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采一亩，获利8万：黄河故道成了大型土沙盗采现场
有网民发现，河南省兰考县一国有企业以“土地改良”名义取土采沙。半月谈记者调查得知，在兰考县“土地改良”背后，是黄河故道地区“天然沙库”资源盗采与生态耕地保护的激烈交锋。
1明里暗里采沙忙
黄河作为世界上水文情况最为特殊的大河，以泥沙含量高、频繁改道闻名。700余年的“黄河夺淮”痛史留下了728公里的黄河故道。其中，开封、商丘等地故道地貌最为特殊。民间对黄河沉积规律有“慢出淤、紧出沙、不紧不慢出两花（形容沙与粘土交错）”的概括，此段黄河故道即以沙土和两花土为主。随着近年来建筑用料短缺、土沙价格暴涨，黄河故道的沉沙就成了某些人眼里的“天然沙库”。
半月谈记者在兰考县东南部黄河故道看到，农田里有许多盗采土沙留下的沙坑。仪封镇东岗头村的一处盗坑位于大片平整农田中，方圆接近一亩、深达三四米。当地村民说，盗沙不但毁了农田，而且风起沙扬，严重威胁周边生态。
这样的盗坑在兰考县并非孤例。葡萄架乡赵垛楼村曾是焦裕禄当年治理“三害”时树立的典型村，在该村与南家坡村附近的一处农田里，相距不远的数个盗沙坑几乎连成一片，满目苍黄，与周边麦田没膝的碧绿恰成对比。
赵垛楼村取沙回填后尚未“改良”完成的农田
不法分子“小采快盗”，地方谋发展也打起了土沙的算盘。2020年初，兰考县成立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一个低产田“土地改良”项目随即提上日程。何谓“改良”？八个字：挖土卖沙、回填客土。
按照项目可行性报告，兰考富沙低产田面积约2万亩，由于这些低产田“土薄沙厚、漏水漏肥”，农林发展公司计划在兰考县2个乡镇的2个村试点“土地改良”：以客土置换低产田下的土沙，再将土沙拍卖，以弥补项目成本。
截至目前，项目已实施89亩，挖沙19万方。最近，因网民举报，项目暂停，挖掘设备闲置在没有种植作物的“白地”上，土地也因此无法耕种。
“卖土卖沙”在兰考并非秘密。半月谈记者以“买土买沙”名义暗访一些乡村，几乎无人不知附近卖沙点的所在。
“改良”停工后“白地”上稀疏的麦苗
2猖獗盗采难遏制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兰考县遭遇的“沙劫”在开封市、商丘市的黄河故道区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兰考县矿产资源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豫东黄河故道周边没有大山，建筑工程一向掘地取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当地工程大兴，盗采土沙随之声势渐炽，截至2018年全县普查时，全县坑塘面积已达786万平方米、1.1万余亩。近两年，“新坑”层出不穷。
如何有效打击采土取沙，已是黄河故道各市县一道共同的难题。
东岗头村盗采土沙后留下的盗坑（航拍图）
2018年8月，开封市鼓楼区南苑办事处着手挖沙取土专项整治，仅一个办事处就查处案件8起，涉及耕地10余亩；2020年6月，商丘市民权县自然资源局专项行动查获4处非法采土取沙窝点，扣押设备车辆10余辆；2020年8月，开封市祥符区范村派出所破获4起非法挖沙取土案件……采土取沙之猖獗，可见一斑。不过，据兰考县公安局介绍，公安机关破获的案件，牵涉的仅是疯狂盗采行径的冰山一角。
“连年打击，大规模盗采控制住了，‘小采快盗’还是很难根除。”兰考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以夜幕为掩护、严密设哨望风，不法分子游击打得可精哩，等你赶到，人早跑了！”为了织密打击网，兰考县抽调各部门组成巡视组，但与神出鬼没的盗采分子缠斗，依然疲于奔命。
之所以“年年整治、年年不绝”，根源还在于暴利驱动。半月谈记者得知，仅兰考县每年土沙需求就约50万方，而兰考县黄河故道的耕地，土层仅有四五十厘米厚，其下的沙层浅则1米，深则近10米。以沙层3米的土地为例，盗采1亩就可收入约8万元，而采土不过是一夜的事。
因为挖沙收入远高于种地，一些村民甚至与盗沙分子达成租地“协议”，默许盗采者到自家农田挖沙。兰考多地村民介绍，盗采之风蔓延处，高价地租盛行，“种地的话地租一亩只有800元，租地采沙，一亩少则3000元，最高可达5000元”。
东岗头村盗采土沙后留下的盗坑（平视图）
3顶层设计待出台
盗采土沙如何遏制？兰考县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有不同的想法。该负责人说：“与其任由不法分子盗采，不如一边打击非法盗采，一边在政府主导下合理有序开发，保证市场沙土供应，疏堵结合。”
至于“土地改良”的诸多疑点，取沙范围为何随意扩大，该负责人并未解释。
不能不说，个别地方在开发与保护“土沙宝库”的平衡中仍受到利益驱使，一旦仿效成风，黄河故道广大区域耕地和生态恐有无妄之灾。
此外，据兰考县矿产资源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家现行矿产资源认定标准，河砂、粘土等属于矿产资源，而土层之下的土沙是否同属矿产资源，尚无明确界定。这也导致相关保护与开发政策缺位，给治理带来模糊地带。
千年沉沙是实实在在的资源，更是区域生态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目前，各种或明或暗的逐利采沙行径仍不愿收手，当地耕地保护与生态安全堪忧，亟待从顶层设计出发，统筹黄河故道沙土资源治理。
有网民发现，河南省兰考县一国有企业以“土地改良”名义取土采沙。半月谈记者调查得知，在兰考县“土地改良”背后，是黄河故道地区“天然沙库”资源盗采与生态耕地保护的激烈交锋。
1明里暗里采沙忙
黄河作为世界上水文情况最为特殊的大河，以泥沙含量高、频繁改道闻名。700余年的“黄河夺淮”痛史留下了728公里的黄河故道。其中，开封、商丘等地故道地貌最为特殊。民间对黄河沉积规律有“慢出淤、紧出沙、不紧不慢出两花（形容沙与粘土交错）”的概括，此段黄河故道即以沙土和两花土为主。随着近年来建筑用料短缺、土沙价格暴涨，黄河故道的沉沙就成了某些人眼里的“天然沙库”。
半月谈记者在兰考县东南部黄河故道看到，农田里有许多盗采土沙留下的沙坑。仪封镇东岗头村的一处盗坑位于大片平整农田中，方圆接近一亩、深达三四米。当地村民说，盗沙不但毁了农田，而且风起沙扬，严重威胁周边生态。
这样的盗坑在兰考县并非孤例。葡萄架乡赵垛楼村曾是焦裕禄当年治理“三害”时树立的典型村，在该村与南家坡村附近的一处农田里，相距不远的数个盗沙坑几乎连成一片，满目苍黄，与周边麦田没膝的碧绿恰成对比。
赵垛楼村取沙回填后尚未“改良”完成的农田
不法分子“小采快盗”，地方谋发展也打起了土沙的算盘。2020年初，兰考县成立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一个低产田“土地改良”项目随即提上日程。何谓“改良”？八个字：挖土卖沙、回填客土。
按照项目可行性报告，兰考富沙低产田面积约2万亩，由于这些低产田“土薄沙厚、漏水漏肥”，农林发展公司计划在兰考县2个乡镇的2个村试点“土地改良”：以客土置换低产田下的土沙，再将土沙拍卖，以弥补项目成本。
截至目前，项目已实施89亩，挖沙19万方。最近，因网民举报，项目暂停，挖掘设备闲置在没有种植作物的“白地”上，土地也因此无法耕种。
“卖土卖沙”在兰考并非秘密。半月谈记者以“买土买沙”名义暗访一些乡村，几乎无人不知附近卖沙点的所在。
“改良”停工后“白地”上稀疏的麦苗
2猖獗盗采难遏制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兰考县遭遇的“沙劫”在开封市、商丘市的黄河故道区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兰考县矿产资源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豫东黄河故道周边没有大山，建筑工程一向掘地取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当地工程大兴，盗采土沙随之声势渐炽，截至2018年全县普查时，全县坑塘面积已达786万平方米、1.1万余亩。近两年，“新坑”层出不穷。
如何有效打击采土取沙，已是黄河故道各市县一道共同的难题。
东岗头村盗采土沙后留下的盗坑（航拍图）
2018年8月，开封市鼓楼区南苑办事处着手挖沙取土专项整治，仅一个办事处就查处案件8起，涉及耕地10余亩；2020年6月，商丘市民权县自然资源局专项行动查获4处非法采土取沙窝点，扣押设备车辆10余辆；2020年8月，开封市祥符区范村派出所破获4起非法挖沙取土案件……采土取沙之猖獗，可见一斑。不过，据兰考县公安局介绍，公安机关破获的案件，牵涉的仅是疯狂盗采行径的冰山一角。
“连年打击，大规模盗采控制住了，‘小采快盗’还是很难根除。”兰考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以夜幕为掩护、严密设哨望风，不法分子游击打得可精哩，等你赶到，人早跑了！”为了织密打击网，兰考县抽调各部门组成巡视组，但与神出鬼没的盗采分子缠斗，依然疲于奔命。
之所以“年年整治、年年不绝”，根源还在于暴利驱动。半月谈记者得知，仅兰考县每年土沙需求就约50万方，而兰考县黄河故道的耕地，土层仅有四五十厘米厚，其下的沙层浅则1米，深则近10米。以沙层3米的土地为例，盗采1亩就可收入约8万元，而采土不过是一夜的事。
因为挖沙收入远高于种地，一些村民甚至与盗沙分子达成租地“协议”，默许盗采者到自家农田挖沙。兰考多地村民介绍，盗采之风蔓延处，高价地租盛行，“种地的话地租一亩只有800元，租地采沙，一亩少则3000元，最高可达5000元”。
东岗头村盗采土沙后留下的盗坑（平视图）
3顶层设计待出台
盗采土沙如何遏制？兰考县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有不同的想法。该负责人说：“与其任由不法分子盗采，不如一边打击非法盗采，一边在政府主导下合理有序开发，保证市场沙土供应，疏堵结合。”
至于“土地改良”的诸多疑点，取沙范围为何随意扩大，该负责人并未解释。
不能不说，个别地方在开发与保护“土沙宝库”的平衡中仍受到利益驱使，一旦仿效成风，黄河故道广大区域耕地和生态恐有无妄之灾。
此外，据兰考县矿产资源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家现行矿产资源认定标准，河砂、粘土等属于矿产资源，而土层之下的土沙是否同属矿产资源，尚无明确界定。这也导致相关保护与开发政策缺位，给治理带来模糊地带。
千年沉沙是实实在在的资源，更是区域生态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目前，各种或明或暗的逐利采沙行径仍不愿收手，当地耕地保护与生态安全堪忧，亟待从顶层设计出发，统筹黄河故道沙土资源治理。
【国民党权贵多有钱？蒋介石6639万元，宋美龄3094万元】1949年以前，蒋介石、“四大家族”及国民党高级官僚掌握了中国主要经济命脉，他们集权、财于一身，究竟他们的财产是多少，许多研究民国史的学者都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一向众说纷纭，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并已形成了凭借其资产控制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官僚资产阶级。
这个说法的由来非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及民间舆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官僚的私人财产情况即多有揭露，并有严厉的批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但实情如何，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璈（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日本特务机关1939年10月17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 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键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不过因该调查报告尚无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我们一时还无法判断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有人认为这个“名单”是日本特务机关夸大甚或假造的，情报来源不明，且没有确凿的佐证，姑且存疑。但如果证实这个报告调查数字可靠，有所依据的话，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有大量私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相当可观。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法币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法币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1937年）。
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法币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数，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他们有无存款？如果有，想来也不会是小数目。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第三，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
根据1933年9月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圆，当时的银圆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更遑论他人。从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一般情况下，这些渠道无非两条：合法与非法。
如果这些财产来源合法（如经营所得或继承祖产），外人无可置论。但即便如此，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在经营中有无特权，有无下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对上“报效”，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何况，在当时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如此“富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与贪污腐败相联系，更兼上行下效，贪污腐败之风在国民党内迅速蔓延，至抗战胜利后更一发而不可收。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由盛而衰，最终失败，于此调查或已可窥见其重要原因。
第四，从上述调查所列官员的存款数，可以推论国民党其他官员的存款亦不在少数。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不少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当寓公，在没有薪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其生活，或从此调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调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继续研究，但它至少给了研究者们若干具体数据，可以多少建立一种参照，以使我们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问题不至于完全凭印象或感觉行事。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日渐深入，这个问题或终可找到答案。如谚语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历史的暗角终会揭开，历史之谜终会大白。
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一向众说纷纭，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并已形成了凭借其资产控制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官僚资产阶级。
这个说法的由来非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及民间舆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官僚的私人财产情况即多有揭露，并有严厉的批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但实情如何，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璈（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日本特务机关1939年10月17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 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键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不过因该调查报告尚无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我们一时还无法判断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有人认为这个“名单”是日本特务机关夸大甚或假造的，情报来源不明，且没有确凿的佐证，姑且存疑。但如果证实这个报告调查数字可靠，有所依据的话，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有大量私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相当可观。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法币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法币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1937年）。
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法币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数，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他们有无存款？如果有，想来也不会是小数目。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第三，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
根据1933年9月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圆，当时的银圆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更遑论他人。从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一般情况下，这些渠道无非两条：合法与非法。
如果这些财产来源合法（如经营所得或继承祖产），外人无可置论。但即便如此，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在经营中有无特权，有无下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对上“报效”，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何况，在当时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如此“富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与贪污腐败相联系，更兼上行下效，贪污腐败之风在国民党内迅速蔓延，至抗战胜利后更一发而不可收。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由盛而衰，最终失败，于此调查或已可窥见其重要原因。
第四，从上述调查所列官员的存款数，可以推论国民党其他官员的存款亦不在少数。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不少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当寓公，在没有薪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其生活，或从此调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调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继续研究，但它至少给了研究者们若干具体数据，可以多少建立一种参照，以使我们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问题不至于完全凭印象或感觉行事。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日渐深入，这个问题或终可找到答案。如谚语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历史的暗角终会揭开，历史之谜终会大白。
【判了！解达宏涉黑犯罪团伙获刑】
2021年7月1日，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尘埃落定，横行荆城一时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局长”团伙伏法获刑，闻者称快！
今年3月26日，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对解达宏等31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诈骗罪、虚假诉讼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被告人解达宏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对被告人熊某、黄某等其他30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解达宏绰号“解局长”，曾是荆门“风云人物”，提起“解局长”，很多人都会谈“解”色变。2020年3月19日，经过一年多的缜密侦查，掇刀警方重拳出击，一举摧毁蛰伏多年、作恶多端的以解达宏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
放贷“发家” 地下非法滋生黑恶
时间回溯到1997年，25岁的解达宏进入东宝区象山菜市场担任协管员。期间，解达宏因琐事先后当众殴打领导干部，多次滋扰、威胁部门领导，慢慢地形成人人畏惧的恶名。此后，解达宏欺压市场内商贩，谋取大量非法利益。
钱“躺”在银行终究是死的，怎么才能让钱生钱？2009年至2011年，解达宏开始笼络非法高利放贷人员熊某等人，在民间实施高利放贷业务。2013年初，解达宏继续扩大高利放贷业务，成立荆门市保成投资公司继续用于高利放贷，并网罗前科劣迹人员、闲散人员加入催收逼债队伍。同年，解达宏还大肆开设赌场，聚集财富，为该组织的壮大提供经济支撑。解达宏安排组织成员在赌场发牌、看场望风，赌场每天至少有二十人参赌，最低下注100元，最高下注数千元不等，每场抽头渔利约4万元，两个赌场仅三天即可渔利28万元。
为谋取更大经济利益，壮大组织势力，2014年11月，解达宏有意拉拢痞霸人员黄某，将黄某及其手下小弟收入麾下，利用强占的位于泉口路某投资公司作为第二个高利放贷公司。
帮规森严 组织紧密等级分明
解达宏是两家高利放贷公司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内声望很高，“道上”都奉称一句“解局长”。两个马仔熊某和黄某接受解达宏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作用突出，是解达宏的左膀右臂，组织内还有20余名小弟随时候命。
“对老大要尊重，大家都要听命于老大，成员之间要称呼有别，不要吸毒，不要随意惹事，出事后报告老大出面协调，跟脚拘禁要讲究方法”。解达宏犯罪组织不但结构稳定、层次分明、骨干成员固定、人数众多，而且还有“森严”的纪律和规矩。
为了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解达宏鼓励组织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允许组织成员个人非法高利放贷获利，还为组织成员发放工资、奖金、举办年会，提供专门作案经费，购买砍刀、钢管、弯镰、甩棍等作案工具，让组织成员死心塌地追随。2015年，解达宏安排小弟李某等人对借贷人高某逼账，收回高利贷后，解达宏夸奖李某办事漂亮并奖励李某10万元作为好处费。
非法敛财 恶行累累触目惊心
解达宏黑恶组织通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非法入侵他人住宅、故意伤害、诈骗、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虚假诉讼等宗宗罪行，据掇刀公安分局办案民警介绍，该案案件卷宗全部摞起来足有5米之高，解达宏团伙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回忆起2015年的遭遇，肖某、付某、官某三人至今还心有余悸。因资金紧缺，找到解达宏及组织成员借款未还，2015年9月11日凌晨，解达宏组织成员吴某安排几名小弟，以肖某、付某、官某偷其强占所得某农庄鱼池养的鱼为由，将三人带至农庄房间，强迫三人脱去衣服、下跪，并用皮带抽打，用冷水冲，用啤酒瓶砸头等方式殴打伤害被害人。三名被害人不仅被打得遍体鳞伤，家属还受到威胁，要求每人赔偿2万元经济损失。因家属无法接受，向公安机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将三名被害人解救。
“不见兔子不撒鹰”，是解达宏放高利贷的风格。借款人如果没有抵押物或者有经济实力的担保人，解达宏绝不放款。解达宏还肆意认定违约“虚增债务”，高息转本，让借贷人欠债的“窟窿”越来越大，如借贷人不能正常还款，解达宏组织便以暴力或“软暴力”索要非法债务，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
原本地知名建筑企业董事长胡某，现年69岁，其生意伙伴蒋某因工程资金周转找胡某借钱，想着蒋某的工程做成后就可以还钱给他，胡某便找解达宏借款帮蒋某解围，2013年7月至2014年初，胡某分6次找解达宏借款1350万元。期间，胡某先后还款200余万本金和600余万利息给解达宏。2013年10月，胡某因没能准时还钱，解达宏便要求胡某去他办公室。在解达宏办公室内，其手下高某不停的威胁、催逼胡某打电话筹钱还款，不准其吃饭，直到筹到钱后才让其离开。2014年初，胡某实在没钱继续偿还借款，解达宏逼着胡某重新写了一张1000多万的欠条和一份承诺书，内容即胡某承诺如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将钱还清的话，就把名下的某酒店抵押给解达宏。后胡某的儿子得知此事后，先后筹借2600万元还给解达宏，才彻底将胡某的账还清。因债台高筑，公司资金链断裂，胡某苦心精营14年的企业就此倒闭，曾经被威逼筹钱的还款经历，让已过花甲之年的胡某至今都吓得整夜睡不着觉。
2014年12月，某企业老板李某无力偿还解达宏借款400万元，向解达宏求情延后还款，解达宏便安排手下王某庆找到李某的担保人，将写有“担保借钱不还”等字样横幅拉到担保人工作的企业大门，并威肋、恐吓担保人，因迫于压力，担保人替李某支付高息及偿还本金共计420万元。
恶有恶报 嚣张一时灰飞烟灭
朗朗乾坤，岂容黑恶称霸！此案引起荆门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为把解达宏黑恶组织团伙犯罪事实查清查透，果断将案件上提一级，以市局为主并从掇刀分局抽调80余名侦查骨干组成强有力“1.19”专案组开展“大兵团”作战。
省扫黑办将解达宏涉黑案件挂牌督办，省市领导多次进行调度，科学规划，挂图作战。由于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专案组克服家庭、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实行“白加黑”“5+2”工作模式，异地作战，攻坚克难，不停地收集、固定证据，召开多次碰头会，研究案情，不断调整完善工作策略。尤其在疫情期间，专案民警克服疫情困难，常住看守所内开展审讯，为案件顺利侦办打下坚实基础。
为确保每起案件都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专案民警广泛发动群众踊跃提供案件线索。专案组民警上下拧成一股绳，以破斧沉舟的勇气与决心，连续奋战7个月，走访群众上万人次，制作笔录118卷……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0年3月19日，在荆门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掇刀公安分局集结70余名警力，对解达宏、熊某、黄某涉黑组织实施统一抓捕。在接下来一个多月抓捕工作中，组织成员悉数落网。2020年10月19日，31名涉黑组织成员被成功移送起诉。全案共起诉案事件49起，非法高利放贷事件35起，移送起诉卷宗达118卷。扣押、冻结涉案资金3800余万元；查封涉案房产129套，价值5700万元；扣押涉案汽车11辆。
“蛀虫”铲除 企业秩序恢复生机
“以前企业根本没法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年会和业务交流会等都被迫中断，时不时就有一帮人拉着横幅来堵门闹事，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名誉和业务”。“自从解达宏团伙被抓后，一切都变正常了，工作环境也稳定了，各项业务也都能正常开展，公司终于恢复了往日的面貌”。某企业老板因为为一个朋友担保向解达宏借贷，从此惹上了无尽的麻烦，就在解达宏涉黑组织被警方查获前，还在对该企业骚扰。
2020年3月至10月，历时半年多，专案组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达宏涉黑团伙违法犯罪事实，走访调查了遭遇侵害的荆门城区近30家民营企业，企业主感受到警方扫黑除恶的决心，更是看到了希望，他们积极向警方检举揭发解达宏犯罪团伙的违法犯罪事实，有人感慨地对办案民警说，“抓的好！解达宏一日不抓，不知还会为害多少民营企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荆门公安立足职能，坚持把开展专项斗争与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发展企业相结合，以打击涉企违法犯罪、整治企业周边环境为着力点，采取有效措施，惩处一批藏于幕后的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及“保护伞”，清除一批破坏企业营商环境的“蛀虫”，有效巩固“安全、有序、公正”的营商环境。
来源：荆门公安通讯员： 韩红芝 刘柳 董佩佩
2021年7月1日，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尘埃落定，横行荆城一时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局长”团伙伏法获刑，闻者称快！
今年3月26日，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对解达宏等31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诈骗罪、虚假诉讼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被告人解达宏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对被告人熊某、黄某等其他30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解达宏绰号“解局长”，曾是荆门“风云人物”，提起“解局长”，很多人都会谈“解”色变。2020年3月19日，经过一年多的缜密侦查，掇刀警方重拳出击，一举摧毁蛰伏多年、作恶多端的以解达宏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
放贷“发家” 地下非法滋生黑恶
时间回溯到1997年，25岁的解达宏进入东宝区象山菜市场担任协管员。期间，解达宏因琐事先后当众殴打领导干部，多次滋扰、威胁部门领导，慢慢地形成人人畏惧的恶名。此后，解达宏欺压市场内商贩，谋取大量非法利益。
钱“躺”在银行终究是死的，怎么才能让钱生钱？2009年至2011年，解达宏开始笼络非法高利放贷人员熊某等人，在民间实施高利放贷业务。2013年初，解达宏继续扩大高利放贷业务，成立荆门市保成投资公司继续用于高利放贷，并网罗前科劣迹人员、闲散人员加入催收逼债队伍。同年，解达宏还大肆开设赌场，聚集财富，为该组织的壮大提供经济支撑。解达宏安排组织成员在赌场发牌、看场望风，赌场每天至少有二十人参赌，最低下注100元，最高下注数千元不等，每场抽头渔利约4万元，两个赌场仅三天即可渔利28万元。
为谋取更大经济利益，壮大组织势力，2014年11月，解达宏有意拉拢痞霸人员黄某，将黄某及其手下小弟收入麾下，利用强占的位于泉口路某投资公司作为第二个高利放贷公司。
帮规森严 组织紧密等级分明
解达宏是两家高利放贷公司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内声望很高，“道上”都奉称一句“解局长”。两个马仔熊某和黄某接受解达宏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作用突出，是解达宏的左膀右臂，组织内还有20余名小弟随时候命。
“对老大要尊重，大家都要听命于老大，成员之间要称呼有别，不要吸毒，不要随意惹事，出事后报告老大出面协调，跟脚拘禁要讲究方法”。解达宏犯罪组织不但结构稳定、层次分明、骨干成员固定、人数众多，而且还有“森严”的纪律和规矩。
为了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解达宏鼓励组织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允许组织成员个人非法高利放贷获利，还为组织成员发放工资、奖金、举办年会，提供专门作案经费，购买砍刀、钢管、弯镰、甩棍等作案工具，让组织成员死心塌地追随。2015年，解达宏安排小弟李某等人对借贷人高某逼账，收回高利贷后，解达宏夸奖李某办事漂亮并奖励李某10万元作为好处费。
非法敛财 恶行累累触目惊心
解达宏黑恶组织通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非法入侵他人住宅、故意伤害、诈骗、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虚假诉讼等宗宗罪行，据掇刀公安分局办案民警介绍，该案案件卷宗全部摞起来足有5米之高，解达宏团伙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回忆起2015年的遭遇，肖某、付某、官某三人至今还心有余悸。因资金紧缺，找到解达宏及组织成员借款未还，2015年9月11日凌晨，解达宏组织成员吴某安排几名小弟，以肖某、付某、官某偷其强占所得某农庄鱼池养的鱼为由，将三人带至农庄房间，强迫三人脱去衣服、下跪，并用皮带抽打，用冷水冲，用啤酒瓶砸头等方式殴打伤害被害人。三名被害人不仅被打得遍体鳞伤，家属还受到威胁，要求每人赔偿2万元经济损失。因家属无法接受，向公安机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将三名被害人解救。
“不见兔子不撒鹰”，是解达宏放高利贷的风格。借款人如果没有抵押物或者有经济实力的担保人，解达宏绝不放款。解达宏还肆意认定违约“虚增债务”，高息转本，让借贷人欠债的“窟窿”越来越大，如借贷人不能正常还款，解达宏组织便以暴力或“软暴力”索要非法债务，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
原本地知名建筑企业董事长胡某，现年69岁，其生意伙伴蒋某因工程资金周转找胡某借钱，想着蒋某的工程做成后就可以还钱给他，胡某便找解达宏借款帮蒋某解围，2013年7月至2014年初，胡某分6次找解达宏借款1350万元。期间，胡某先后还款200余万本金和600余万利息给解达宏。2013年10月，胡某因没能准时还钱，解达宏便要求胡某去他办公室。在解达宏办公室内，其手下高某不停的威胁、催逼胡某打电话筹钱还款，不准其吃饭，直到筹到钱后才让其离开。2014年初，胡某实在没钱继续偿还借款，解达宏逼着胡某重新写了一张1000多万的欠条和一份承诺书，内容即胡某承诺如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将钱还清的话，就把名下的某酒店抵押给解达宏。后胡某的儿子得知此事后，先后筹借2600万元还给解达宏，才彻底将胡某的账还清。因债台高筑，公司资金链断裂，胡某苦心精营14年的企业就此倒闭，曾经被威逼筹钱的还款经历，让已过花甲之年的胡某至今都吓得整夜睡不着觉。
2014年12月，某企业老板李某无力偿还解达宏借款400万元，向解达宏求情延后还款，解达宏便安排手下王某庆找到李某的担保人，将写有“担保借钱不还”等字样横幅拉到担保人工作的企业大门，并威肋、恐吓担保人，因迫于压力，担保人替李某支付高息及偿还本金共计420万元。
恶有恶报 嚣张一时灰飞烟灭
朗朗乾坤，岂容黑恶称霸！此案引起荆门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为把解达宏黑恶组织团伙犯罪事实查清查透，果断将案件上提一级，以市局为主并从掇刀分局抽调80余名侦查骨干组成强有力“1.19”专案组开展“大兵团”作战。
省扫黑办将解达宏涉黑案件挂牌督办，省市领导多次进行调度，科学规划，挂图作战。由于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专案组克服家庭、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实行“白加黑”“5+2”工作模式，异地作战，攻坚克难，不停地收集、固定证据，召开多次碰头会，研究案情，不断调整完善工作策略。尤其在疫情期间，专案民警克服疫情困难，常住看守所内开展审讯，为案件顺利侦办打下坚实基础。
为确保每起案件都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专案民警广泛发动群众踊跃提供案件线索。专案组民警上下拧成一股绳，以破斧沉舟的勇气与决心，连续奋战7个月，走访群众上万人次，制作笔录118卷……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0年3月19日，在荆门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掇刀公安分局集结70余名警力，对解达宏、熊某、黄某涉黑组织实施统一抓捕。在接下来一个多月抓捕工作中，组织成员悉数落网。2020年10月19日，31名涉黑组织成员被成功移送起诉。全案共起诉案事件49起，非法高利放贷事件35起，移送起诉卷宗达118卷。扣押、冻结涉案资金3800余万元；查封涉案房产129套，价值5700万元；扣押涉案汽车11辆。
“蛀虫”铲除 企业秩序恢复生机
“以前企业根本没法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年会和业务交流会等都被迫中断，时不时就有一帮人拉着横幅来堵门闹事，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名誉和业务”。“自从解达宏团伙被抓后，一切都变正常了，工作环境也稳定了，各项业务也都能正常开展，公司终于恢复了往日的面貌”。某企业老板因为为一个朋友担保向解达宏借贷，从此惹上了无尽的麻烦，就在解达宏涉黑组织被警方查获前，还在对该企业骚扰。
2020年3月至10月，历时半年多，专案组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达宏涉黑团伙违法犯罪事实，走访调查了遭遇侵害的荆门城区近30家民营企业，企业主感受到警方扫黑除恶的决心，更是看到了希望，他们积极向警方检举揭发解达宏犯罪团伙的违法犯罪事实，有人感慨地对办案民警说，“抓的好！解达宏一日不抓，不知还会为害多少民营企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荆门公安立足职能，坚持把开展专项斗争与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发展企业相结合，以打击涉企违法犯罪、整治企业周边环境为着力点，采取有效措施，惩处一批藏于幕后的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及“保护伞”，清除一批破坏企业营商环境的“蛀虫”，有效巩固“安全、有序、公正”的营商环境。
来源：荆门公安通讯员： 韩红芝 刘柳 董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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