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高考# #忻州[超话]# 高考期间，七一路、慕山路、和平街、建设路为4条“高考绿色通道”，并设置“高考绿色通道”、“禁止大型车辆驶入”标志牌，为考生家长提供指路服务，提醒大型车辆绕道行驶，6月7日、8日除接送考生车辆外，其它车辆尽量绕行，确保高考期间通往各考点的道路畅行无阻。6月6日至8日学府街、龙岗街除接送考生大巴车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
备齐指路牌、禁鸣牌、提示牌、警戒带、反光锥筒等设施，保证涉考车辆畅通无阻。考点周边100米设置警戒区，一律禁止车辆停放，确保考生顺利应考。6月8日下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期间，各考点附近路段控制机动车通行，且一律禁鸣喇叭。
#忻州身边事#
备齐指路牌、禁鸣牌、提示牌、警戒带、反光锥筒等设施，保证涉考车辆畅通无阻。考点周边100米设置警戒区，一律禁止车辆停放，确保考生顺利应考。6月8日下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期间，各考点附近路段控制机动车通行，且一律禁鸣喇叭。
#忻州身边事#
【“转正”“转型”“转强”——透视2020中国经济运行高频词】
又是一年奋斗历程，又是一段新的征程。
临近岁末，“十三五”收官，不平凡的2020年即将过去——
-6.8%、3.2%、4.9%……前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同比增速走出了一条先抑后扬的“微笑曲线”。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餐饮零售到汽车建材，“转正”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高频词，也是今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十四五”启航，充满希望的2021年即将到来——
作为中国经济“主战场”“主动脉”的主力军，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下，中国企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让“正增长”成为强大的中国经济的关键词，而中国经济令人信服的表现也让企业家们更加从容、务实、坚定。
来之不易的“转正”成绩单
绿色太阳能路灯点亮夜空，新能源车在路上穿梭，“云轨”从头顶疾驰而过……这是在广东深圳的坪山总部内，比亚迪用技术打造的“新能源世界”。
“电动车正迎来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们将坚持技术创新，通过应用新能源汽车和轨道交通全产业链核心技术，用电动车治污，云轨云巴治堵，为全球城市治理贡献更大力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说。
特殊之年，唯有坚持创新之路才能保持领跑姿态。3月，搭载“高集成刀片动力电池技术”的“刀片电池”突破了电池能量密度与安全性的掣肘。首搭刀片电池的比亚迪汉EV7月上市以来销量节节攀升。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正是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会与去年持平甚至略高于去年。今年被定义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的元年，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信部工业一司汽车发展处副处长马春生说。
新能源汽车产业逆势上扬的向好景象，折射出疫情大考下中国经济强劲复苏态势更加明朗。
复苏，源自主要指标向上攀升——
观察“三驾马车”，二季度，投资率先转负为正，同比增长4.8%；6月，外贸进出口增速双“转正”；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复苏，源自就业民生不断改善——
前11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9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5.2%，连续4个月下降；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复苏，源自市场预期持续向好——
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双双上升，均连续9个月高于临界点。
不断转正的经济指标，释放着内需持续回暖，生产加快复苏，新兴动能崛起的鲜明信号。
疫情如同对各类市场主体的一次压力测试，一年来的风雨洗礼，身处一线的企业感触颇深。
2月，返岗多人助力武汉抗疫；6月全面复产；9月投资新建产能亚洲第一的低温奶工厂——蒙牛武汉生产基地跑出的“加速度”，让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直呼“不易”。
“今年二季度蒙牛就实现了V型反弹，是国家一系列‘稳链’‘固链’扶持政策以及我们承诺上游产业链的奶农‘不拒收一滴奶’与提供30亿元免息资金等措施，确保乳业供应‘不掉链’。”卢敏放说。
应时调整、危中寻机，韧性十足，中国企业以极强的灵活性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尽显新时代企业家迎难而上的“勇者本色”、创新实干的“智者底蕴”，有力支撑着经济复苏。
化危为机 “转型”是关键
又是一个丰收年，秋粮收购正有序推进。
“今年收了500吨燕麦，300吨藜麦，1200吨玉米，全年销售额达350万元，同比去年增加15%左右。”来自“中国杂粮之都”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衡达涌金有限公司负责人高海俊喜上眉梢。
近年来，忻州杂粮通过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农业的高质量转型将无数种植户送上发展快车道。作为当地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龙头企业，高海俊介绍，公司先后为超1万户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其中贫困户1833户。“种地有奔头，致富有信心，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回想起几个月前的疫情困境，农户们一度对今年的收成和销售心里没谱，是网店销售和直播带货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高海俊说，“触网”的效果超出预期，今年线上渠道销售额达150万，让农户吃下“定心丸”。
“杂粮具有康养功能，消费市场还未完全释放出来。此次疫情激活了全民健康意识，有信心未来会摆到更多人的餐桌上。”高海俊坚信，疫情防控将推动杂粮成为中国人的“健康粮仓”。
关注健康、投资健康，这既是疫情催生的新需求，也是消费升级的大趋势。诸多企业借此契机，开发有助于提高自身免疫力的产品与服务，激活健康消费的“一池春水”，从而以消费升级带动供给升级、制造升级。
“我们在保留老字号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新数字化生产，实现了智能化配料、数字化管控、自动化生产，进而提升产品质量标准，逐步降低糕点的糖分与含油量，符合‘健康生活’的消费理念。”稻香村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广军说。
由“制造”向“智造”的转变，是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企业的生动写照。得益较早的数字化布局和全渠道新零售模式，疫情期间稻香村展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周广军介绍，今年销售业绩同比去年增长了20%，仅中秋节期间就售出近2.6亿块月饼。
从“局外人”到“赶浪人”，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积极转型、加强创新、危中寻机，新的增长点竞相涌现。
春节后开工第一周，超3亿人使用在线办公软件；仅半年，全国电商直播超1000万场；前10个月，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0%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10.9%；“双11”当天，快递量再创新高，达6.75亿件……
以转型促发展，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电商直播、在线办公、在线教育、5G等以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新动能呈现逆势而上、激流勇进的韧劲，成为中国经济基本盘的有力支撑。
一滴水里观沧海。透过实体企业，可以感受到经济的内生质变——加大对数字化投资、注重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敏捷捕捉市场需求，这些主动识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的积极变化，反映出实体企业聚焦发展的坚定信心。
信心“转强” 开启新征程
企业勇闯难关，政策倾力驰援。今年以来，一连串助企纾困的政策“组合拳”密集打出，“真金白银”的帮扶举措为企业减压释负，为中国经济稳定复苏提供了坚实保障。
减税降费政策成为“及时雨”——
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近日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景气调查问卷显示，89.4%的重点税源企业预计四季度生产经营形势为“平稳”或“好转”。
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之所以在疫情冲击之下没有出现大量企业倒闭，这与前所未有的减税降费是分不开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货币信贷支持为企业解“燃眉之急”——
数据显示，前11个月我国企业贷款累计新增近12万亿元；前10个月，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
交通银行副行长郭莽说：“一系列‘量增、价优、投向准’的‘精准滴灌’举措为实体企业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营商环境改善让企业轻装上阵——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数量由151项减至131项、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通46个部门与所有省区市、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让企业成本持续下降，让企业获得感更强，市场活力不断激发。
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中国从2018年的第78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快的前10个经济体之列。
回暖的中国市场，成为跨国投资的“稳定器”和“避风港”。“尽管疫情有短暂冲击，但我们在中国的净销售额从上半年起就开始恢复增长。”宝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马睿思说，在现有8家制造工厂和1家研发中心基础上，将继续加大对中国投资。
多家国际组织近期纷纷上调对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预期。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三大国际组织对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8.2%、7.9%和8%，充分彰显了全球对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面对明年新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底线思维”等重要判断，既传递出发展的自信，也透出对未来征程的清醒认识。
多位企业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为未来经济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企业自身要危中寻机、迎难而上，坚持实业为本不动摇，坚持创新引领不动摇，坚持务实改革不动摇，信心满满而又脚踏实地去攻克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回眸2020年，一个个奋力突围、迎风搏浪的故事令人振奋，让人坚定前行的信心。展望2021年，面对“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企业家们不约而同认为，保持定力、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开拓进取，就一定能穿越风雨，书写更多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生动故事。
来源： 新华网
https://t.cn/A6q0mhOf
又是一年奋斗历程，又是一段新的征程。
临近岁末，“十三五”收官，不平凡的2020年即将过去——
-6.8%、3.2%、4.9%……前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同比增速走出了一条先抑后扬的“微笑曲线”。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餐饮零售到汽车建材，“转正”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高频词，也是今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十四五”启航，充满希望的2021年即将到来——
作为中国经济“主战场”“主动脉”的主力军，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下，中国企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让“正增长”成为强大的中国经济的关键词，而中国经济令人信服的表现也让企业家们更加从容、务实、坚定。
来之不易的“转正”成绩单
绿色太阳能路灯点亮夜空，新能源车在路上穿梭，“云轨”从头顶疾驰而过……这是在广东深圳的坪山总部内，比亚迪用技术打造的“新能源世界”。
“电动车正迎来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们将坚持技术创新，通过应用新能源汽车和轨道交通全产业链核心技术，用电动车治污，云轨云巴治堵，为全球城市治理贡献更大力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说。
特殊之年，唯有坚持创新之路才能保持领跑姿态。3月，搭载“高集成刀片动力电池技术”的“刀片电池”突破了电池能量密度与安全性的掣肘。首搭刀片电池的比亚迪汉EV7月上市以来销量节节攀升。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正是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会与去年持平甚至略高于去年。今年被定义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的元年，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信部工业一司汽车发展处副处长马春生说。
新能源汽车产业逆势上扬的向好景象，折射出疫情大考下中国经济强劲复苏态势更加明朗。
复苏，源自主要指标向上攀升——
观察“三驾马车”，二季度，投资率先转负为正，同比增长4.8%；6月，外贸进出口增速双“转正”；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复苏，源自就业民生不断改善——
前11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9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5.2%，连续4个月下降；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复苏，源自市场预期持续向好——
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双双上升，均连续9个月高于临界点。
不断转正的经济指标，释放着内需持续回暖，生产加快复苏，新兴动能崛起的鲜明信号。
疫情如同对各类市场主体的一次压力测试，一年来的风雨洗礼，身处一线的企业感触颇深。
2月，返岗多人助力武汉抗疫；6月全面复产；9月投资新建产能亚洲第一的低温奶工厂——蒙牛武汉生产基地跑出的“加速度”，让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直呼“不易”。
“今年二季度蒙牛就实现了V型反弹，是国家一系列‘稳链’‘固链’扶持政策以及我们承诺上游产业链的奶农‘不拒收一滴奶’与提供30亿元免息资金等措施，确保乳业供应‘不掉链’。”卢敏放说。
应时调整、危中寻机，韧性十足，中国企业以极强的灵活性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尽显新时代企业家迎难而上的“勇者本色”、创新实干的“智者底蕴”，有力支撑着经济复苏。
化危为机 “转型”是关键
又是一个丰收年，秋粮收购正有序推进。
“今年收了500吨燕麦，300吨藜麦，1200吨玉米，全年销售额达350万元，同比去年增加15%左右。”来自“中国杂粮之都”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衡达涌金有限公司负责人高海俊喜上眉梢。
近年来，忻州杂粮通过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农业的高质量转型将无数种植户送上发展快车道。作为当地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龙头企业，高海俊介绍，公司先后为超1万户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其中贫困户1833户。“种地有奔头，致富有信心，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回想起几个月前的疫情困境，农户们一度对今年的收成和销售心里没谱，是网店销售和直播带货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高海俊说，“触网”的效果超出预期，今年线上渠道销售额达150万，让农户吃下“定心丸”。
“杂粮具有康养功能，消费市场还未完全释放出来。此次疫情激活了全民健康意识，有信心未来会摆到更多人的餐桌上。”高海俊坚信，疫情防控将推动杂粮成为中国人的“健康粮仓”。
关注健康、投资健康，这既是疫情催生的新需求，也是消费升级的大趋势。诸多企业借此契机，开发有助于提高自身免疫力的产品与服务，激活健康消费的“一池春水”，从而以消费升级带动供给升级、制造升级。
“我们在保留老字号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新数字化生产，实现了智能化配料、数字化管控、自动化生产，进而提升产品质量标准，逐步降低糕点的糖分与含油量，符合‘健康生活’的消费理念。”稻香村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广军说。
由“制造”向“智造”的转变，是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企业的生动写照。得益较早的数字化布局和全渠道新零售模式，疫情期间稻香村展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周广军介绍，今年销售业绩同比去年增长了20%，仅中秋节期间就售出近2.6亿块月饼。
从“局外人”到“赶浪人”，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积极转型、加强创新、危中寻机，新的增长点竞相涌现。
春节后开工第一周，超3亿人使用在线办公软件；仅半年，全国电商直播超1000万场；前10个月，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0%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10.9%；“双11”当天，快递量再创新高，达6.75亿件……
以转型促发展，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电商直播、在线办公、在线教育、5G等以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新动能呈现逆势而上、激流勇进的韧劲，成为中国经济基本盘的有力支撑。
一滴水里观沧海。透过实体企业，可以感受到经济的内生质变——加大对数字化投资、注重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敏捷捕捉市场需求，这些主动识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的积极变化，反映出实体企业聚焦发展的坚定信心。
信心“转强” 开启新征程
企业勇闯难关，政策倾力驰援。今年以来，一连串助企纾困的政策“组合拳”密集打出，“真金白银”的帮扶举措为企业减压释负，为中国经济稳定复苏提供了坚实保障。
减税降费政策成为“及时雨”——
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近日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景气调查问卷显示，89.4%的重点税源企业预计四季度生产经营形势为“平稳”或“好转”。
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之所以在疫情冲击之下没有出现大量企业倒闭，这与前所未有的减税降费是分不开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货币信贷支持为企业解“燃眉之急”——
数据显示，前11个月我国企业贷款累计新增近12万亿元；前10个月，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
交通银行副行长郭莽说：“一系列‘量增、价优、投向准’的‘精准滴灌’举措为实体企业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营商环境改善让企业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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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中国从2018年的第78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快的前10个经济体之列。
回暖的中国市场，成为跨国投资的“稳定器”和“避风港”。“尽管疫情有短暂冲击，但我们在中国的净销售额从上半年起就开始恢复增长。”宝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马睿思说，在现有8家制造工厂和1家研发中心基础上，将继续加大对中国投资。
多家国际组织近期纷纷上调对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预期。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三大国际组织对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8.2%、7.9%和8%，充分彰显了全球对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面对明年新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底线思维”等重要判断，既传递出发展的自信，也透出对未来征程的清醒认识。
多位企业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为未来经济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企业自身要危中寻机、迎难而上，坚持实业为本不动摇，坚持创新引领不动摇，坚持务实改革不动摇，信心满满而又脚踏实地去攻克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回眸2020年，一个个奋力突围、迎风搏浪的故事令人振奋，让人坚定前行的信心。展望2021年，面对“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企业家们不约而同认为，保持定力、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开拓进取，就一定能穿越风雨，书写更多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生动故事。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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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连通中原与草原、东方与西域的枢纽 ——丝绸之路与山西（杜学文）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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