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在哪里,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学的是苏联,那苏联是怎么创造出来这套制度的呢?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从道义上来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是不公正的;从发展预期来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计划和命令,总有一天会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到时候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靠计划和命令运行的大公司,市场交易自然就消亡了。
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把人类理想中的社会蓝图变成现实,还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物资短缺等许多问题。计划经济体制背后的理论假设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忽视了在现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交易成本这个东西,认为资本家就是纯粹的剥削者,对整个经济没有其他贡献。
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对市场运行和企业运转的成本问题作出了突破性的分析。科斯区分了两种成本,一种是在企业外部的市场上产生的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在企业内部产生的组织成本。
自由市场不是一个零摩擦力的世界,在其中,买方和卖方的信息并不是透明可见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万能,就是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在市场经济中,由资本家主导的企业,虽然存在剥削问题,但也为整个经济的成功运行节约了交易成本。
由国家来扮演一个“总指挥家”或者说“总资本家”的角色,并没有消灭剥削。比如说,在大锅饭制度下,多劳却不能多得的人,实际上受到了偷懒者的剥削。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学家看来本质上是一个节约成本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假设上,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取消了市场,打倒了资本家和私营企业,建立了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但是既没有消灭剥削,又使得交易成本转化成了组织成本,还把这些成本从分散变成集中,全都压到了国家头上。所以,改革需要把市场带回来。
怎么重新建立市场就成了改革的关键步骤,从科斯的观点出发,周其仁认为,重建市场最重要的手段是产权界定,因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清晰的权利划分。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承认和保护了农村自发的产权界定行为,这就在传统的全盘公有化的体制里,画出了一条农民私人权利的界限,在底层和上层两股合力作用之下,正式重建私人产权。
农村的大锅饭被废除后,农村出现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消化不了,就流入商业、工业,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产到户后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企业组织形式,并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伤害。
1986年,中央五号文件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在周其仁看来,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因为它对产权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肯定,不仅承认劳动者有基于自己劳动能力的财产权,也承认创业当企业家的权利,还在政策和法律的框架里,明确了通过市场合约包括雇工合约来组织经济、发展生产的权利。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把相关的所有权、转让权、合约权都给划清楚,就构成了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在权利的重新界定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体制选择空间,在这种弹性下,容易改革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涉及面比较广、利益又盘根错节的硬石头,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面对的产权界定问题,比改革之初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
另外,改革开放激发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摆脱了饥荒这样的危机性事件,那么继续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怎样才能实现彻底的产权保护,是未来改革的一个主要痛点。
中国早期的改革是被危机逼出来的,其实那些上层看起来好像是老大难的问题,在底层已经有了突破和解决办法,但是迫切需要一个承认,需要上下两股的合力,把变革给肯定下来,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个底层驱动的思路,可以说主导了早期的改革。
和苏联、东欧那种专家设计的全盘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的办法是从实际出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走起来。改革之初,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顶层设计,哪里走不通了,就东走走西看看,鼓励各个地方做做实验,摸索一个解决方案,直到把问题解决。
在当下的环境里,改革面临新的问题。一方面,底层危机造成的推动力不那么足了,另一方面,很多难改的问题,也不是光靠地方上的实验就能解决的。
中国改革想要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不能只依靠迫在眉睫的危机推动改革,而要在清晰的全局目标下,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为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明确产权提供主要驱动力,把没有彻底完成的私权界定送上轨道,把公权约束这个议题尽早提上日程,以实现全面、彻底的产权保护。周其仁认为,这将是未来改革的主要发动机。
但是《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却批评了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市场从来就不能靠自发的交易行为形成,需要强有力的市场创造者来推进,在过去,政府扮演了这个创造者的角色,而在未来,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灵活有为的市场创造者。
一个强调自下而上,一个强调自上而下,两派观点唱对台戏,到底哪个才正确呢?很遗憾,目前来看还没有标准答案。对于中国改革这个历史性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看看这些不同的解释,哪个更具有生命力。#改革#
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学的是苏联,那苏联是怎么创造出来这套制度的呢?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从道义上来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是不公正的;从发展预期来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计划和命令,总有一天会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到时候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靠计划和命令运行的大公司,市场交易自然就消亡了。
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把人类理想中的社会蓝图变成现实,还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物资短缺等许多问题。计划经济体制背后的理论假设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忽视了在现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交易成本这个东西,认为资本家就是纯粹的剥削者,对整个经济没有其他贡献。
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对市场运行和企业运转的成本问题作出了突破性的分析。科斯区分了两种成本,一种是在企业外部的市场上产生的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在企业内部产生的组织成本。
自由市场不是一个零摩擦力的世界,在其中,买方和卖方的信息并不是透明可见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万能,就是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在市场经济中,由资本家主导的企业,虽然存在剥削问题,但也为整个经济的成功运行节约了交易成本。
由国家来扮演一个“总指挥家”或者说“总资本家”的角色,并没有消灭剥削。比如说,在大锅饭制度下,多劳却不能多得的人,实际上受到了偷懒者的剥削。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学家看来本质上是一个节约成本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假设上,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取消了市场,打倒了资本家和私营企业,建立了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但是既没有消灭剥削,又使得交易成本转化成了组织成本,还把这些成本从分散变成集中,全都压到了国家头上。所以,改革需要把市场带回来。
怎么重新建立市场就成了改革的关键步骤,从科斯的观点出发,周其仁认为,重建市场最重要的手段是产权界定,因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清晰的权利划分。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承认和保护了农村自发的产权界定行为,这就在传统的全盘公有化的体制里,画出了一条农民私人权利的界限,在底层和上层两股合力作用之下,正式重建私人产权。
农村的大锅饭被废除后,农村出现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消化不了,就流入商业、工业,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产到户后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企业组织形式,并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伤害。
1986年,中央五号文件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在周其仁看来,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因为它对产权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肯定,不仅承认劳动者有基于自己劳动能力的财产权,也承认创业当企业家的权利,还在政策和法律的框架里,明确了通过市场合约包括雇工合约来组织经济、发展生产的权利。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把相关的所有权、转让权、合约权都给划清楚,就构成了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在权利的重新界定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体制选择空间,在这种弹性下,容易改革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涉及面比较广、利益又盘根错节的硬石头,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面对的产权界定问题,比改革之初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
另外,改革开放激发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摆脱了饥荒这样的危机性事件,那么继续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怎样才能实现彻底的产权保护,是未来改革的一个主要痛点。
中国早期的改革是被危机逼出来的,其实那些上层看起来好像是老大难的问题,在底层已经有了突破和解决办法,但是迫切需要一个承认,需要上下两股的合力,把变革给肯定下来,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个底层驱动的思路,可以说主导了早期的改革。
和苏联、东欧那种专家设计的全盘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的办法是从实际出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走起来。改革之初,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顶层设计,哪里走不通了,就东走走西看看,鼓励各个地方做做实验,摸索一个解决方案,直到把问题解决。
在当下的环境里,改革面临新的问题。一方面,底层危机造成的推动力不那么足了,另一方面,很多难改的问题,也不是光靠地方上的实验就能解决的。
中国改革想要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不能只依靠迫在眉睫的危机推动改革,而要在清晰的全局目标下,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为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明确产权提供主要驱动力,把没有彻底完成的私权界定送上轨道,把公权约束这个议题尽早提上日程,以实现全面、彻底的产权保护。周其仁认为,这将是未来改革的主要发动机。
但是《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却批评了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市场从来就不能靠自发的交易行为形成,需要强有力的市场创造者来推进,在过去,政府扮演了这个创造者的角色,而在未来,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灵活有为的市场创造者。
一个强调自下而上,一个强调自上而下,两派观点唱对台戏,到底哪个才正确呢?很遗憾,目前来看还没有标准答案。对于中国改革这个历史性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看看这些不同的解释,哪个更具有生命力。#改革#
直接考公务员还是先考研究生再考公务员?
坐标苏州,本二大学,读的工科。听学长说先考研再考公务员会好考一点。直接考的话只能考三不限,不太好考。还有以后的升职问题,有没有大佬讲讲
答:
你学长让你读研,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工科专业考公受限,希望你跨专业考研。
针对你现在对公考一无所知的情况,我建议你随便搜一下公务员招考公告,了解一下招考要求。
这是2021湖南省考公告的职位表,从图片上看,工科专业招的很少
但换专业并不一定通过跨专业考研的方式,除了跨专业考研,还有在校读辅修二专业、毕业后读第二学士学位、在校或毕业读非全日制本科这三种方式换专业。
跨专业考研,第一专业不熟,难度增加;第二考研也不简单。
如果必须要读研换专业,我建议至少读985院校的研究生,下文会详细展开讲为何要读985研究生。
本科就考公还是读完研再考公,主要看你为了什么目的去读研!研究生相比于本科,的确有一定优势! 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考部委、省厅公务员
国考中的部委和省考中的省厅公务员,除了部分要求两年基层工作经验、学历为本科的岗位,大部分都限制研究生学历。想考这些单位,考研是必须的。
二、考定向选调生、中央选调生
定选和央选要求的学历层次较高,一般要求985或211院校。如果考生是普通高校本科,想要参加这两个选调生考试,必须读研。 当然,读双非研究生是不行的,必须读招考公告中划定范围的院校。例如2019年天津定向选调生公告
(一)选调范围 2019年我市面向教育部公布的部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定向选调应届毕业生,高校名单如下(共30所):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
三、本科所学专业岗位选择面窄
部分理工科专业,如生化环材、给排水、工程管理等,部分文科、艺术类专业,如美术、音乐、设计、日语、英语等,公考岗位招录较少,本科毕业只能考三不限岗位。 如果想考入理想的单位,扩展岗位选择面,读研也是必须的,前提是选择招录较多的专业,例如汉语言文学、计算机、法学、会计、经济学等专业。
四、为了应届生身份 前提是未来若干年,应届生身份像这两年一样给力,有特定的招录岗位,否则意义就不太大。 疫情爆发前,只有国考有面向应届生的岗位,省考很少限制应届生身份。
至于其他原因去读研,我觉得就值得权衡一下。因为考生对体制内有一些误解,经常会问这类问题。
一、读研究生为了更好提拔
有同学认为,我是研究生,那么我在体制内提拔有很大的优势,实际并不是这样的,主要看研究生学历在你报考当地的稀缺程度,如果当地研究生比较少,那么你是研究生的话,当地的组织部会很重视你,尤其是一些贫困的西部地区,对人才比较求贤若渴。 但如果你报考的是东部发达地区或者中部省会级城市,这些地区研究生并不少,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待。 我个人认为实际的工作能力、人际关系、社会资源,在体制内提拔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而学历的高低只是个人的一个加分项,如果在前三项你和对手差不多的话,那么你的学历就会有一定的用处,如果前三项不如对手的话,对手即使是一个本科,他的提拔也会比你占优势。
二、研究生考公务员直接做副科长
这又是一个误解,很多人说研究生考入机关单位,直接做副科长。 按照职级并行的规定,研究生学历是可以定级四级主任科员。但四级主任科员≠副科长,不是实职领导,是非领导职务,本质上还是科员。类似于古代官员加封太子太保,听起来和军机大臣、内阁大学生差不多,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 另外,如果报考基层单位(县区、乡镇),由于单位职数有限,往往连四级主任科员也没办法定级,只能定级科员,享受副科级工资待遇…… 这就更坑了,如果四级主任科员是“山寨”版副科长,那么定级科员,享受副科级工资待遇就是“山寨”版的四级主任科员。
三、读研究生待遇比本科更好
有些人说读完研究生,收入待遇会比本科更高。 如果定级四级主任科员,的确比本科收入待遇更高,享受的是副科级的收入。但能够直接转正定级四级主任科员的单位,本科生到年限也可以转。 例如你和本科同学,一个读研三年出来考了省厅,他本科考了省厅,人家三年后也一样是四级主任科员。 从这点上看,所以决定收入待遇差异的,不是研究生学历,而是报考单位的层级。 如上文说的,如果报考基层单位,研究生读完定科员,只不过工资享受副科待遇,少的几百,多的一千多。有的地方连车补都按照科员发,那收入变化不是太大。 读研究生收入待遇真的会好,但不是好特别多。
#公务员考试# #省考#
坐标苏州,本二大学,读的工科。听学长说先考研再考公务员会好考一点。直接考的话只能考三不限,不太好考。还有以后的升职问题,有没有大佬讲讲
答:
你学长让你读研,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工科专业考公受限,希望你跨专业考研。
针对你现在对公考一无所知的情况,我建议你随便搜一下公务员招考公告,了解一下招考要求。
这是2021湖南省考公告的职位表,从图片上看,工科专业招的很少
但换专业并不一定通过跨专业考研的方式,除了跨专业考研,还有在校读辅修二专业、毕业后读第二学士学位、在校或毕业读非全日制本科这三种方式换专业。
跨专业考研,第一专业不熟,难度增加;第二考研也不简单。
如果必须要读研换专业,我建议至少读985院校的研究生,下文会详细展开讲为何要读985研究生。
本科就考公还是读完研再考公,主要看你为了什么目的去读研!研究生相比于本科,的确有一定优势! 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考部委、省厅公务员
国考中的部委和省考中的省厅公务员,除了部分要求两年基层工作经验、学历为本科的岗位,大部分都限制研究生学历。想考这些单位,考研是必须的。
二、考定向选调生、中央选调生
定选和央选要求的学历层次较高,一般要求985或211院校。如果考生是普通高校本科,想要参加这两个选调生考试,必须读研。 当然,读双非研究生是不行的,必须读招考公告中划定范围的院校。例如2019年天津定向选调生公告
(一)选调范围 2019年我市面向教育部公布的部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定向选调应届毕业生,高校名单如下(共30所):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
三、本科所学专业岗位选择面窄
部分理工科专业,如生化环材、给排水、工程管理等,部分文科、艺术类专业,如美术、音乐、设计、日语、英语等,公考岗位招录较少,本科毕业只能考三不限岗位。 如果想考入理想的单位,扩展岗位选择面,读研也是必须的,前提是选择招录较多的专业,例如汉语言文学、计算机、法学、会计、经济学等专业。
四、为了应届生身份 前提是未来若干年,应届生身份像这两年一样给力,有特定的招录岗位,否则意义就不太大。 疫情爆发前,只有国考有面向应届生的岗位,省考很少限制应届生身份。
至于其他原因去读研,我觉得就值得权衡一下。因为考生对体制内有一些误解,经常会问这类问题。
一、读研究生为了更好提拔
有同学认为,我是研究生,那么我在体制内提拔有很大的优势,实际并不是这样的,主要看研究生学历在你报考当地的稀缺程度,如果当地研究生比较少,那么你是研究生的话,当地的组织部会很重视你,尤其是一些贫困的西部地区,对人才比较求贤若渴。 但如果你报考的是东部发达地区或者中部省会级城市,这些地区研究生并不少,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待。 我个人认为实际的工作能力、人际关系、社会资源,在体制内提拔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而学历的高低只是个人的一个加分项,如果在前三项你和对手差不多的话,那么你的学历就会有一定的用处,如果前三项不如对手的话,对手即使是一个本科,他的提拔也会比你占优势。
二、研究生考公务员直接做副科长
这又是一个误解,很多人说研究生考入机关单位,直接做副科长。 按照职级并行的规定,研究生学历是可以定级四级主任科员。但四级主任科员≠副科长,不是实职领导,是非领导职务,本质上还是科员。类似于古代官员加封太子太保,听起来和军机大臣、内阁大学生差不多,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 另外,如果报考基层单位(县区、乡镇),由于单位职数有限,往往连四级主任科员也没办法定级,只能定级科员,享受副科级工资待遇…… 这就更坑了,如果四级主任科员是“山寨”版副科长,那么定级科员,享受副科级工资待遇就是“山寨”版的四级主任科员。
三、读研究生待遇比本科更好
有些人说读完研究生,收入待遇会比本科更高。 如果定级四级主任科员,的确比本科收入待遇更高,享受的是副科级的收入。但能够直接转正定级四级主任科员的单位,本科生到年限也可以转。 例如你和本科同学,一个读研三年出来考了省厅,他本科考了省厅,人家三年后也一样是四级主任科员。 从这点上看,所以决定收入待遇差异的,不是研究生学历,而是报考单位的层级。 如上文说的,如果报考基层单位,研究生读完定科员,只不过工资享受副科待遇,少的几百,多的一千多。有的地方连车补都按照科员发,那收入变化不是太大。 读研究生收入待遇真的会好,但不是好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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