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集》吴晗著，吴晗 新中国明史研究第一人。作者在书的后记说一些文章是解放前在菜油灯下写的今有电灯，抚今追昔，故取名灯下集。书内大都是1959年前写的历史短文，有一篇论海瑞，表达了作者对海瑞的观点。那时作者应该还没有写新剧《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专栏也还没开，两个孩子最大的也只有五岁，读起来能够感受到作者那满满的热情，10年后作者被迫害离世。
一。间言
《苏轼诗文鉴赏辞典》注释《王维吴道子画》“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的“无间言”为“没有缺点可言”。有误。
王水照《苏轼选集》、曾枣庄《三苏选集》、曹慕樊《东坡选集》、陶文鹏《苏轼集》、徐中玉《苏东坡文集导读》、葛泽溥《苏轼题画诗选评笺释》均译“间言”为“异议”。郭鹏著《苏轼及苏门诗人诗传》、曹中孚校注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卷二均译之为“异言”。“异议”、“异言”无甚差别。
“没有缺点可言”，乃是从客观着手，对没有缺点者敛衽，言下之意，对王维敛衽是因为王维的画没有缺点；“没有异议”，乃是从认同感来说的，是艺术倾向的相视、莫逆。苏东坡是在表达艺术取向，哪是因为何人没有缺点就偏向谁？这个取向关于审美，不关有无缺点。译成“没有缺点可言”显误。
二。祇园
《辞典》给“祇园”的“祇”字注音，注为“歧”音。王水照《苏轼选集》1984年版注音同之，然而2014年版则改注“纸”音；李之亮《苏东坡诗词文精选集》作“祗园”，注“支”音。《辞典》无误。
宋刊《东坡集》卷一作“祇园”，邵长蘅删补《注东坡先生诗》卷一作“祗园”。宜从前者。
三。令世？
《辞典》录《真兴寺阁》原文，作“作世令世惊”。写出从古所无的“令”字，叫人诧异。
检宋刊《东坡集》卷一、邵长蘅删补《注东坡先生诗》卷一、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一、黄任轲校点冯应榴辑注《苏诗合注》卷四，均作“今世”。正面说明，本集、注本全都没有“令世”的写法。
马德富《苏轼全集校注 诗集》卷四作“今世”，且未出校记。其对于有异文的“身强”则出了校记。侧面说明，“今世”从无第二种写法。
然而《辞典》居然新创了一种版本，作“令世”。可为一叹。
四。攀飞星
《辞典》对“攀飞星”作注，引杨亿儿时登楼诗“危楼高百尺”云云。有误。
以下内容多据张培峰《〈夜宿乌牙寺〉诗为李白所作考》。最早为“危楼高百尺”署名杨亿的资料，是周紫芝的《竹坡诗话》，原文为：世传杨文公方离襁褓，犹未能言，一日，家人携以登楼，忽自语如成人，因戏问之：“今日上楼，汝能作诗乎？”即应声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怕惊天上人。”旧见《古今诗话》载此一事。后又见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字画清劲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岂好事者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欤？仰亦太白之碑为伪耶？
在此之前，即有赵令畤的《侯鲭录》，其卷二载“危楼高百尺”云云或为王禹偁作；又载“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为李白作。
赵令畤和苏东坡关系颇好，然而东坡作《真兴寺阁》时，赵令畤还只有几岁。故东坡的“引手攀飞星”即便有所出，也绝不来于赵令畤的记载，更不来源于比赵令畤更后的周紫芝的记载。
杨亿虽然生在东坡前，然而“危楼高百尺”云云署名为杨亿，却最早见于周紫芝的记载。而在周紫芝之前，则是署名王禹偁而非杨亿。故《辞典》所注不当。
《辞典》如此注，其实是从王文诰《苏诗集成》转引。而王文诰之引杨亿，其实从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改来。后者署的则是李白之名。
在赵令畤之前，还有一个叫王得臣的人。东坡是嘉祐二年进士，得臣嘉祐四年进士，二人年纪或相仿。王得臣《麈史》载，曾阜宰蕲之黄梅时，曾发现“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之诗，署名“布衣李白”。而曾阜之宰蕲之黄梅，乃是在元丰年间。
故，东坡的“攀飞星”比这个元丰年间的发现还早二十年，自然也不来自此。
历史上，最早的几次记载“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作者为李白的材料，都从未说过“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也是李白作的。相反，这几则记载署名李白的诗的材料，所载的诗的开头二句不是“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就是“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
故，不论“不敢高声语”是否就是诗仙李白写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都和李白无关。小学课本对此署名李白，是错误的。事实上，小学课本对《寻隐者不遇》署名贾岛，《登鹳雀楼》署名王之涣，也都大可商榷的。
还有课本未署名的“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云云，“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云云。有兴趣者也可以探究一下。
2020/09/14（四），2021/07/15
《苏轼诗文鉴赏辞典》注释《王维吴道子画》“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的“无间言”为“没有缺点可言”。有误。
王水照《苏轼选集》、曾枣庄《三苏选集》、曹慕樊《东坡选集》、陶文鹏《苏轼集》、徐中玉《苏东坡文集导读》、葛泽溥《苏轼题画诗选评笺释》均译“间言”为“异议”。郭鹏著《苏轼及苏门诗人诗传》、曹中孚校注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卷二均译之为“异言”。“异议”、“异言”无甚差别。
“没有缺点可言”，乃是从客观着手，对没有缺点者敛衽，言下之意，对王维敛衽是因为王维的画没有缺点；“没有异议”，乃是从认同感来说的，是艺术倾向的相视、莫逆。苏东坡是在表达艺术取向，哪是因为何人没有缺点就偏向谁？这个取向关于审美，不关有无缺点。译成“没有缺点可言”显误。
二。祇园
《辞典》给“祇园”的“祇”字注音，注为“歧”音。王水照《苏轼选集》1984年版注音同之，然而2014年版则改注“纸”音；李之亮《苏东坡诗词文精选集》作“祗园”，注“支”音。《辞典》无误。
宋刊《东坡集》卷一作“祇园”，邵长蘅删补《注东坡先生诗》卷一作“祗园”。宜从前者。
三。令世？
《辞典》录《真兴寺阁》原文，作“作世令世惊”。写出从古所无的“令”字，叫人诧异。
检宋刊《东坡集》卷一、邵长蘅删补《注东坡先生诗》卷一、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一、黄任轲校点冯应榴辑注《苏诗合注》卷四，均作“今世”。正面说明，本集、注本全都没有“令世”的写法。
马德富《苏轼全集校注 诗集》卷四作“今世”，且未出校记。其对于有异文的“身强”则出了校记。侧面说明，“今世”从无第二种写法。
然而《辞典》居然新创了一种版本，作“令世”。可为一叹。
四。攀飞星
《辞典》对“攀飞星”作注，引杨亿儿时登楼诗“危楼高百尺”云云。有误。
以下内容多据张培峰《〈夜宿乌牙寺〉诗为李白所作考》。最早为“危楼高百尺”署名杨亿的资料，是周紫芝的《竹坡诗话》，原文为：世传杨文公方离襁褓，犹未能言，一日，家人携以登楼，忽自语如成人，因戏问之：“今日上楼，汝能作诗乎？”即应声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怕惊天上人。”旧见《古今诗话》载此一事。后又见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字画清劲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岂好事者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欤？仰亦太白之碑为伪耶？
在此之前，即有赵令畤的《侯鲭录》，其卷二载“危楼高百尺”云云或为王禹偁作；又载“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为李白作。
赵令畤和苏东坡关系颇好，然而东坡作《真兴寺阁》时，赵令畤还只有几岁。故东坡的“引手攀飞星”即便有所出，也绝不来于赵令畤的记载，更不来源于比赵令畤更后的周紫芝的记载。
杨亿虽然生在东坡前，然而“危楼高百尺”云云署名为杨亿，却最早见于周紫芝的记载。而在周紫芝之前，则是署名王禹偁而非杨亿。故《辞典》所注不当。
《辞典》如此注，其实是从王文诰《苏诗集成》转引。而王文诰之引杨亿，其实从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改来。后者署的则是李白之名。
在赵令畤之前，还有一个叫王得臣的人。东坡是嘉祐二年进士，得臣嘉祐四年进士，二人年纪或相仿。王得臣《麈史》载，曾阜宰蕲之黄梅时，曾发现“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之诗，署名“布衣李白”。而曾阜之宰蕲之黄梅，乃是在元丰年间。
故，东坡的“攀飞星”比这个元丰年间的发现还早二十年，自然也不来自此。
历史上，最早的几次记载“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作者为李白的材料，都从未说过“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也是李白作的。相反，这几则记载署名李白的诗的材料，所载的诗的开头二句不是“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就是“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
故，不论“不敢高声语”是否就是诗仙李白写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都和李白无关。小学课本对此署名李白，是错误的。事实上，小学课本对《寻隐者不遇》署名贾岛，《登鹳雀楼》署名王之涣，也都大可商榷的。
还有课本未署名的“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云云，“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云云。有兴趣者也可以探究一下。
2020/09/14（四），2021/07/15
读了金宇澄的《轻寒》，书很无趣。读得厌烦。很少接触这种所谓的先锋派，混乱，残缺，故作隐晦。太讨厌了！似乎作者写下各种事物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碎，搅乱，让一切不明所以，迎合一种文字技巧上的迷离抽象之美。我不明白，也看不懂。平日里只爱读小说，第一次带着厌恶的心情来审视小说这个事物。心里空落落的，有迷茫，读小说的意义何在？观看创作者兴之所至的臆造？预期有一个故事来和自我认知碰撞，如果没有，读小说是浪费时间吗？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