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医界泰斗张锡纯则用药经验总结 转载
一唐老军医
张锡纯，字寿甫（1860～1933），河北盐山人。以济世活人为宏愿，遂广求方书，孜孜研究有年，自是临证几无虚日。晚年悬壶于天津，术精验宏，极著盛誉。张氏治学极为严谨，每以“学问之道，贵与年进”而自强不息。临床家所凭借者，方药也。故张氏“不惜脑力心血，以精研药性于居恒，更审机察变于临证”。在药物学的认识和研究上多有独到见解，而且非常可贵的是，他对药物的性味和功效的认识，非常重视实践体察和实际经验，或取法于先哲，或博采于民间，或体验于自己的亲身实践，如对甘遂、巴豆等药性峻猛之药，皆亲口尝验以试其毒性。
1生石膏佐芍药，可解阳明之热。石膏性寒而能散，芍药味苦寒，且能通利小便，治腹疼，故石膏佐芍药更宜于治疗热痢。
2生石膏佐薄荷，治牙痛有内热者。
3 石膏配蝉蜕，用于温病气分有热。
4 石膏、半夏、麦冬并用，能滋阴而不恋邪。麦冬能滋阴，但又能导致留邪不散。若与生石膏、半夏合并使用，则无此忌，诚以生石膏能散邪，半夏能化滞也。
5 生石膏、三七、蒲黄并用，治阑尾炎。
6 生石膏、龙骨、山萸肉配伍，可用于伤寒、温病之热实而脉虚、心中怔忡、精神躁扰者。
7 赭石与石膏并用，最善通热结之大便。且又用治肝气、肝火相并上冲引起胃气上逆之呕吐。盖用石膏能清阳明大热，用赭石善平上逆之冲气故也。
8 赭石能降胃以止吐衄。然胃之所以不降，有因热者，宜佐以瓜蒌仁、白芍；其热而兼虚者，可佐以人参；有因凉者，一可佐以干姜、白芍（因凉犹用白芍者，防干姜之热侵肝胆）；其凉而兼虚者，可佐以白术；有因下焦虚损，冲气不摄而上冲，胃气不降者，宜以山药、芡实佐之；有因胃气不降，致胃中血管破裂，其证久不愈者，宜以龙骨、牡蛎、三七诸药佐之。
9 人参配赭石，人参可以救气分之脱，但有助气上升之弊，与赭石并用，方能引气归原，更能引人参补益之力下行。且参、赭并用，不但能纳气归原，设于逆气上干，填塞胸臆，或兼呕吐，其证上盛下虚者，皆可以参、赭并用而治之。又参、赭并用，其补益之力直达涌泉，能导引肺气归肾。且能助心气下降。又人参配赭石，可使人参之补力专于下达，故治吐衄方中凡用参者，必重用赭石以辅之。二药配伍，又用于火不归原等证。
10人参、当归得赭石则力能下行，有催生、开交骨之功。且当归与赭石同用，其滑润之力愈增。
11 赭石、牛膝与黄芪并用，能监制黄芪上升之性，而防止血之上升，用于脑充血证。
12 苁蓉、当归与赭石并用，润便通结甚效。
13 赭石、芒硝并用，能降逆、止吐、通便、下痰涎。又常用于癫狂。
14 赭石与山药并用，能和胃、降胃，义同于半夏秫米汤而力实优之。
15 赭石、干姜佐甘遂，使药力下趋。甘遂去燥结，力甚猛悍，以攻决为用，能下行，亦能上达，若无以驾驭，服后常致吐泻交作，因而气机不能下行，转而上逆，未得施其攻决之力，既而吐出。故以赭石之镇逆、干姜之降逆协力下行，以参赞甘遂成功也。
16 赭石、麦芽并用，降胃升肝。
17赭石、黄芩、瓜蒌仁、三七配伍，功近仲景大黄黄连泻心汤，而较之缓和。
18 赭石、磁石二者同用，相得益彰，能维系元气，入于补药之中，使补益之力直趋下焦，以治上盛下虚之证。
19 赭石、滑石并用，治吐衄之因热者甚效。
20 滑石、茅根配伍，治温病肺胃有热伴津伤证。
21 滑石与土狗并用，可通利小便而消水肿。用治内蕴湿热，周身漫肿，心腹膨胀，小便不利者。
22 白芍善利小便，阿胶能滑大便，二药并用又大能滋补真阴，而用治阴虚，小便不利，水肿之证。
23 白芍、牛蒡子同用，以泻寒火之凝结。其中白芍善利小便，自小便以泻寒火之凝结；牛蒡子能通大便，自大便以泻寒火之凝结。
24 芍药、干姜、生姜同用，治因凉而胃气不降所致的吐衄。用芍药以防干姜之热力入肝，肝为藏血之脏，得芍药之凉润以养之，则宁谧收敛，而血不妄行。芍药与生姜同用，且能和营卫，调经络，引血循经，使周身之气化流通。
25 芍药与附子并用，能收敛元阳，归根于阴，且能分利小便而疗泄泻。
26 芍药配熟地。芍药善利小便，故能行熟地之腻。再加龟板、地肤子，主治阴虚之小便不利。
27 熟地、茯苓，能止下焦不固之滑泻。
28 熟地与茅根同煎，治平素阴虚，以致小便不利，积成水肿者。
29 熟地佐炒薏苡仁，治劳疾咳嗽。熟地以其大滋真阴，恐其多用泥胃，故佐以薏苡仁，健胃利湿，以行熟地之滞。
30 生地黄与竹茹配伍，可凉血、止血，盖生地黄有凉血之力，虽能止血，然恐止后血瘀经络，致生他病，辅以竹茹宣通、消瘀，且其性亦能凉血、止血，是以有益无弊也。
31 生地、硼砂并用，治咽喉肿痛。
32 玄参与柏子仁、枸杞并用，治肝肾虚而生热，视物不了了者，恒有捷效。
33 山药、牛蒡子并用，大能止嗽定喘，以成安肺之功。
34 山药、薏苡仁并用，皆为清补脾肺之药。然单用山药，久则失于黏腻；单用薏苡仁，久则失于淡渗。唯等分并用，乃可久服无弊。若再合以甘凉润肺健脾之柿霜，可用治脾肺阴亏、饮食懒进、虚热劳嗽，并治一切阴虚之证。
35 山药佐附子，可于补阴之中扶阳。若再与苦降之芍药同用，自能引浮越之元阳下归其宅，故可用于大病后阴阳不相维系，阳欲上脱之证。
36 山药与滑石同用，一利小便，一固大便，一滋阴以退虚热，一泻火以除实热，泻热补虚，一举两得。故可用治上焦有燥热而下焦滑泄之证。更可合芍药甘草汤同用。盖芍药甘草复真阴，补益气化之虚损。而芍药又善滋肝肾以利小便，甘草又善调脾胃以固大便，是可汇集一方，故治阴虚滑泄之证，功效卓著。
37 山药、滑石、甘草同用，治暑湿泄泻。滑石、甘草能清阴虚之热。又重用山药之大滋真阴、大固元气以赞之。真阴足则小便自利，元气固则泄泻自止。山药、甘草能逗留滑石，不至速于淡渗，使其清凉之性，得以转输而宜于治暑。
38 山药、车前子同用，治阴虚小便不利、大便滑泻，兼治虚劳有痰作嗽。盖山药能固大便，而阴虚小便不利者服之，又能利小便。车前子能利小便，而性兼滋阴，可为补肾药之佐使，又能助山药以止大便。二药同用做粥服之，大能留恋肠胃。
39 半夏配山药，以止呕吐。半夏为降胃安冲之主药，山药在上大能补肺生津，则多用半夏，不虑其燥；在下大能补肾敛冲，则冲气得养，自安其位。且与半夏皆无药味，故用于呕吐甚剧、不能服药者尤宜。二者配伍为粥，食粥则借其黏稠留滞之力，可以略存胃腑，以待药力之施行。若上焦有热者伍柿霜、凉者伍干姜。
40 山药配酸石榴，可宁嗽定喘。
41 山药、水蛭并用。山药饶有补益之力，水蛭善通瘀。水蛭稍有刺激性，屡服恐于胃不宜，用山药能防其开破伤正，且又善于调胃腑。
42 怀山药配鸡内金，久服治虚劳。
43 怀山药、山楂、鸡内金、蔗糖配伍，功似大黄虫丸而补虚化瘀。
44 白术、鸡内金，治脾虚生痰。白术补脾胃，然土性壅滞，故白术多服久服，亦有壅滞之弊，有鸡内金之善消瘀积者以佐之，则补益与宣通并用。又能开胃增食，久服可消融腹中积聚。
45 炒白术、鸡内金、天冬、山楂配伍，以治癥瘕坚结及月事不通。
46 生鸡内金、生于术、鲜茅根、生姜并用，治水臌、气臌并病。茅根善利水，又善理气，故能佐鸡内金以奏殊功。加生姜，恐鲜茅根性微寒，且其味辛，能理气，其皮又善利水。
47 鸡内金与生酒曲并用，可消积，治胃脘有硬物堵塞。
48 鸡内金与芡实并用，治老人气虚痰盛。鸡内金能补脾胃、化饮食、消积滞，芡实大能敛冲固气，统摄下焦气化。脾胃强健，痰涎自除。
49 黄芪配知母，可退虚热。黄芪温升补气，知母寒润滋阴，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劳瘵者多损肾，黄芪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至偏胜，即肺脏调和而生水之功益善也。然遇阴虚、热甚者，又必须加生地黄同服。又黄芪佐知母，补气而不热。黄芪既善补气，又善升气，唯其性稍热，故以知母之凉润者济之。若用黄芪补气之方，恐其有热不受者，恒辅以知母。
50 黄芪与桑寄生并用，为填补大气之要药。
一唐老军医
张锡纯，字寿甫（1860～1933），河北盐山人。以济世活人为宏愿，遂广求方书，孜孜研究有年，自是临证几无虚日。晚年悬壶于天津，术精验宏，极著盛誉。张氏治学极为严谨，每以“学问之道，贵与年进”而自强不息。临床家所凭借者，方药也。故张氏“不惜脑力心血，以精研药性于居恒，更审机察变于临证”。在药物学的认识和研究上多有独到见解，而且非常可贵的是，他对药物的性味和功效的认识，非常重视实践体察和实际经验，或取法于先哲，或博采于民间，或体验于自己的亲身实践，如对甘遂、巴豆等药性峻猛之药，皆亲口尝验以试其毒性。
1生石膏佐芍药，可解阳明之热。石膏性寒而能散，芍药味苦寒，且能通利小便，治腹疼，故石膏佐芍药更宜于治疗热痢。
2生石膏佐薄荷，治牙痛有内热者。
3 石膏配蝉蜕，用于温病气分有热。
4 石膏、半夏、麦冬并用，能滋阴而不恋邪。麦冬能滋阴，但又能导致留邪不散。若与生石膏、半夏合并使用，则无此忌，诚以生石膏能散邪，半夏能化滞也。
5 生石膏、三七、蒲黄并用，治阑尾炎。
6 生石膏、龙骨、山萸肉配伍，可用于伤寒、温病之热实而脉虚、心中怔忡、精神躁扰者。
7 赭石与石膏并用，最善通热结之大便。且又用治肝气、肝火相并上冲引起胃气上逆之呕吐。盖用石膏能清阳明大热，用赭石善平上逆之冲气故也。
8 赭石能降胃以止吐衄。然胃之所以不降，有因热者，宜佐以瓜蒌仁、白芍；其热而兼虚者，可佐以人参；有因凉者，一可佐以干姜、白芍（因凉犹用白芍者，防干姜之热侵肝胆）；其凉而兼虚者，可佐以白术；有因下焦虚损，冲气不摄而上冲，胃气不降者，宜以山药、芡实佐之；有因胃气不降，致胃中血管破裂，其证久不愈者，宜以龙骨、牡蛎、三七诸药佐之。
9 人参配赭石，人参可以救气分之脱，但有助气上升之弊，与赭石并用，方能引气归原，更能引人参补益之力下行。且参、赭并用，不但能纳气归原，设于逆气上干，填塞胸臆，或兼呕吐，其证上盛下虚者，皆可以参、赭并用而治之。又参、赭并用，其补益之力直达涌泉，能导引肺气归肾。且能助心气下降。又人参配赭石，可使人参之补力专于下达，故治吐衄方中凡用参者，必重用赭石以辅之。二药配伍，又用于火不归原等证。
10人参、当归得赭石则力能下行，有催生、开交骨之功。且当归与赭石同用，其滑润之力愈增。
11 赭石、牛膝与黄芪并用，能监制黄芪上升之性，而防止血之上升，用于脑充血证。
12 苁蓉、当归与赭石并用，润便通结甚效。
13 赭石、芒硝并用，能降逆、止吐、通便、下痰涎。又常用于癫狂。
14 赭石与山药并用，能和胃、降胃，义同于半夏秫米汤而力实优之。
15 赭石、干姜佐甘遂，使药力下趋。甘遂去燥结，力甚猛悍，以攻决为用，能下行，亦能上达，若无以驾驭，服后常致吐泻交作，因而气机不能下行，转而上逆，未得施其攻决之力，既而吐出。故以赭石之镇逆、干姜之降逆协力下行，以参赞甘遂成功也。
16 赭石、麦芽并用，降胃升肝。
17赭石、黄芩、瓜蒌仁、三七配伍，功近仲景大黄黄连泻心汤，而较之缓和。
18 赭石、磁石二者同用，相得益彰，能维系元气，入于补药之中，使补益之力直趋下焦，以治上盛下虚之证。
19 赭石、滑石并用，治吐衄之因热者甚效。
20 滑石、茅根配伍，治温病肺胃有热伴津伤证。
21 滑石与土狗并用，可通利小便而消水肿。用治内蕴湿热，周身漫肿，心腹膨胀，小便不利者。
22 白芍善利小便，阿胶能滑大便，二药并用又大能滋补真阴，而用治阴虚，小便不利，水肿之证。
23 白芍、牛蒡子同用，以泻寒火之凝结。其中白芍善利小便，自小便以泻寒火之凝结；牛蒡子能通大便，自大便以泻寒火之凝结。
24 芍药、干姜、生姜同用，治因凉而胃气不降所致的吐衄。用芍药以防干姜之热力入肝，肝为藏血之脏，得芍药之凉润以养之，则宁谧收敛，而血不妄行。芍药与生姜同用，且能和营卫，调经络，引血循经，使周身之气化流通。
25 芍药与附子并用，能收敛元阳，归根于阴，且能分利小便而疗泄泻。
26 芍药配熟地。芍药善利小便，故能行熟地之腻。再加龟板、地肤子，主治阴虚之小便不利。
27 熟地、茯苓，能止下焦不固之滑泻。
28 熟地与茅根同煎，治平素阴虚，以致小便不利，积成水肿者。
29 熟地佐炒薏苡仁，治劳疾咳嗽。熟地以其大滋真阴，恐其多用泥胃，故佐以薏苡仁，健胃利湿，以行熟地之滞。
30 生地黄与竹茹配伍，可凉血、止血，盖生地黄有凉血之力，虽能止血，然恐止后血瘀经络，致生他病，辅以竹茹宣通、消瘀，且其性亦能凉血、止血，是以有益无弊也。
31 生地、硼砂并用，治咽喉肿痛。
32 玄参与柏子仁、枸杞并用，治肝肾虚而生热，视物不了了者，恒有捷效。
33 山药、牛蒡子并用，大能止嗽定喘，以成安肺之功。
34 山药、薏苡仁并用，皆为清补脾肺之药。然单用山药，久则失于黏腻；单用薏苡仁，久则失于淡渗。唯等分并用，乃可久服无弊。若再合以甘凉润肺健脾之柿霜，可用治脾肺阴亏、饮食懒进、虚热劳嗽，并治一切阴虚之证。
35 山药佐附子，可于补阴之中扶阳。若再与苦降之芍药同用，自能引浮越之元阳下归其宅，故可用于大病后阴阳不相维系，阳欲上脱之证。
36 山药与滑石同用，一利小便，一固大便，一滋阴以退虚热，一泻火以除实热，泻热补虚，一举两得。故可用治上焦有燥热而下焦滑泄之证。更可合芍药甘草汤同用。盖芍药甘草复真阴，补益气化之虚损。而芍药又善滋肝肾以利小便，甘草又善调脾胃以固大便，是可汇集一方，故治阴虚滑泄之证，功效卓著。
37 山药、滑石、甘草同用，治暑湿泄泻。滑石、甘草能清阴虚之热。又重用山药之大滋真阴、大固元气以赞之。真阴足则小便自利，元气固则泄泻自止。山药、甘草能逗留滑石，不至速于淡渗，使其清凉之性，得以转输而宜于治暑。
38 山药、车前子同用，治阴虚小便不利、大便滑泻，兼治虚劳有痰作嗽。盖山药能固大便，而阴虚小便不利者服之，又能利小便。车前子能利小便，而性兼滋阴，可为补肾药之佐使，又能助山药以止大便。二药同用做粥服之，大能留恋肠胃。
39 半夏配山药，以止呕吐。半夏为降胃安冲之主药，山药在上大能补肺生津，则多用半夏，不虑其燥；在下大能补肾敛冲，则冲气得养，自安其位。且与半夏皆无药味，故用于呕吐甚剧、不能服药者尤宜。二者配伍为粥，食粥则借其黏稠留滞之力，可以略存胃腑，以待药力之施行。若上焦有热者伍柿霜、凉者伍干姜。
40 山药配酸石榴，可宁嗽定喘。
41 山药、水蛭并用。山药饶有补益之力，水蛭善通瘀。水蛭稍有刺激性，屡服恐于胃不宜，用山药能防其开破伤正，且又善于调胃腑。
42 怀山药配鸡内金，久服治虚劳。
43 怀山药、山楂、鸡内金、蔗糖配伍，功似大黄虫丸而补虚化瘀。
44 白术、鸡内金，治脾虚生痰。白术补脾胃，然土性壅滞，故白术多服久服，亦有壅滞之弊，有鸡内金之善消瘀积者以佐之，则补益与宣通并用。又能开胃增食，久服可消融腹中积聚。
45 炒白术、鸡内金、天冬、山楂配伍，以治癥瘕坚结及月事不通。
46 生鸡内金、生于术、鲜茅根、生姜并用，治水臌、气臌并病。茅根善利水，又善理气，故能佐鸡内金以奏殊功。加生姜，恐鲜茅根性微寒，且其味辛，能理气，其皮又善利水。
47 鸡内金与生酒曲并用，可消积，治胃脘有硬物堵塞。
48 鸡内金与芡实并用，治老人气虚痰盛。鸡内金能补脾胃、化饮食、消积滞，芡实大能敛冲固气，统摄下焦气化。脾胃强健，痰涎自除。
49 黄芪配知母，可退虚热。黄芪温升补气，知母寒润滋阴，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劳瘵者多损肾，黄芪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至偏胜，即肺脏调和而生水之功益善也。然遇阴虚、热甚者，又必须加生地黄同服。又黄芪佐知母，补气而不热。黄芪既善补气，又善升气，唯其性稍热，故以知母之凉润者济之。若用黄芪补气之方，恐其有热不受者，恒辅以知母。
50 黄芪与桑寄生并用，为填补大气之要药。
境所澄观，即所见也
黄玉海/文
人之所识，亦必于天地之间也。其澄者境也，其达者性也。观乎天地其所呈为像也者，亦如人之情志也。白云其所逸也，乌云其所郁也，天地幽远其所深邃内在者也。大约人之相识，亦如此也。
夫一枝一叶总关乎情也者，时也境也，气韵之所生，运势其所乘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者，木也，以其调达，曲直，性温，以察阴阳之机变也。观人之相与，岂非如此乎？！
凡世间之所种种变化，概皆有其因也，观乎天文，以合乎人文，亦必于情理之间也。内心有清境，则外在之为物象，内在之为意象，气韵之所通达，其意境亦必悠然呈现也。境所澄观，即所见也。
2021年8月7日清晨写于北京致远斋
黄玉海/文
人之所识，亦必于天地之间也。其澄者境也，其达者性也。观乎天地其所呈为像也者，亦如人之情志也。白云其所逸也，乌云其所郁也，天地幽远其所深邃内在者也。大约人之相识，亦如此也。
夫一枝一叶总关乎情也者，时也境也，气韵之所生，运势其所乘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者，木也，以其调达，曲直，性温，以察阴阳之机变也。观人之相与，岂非如此乎？！
凡世间之所种种变化，概皆有其因也，观乎天文，以合乎人文，亦必于情理之间也。内心有清境，则外在之为物象，内在之为意象，气韵之所通达，其意境亦必悠然呈现也。境所澄观，即所见也。
2021年8月7日清晨写于北京致远斋
人为什么会做恶梦？当心魂魄外游中鬼邪！(附道教辟恶梦法）#道教知识#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从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默念咒语,祈求神灵;其二,“叩齿”、“咽液”,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其三,运用某种药物;其四,“慎无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实际上成为道教治疗恶梦的基本法则,并在后世得到传承。
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属于道教医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属于道教方面的方术,又有属于医学方面的疗法。重要的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内容或思想为古代中医学所汲取。
陶弘景运用赓香来防止做恶梦的方法,在古代中医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唐代王熹所撰《外台秘要方》有“人喜魔及恶梦者方”,其中之一就是“枕赓香一分于头边。”
宋代张果在所著《医说》中也说:“置庸枕中可绝恶。”
明代周王朱楠撰《普济方》,其中“治魔及恶梦”中提到:“用赓香不拘多少,安头边,佳。又灌香少许在口中。”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察香“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
由此观之,陶弘景所采取的安放赓香于枕边以辟恶梦的方法,在我国古老的中医传统中已成为了公认的良方。
除用察香之外,道教还有采用丹砂以辟恶梦的方法,而且也为古代中医所运用,并深信不疑。张呆在《医说》里就说道:“钱巫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骤中同宿,遂说近日多梦,虑非吉兆。胡曰:昔当如此,惊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链者戴之,不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袋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浩》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岂不信然。”而且,这一记载还出现在《本草纲目》等其他医学典籍里。这说明道教用丹砂辟除恶梦的做法,也被历代医家所广泛接受。
此外,存于《肘后备急方》中的道教辟恶梦之法所用的其他诸多药方,也为后来许多医家所汲取。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所撰《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辟恶梦的方法,指出:
“夜梦恶,不须说,旦以水面东方嘿之,叹日: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即无咎矣。又梦之善恶,并勿说为吉。”
这里所谓“夜梦恶,不须说”,实际上就是汲取了道教“慎无语人”的思想,而且,孙思邀还运用咒语“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用这一咒语治疗恶梦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而事实上,这与道教辟恶梦之法运用咒语,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功效是一致的,概属于心理疗法之类。
“叩齿”、“咽液”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道教重要的养生之方,并被古代中医所采纳。隋代巢元方所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养生方》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蛊伏尸皆去,面体光泽。”
综上所述,作为道教医学的组成部分,道教辟恶梦之法虽然有其宗教的内涵,采纳了道教方术,但其中也有属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并被古代中医学所汲取,因而对于古代中医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有些药方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肘后备急方》载:“人喜魔及恶梦者,取火死灰,著履中,合枕。”唐代王煮《外台秘要方》则载:“取烧死人灰,著履中,令枕之。”仁川宋代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也载:“取火烧死者灰,著枕中、履中。”今天如果用这样的药方治疗恶梦,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https://t.cn/R2Wx0Bu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从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默念咒语,祈求神灵;其二,“叩齿”、“咽液”,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其三,运用某种药物;其四,“慎无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实际上成为道教治疗恶梦的基本法则,并在后世得到传承。
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属于道教医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属于道教方面的方术,又有属于医学方面的疗法。重要的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内容或思想为古代中医学所汲取。
陶弘景运用赓香来防止做恶梦的方法,在古代中医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唐代王熹所撰《外台秘要方》有“人喜魔及恶梦者方”,其中之一就是“枕赓香一分于头边。”
宋代张果在所著《医说》中也说:“置庸枕中可绝恶。”
明代周王朱楠撰《普济方》,其中“治魔及恶梦”中提到:“用赓香不拘多少,安头边,佳。又灌香少许在口中。”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察香“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
由此观之,陶弘景所采取的安放赓香于枕边以辟恶梦的方法,在我国古老的中医传统中已成为了公认的良方。
除用察香之外,道教还有采用丹砂以辟恶梦的方法,而且也为古代中医所运用,并深信不疑。张呆在《医说》里就说道:“钱巫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骤中同宿,遂说近日多梦,虑非吉兆。胡曰:昔当如此,惊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链者戴之,不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袋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浩》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岂不信然。”而且,这一记载还出现在《本草纲目》等其他医学典籍里。这说明道教用丹砂辟除恶梦的做法,也被历代医家所广泛接受。
此外,存于《肘后备急方》中的道教辟恶梦之法所用的其他诸多药方,也为后来许多医家所汲取。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所撰《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辟恶梦的方法,指出:
“夜梦恶,不须说,旦以水面东方嘿之,叹日: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即无咎矣。又梦之善恶,并勿说为吉。”
这里所谓“夜梦恶,不须说”,实际上就是汲取了道教“慎无语人”的思想,而且,孙思邀还运用咒语“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用这一咒语治疗恶梦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而事实上,这与道教辟恶梦之法运用咒语,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功效是一致的,概属于心理疗法之类。
“叩齿”、“咽液”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道教重要的养生之方,并被古代中医所采纳。隋代巢元方所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养生方》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蛊伏尸皆去,面体光泽。”
综上所述,作为道教医学的组成部分,道教辟恶梦之法虽然有其宗教的内涵,采纳了道教方术,但其中也有属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并被古代中医学所汲取,因而对于古代中医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有些药方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肘后备急方》载:“人喜魔及恶梦者,取火死灰,著履中,合枕。”唐代王煮《外台秘要方》则载:“取烧死人灰,著履中,令枕之。”仁川宋代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也载:“取火烧死者灰,著枕中、履中。”今天如果用这样的药方治疗恶梦,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https://t.cn/R2Wx0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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