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作家沈依陶：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是最值得我们记述的】
#423朗读接力# #疯狂朗读夜# 沈依陶在开始朗读之前讲到，写作没有限制，只要你想写，就能写出来。将内心或是细微或是宏大的想法，甚至并不要有多大的意义，只要是写出来，就值得被人们阅读。随后她阅读了《幸得诸君慰平生》中令人动容的一段有关日常的描述，希望这样的文字可以让大家偶尔通过阅读放松下来，放纵自己。
#423朗读接力# #疯狂朗读夜# 沈依陶在开始朗读之前讲到，写作没有限制，只要你想写，就能写出来。将内心或是细微或是宏大的想法，甚至并不要有多大的意义，只要是写出来，就值得被人们阅读。随后她阅读了《幸得诸君慰平生》中令人动容的一段有关日常的描述，希望这样的文字可以让大家偶尔通过阅读放松下来，放纵自己。
闻法源寺丁香花开，遗憾再次错过。想起前年勿入门中，最感慨的确不是听唱闻法，而是凭吊谭公和王五。
中学时读李敖笔下记述的真实与虚幻，也如这念念不得一见的丁香，时有时无，亦真亦幻。
寺中生花，是为有。
未至未见，是为空。
至不知花，是亦空。
未至知花，是亦有。
未至心念，是非空。
至而未得，是非有。
空与有之间，或者在谭公和王五的心中自存取舍成就的金刚吧。
中学时读李敖笔下记述的真实与虚幻，也如这念念不得一见的丁香，时有时无，亦真亦幻。
寺中生花，是为有。
未至未见，是为空。
至不知花，是亦空。
未至知花，是亦有。
未至心念，是非空。
至而未得，是非有。
空与有之间，或者在谭公和王五的心中自存取舍成就的金刚吧。
【古代中国与印度何时开始发生关系，又通过何种方式发生关系，确实是个老问题。季羡林先生曾对此做过比较详密的考证。根据他的考证，至少在孔雀王朝建立时，专指中国的“Cina”(脂那、支那)和“中国丝”之意的复合词 - cinapatta已经在印度出现。可见在公元前4世纪与前3世纪之交，中国及其特产“丝”已经被印度人所知晓。但中国方面对印度的了解始于何时呢？除了佛教文献中的夸大讹传之词以外，真正有根有据的记载实际上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之时。虽然张骞本人没有到过印度，但他曾派使者出使身毒。在他之后的两个世纪内，印度西北部的罽宾、高附、天竺以及与之相邻的乌弋山离和其后征服印度的贵霜(月氏)先后与汉代中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直接联系。丝路南道的开通和发展就是中印两大文明接触、交往的结果和见证。虽然有关印度的记载在《史记》的《大宛列传》和《汉书》与《后汉书》的《西域传》中多有反映，但它们往往语焉不详。】
如何揭开汉代中印关系史上的种种谜团，仅仅依靠汉文记载显然难有大的突破。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利用其语言优势，确实在人名、地名的考订上很有贡献，但涉及复杂的中国历史背景和艰深的古汉语文献，他们也有力不从心之感，甚至以讹传讹。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借助西方古典文献中有限的证据和新的考古资料以及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两汉三史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和中印关系做出进一步的证实和解读。
『《史记》、《汉书》中的中印关系』
《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身毒”的传闻应是中国史书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在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他耳闻目睹的诸国中，他没有单独介绍身毒，但却向汉武帝提到，他在大夏惊讶地发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问从何而来，答曰身毒。他借大夏人之口，对身毒做了简单描述：“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这里的介绍与前面对大宛、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的记载不大相同：其一，是间接而为，说明只是偶尔传闻所知；其二，内容简单，只提到其大致方位、民俗。但其他的内容却真实地反映了印度的特征：气候湿热，产大象，有大河为界。大河当指印度河。既然蜀物是经身毒而来，那就意味着身毒与蜀地之间可通。根据张骞的建议，汉武帝令他在蜀地犍为郡发四道使者，欲通西南夷，由此进入身毒，但均无果而还。但张骞并没有放弃通身毒的想法，他在第二次西域之行时，坐镇乌孙，派遣副使到包括身毒在内的西域诸国。张骞之后，汉武帝为了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更是多次派遣汉使到身毒。
可见，至少在汉武帝之世，中国和身毒已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但身毒的使者是否来朝奉献，《史记》中信息并不明确。“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不知这些大夏之属者中有无身毒，来人中有无身毒人。而且“西北国”是否包括身毒，从地理方位上看也似有疑问。《史记》完成于公元前91年，此后直到班固之时，中国与身毒有无来往就不得而知了。
班固（32年-92年）的《汉书·西域传》可以说是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延续和补充。班固的弟弟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应该给班固提供了不少西域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他的笔下，身毒消失了，葱岭之外的印度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罽宾。该传对罽宾的记载极为详细，其中包含了对其国都、方位、人种、地理、气候、物产、建筑、织造、饮食、市场、钱币、家畜、奇物等方面的介绍。此外还特别对罽宾与汉廷的政治外交关系做了重点梳理。司马迁对罽宾没有记载，说明至少在《史记》完成时，中国方面对它还知之甚少，甚至无所知晓。罽宾与汉廷之关系，始于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几经反复，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后汉书·西域传》中只记载了贵霜的两位国王，丘就却和其子阎膏珍。但新的钱币资料和新出土的腊跋闼柯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证明，在迦腻色迦(Kanishka)之前，实际上存在三位国王，分别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阎膏珍(Vima Taktu)、Vima Kadphises。至于那位贵霜钱币中匿名的那位“Soter Megas”，有可能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监领”印度的那位将军。他的钱币具有明显的希腊化特征，使人推测他可能就是一位当地希腊人的后裔。那个率7万军队逾葱岭而来的王“谢”是否与他有关还不得而知。贵霜前期诸王的在位时间仍是国际贵霜史研究领域中的难点和热点。但大致可定在公元1世纪初到2世纪中期之间，也就是中国的东汉时期。贵霜王朝时期是中国与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不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的丝绸之路，贵霜帝国都发挥了关键的枢纽作用。印度的佛教在贵霜帝国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以贵霜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本土和希腊化文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中国的塔里木盆地。斯坦因在和阗等地发现的佉卢文木牍、希腊式的人物形象、犍陀罗风格的器物、含有中、希、印三种文化因素的和阗马钱(汉佉二体钱)就是最好的证明。
纵览两汉三史，可见中国对印度由耳闻到目睹，再到发生密切的政治、商贸和文化关系的大致过程。中国方面在其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这是以汉武帝为肇始的开边拓土、开发、经营西域的必然结果。印度作为中国的近邻，与不断西扩的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古典学者的记述和印度本土的考古资料证明了二者之间文化与经济上的联系，事实上也就证实了丝绸之路南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正是随着丝路的延伸，印度的物产、佛教，希腊化文化的信息传到了中国，从而实现了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文化的三流合一。这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奇迹，这样的结果是亚历山大、张骞以及班超父子他们所绝对想不到的。
『杨巨平：古代中国与印度何时开始发生关系』https://t.cn/A6tDwJKU
如何揭开汉代中印关系史上的种种谜团，仅仅依靠汉文记载显然难有大的突破。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利用其语言优势，确实在人名、地名的考订上很有贡献，但涉及复杂的中国历史背景和艰深的古汉语文献，他们也有力不从心之感，甚至以讹传讹。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借助西方古典文献中有限的证据和新的考古资料以及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两汉三史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和中印关系做出进一步的证实和解读。
『《史记》、《汉书》中的中印关系』
《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身毒”的传闻应是中国史书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在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他耳闻目睹的诸国中，他没有单独介绍身毒，但却向汉武帝提到，他在大夏惊讶地发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问从何而来，答曰身毒。他借大夏人之口，对身毒做了简单描述：“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这里的介绍与前面对大宛、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的记载不大相同：其一，是间接而为，说明只是偶尔传闻所知；其二，内容简单，只提到其大致方位、民俗。但其他的内容却真实地反映了印度的特征：气候湿热，产大象，有大河为界。大河当指印度河。既然蜀物是经身毒而来，那就意味着身毒与蜀地之间可通。根据张骞的建议，汉武帝令他在蜀地犍为郡发四道使者，欲通西南夷，由此进入身毒，但均无果而还。但张骞并没有放弃通身毒的想法，他在第二次西域之行时，坐镇乌孙，派遣副使到包括身毒在内的西域诸国。张骞之后，汉武帝为了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更是多次派遣汉使到身毒。
可见，至少在汉武帝之世，中国和身毒已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但身毒的使者是否来朝奉献，《史记》中信息并不明确。“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不知这些大夏之属者中有无身毒，来人中有无身毒人。而且“西北国”是否包括身毒，从地理方位上看也似有疑问。《史记》完成于公元前91年，此后直到班固之时，中国与身毒有无来往就不得而知了。
班固（32年-92年）的《汉书·西域传》可以说是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延续和补充。班固的弟弟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应该给班固提供了不少西域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他的笔下，身毒消失了，葱岭之外的印度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罽宾。该传对罽宾的记载极为详细，其中包含了对其国都、方位、人种、地理、气候、物产、建筑、织造、饮食、市场、钱币、家畜、奇物等方面的介绍。此外还特别对罽宾与汉廷的政治外交关系做了重点梳理。司马迁对罽宾没有记载，说明至少在《史记》完成时，中国方面对它还知之甚少，甚至无所知晓。罽宾与汉廷之关系，始于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几经反复，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后汉书·西域传》中只记载了贵霜的两位国王，丘就却和其子阎膏珍。但新的钱币资料和新出土的腊跋闼柯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证明，在迦腻色迦(Kanishka)之前，实际上存在三位国王，分别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阎膏珍(Vima Taktu)、Vima Kadphises。至于那位贵霜钱币中匿名的那位“Soter Megas”，有可能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监领”印度的那位将军。他的钱币具有明显的希腊化特征，使人推测他可能就是一位当地希腊人的后裔。那个率7万军队逾葱岭而来的王“谢”是否与他有关还不得而知。贵霜前期诸王的在位时间仍是国际贵霜史研究领域中的难点和热点。但大致可定在公元1世纪初到2世纪中期之间，也就是中国的东汉时期。贵霜王朝时期是中国与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不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的丝绸之路，贵霜帝国都发挥了关键的枢纽作用。印度的佛教在贵霜帝国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以贵霜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本土和希腊化文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中国的塔里木盆地。斯坦因在和阗等地发现的佉卢文木牍、希腊式的人物形象、犍陀罗风格的器物、含有中、希、印三种文化因素的和阗马钱(汉佉二体钱)就是最好的证明。
纵览两汉三史，可见中国对印度由耳闻到目睹，再到发生密切的政治、商贸和文化关系的大致过程。中国方面在其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这是以汉武帝为肇始的开边拓土、开发、经营西域的必然结果。印度作为中国的近邻，与不断西扩的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古典学者的记述和印度本土的考古资料证明了二者之间文化与经济上的联系，事实上也就证实了丝绸之路南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正是随着丝路的延伸，印度的物产、佛教，希腊化文化的信息传到了中国，从而实现了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文化的三流合一。这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奇迹，这样的结果是亚历山大、张骞以及班超父子他们所绝对想不到的。
『杨巨平：古代中国与印度何时开始发生关系』https://t.cn/A6tDwJKU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