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的才能主要不在认识制定法,而正是在于有能力能够在法律的一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考夫曼 ，《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
*
类推性的概念是一个中点:介于明确的、单义的概念与模糊的、多义的概念之间的中点(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下,当然我们只能把明确的概念称为“概念”)。明确的概念表达了某些同一的事物。如同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在严格意义下只有数字概念是明确的;“十八岁的人”这个概念具有单义的内涵:即一个人,已经满十八岁,但尚未满十九岁。多义的“概念”则缺乏一致:如“ Straub”这个字,可能是驼鸟,可能是花束,也可能是争论。相对于此,类推性的概念则既非完全的内容单义性,亦非纯粹的多义性,而是同时涉及一种图像的,符号的,比喻的表达方式:例如心灵的深处”,艺术的“疾病”,“欢乐的”草地,“柔和的”音乐,“浓烈的”饮料。类推性的概念,一方面指出了統一性的一个要素,即一个固定的“核心”,不使用它无法掌握任何事物,但另一方面它也能接纳不同的意义(因此,有人也称之为“相对的概念”),否则它将缺乏结合多样类似事物之能力。
类推性概念的主要意义之一在于:透过它,可以使我们观念世界的语言移转到心灵或精神生活。从感性世界而来的表达被移转到精神的事物上。我们根本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去表达精神的内涵,即意义的丰富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支配任何纯粹的精神观念，所以我们对于精神现象也就没有固有的概念可用。没有任何概念可以放弃直观的要素,因为所有我们的认识都必须由感性的直观开始,因此, 超感性的对象只有经由类推概念加以表达,只有经由类推而成为一种类似的直观的对象。但因为在类推的概念中,直观要素(图像)所由抽取的对象与其所意指的对象并不一致,所以在此一直有着如下危险:人们把后者的存在方式认为同一。
实际上所有的法律概念,所谓的描述性概念亦同,都是类推的概念,因为它们绝非只是直观的事物,而只是一直(至少也)表达着一种精神上的,特别是法律上的意义。
*
每一个法律认识,每一个法律发现,每一个所谓的“涵摄”,都显示出类推的结构。因为“涵摄”意味着,使规范与具体的生活事实相互“对应”,但这并非立刻经由简单的三段论法即可发生,因为规范与事实并不相同:规范是处于以概念方式规定的当为领域中,事实是处于经验现实的领域中。因此,在开始进行三段论法之前,必须使其相同,亦即, 必须使以概念方式规定在法定“构成要件”中的规范事实与现实具体的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在其中,二者的类似性系透过一种“目的论的”程序而被确定。而这就是类推。所谓的“涵摄”无非就是一种“内在构成要件的类似推论”。因此,在简单的(“没有疑问的”)的案例中,规范事实与生活事实之间的类似性一目了然,以致人们——特别是有经验的——法律人立刻将这种类似性理解为相同性。然而此处的法律发现并非单纯的“适用”制定法。确定生活事实是否对应于(符合)规范事实,一直是一种“目的论的”判断。因为并非法律的文字在适用,而是它的“精神”在适用。
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具有规范的资格,必须与规范产生关系,必须符合规范;如同拉德布鲁赫所说的,我们必须“从现实的世界探索前进到价值的世界,以便在其中发现对这种经验现象有意义的理念。”恩吉施在这个关联称之为“将拟具体判断的案件与法定构成要件中无疑地涵盖的案件等同处置。”并称这种等同处置为“固有的涵摄”。在此,“涵摄”的类推性格完全清楚地表露无遗。“涵摄”在此不能被理解为逻辑的三段论法,而应理解为在规范观点下对特定生活事实的筛选。法律人的才能主要不在认识制定法,而正是在于有能力能够在法律的-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
然而,恩吉施问道:这种将生活事实与规范事实“等同处置”的比较点从何则来?对此,恩吉施回答是:从解释而来。他说:“这种解释不仅为涵摄提供了比较内容,而且也为这种比较提供了关联点。”
藉此,指出了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规范必须与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它必须符合事物。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解释”: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然而这种意义无非如传统法学方法论所说的,仅隐藏在制定法中,隐藏在抽象而广泛的意义空洞的法律概念中,相反地,为了探求此种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某些直观的事物,回溯到有关的具体生活事实。没有意义,没有拟判断之生活事实的“本质”,是根本无法探求“法律的意义”的。
因此,“法律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事物,它系随着生活事实而变化，尽管法律文字始终不変ー一,也就是随着生活本身而变化。
*
我们谈过了法律发现之方法论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一方面针对规范调适生活事实,另一方面针对生活事实调适规范。但不能因此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分开的行为,是一种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先后行为。相反地它是一种同时的行为,它是一种“同时履行”地进行的、事实向着规范与规范向着事实自我——开放的过程,而且类推特有的“扩张”就在这种“自我一开放”中。我们在法学上所称传统的类推,它与“正常的”法律发现程序,特别是所谓的“目的论解释”,区别只在于其扩张的程序,而不在于其适用程序上之逻辑结构,这种“通常的”涵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类推。只有当相同性与类似性之间具有一种逻辑上的界限时,我们才能在逻辑上相互区分涵摄与类推。然而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因为实质的相似性永远只是类似性,而形式的相同性在现实中并不会出现,它只“存在”于数学的(逻辑的)数字与符号中。在此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禁止类推”都将失败,人们也会因为它在客观上不必加以说理,反而愈是强调它。
我们绝非能够分别独立地探求所谓法律推论的“大前提”或“小前提”;法律发现绝非单纯只是一种逻辑的三段论法,而是一种逐步进行的,从存在的领域探索前进至当为的领域,以及从当为的领域探索前进至存在的领域,是一种在事实中对规范的再认识,以及在规范中对事实的再认识之过程。
这项事实:所有的法律发现都是一种类推的过程,而且指向扩张的结构,也说明这个一直令我们钦佩的现象:“制定法比立法者聪明”,亦即从制定法中可以解读出立法者根本未作规定的判断。如果我们把具体法律判决的获得单纯理解为一种法律适用”,那么上述这种现象将是个无法解答的谜。当然,我们相信所谓“客观解释理论”中的一种说明:解释并非取向于历史立法者的意义,而是取向于变迁的“制定法的意义”如何能变迁?那就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原因:因为这种“制定法的意义”根本不只隐藏在制定法中,而是同样也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制定法是针对它们而作规定的。因此,制定法的“客观解释”实际上根本不只是法律的解释,而是一种“演绎的一归纳的”综合:即类推的过程,一种在法律与具体事实之间目光往返来回的过程。只有因为这种类似性,这种生活事实与规范事实的“对应性”,法律才能存活并成长,它才具有历史性的存在结构。
如同法律发现的过程、具体的法律判決获得的过程一般,立法过程, 法律规范形成的过程也具有类推的性格。它在于:法律理念(或者说源自于它的普遍法律原理)与拟规范的、可能的、立法者思维上所预期的生活事实相互对应(调适,同化)。一方面,法律理念必须向着生活事实开放,它必须实质化,具体化,“实证化”一一另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理念化, 规范式一一概念式地予以形塑,“建构化”。立法者综合一群生活事实成为个以概念方式加以表示的“构成要件”,并对此规定一个法律效果,这群生活事实在一个被认为是“重要的”观点下(例如某一特定利益状态或对某一个特定利益之侵害)被视为是“相同的”。然而,此种为了实现平等原则而在法定构成要件中被等同视之的这些生活事实,实际上绝非真正相同的:没有任何的盗窃违犯行为精确地和任何他人的违犯行为完全相同,没有任何人在其事实上的行为能力或事实上的责任能力与他人完全一致,因为所有人的知识,能力,性格状況,智力及意志力均不相同。实际上,只有一种或多或少程度的类似性或不类似性:至于在法定构成要件中所得出的相同看待与不相同看待(例如达到完全行为能力年龄的前一分钟与后一分钟的人)乃是技术上的产物,是抽象作用的结果。存在的类似性才是真正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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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推性的概念是一个中点:介于明确的、单义的概念与模糊的、多义的概念之间的中点(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下,当然我们只能把明确的概念称为“概念”)。明确的概念表达了某些同一的事物。如同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在严格意义下只有数字概念是明确的;“十八岁的人”这个概念具有单义的内涵:即一个人,已经满十八岁,但尚未满十九岁。多义的“概念”则缺乏一致:如“ Straub”这个字,可能是驼鸟,可能是花束,也可能是争论。相对于此,类推性的概念则既非完全的内容单义性,亦非纯粹的多义性,而是同时涉及一种图像的,符号的,比喻的表达方式:例如心灵的深处”,艺术的“疾病”,“欢乐的”草地,“柔和的”音乐,“浓烈的”饮料。类推性的概念,一方面指出了統一性的一个要素,即一个固定的“核心”,不使用它无法掌握任何事物,但另一方面它也能接纳不同的意义(因此,有人也称之为“相对的概念”),否则它将缺乏结合多样类似事物之能力。
类推性概念的主要意义之一在于:透过它,可以使我们观念世界的语言移转到心灵或精神生活。从感性世界而来的表达被移转到精神的事物上。我们根本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去表达精神的内涵,即意义的丰富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支配任何纯粹的精神观念，所以我们对于精神现象也就没有固有的概念可用。没有任何概念可以放弃直观的要素,因为所有我们的认识都必须由感性的直观开始,因此, 超感性的对象只有经由类推概念加以表达,只有经由类推而成为一种类似的直观的对象。但因为在类推的概念中,直观要素(图像)所由抽取的对象与其所意指的对象并不一致,所以在此一直有着如下危险:人们把后者的存在方式认为同一。
实际上所有的法律概念,所谓的描述性概念亦同,都是类推的概念,因为它们绝非只是直观的事物,而只是一直(至少也)表达着一种精神上的,特别是法律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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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法律认识,每一个法律发现,每一个所谓的“涵摄”,都显示出类推的结构。因为“涵摄”意味着,使规范与具体的生活事实相互“对应”,但这并非立刻经由简单的三段论法即可发生,因为规范与事实并不相同:规范是处于以概念方式规定的当为领域中,事实是处于经验现实的领域中。因此,在开始进行三段论法之前,必须使其相同,亦即, 必须使以概念方式规定在法定“构成要件”中的规范事实与现实具体的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在其中,二者的类似性系透过一种“目的论的”程序而被确定。而这就是类推。所谓的“涵摄”无非就是一种“内在构成要件的类似推论”。因此,在简单的(“没有疑问的”)的案例中,规范事实与生活事实之间的类似性一目了然,以致人们——特别是有经验的——法律人立刻将这种类似性理解为相同性。然而此处的法律发现并非单纯的“适用”制定法。确定生活事实是否对应于(符合)规范事实,一直是一种“目的论的”判断。因为并非法律的文字在适用,而是它的“精神”在适用。
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具有规范的资格,必须与规范产生关系,必须符合规范;如同拉德布鲁赫所说的,我们必须“从现实的世界探索前进到价值的世界,以便在其中发现对这种经验现象有意义的理念。”恩吉施在这个关联称之为“将拟具体判断的案件与法定构成要件中无疑地涵盖的案件等同处置。”并称这种等同处置为“固有的涵摄”。在此,“涵摄”的类推性格完全清楚地表露无遗。“涵摄”在此不能被理解为逻辑的三段论法,而应理解为在规范观点下对特定生活事实的筛选。法律人的才能主要不在认识制定法,而正是在于有能力能够在法律的-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
然而,恩吉施问道:这种将生活事实与规范事实“等同处置”的比较点从何则来?对此,恩吉施回答是:从解释而来。他说:“这种解释不仅为涵摄提供了比较内容,而且也为这种比较提供了关联点。”
藉此,指出了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规范必须与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它必须符合事物。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解释”: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然而这种意义无非如传统法学方法论所说的,仅隐藏在制定法中,隐藏在抽象而广泛的意义空洞的法律概念中,相反地,为了探求此种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某些直观的事物,回溯到有关的具体生活事实。没有意义,没有拟判断之生活事实的“本质”,是根本无法探求“法律的意义”的。
因此,“法律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事物,它系随着生活事实而变化，尽管法律文字始终不変ー一,也就是随着生活本身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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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过了法律发现之方法论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一方面针对规范调适生活事实,另一方面针对生活事实调适规范。但不能因此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分开的行为,是一种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先后行为。相反地它是一种同时的行为,它是一种“同时履行”地进行的、事实向着规范与规范向着事实自我——开放的过程,而且类推特有的“扩张”就在这种“自我一开放”中。我们在法学上所称传统的类推,它与“正常的”法律发现程序,特别是所谓的“目的论解释”,区别只在于其扩张的程序,而不在于其适用程序上之逻辑结构,这种“通常的”涵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类推。只有当相同性与类似性之间具有一种逻辑上的界限时,我们才能在逻辑上相互区分涵摄与类推。然而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因为实质的相似性永远只是类似性,而形式的相同性在现实中并不会出现,它只“存在”于数学的(逻辑的)数字与符号中。在此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禁止类推”都将失败,人们也会因为它在客观上不必加以说理,反而愈是强调它。
我们绝非能够分别独立地探求所谓法律推论的“大前提”或“小前提”;法律发现绝非单纯只是一种逻辑的三段论法,而是一种逐步进行的,从存在的领域探索前进至当为的领域,以及从当为的领域探索前进至存在的领域,是一种在事实中对规范的再认识,以及在规范中对事实的再认识之过程。
这项事实:所有的法律发现都是一种类推的过程,而且指向扩张的结构,也说明这个一直令我们钦佩的现象:“制定法比立法者聪明”,亦即从制定法中可以解读出立法者根本未作规定的判断。如果我们把具体法律判决的获得单纯理解为一种法律适用”,那么上述这种现象将是个无法解答的谜。当然,我们相信所谓“客观解释理论”中的一种说明:解释并非取向于历史立法者的意义,而是取向于变迁的“制定法的意义”如何能变迁?那就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原因:因为这种“制定法的意义”根本不只隐藏在制定法中,而是同样也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制定法是针对它们而作规定的。因此,制定法的“客观解释”实际上根本不只是法律的解释,而是一种“演绎的一归纳的”综合:即类推的过程,一种在法律与具体事实之间目光往返来回的过程。只有因为这种类似性,这种生活事实与规范事实的“对应性”,法律才能存活并成长,它才具有历史性的存在结构。
如同法律发现的过程、具体的法律判決获得的过程一般,立法过程, 法律规范形成的过程也具有类推的性格。它在于:法律理念(或者说源自于它的普遍法律原理)与拟规范的、可能的、立法者思维上所预期的生活事实相互对应(调适,同化)。一方面,法律理念必须向着生活事实开放,它必须实质化,具体化,“实证化”一一另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理念化, 规范式一一概念式地予以形塑,“建构化”。立法者综合一群生活事实成为个以概念方式加以表示的“构成要件”,并对此规定一个法律效果,这群生活事实在一个被认为是“重要的”观点下(例如某一特定利益状态或对某一个特定利益之侵害)被视为是“相同的”。然而,此种为了实现平等原则而在法定构成要件中被等同视之的这些生活事实,实际上绝非真正相同的:没有任何的盗窃违犯行为精确地和任何他人的违犯行为完全相同,没有任何人在其事实上的行为能力或事实上的责任能力与他人完全一致,因为所有人的知识,能力,性格状況,智力及意志力均不相同。实际上,只有一种或多或少程度的类似性或不类似性:至于在法定构成要件中所得出的相同看待与不相同看待(例如达到完全行为能力年龄的前一分钟与后一分钟的人)乃是技术上的产物,是抽象作用的结果。存在的类似性才是真正固有的。
北方15个省区市清洁取暖项目中期评估报告正在出炉
在不久前结束的“2019国际清洁取暖峰会”上，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郭伟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今年4月，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住建部等组织了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的中期评估工作，委托相关部门的相关咨询机构共同开展。对北方地区15个省区市清洁取暖项目各项任务推进完成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能源局清洁取暖办公室也投入其中，目前中期评估报告正在紧锣密鼓最后的完成进程中。
有关下一步的安排，郭伟称，在中期评估报告完成后，能形成对清洁取暖规划执行情况的客观评价，“从中发现问题去想办法，更有针对性。”而一些问题即便中期报告尚未出炉，也已经有所显现，需要分而视之。
一般而言，清洁取暖可以大体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大部分，其中城市供暖大比例是通过集中燃煤、燃气供暖完成的，其挑战主要来自燃煤锅炉的清洁化。而对于农村供暖而言，即便已然是传统产业的供暖行业也需要面对一些新近涌现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大量的农村散烧煤替代，这个任务很重，我们需要很多一些新的观念和理念来认识农村的散烧煤替代和清洁取暖问题”。
通过走村入户，收集居民对于清洁取暖的意见，郭伟表示农村居民对于清洁取暖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方便智能”、“清洁”以及“便宜”三个方面。
郭伟指出，其中的原因在于农村人口目前的年龄构成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其在设备维护等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由此需要高度智能、可靠性高同时也具备经济性的分布式热源，可供农村地区居民灵活操控。“从经济性来讲，最能解决经济性的问题就是在就地取材上想办法，所以在我们解决清洁取暖重点难点的时候，要把农村每家每户的分散取暖作为重要的议题来认真思考。”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而言，推进清洁供暖则仍需坚持“宜煤则煤、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热则热”的原则。与此同时，要将居民的清洁取暖需求放在首位，将能源供应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先立后破，保障居民温暖过冬。
此外，郭伟认为还应大力促进清洁取暖相关政策的出台，保证清洁取暖工作高质量发展，强化市场和价格机制，政府推动，市场发挥作用，逐步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能够让企业发展得更好，各种技术路径清洁化发展，也保障居民能够在可承受价格范围内完成清洁取暖，继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副司长吴险峰在上述场合也作出相应的强调。
他表示，清洁化燃煤是指清洁排放，即说清洁化燃煤必须达到超低排放，对此规划中明确了三类重点的燃煤设施，即：大型热电联产机组、大型燃煤锅炉房，“清洁燃煤、集中供暖”是对“宜煤则煤”的准确注脚。
他同时指出，在热燃测燃煤设施的大型污染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水平，在用户侧通过集中热力管网取暖，其他燃煤方式目前既要达到技术上的超低排放，又要保证经济上的合理可行，难度非常大。
而为治理散煤污染启动实施初期，一些地区也曾探索采用洁净煤替代方式，但从前几年实践路线情况看，这种路线“治标不治本，地方财政投入不强，效果不明显，劣质煤市场监管难，洁净煤价格高不好燃用等方式，最核心问题是解决不了有机碳问题。由此，各地区下决心推行“煤改气、煤改电”等技术路线。
关于”宜电则电“，吴限峰称，从调研和各地反馈情况看，“煤改电”要以可持续和取暖效果受群众欢迎技术为主，积极推广集中式电采暖、序列式电采暖、空气燃热泵等，不鼓励取暖效果差、群众意见大的电热毯、小太阳等简易方式。与上述工作同步推进的是，农村电网改造，避免“煤改电”后取暖用电高峰期出现电量不够导致断电情况。
对于生物质，生态环境部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在加强环保治理的基础上，发展电力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锅炉，以及生物质天然气，配套安装高效设施，确保达到稳定达标排放，实现清洁取暖替代分散式燃煤。
吴险峰表示：“在推进清洁取暖工作中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对已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区域，依法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止散煤的复烧，对尚未开展区域要严厉打击劣质煤销售，确保煤炭质量达到国家和地方标准。对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偏远山区可以利用节能环保农具或者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农具等方式替代散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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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结束的“2019国际清洁取暖峰会”上，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郭伟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今年4月，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住建部等组织了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的中期评估工作，委托相关部门的相关咨询机构共同开展。对北方地区15个省区市清洁取暖项目各项任务推进完成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能源局清洁取暖办公室也投入其中，目前中期评估报告正在紧锣密鼓最后的完成进程中。
有关下一步的安排，郭伟称，在中期评估报告完成后，能形成对清洁取暖规划执行情况的客观评价，“从中发现问题去想办法，更有针对性。”而一些问题即便中期报告尚未出炉，也已经有所显现，需要分而视之。
一般而言，清洁取暖可以大体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大部分，其中城市供暖大比例是通过集中燃煤、燃气供暖完成的，其挑战主要来自燃煤锅炉的清洁化。而对于农村供暖而言，即便已然是传统产业的供暖行业也需要面对一些新近涌现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大量的农村散烧煤替代，这个任务很重，我们需要很多一些新的观念和理念来认识农村的散烧煤替代和清洁取暖问题”。
通过走村入户，收集居民对于清洁取暖的意见，郭伟表示农村居民对于清洁取暖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方便智能”、“清洁”以及“便宜”三个方面。
郭伟指出，其中的原因在于农村人口目前的年龄构成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其在设备维护等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由此需要高度智能、可靠性高同时也具备经济性的分布式热源，可供农村地区居民灵活操控。“从经济性来讲，最能解决经济性的问题就是在就地取材上想办法，所以在我们解决清洁取暖重点难点的时候，要把农村每家每户的分散取暖作为重要的议题来认真思考。”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而言，推进清洁供暖则仍需坚持“宜煤则煤、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热则热”的原则。与此同时，要将居民的清洁取暖需求放在首位，将能源供应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先立后破，保障居民温暖过冬。
此外，郭伟认为还应大力促进清洁取暖相关政策的出台，保证清洁取暖工作高质量发展，强化市场和价格机制，政府推动，市场发挥作用，逐步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能够让企业发展得更好，各种技术路径清洁化发展，也保障居民能够在可承受价格范围内完成清洁取暖，继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副司长吴险峰在上述场合也作出相应的强调。
他表示，清洁化燃煤是指清洁排放，即说清洁化燃煤必须达到超低排放，对此规划中明确了三类重点的燃煤设施，即：大型热电联产机组、大型燃煤锅炉房，“清洁燃煤、集中供暖”是对“宜煤则煤”的准确注脚。
他同时指出，在热燃测燃煤设施的大型污染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水平，在用户侧通过集中热力管网取暖，其他燃煤方式目前既要达到技术上的超低排放，又要保证经济上的合理可行，难度非常大。
而为治理散煤污染启动实施初期，一些地区也曾探索采用洁净煤替代方式，但从前几年实践路线情况看，这种路线“治标不治本，地方财政投入不强，效果不明显，劣质煤市场监管难，洁净煤价格高不好燃用等方式，最核心问题是解决不了有机碳问题。由此，各地区下决心推行“煤改气、煤改电”等技术路线。
关于”宜电则电“，吴限峰称，从调研和各地反馈情况看，“煤改电”要以可持续和取暖效果受群众欢迎技术为主，积极推广集中式电采暖、序列式电采暖、空气燃热泵等，不鼓励取暖效果差、群众意见大的电热毯、小太阳等简易方式。与上述工作同步推进的是，农村电网改造，避免“煤改电”后取暖用电高峰期出现电量不够导致断电情况。
对于生物质，生态环境部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在加强环保治理的基础上，发展电力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锅炉，以及生物质天然气，配套安装高效设施，确保达到稳定达标排放，实现清洁取暖替代分散式燃煤。
吴险峰表示：“在推进清洁取暖工作中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对已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区域，依法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止散煤的复烧，对尚未开展区域要严厉打击劣质煤销售，确保煤炭质量达到国家和地方标准。对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偏远山区可以利用节能环保农具或者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农具等方式替代散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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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网友评论里黑本博蹭热度，我想说的是：“网络是大家的，不是某个人的！有热度 对平台来说是好事 也是“坏事” ……” 同时 热度出自于共享！
每个人都享有“网络信息共享的权益”，有热度的话题 是网友们给予的！热度出于网友，也应该馈于网友。不要以客观消极的立场或态度去指责别人，同时保持良好的心态 宏观中立的去评论看待每个问题（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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