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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筠州到底留了几天?
蘇軾《將至筠,先寄遲、括、遠三猶子》:「我為乃翁留十日,掣電一歡何足恃。」
《輿地紀勝‧瑞州》:「東坡自黃移汝,取道訪欒城,留東軒十日,有詩。」
前一则材料说,苏东坡计划这次到筠州见苏辙,为苏辙留十天。“乃翁”是苏遲、适(kuò)、远的父亲苏辙。因为这诗是对侄子们说的,所以提到苏辙,是说“乃翁”(你爸爸)。
后一则材料说,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汝州,取道访了苏辙,在筠州东轩留了十日。苏辙本集叫“栾城”,人用之称呼苏辙。苏辙在筠州构“东轩”,这个“东轩”就是指筠州东轩。
两则材料都说苏东坡为了苏辙,在筠州留了十天。
王質《雪山集》卷七《東坡先生祠堂記》:「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一日。」
从五月一日到十一日,共十天。高安县在筠州的治所。可见这则材料也说苏东坡在筠州留了十天。然而事实上,四月六日苏东坡还在黄州作了《安国寺记》,所以离开黄州(齐安)必在六日之后,王质说的“去齐安以四月一日”误。离开黄州在六日之后,而从黄州到富川(兴国军永兴县),又需要先经过鄂州武昌县车湖、兴国军大冶县慈湖,而东坡的《再书赠王文甫》则证明东坡最少在车湖留了两天。所以只这样粗糙一看,就算六日就离开黄州,抵达富川至早也在八日,可知“至富川以七日”误。“至庐山以十五日”也误,因为东坡在到筠州之前,在庐山西南的圆通寺作诗《圆通禅院先君旧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证明到庐山是在二十四日前后。而“去(高安)以十一日”也误,据东坡《书李志中文后》,东坡离开筠州到洪州奉新县才是五月九日。所以王质的这几句话几乎全错。
蘇軾《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
蘇軾《書李志中文後》:「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
《东坡集》以日月次之,东坡生前曾手定《东坡集》。据宋刻本《东坡集》,《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被排序在东坡在筠州的诗歌之后。
我们可能因此以为,这个诗说的“仲夏初”是苏东坡从筠州返回南康军建昌县的时候写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据《书李志中文后》,苏东坡从筠州只返到洪州奉新县(新吴)就已经是五月九日,则从奉新跨州、军再返到南康军建昌县,必在中旬了。而“仲夏初”只能是五月上旬。苏东坡仲夏初过建昌,既然不是从筠州返回,必然是从黄州往筠州的途中,故东坡至早于五月一日初过建昌审矣。
请看地图。苏东坡从建昌到高安路线正序如下:南康军建昌县(九江市永修县、南昌市安义县),洪州奉新县(宜春市奉新县),筠州治所高安县(宜春市高安市)。逆序反之。从黄州往筠州,仲夏初(至早五月一日)东坡初过建昌,则到筠州约在三日前后,而九日已从筠州返到奉新。则东坡在筠州留的时间为六天左右,非十天。证明完毕。
那为什么有这么几则材料都说苏东坡在高安留了十天呢?原因是误读了苏诗,把策划方案当成了实践结果,东坡本只说打算为苏辙在筠州留十天,然而因为事态变化最终未能留上十天。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元丰七年三月东坡在黄州计划本月下旬内离开,然而实际在四月上旬方离开。又如建中靖国元年四、五月东坡本只打算在真州待十数日,然后后来又非止如此了。
以上说的,是在材料征引中,我们可能会犯下的偏信错误。然后对材料不偏信,有时也可能致误,能不谨慎吗?
蘇軾《將至筠,先寄遲、括、遠三猶子》:「我為乃翁留十日,掣電一歡何足恃。」
《輿地紀勝‧瑞州》:「東坡自黃移汝,取道訪欒城,留東軒十日,有詩。」
前一则材料说,苏东坡计划这次到筠州见苏辙,为苏辙留十天。“乃翁”是苏遲、适(kuò)、远的父亲苏辙。因为这诗是对侄子们说的,所以提到苏辙,是说“乃翁”(你爸爸)。
后一则材料说,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汝州,取道访了苏辙,在筠州东轩留了十日。苏辙本集叫“栾城”,人用之称呼苏辙。苏辙在筠州构“东轩”,这个“东轩”就是指筠州东轩。
两则材料都说苏东坡为了苏辙,在筠州留了十天。
王質《雪山集》卷七《東坡先生祠堂記》:「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一日。」
从五月一日到十一日,共十天。高安县在筠州的治所。可见这则材料也说苏东坡在筠州留了十天。然而事实上,四月六日苏东坡还在黄州作了《安国寺记》,所以离开黄州(齐安)必在六日之后,王质说的“去齐安以四月一日”误。离开黄州在六日之后,而从黄州到富川(兴国军永兴县),又需要先经过鄂州武昌县车湖、兴国军大冶县慈湖,而东坡的《再书赠王文甫》则证明东坡最少在车湖留了两天。所以只这样粗糙一看,就算六日就离开黄州,抵达富川至早也在八日,可知“至富川以七日”误。“至庐山以十五日”也误,因为东坡在到筠州之前,在庐山西南的圆通寺作诗《圆通禅院先君旧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证明到庐山是在二十四日前后。而“去(高安)以十一日”也误,据东坡《书李志中文后》,东坡离开筠州到洪州奉新县才是五月九日。所以王质的这几句话几乎全错。
蘇軾《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
蘇軾《書李志中文後》:「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
《东坡集》以日月次之,东坡生前曾手定《东坡集》。据宋刻本《东坡集》,《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被排序在东坡在筠州的诗歌之后。
我们可能因此以为,这个诗说的“仲夏初”是苏东坡从筠州返回南康军建昌县的时候写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据《书李志中文后》,苏东坡从筠州只返到洪州奉新县(新吴)就已经是五月九日,则从奉新跨州、军再返到南康军建昌县,必在中旬了。而“仲夏初”只能是五月上旬。苏东坡仲夏初过建昌,既然不是从筠州返回,必然是从黄州往筠州的途中,故东坡至早于五月一日初过建昌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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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有这么几则材料都说苏东坡在高安留了十天呢?原因是误读了苏诗,把策划方案当成了实践结果,东坡本只说打算为苏辙在筠州留十天,然而因为事态变化最终未能留上十天。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元丰七年三月东坡在黄州计划本月下旬内离开,然而实际在四月上旬方离开。又如建中靖国元年四、五月东坡本只打算在真州待十数日,然后后来又非止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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