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铀在读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这本书是攒出来的，不太值得通读，基本上只看我前面摘抄的两三条就差不多够了。
这条是想小结一下我的一些收获，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人的思想的逐渐成熟（以费孝通为例）。
.
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作者顾颉刚，他是一个「疑古派」。
这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中国史书有个趋势，就是越到近代呢关于古代的记载反而越多，于是提出「层累说」。就是越到近代，人们越需要「言必称三代」来吹牛以巩固自己的主张，所以就越是往当时已有的历史记载上「层累」出更多自己胡编的「史料」，于是就把中国的历史给虚构得越来越久远。
当然，后来这一派在论战中大失败，再到现代中国考古出土了商代的甚至更早时期的各种文物，「层累说」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回头看「疑古派」，难免会觉得这帮人为了搞新文化运动为了否定传统束缚以自强，都有点失心疯有点过于妄自菲薄了。
比如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其核心主张就是要废除汉字……胡适就更不用说了，学问嘛是有的，但人品上自轻自贱得很，不光毛瞧不上他，就连溥仪都瞧不上他，到后来甚至连蒋介石都瞧不上他了……
可是顾颉刚在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却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力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融合团结的大民族，不存在区分（甚至分裂）的必要，以此唤起大家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激情。
这里面是有点小的矛盾在的，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不管是主张疑古是今还是强调民族统一，目的都是要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拿在自己手里，以便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振兴中华。这个立场，对照费孝通的态度变化，就会有所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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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当年 1938 年还是个学生，应该是受他老师的指使，主动给顾颉刚写信，反驳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诸多观点。
看费孝通当年写的东西，说实话是蛮酸臭的……倒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没有，就是那种文绉绉地脱离实际而不自知的迂腐。通篇在那儿纠结，说从西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理论出发，应该如何区分 state, nation, race, clan, ethnic group 等概念，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文化理论都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西方学者按着自己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所建构出来的，并不是天然成立的自然科学般的客观规律。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中华民族的说法和汉蒙回藏满民族的说法都成立，没必要为了强调一个就否认另一个，只要我们向民众讲解清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特别蠢。说得不严谨一些，就是太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了，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既有能力讲道理，又有意愿讲道理。或者说得轻佻些，由于想不到有那种很坏的人和轻易被坏人忽悠的蠢人的存在，于是显得自己既有点蠢，又成了坏人的帮闲。
但费孝通很多年后在顾颉刚的百年纪念会上又提及此事时，也解释了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讨论的原因——他明白了顾颉刚的目的是团结群众以抗战，并非在学术层面厘清概念，于是意识到 1938 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不是一个」的时候，所以闭嘴了。这第二反应就显得比第一反应成熟了许多。
再看费孝通 1947 年写的《乡土中国》，过了十多年，又更成熟了。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的两条出路：一是建立强力的集权政府，为农民的长远利益而迫使农民交出基本生活之外的农业资本积累，交由国家去发展工业巩固军事，维持独立主权之后再发展经济反哺农业，最终全民富裕；二是建立亲民的相对弱势的政府，靠反复教育和宣传，让农民自发地完成上交农业资本积累以发展工业的任务。
费孝通在 1947 年时认为，第二条路比较好，因为第一条路风险太大——毕竟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有能力强迫农民交出资本的强悍政府，往往是不受农民限制的，又有什么必要替农民去发展工业谋幸福呢……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走的却是费孝通说的第一条路。
再到 1950s，费孝通越来越成为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徒」。眼见着毛带着全国人民搞生产，替群众向长期利益做奋斗，费孝通的立场也从一开始的右派而变得越来越左，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就可以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上，一开始争辩学术观点，后来意识到这是爱国行为，于是不再争辩；他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上，一开始是逻辑推理不信集权，后来通过现实去不断检验中共，于是转为社会主义信徒；观点虽然前后反转，但立场却是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顾颉刚其实是一样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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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里 29 岁的费孝通在 1938 年写的反驳文时，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可能是 30 岁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认为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却不明白科学有客观性，而科学家却必须有主观立场。即如图 1 所说，我感觉微博上这样的科普 KOL 也有很多，年龄也相近，可能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缺陷。
知识分子要如何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自己的思考是图 2 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明白科学家首先是人，而人必须先明确利益立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的不同势力是主观建构出来的，目的是分配物质利益，那就肯定有利益立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所以搞科研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现真理，更是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哪怕最终为全人类服务，那在此过程中也有亲疏远近先后左右的区别，想明白这个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聊日本问题比较多，很多糊涂蛋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图 3 所说的那些话题，在自我思考和公开宣传时，话术必然是不同的。就像费孝通年轻时，误以为只要自己说清楚了，那么民众就能听明白，或者说如果民众听不明白，那么便不是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实在是一种骄傲和不负责任，国家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人性天然有缺陷，人的理性不完备，群众的想法往往没那么辩证，你的话术要基于你的立场和目的来设置，以结果做评判。
日本政客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民选制度下的日本选民却并没有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客连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结果当有人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时，你跳出来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什么日本民众里还是有真心反战的，甚至曲解毛的统战话术来把爱国主义者打成极左，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思考方式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把舆论场想成池塘，言论是石子，扔进去必然不止一圈涟漪。相关例子如图 4，感兴趣可以一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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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攒出来的，不太值得通读，基本上只看我前面摘抄的两三条就差不多够了。
这条是想小结一下我的一些收获，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人的思想的逐渐成熟（以费孝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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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作者顾颉刚，他是一个「疑古派」。
这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中国史书有个趋势，就是越到近代呢关于古代的记载反而越多，于是提出「层累说」。就是越到近代，人们越需要「言必称三代」来吹牛以巩固自己的主张，所以就越是往当时已有的历史记载上「层累」出更多自己胡编的「史料」，于是就把中国的历史给虚构得越来越久远。
当然，后来这一派在论战中大失败，再到现代中国考古出土了商代的甚至更早时期的各种文物，「层累说」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回头看「疑古派」，难免会觉得这帮人为了搞新文化运动为了否定传统束缚以自强，都有点失心疯有点过于妄自菲薄了。
比如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其核心主张就是要废除汉字……胡适就更不用说了，学问嘛是有的，但人品上自轻自贱得很，不光毛瞧不上他，就连溥仪都瞧不上他，到后来甚至连蒋介石都瞧不上他了……
可是顾颉刚在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却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力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融合团结的大民族，不存在区分（甚至分裂）的必要，以此唤起大家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激情。
这里面是有点小的矛盾在的，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不管是主张疑古是今还是强调民族统一，目的都是要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拿在自己手里，以便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振兴中华。这个立场，对照费孝通的态度变化，就会有所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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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当年 1938 年还是个学生，应该是受他老师的指使，主动给顾颉刚写信，反驳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诸多观点。
看费孝通当年写的东西，说实话是蛮酸臭的……倒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没有，就是那种文绉绉地脱离实际而不自知的迂腐。通篇在那儿纠结，说从西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理论出发，应该如何区分 state, nation, race, clan, ethnic group 等概念，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文化理论都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西方学者按着自己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所建构出来的，并不是天然成立的自然科学般的客观规律。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中华民族的说法和汉蒙回藏满民族的说法都成立，没必要为了强调一个就否认另一个，只要我们向民众讲解清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特别蠢。说得不严谨一些，就是太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了，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既有能力讲道理，又有意愿讲道理。或者说得轻佻些，由于想不到有那种很坏的人和轻易被坏人忽悠的蠢人的存在，于是显得自己既有点蠢，又成了坏人的帮闲。
但费孝通很多年后在顾颉刚的百年纪念会上又提及此事时，也解释了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讨论的原因——他明白了顾颉刚的目的是团结群众以抗战，并非在学术层面厘清概念，于是意识到 1938 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不是一个」的时候，所以闭嘴了。这第二反应就显得比第一反应成熟了许多。
再看费孝通 1947 年写的《乡土中国》，过了十多年，又更成熟了。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的两条出路：一是建立强力的集权政府，为农民的长远利益而迫使农民交出基本生活之外的农业资本积累，交由国家去发展工业巩固军事，维持独立主权之后再发展经济反哺农业，最终全民富裕；二是建立亲民的相对弱势的政府，靠反复教育和宣传，让农民自发地完成上交农业资本积累以发展工业的任务。
费孝通在 1947 年时认为，第二条路比较好，因为第一条路风险太大——毕竟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有能力强迫农民交出资本的强悍政府，往往是不受农民限制的，又有什么必要替农民去发展工业谋幸福呢……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走的却是费孝通说的第一条路。
再到 1950s，费孝通越来越成为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徒」。眼见着毛带着全国人民搞生产，替群众向长期利益做奋斗，费孝通的立场也从一开始的右派而变得越来越左，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就可以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上，一开始争辩学术观点，后来意识到这是爱国行为，于是不再争辩；他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上，一开始是逻辑推理不信集权，后来通过现实去不断检验中共，于是转为社会主义信徒；观点虽然前后反转，但立场却是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顾颉刚其实是一样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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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里 29 岁的费孝通在 1938 年写的反驳文时，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可能是 30 岁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认为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却不明白科学有客观性，而科学家却必须有主观立场。即如图 1 所说，我感觉微博上这样的科普 KOL 也有很多，年龄也相近，可能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缺陷。
知识分子要如何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自己的思考是图 2 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明白科学家首先是人，而人必须先明确利益立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的不同势力是主观建构出来的，目的是分配物质利益，那就肯定有利益立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所以搞科研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现真理，更是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哪怕最终为全人类服务，那在此过程中也有亲疏远近先后左右的区别，想明白这个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聊日本问题比较多，很多糊涂蛋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图 3 所说的那些话题，在自我思考和公开宣传时，话术必然是不同的。就像费孝通年轻时，误以为只要自己说清楚了，那么民众就能听明白，或者说如果民众听不明白，那么便不是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实在是一种骄傲和不负责任，国家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人性天然有缺陷，人的理性不完备，群众的想法往往没那么辩证，你的话术要基于你的立场和目的来设置，以结果做评判。
日本政客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民选制度下的日本选民却并没有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客连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结果当有人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时，你跳出来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什么日本民众里还是有真心反战的，甚至曲解毛的统战话术来把爱国主义者打成极左，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思考方式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把舆论场想成池塘，言论是石子，扔进去必然不止一圈涟漪。相关例子如图 4，感兴趣可以一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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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bass一个！足够融入了就不歧视你了？
气得我在推上第一次留言[微笑]
种族歧视跟本就是个人选择，憎恨自己的黄皮就换白皮咯！放那么低姿态有用？自卑+走狗姿态暴露无疑！明明已经跳出单一国家，是个国际人了，依旧思想狭隘。明明可以从不同国家取其长处丰富自己，提升自己的素质，却觉得只有融入当地才是出路。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
顺便，图里这种人也是那种“反手歧视自己同胞最厉害的人” 呵呵。
今日份twitter的莫名其妙推送[打脸][打脸]
气得我在推上第一次留言[微笑]
种族歧视跟本就是个人选择，憎恨自己的黄皮就换白皮咯！放那么低姿态有用？自卑+走狗姿态暴露无疑！明明已经跳出单一国家，是个国际人了，依旧思想狭隘。明明可以从不同国家取其长处丰富自己，提升自己的素质，却觉得只有融入当地才是出路。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
顺便，图里这种人也是那种“反手歧视自己同胞最厉害的人” 呵呵。
今日份twitter的莫名其妙推送[打脸][打脸]
义利之辨：
孔学不是只陈高义而不顾生计，相反，孔门有系统完整的财富观念和财务原则。
义利之辨始终是一个话题，很多人把义与利对立起来。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于义，利亦是义。
以义言利，不是不讲利，只是从义的角度来讲利，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并不是只讲义而不讲利。
吕氏春秋：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则趋利。
孔子当冉有之过分请益，不直言拒绝，当原思之屈己推辞，也没有责备他的不当。
斟酌尽善而寓义严谨，孔子处理利益分配问题的立场，直观表达了财货使用的原则。
在这样的地方深参细悟，可以明了古人所谓的义，并不是不计财利，也不是不近人情，恰恰就是财务分配的原则。
人最大的忧患和一切忧虑的来源，在于人必须有身体的存在：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人的精神世界摆脱不了他的物质载体，既然脱离不了肉体之身，人就要有生存的和生理的需求。
孔门学问建立在这一根本问题的基本前提之下。
但，孔门通过学问修养，将小我变成大我，将一己之身化为家国天下之大身，视天下为一人，从而进入大人的境界。
这样的大人便具有天下的胸怀，思维和行为的出发点，自然也持以整体观的方法论。
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孔子的“曲肱而枕”，在生活的极端条件下，仍然不失孔颜之乐，这是孔门学问的真实，并非孔颜不食人间烟火。
孔门做学问并非只理想，物资和财务的分配，孔门学问并没有回避。
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根本是由于人需要才有分配。
人需要的产生，则包含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部分。
随精神世界的提升，物质生活的内容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孔门学问正是力求构建人们完整的精神世界，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需求方式。
在需求拉动经济的时代，是否也要考虑如何构建我们现代人健康的需求体系呢？
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孔颜之乐的另有内涵。
孔门之学，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1，财务的分配是以需求为前提的；
2，需求是有文化内涵的；
3，强调分配原则：君子周急不继富；
4，分配总原则：以义为先行，利以从之，既不是利不顾义，也不是义利对立，而是以义导利；
5，义有大义小义之别，大义胜小义。
子华出使到齐国去，需求因此而产生：
1，工作上的需求，所谓肥马轻裘；
2，孝道精神下，父母在，游必有方，必须把母亲的生活安排好；
3，友道精神下，朋友也要帮忙把父母照顾好。
孔子、冉求与公西华是师友同学的关系，自然不在话下。
孔子当政时，财务政策中已经考虑到子华出使情况下包含他母亲的差旅财务安排，且，作为孔门得意弟子的公西华，会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妥善安排好母亲的生活，绝对不会做出自己肥马轻裘而母亲衣食无着的事情。
故而孔子在看到子华肥马轻裘之后，就已经知道子华的母亲已经有了很妥当的安排。
冉求无论是从同学角度还是从后勤主管的角度，为扫除子华出使的后顾之忧，帮助子华为其母请求补助的行为，都是很正当的，符合孔门学问中对资财的基本认识和使用手法，是符合于义理与人情的。
孔子从义理与人情的角度，对冉求的两次请求都有回应，而没有直言拒绝。
冉子单纯以子华母亲名义设立请款名目，而非考虑到整体上子华已经不需要这样的财务安排了，这就出现了冉求的小义与孔子的大义的分别。
于是，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精彩公案。
无论是冉求还是孔子，他们分配的思想都是以义为出发点的，以义导利，义利并存。
分配利益，首先从义入手，符合道义的利，才是当得之利。
对于公西华和原宪，同样是孔子的弟子，孔子的态度却迥然有别。
一个是出长差安置母亲，不但没有主动给付，他人代请时，孔子虽然没有直言拒绝，但是好像很小气。
另一个官俸之中不仅满足自身的需要，还顾及他的邻里乡党，就又似乎很大度倜傥。
孔子是否矛盾呢？
怎么能体现他一以贯之之道呢？
原宪行事为人简约，乐于清贫，清心寡欲，不尚浮华，因而他的需求很简单，也很容易就能够满足。
原宪以自己所需为量度，于义当要而不受，孔子于义当给而必给，以原宪出身，其邻里乡党想必也大多寒微，孔子对他的财务建议是，如有多余可接济邻里乡党中的寒微之家。
所谓周急不继富。
利益分配是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内容，任何社会无法回避，孔门学问中，提出了以义来解决利益分配问题。
义者，宜也。
相宜又有范围的不同，不同的人群中，在不同的观念背景下，会有不同的人情和事理，如何来取义，就必须有学问的基础，孔门学问就是这样的一门究竟的学问。
孔学不是只陈高义而不顾生计，相反，孔门有系统完整的财富观念和财务原则。
义利之辨始终是一个话题，很多人把义与利对立起来。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于义，利亦是义。
以义言利，不是不讲利，只是从义的角度来讲利，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并不是只讲义而不讲利。
吕氏春秋：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则趋利。
孔子当冉有之过分请益，不直言拒绝，当原思之屈己推辞，也没有责备他的不当。
斟酌尽善而寓义严谨，孔子处理利益分配问题的立场，直观表达了财货使用的原则。
在这样的地方深参细悟，可以明了古人所谓的义，并不是不计财利，也不是不近人情，恰恰就是财务分配的原则。
人最大的忧患和一切忧虑的来源，在于人必须有身体的存在：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人的精神世界摆脱不了他的物质载体，既然脱离不了肉体之身，人就要有生存的和生理的需求。
孔门学问建立在这一根本问题的基本前提之下。
但，孔门通过学问修养，将小我变成大我，将一己之身化为家国天下之大身，视天下为一人，从而进入大人的境界。
这样的大人便具有天下的胸怀，思维和行为的出发点，自然也持以整体观的方法论。
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孔子的“曲肱而枕”，在生活的极端条件下，仍然不失孔颜之乐，这是孔门学问的真实，并非孔颜不食人间烟火。
孔门做学问并非只理想，物资和财务的分配，孔门学问并没有回避。
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根本是由于人需要才有分配。
人需要的产生，则包含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部分。
随精神世界的提升，物质生活的内容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孔门学问正是力求构建人们完整的精神世界，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需求方式。
在需求拉动经济的时代，是否也要考虑如何构建我们现代人健康的需求体系呢？
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孔颜之乐的另有内涵。
孔门之学，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1，财务的分配是以需求为前提的；
2，需求是有文化内涵的；
3，强调分配原则：君子周急不继富；
4，分配总原则：以义为先行，利以从之，既不是利不顾义，也不是义利对立，而是以义导利；
5，义有大义小义之别，大义胜小义。
子华出使到齐国去，需求因此而产生：
1，工作上的需求，所谓肥马轻裘；
2，孝道精神下，父母在，游必有方，必须把母亲的生活安排好；
3，友道精神下，朋友也要帮忙把父母照顾好。
孔子、冉求与公西华是师友同学的关系，自然不在话下。
孔子当政时，财务政策中已经考虑到子华出使情况下包含他母亲的差旅财务安排，且，作为孔门得意弟子的公西华，会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妥善安排好母亲的生活，绝对不会做出自己肥马轻裘而母亲衣食无着的事情。
故而孔子在看到子华肥马轻裘之后，就已经知道子华的母亲已经有了很妥当的安排。
冉求无论是从同学角度还是从后勤主管的角度，为扫除子华出使的后顾之忧，帮助子华为其母请求补助的行为，都是很正当的，符合孔门学问中对资财的基本认识和使用手法，是符合于义理与人情的。
孔子从义理与人情的角度，对冉求的两次请求都有回应，而没有直言拒绝。
冉子单纯以子华母亲名义设立请款名目，而非考虑到整体上子华已经不需要这样的财务安排了，这就出现了冉求的小义与孔子的大义的分别。
于是，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精彩公案。
无论是冉求还是孔子，他们分配的思想都是以义为出发点的，以义导利，义利并存。
分配利益，首先从义入手，符合道义的利，才是当得之利。
对于公西华和原宪，同样是孔子的弟子，孔子的态度却迥然有别。
一个是出长差安置母亲，不但没有主动给付，他人代请时，孔子虽然没有直言拒绝，但是好像很小气。
另一个官俸之中不仅满足自身的需要，还顾及他的邻里乡党，就又似乎很大度倜傥。
孔子是否矛盾呢？
怎么能体现他一以贯之之道呢？
原宪行事为人简约，乐于清贫，清心寡欲，不尚浮华，因而他的需求很简单，也很容易就能够满足。
原宪以自己所需为量度，于义当要而不受，孔子于义当给而必给，以原宪出身，其邻里乡党想必也大多寒微，孔子对他的财务建议是，如有多余可接济邻里乡党中的寒微之家。
所谓周急不继富。
利益分配是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内容，任何社会无法回避，孔门学问中，提出了以义来解决利益分配问题。
义者，宜也。
相宜又有范围的不同，不同的人群中，在不同的观念背景下，会有不同的人情和事理，如何来取义，就必须有学问的基础，孔门学问就是这样的一门究竟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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