商贾在奉行重农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被归为“四民”当中的“贱籍”。所以，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亦是统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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