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幼儿园课程应走向简约化
当代学前教育 当代学前教育 今天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幼儿园课程论》《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等教材。
近20年来，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是有成绩的，因为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课程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推进改革，否则会使改革走向歧途。
幼儿园课程改革有点像“摸着石子过河”，所以不能因为在过河时出了一些差错就横加批评和指责。但是，在“摸着石子过河”时，人们希望河水清澈一点，这样受挫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而今，“河水”似乎不是很“清澈”，甚至让人感到有点“摸不透”。
不是吗？新名词、新概念和新理念太多了，这些“好看不好用”的东西把幼儿园教师弄得“晕头转向”。不少幼儿园教师埋怨，为什么幼儿园课程变得如此复杂?
1
网络时代的呼唤
幼儿园课程的编制是学前教育中最繁难、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事情，诚如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所言，“我越研究，越发现早期教育理论来源的复杂性”。
然而，幼儿园课程本身的复杂和繁难，并不意味着每个幼儿园教师都必须以复杂和理想的方式去对待课程的编制和实施。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人们遇到复杂的事物时，理智的办法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也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将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复杂化，而是将此过程简单化。
当今，已经是网络时代了，信息复杂繁多，使人目不暇接，难以应付。以复杂对复杂，不会是成功的办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想起了与皮亚杰同时代的一位哲人，他的名字叫葛雷戈里·贝特森，他要求用日趋简化的观念表征日趋复杂的现实。
在信息时代，人们已经无暇慢条斯理地琢磨道理，而简化的观念表征则能让人们最为有效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完全可以潜心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尽管有些研究与教育实践关联不多，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研究没有价值，也不等于他们的研究一定可以在教育实践中运用，更不说明他们的研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教育实践有理论研究和思考作为基础固然很好，但并不是必须遵循理论研究和思考。
曾任美国教育界多种要职的历史学家艾伦·拉芪曼曾经说过：
美国教育研究的一百多年历史是一段捕风捉影的历史，大多数教育领域的研究对教育实践并没有帮助，没有从教师、学生、学校、家长和社区的发展需要出发。针对教育生活的过程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参与教育的人和发挥教育的社会福利功能。
拉芪曼的言论虽有过激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们的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鸿沟。
如果一种幼儿园课程从理论到实践都被复杂化了，甚至复杂到很少有人能听懂，那么不管这种课程的理念有多么先进，课程的设计有多么完美，其本身就已经失去生命力了，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2
“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少学前教育专业以外的人士难以理解的是：与其他各级各类课程相比，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本不该是最复杂的，而今为何变得如此繁难，而且还弄出那么多名堂。
尽管幼儿园课程是繁难的，但是仍然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语阐述清楚。
幼儿园课程所要达成的目的，无非是：
“既要顺应幼儿的发展，又要将幼儿的发展纳入社会所需求的轨道”；
幼儿园课程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
“让幼儿开心地玩，让教师有效地教”。
在没有学业指标，没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运行理当不会让教师陷入“云里雾里”。
在处理问题时，一旦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幼儿园课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可说不可做”“可看不可用”的东西。
例如，因为倡导学前教育要满足幼儿的需要，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什么是幼儿的需要，并被要求去设计课程和活动满足幼儿的需要。
这种想法本身并不错，但这样做其实是行不通的。殊不知，幼儿的需要是内在的，是动态的，是个别化的，一个教师面对数十个幼儿，根本不可能去把握每个幼儿的需要。
退一步讲，即使教师能把握，也根本不可能发展出正好适合幼儿的课程和活动。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教师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尽情地游戏，那么幼儿园课程就已经能满足幼儿的需要了。
又如，因为倡导活动区活动，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如何使区域活动的材料有层次性，研究如何安排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与不同层次的材料进行“匹配式”的互动。研究教师如何布置墙饰以配合区域活动等等。
这样做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殊不知，活动区活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幼儿的自主、自选和主动探索，而不在于教师将自己预设的计划强加于幼儿。教师即使再有经验，花费再多的时间，也难以使自己设计的活动区域发挥原本应有的价值。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投放多功能的材料，特别是较为原始的材料，那么幼儿园活动区活动反而会更有价值。
再如，因为强调活动过程，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设计与幼儿自身经验相符合的教育活动，即以幼儿的心理逻辑选择和组织活动内容。但同时又要求教师不可削弱知识和技能，即也要顾及学科逻辑。
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例如，处理好教师预设与儿童生成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殊不知，课程内容的儿童心理逻辑取向的真正达成，常常是以失却部分甚或全部学科逻辑取向为代价的。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明确整个课程的价值取向，并以与之一致的方式权衡和协调儿童心理逻辑取向与学科逻辑取向之间的关系，懂得有所得必有所失，就不会刻意去求全了。
如此这般“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例子还有许多，难怪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会那么忙，那么累；难怪不少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会那么低。
3
简单的道理不可丢失
即使是浪漫主义的学前教育，也不会完全否定教师的教学。有幼儿教育机构，就会有教师的教学，就会有教师的给予。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那么在幼儿园课程中，教师教学的问题就会简单到“给予幼儿什么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
自古到今，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主要就是哲学的思考，人们对这类问题的认同很少离开真、善、美三个字。不同的文化对真、善、美有不同的取向，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取向。
例如：“竞争”在有的文化中被认为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在教育中是值得倡导的；而在有的文化中却被认为是“邪恶的”，是“可憎的”，在教育中是要排斥的。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我们必须思考文化价值的问题，特别要思考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稳定性，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和关系代代相传。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选择更多经典的、经过“干锤百炼”的东西作为材料，而不是去采用那些信手拈来的东西。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动态性，往往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与时俱进，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例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年代里，幼儿园课程也应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和谐与共处等。
而今，幼儿园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污染”了，由于过分强调对幼儿兴趣的追随，不少假、恶、丑的东两充斥在课程中。
要从小对幼儿进行真、善、美的熏陶，如此简单的道理，却被有些人遗忘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4
“易操作”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
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比制造一架传统的照相机要困难得多。要基于高科技的研究，要在照相机内安置单片机（电脑晶片）进行调控，但是这种照相机给操作者带来了效率和方便。
当代电脑软件的功能越来越复杂和专业化。但在操作上越来越趋向简单化。“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发明和制造，并非为了让使用者成为只会操作硬件的傻瓜，恰恰相反，为的是让使用者更为理想地达成他们的工作目标。
“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幼儿园课程编制的复杂性不会低于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或设计一个电脑软件，它需要课程专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
幼儿园教师实施课程就如同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运用电脑软件处理文件，而不是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要求幼儿园教师去编制幼儿园课程，就好比要求非专业人员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结果反而将拍照片或用电脑的任务给遗忘了，这样，既制造不出照相机或电脑软件，也拍不好照片或处理不好文件。
其实，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者运用电脑软件处理事务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工作。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会选择“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进行操作，为的是提高效率。为的是将其创造性和精力运用于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也许，生活在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傻瓜”照相机和电脑软件本身，因为这并不是教师应该做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做的。同样，生活在数码时代的幼儿园教师必须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情景和干变万化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内涵复杂、操作简易的幼儿园课程就显得特别重要。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在表述上清晰明了，在操作上易于上手，这样做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去研究特定背景下的教育、教学问题，将其创造性和精力集中运用于他们在教育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以简单对复杂，这样的课程反而更富有弹性，更能“以不变应万变”。
尽管编制幼儿园课程是一件十分复杂和繁难的事情，但是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能使幼儿园教师在操作中觉得十分简单和有效。应该说，幼儿园课程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课程的价值所在。
当代学前教育 当代学前教育 今天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幼儿园课程论》《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等教材。
近20年来，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是有成绩的，因为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课程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推进改革，否则会使改革走向歧途。
幼儿园课程改革有点像“摸着石子过河”，所以不能因为在过河时出了一些差错就横加批评和指责。但是，在“摸着石子过河”时，人们希望河水清澈一点，这样受挫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而今，“河水”似乎不是很“清澈”，甚至让人感到有点“摸不透”。
不是吗？新名词、新概念和新理念太多了，这些“好看不好用”的东西把幼儿园教师弄得“晕头转向”。不少幼儿园教师埋怨，为什么幼儿园课程变得如此复杂?
1
网络时代的呼唤
幼儿园课程的编制是学前教育中最繁难、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事情，诚如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所言，“我越研究，越发现早期教育理论来源的复杂性”。
然而，幼儿园课程本身的复杂和繁难，并不意味着每个幼儿园教师都必须以复杂和理想的方式去对待课程的编制和实施。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人们遇到复杂的事物时，理智的办法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也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将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复杂化，而是将此过程简单化。
当今，已经是网络时代了，信息复杂繁多，使人目不暇接，难以应付。以复杂对复杂，不会是成功的办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想起了与皮亚杰同时代的一位哲人，他的名字叫葛雷戈里·贝特森，他要求用日趋简化的观念表征日趋复杂的现实。
在信息时代，人们已经无暇慢条斯理地琢磨道理，而简化的观念表征则能让人们最为有效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完全可以潜心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尽管有些研究与教育实践关联不多，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研究没有价值，也不等于他们的研究一定可以在教育实践中运用，更不说明他们的研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教育实践有理论研究和思考作为基础固然很好，但并不是必须遵循理论研究和思考。
曾任美国教育界多种要职的历史学家艾伦·拉芪曼曾经说过：
美国教育研究的一百多年历史是一段捕风捉影的历史，大多数教育领域的研究对教育实践并没有帮助，没有从教师、学生、学校、家长和社区的发展需要出发。针对教育生活的过程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参与教育的人和发挥教育的社会福利功能。
拉芪曼的言论虽有过激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们的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鸿沟。
如果一种幼儿园课程从理论到实践都被复杂化了，甚至复杂到很少有人能听懂，那么不管这种课程的理念有多么先进，课程的设计有多么完美，其本身就已经失去生命力了，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2
“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少学前教育专业以外的人士难以理解的是：与其他各级各类课程相比，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本不该是最复杂的，而今为何变得如此繁难，而且还弄出那么多名堂。
尽管幼儿园课程是繁难的，但是仍然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语阐述清楚。
幼儿园课程所要达成的目的，无非是：
“既要顺应幼儿的发展，又要将幼儿的发展纳入社会所需求的轨道”；
幼儿园课程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
“让幼儿开心地玩，让教师有效地教”。
在没有学业指标，没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运行理当不会让教师陷入“云里雾里”。
在处理问题时，一旦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幼儿园课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可说不可做”“可看不可用”的东西。
例如，因为倡导学前教育要满足幼儿的需要，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什么是幼儿的需要，并被要求去设计课程和活动满足幼儿的需要。
这种想法本身并不错，但这样做其实是行不通的。殊不知，幼儿的需要是内在的，是动态的，是个别化的，一个教师面对数十个幼儿，根本不可能去把握每个幼儿的需要。
退一步讲，即使教师能把握，也根本不可能发展出正好适合幼儿的课程和活动。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教师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尽情地游戏，那么幼儿园课程就已经能满足幼儿的需要了。
又如，因为倡导活动区活动，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如何使区域活动的材料有层次性，研究如何安排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与不同层次的材料进行“匹配式”的互动。研究教师如何布置墙饰以配合区域活动等等。
这样做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殊不知，活动区活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幼儿的自主、自选和主动探索，而不在于教师将自己预设的计划强加于幼儿。教师即使再有经验，花费再多的时间，也难以使自己设计的活动区域发挥原本应有的价值。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投放多功能的材料，特别是较为原始的材料，那么幼儿园活动区活动反而会更有价值。
再如，因为强调活动过程，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设计与幼儿自身经验相符合的教育活动，即以幼儿的心理逻辑选择和组织活动内容。但同时又要求教师不可削弱知识和技能，即也要顾及学科逻辑。
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例如，处理好教师预设与儿童生成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殊不知，课程内容的儿童心理逻辑取向的真正达成，常常是以失却部分甚或全部学科逻辑取向为代价的。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明确整个课程的价值取向，并以与之一致的方式权衡和协调儿童心理逻辑取向与学科逻辑取向之间的关系，懂得有所得必有所失，就不会刻意去求全了。
如此这般“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例子还有许多，难怪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会那么忙，那么累；难怪不少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会那么低。
3
简单的道理不可丢失
即使是浪漫主义的学前教育，也不会完全否定教师的教学。有幼儿教育机构，就会有教师的教学，就会有教师的给予。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那么在幼儿园课程中，教师教学的问题就会简单到“给予幼儿什么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
自古到今，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主要就是哲学的思考，人们对这类问题的认同很少离开真、善、美三个字。不同的文化对真、善、美有不同的取向，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取向。
例如：“竞争”在有的文化中被认为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在教育中是值得倡导的；而在有的文化中却被认为是“邪恶的”，是“可憎的”，在教育中是要排斥的。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我们必须思考文化价值的问题，特别要思考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稳定性，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和关系代代相传。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选择更多经典的、经过“干锤百炼”的东西作为材料，而不是去采用那些信手拈来的东西。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动态性，往往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与时俱进，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例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年代里，幼儿园课程也应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和谐与共处等。
而今，幼儿园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污染”了，由于过分强调对幼儿兴趣的追随，不少假、恶、丑的东两充斥在课程中。
要从小对幼儿进行真、善、美的熏陶，如此简单的道理，却被有些人遗忘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4
“易操作”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
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比制造一架传统的照相机要困难得多。要基于高科技的研究，要在照相机内安置单片机（电脑晶片）进行调控，但是这种照相机给操作者带来了效率和方便。
当代电脑软件的功能越来越复杂和专业化。但在操作上越来越趋向简单化。“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发明和制造，并非为了让使用者成为只会操作硬件的傻瓜，恰恰相反，为的是让使用者更为理想地达成他们的工作目标。
“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幼儿园课程编制的复杂性不会低于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或设计一个电脑软件，它需要课程专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
幼儿园教师实施课程就如同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运用电脑软件处理文件，而不是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要求幼儿园教师去编制幼儿园课程，就好比要求非专业人员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结果反而将拍照片或用电脑的任务给遗忘了，这样，既制造不出照相机或电脑软件，也拍不好照片或处理不好文件。
其实，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者运用电脑软件处理事务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工作。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会选择“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进行操作，为的是提高效率。为的是将其创造性和精力运用于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也许，生活在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傻瓜”照相机和电脑软件本身，因为这并不是教师应该做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做的。同样，生活在数码时代的幼儿园教师必须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情景和干变万化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内涵复杂、操作简易的幼儿园课程就显得特别重要。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在表述上清晰明了，在操作上易于上手，这样做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去研究特定背景下的教育、教学问题，将其创造性和精力集中运用于他们在教育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以简单对复杂，这样的课程反而更富有弹性，更能“以不变应万变”。
尽管编制幼儿园课程是一件十分复杂和繁难的事情，但是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能使幼儿园教师在操作中觉得十分简单和有效。应该说，幼儿园课程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课程的价值所在。
#三联美食# 新疆人到底有多爱吃馕？
文｜孙珍珍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馕的呢？
据考证，“馕”字源于波斯语。维吾尔族原先把馕叫做“艾买克”，直到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改叫馕。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一个直径为19.5厘米的馕，出土时碎成了12块。同一年，又发现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直径只有3.9厘米的馕。
在新疆，考古人员经常随手就能挖出一个千年前的馕，极为干燥的气候条件使得它保存得比较完好，仿佛上一秒还在馕坑中炙烤。
新疆人到底有多能吃馕？新疆日报报道中，曾提到过一组数据：全疆日产馕550吨。按照新疆特色小吃标准，一个馕重200克，550吨馕就是275万个馕。这些馕烤制于全疆1.6万个馕坑，平均每个馕坑每天要烤制出172个馕。也就是说，新疆人一天可以吃掉将近三百万个馕。
我生活的庄子里，大部分哈萨克群众家中都有个馕坑。若串门碰见主人在打馕，那醇香的味道啊，让我整个人都蠢蠢欲动，挪不开脚步，只想脱鞋上炕吃馕。
馕在燃烧着炭火的馕坑里烤着，散发着浓郁的热气，被主人用铁钩取出时，上面洒满的白芝麻像珍珠般滚落到毛巾上。刚打好的馕，松软蓬松，似乎将天上的云朵都揉进了面里，甜口的抹上主人自制的果酱，咸口的裹上西域辣椒酱，或者叫一碗炒米粉，把馕掰开丢进去，满嘴留香，一看就是新疆人的吃法。
去哈萨克人家中做客，馕总是掰开的，堆放在铺开的达斯塔尔汗（餐巾）中。我曾好奇为何馕总是一块一块的，后来亲戚告诉我，在家家户户生活还很拮据的年代，像馕这样美味而工序繁复的食物，不能独享，必须掰开来吃。这就好像哈萨克族男孩长大后第一次靠自己的猎术打回的猎物，要送给朋友或者亲人，不能独自享用。吃着馕，喝着奶茶，简单的食物就治愈了我们的心。
为了让馕走出新疆，走向世界，它的口味和大小也在不断创新。最大的馕叫“艾曼克”馕，日常和聚会都少不了；最小的馕称作“托喀西”馕，一个人吃也毫无负担。除了大小各异，馕的口味也多到眼花缭乱：甜馕、油馕、肉馕、芝麻馕、玫瑰馕等等，一应俱全。
此外，还有因加入其中的材料和制作过程不同而各具风味的馕，譬如奶子馕、辣椒馕、巴旦木馕、酥皮馕、葡萄干馕、薄荷馕、坚果馕等等。在这之中，我最喜欢的当属辣椒丝馕。将辣椒炸熟，做成辣椒酱，涂在馕上，甜丝丝、辣茸茸又香味绵长的辣椒配上刚出炉的馕，攒劲极了。
虽然做馕的方法和做饼并无多大差别，都是揉面团、揪剂子、盖被子、擀馕胚、戳花儿、蘸料、烤馕，但是在新疆人的心里，馕就是馕，饼就是饼，它们并不一样。馕不仅是食物，还是历史，是文化符号。
馕的出现，与新疆的气候环境和地理特征有关。新疆地域辽阔，大部分人都过着游牧生活，牧民在野外放牧时，吃饭是个大问题。于是在牧民临走前，家人会烤好馕，让远行的牧民带在身边。一路上没有其他食物的时候就将已经风干的馕放进河水，经过河水短暂的浸泡，馕就变得松软好入口。
据记载，张骞凿通西域后，馕成为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美物，从西域流传到中原，也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喜爱。
我曾采访过一位新疆“非遗传承人”——阿布拉·依布拉音。他刚做出来的乐器在村子里卖不出去时，为了拓宽销售渠道，阿布拉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装上各种品类的乐器，只身一人开车出去闯荡。和他一起同行的还有临行前妻子打好的馕。和他的祖先一样，他们出门闯世界时，总是带着馕。
花样繁多的馕和任意美食搭配也不违和，馕配烤肉，瘦肉热烈浓香，肥肉肥而不腻，让人不能从容；馕包大盘鸡，鸡肉热气腾腾，土豆绵软温柔，吃一口浸在汤里的馕，酥软香浓的风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炸馕最简单，把馕切成小块，放入热油锅炸成两面金黄。炸出来的馕口感酥脆，别有一番风味。
除此之外，还有炒馕。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放凉的馕可能又干又硬。但是将馕炒过后，劲道紧实的馕，配上香郁浓稠的酱汁，大咬一口，原始馕饼的嚼劲和浸满了汤汁的边缘交融在一起，余味可绕梁三日。人们吃火锅的时候也不忘随手买个馕，你吃馕边边，我吃馕心心，一起泡在咕嘟咕嘟冒泡的鸳鸯锅里，吃完就是扛把子。
馕在新疆可谓万金油，再硬的馕只要一泡就立马松活了。大部分牧民的家里，几乎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馕。有些馕是昨天的，有些馕是三天前的，吃一口馕喝，一碗奶茶，还有什么忧愁的事过不去呢？馕，简单至极，它几乎百年都未曾在新疆人的生活里改变过。闲暇时间来个馕泡奶茶，我常常就着馕一口气连喝三杯奶茶，舒坦。
炎热的夏天，连西瓜也逃不掉馕的羁绊。在新疆，我们买西瓜都是成麻袋往家里拉，拉回去堆在床底下，安安心心地吃一个夏天。每每切瓜的时候，家母会急不可待地说：“瓜都切开了你还等什么呢？还不赶紧到烤馕铺子排队！”
关于馕这种新疆特色食物，作家沈苇曾在《新疆词典》中如此谈到：“一只新出炉的馕滚烫而完美，是麦面与火的结合，大地与阳光的飘香，它使我们懂得感恩，领会朴素与简单的要义，生命原本就不需要那些无意义的缀饰和奢华。”或许，这就是馕这种古老的食物教给我们的生活哲学。
文｜孙珍珍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馕的呢？
据考证，“馕”字源于波斯语。维吾尔族原先把馕叫做“艾买克”，直到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改叫馕。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一个直径为19.5厘米的馕，出土时碎成了12块。同一年，又发现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直径只有3.9厘米的馕。
在新疆，考古人员经常随手就能挖出一个千年前的馕，极为干燥的气候条件使得它保存得比较完好，仿佛上一秒还在馕坑中炙烤。
新疆人到底有多能吃馕？新疆日报报道中，曾提到过一组数据：全疆日产馕550吨。按照新疆特色小吃标准，一个馕重200克，550吨馕就是275万个馕。这些馕烤制于全疆1.6万个馕坑，平均每个馕坑每天要烤制出172个馕。也就是说，新疆人一天可以吃掉将近三百万个馕。
我生活的庄子里，大部分哈萨克群众家中都有个馕坑。若串门碰见主人在打馕，那醇香的味道啊，让我整个人都蠢蠢欲动，挪不开脚步，只想脱鞋上炕吃馕。
馕在燃烧着炭火的馕坑里烤着，散发着浓郁的热气，被主人用铁钩取出时，上面洒满的白芝麻像珍珠般滚落到毛巾上。刚打好的馕，松软蓬松，似乎将天上的云朵都揉进了面里，甜口的抹上主人自制的果酱，咸口的裹上西域辣椒酱，或者叫一碗炒米粉，把馕掰开丢进去，满嘴留香，一看就是新疆人的吃法。
去哈萨克人家中做客，馕总是掰开的，堆放在铺开的达斯塔尔汗（餐巾）中。我曾好奇为何馕总是一块一块的，后来亲戚告诉我，在家家户户生活还很拮据的年代，像馕这样美味而工序繁复的食物，不能独享，必须掰开来吃。这就好像哈萨克族男孩长大后第一次靠自己的猎术打回的猎物，要送给朋友或者亲人，不能独自享用。吃着馕，喝着奶茶，简单的食物就治愈了我们的心。
为了让馕走出新疆，走向世界，它的口味和大小也在不断创新。最大的馕叫“艾曼克”馕，日常和聚会都少不了；最小的馕称作“托喀西”馕，一个人吃也毫无负担。除了大小各异，馕的口味也多到眼花缭乱：甜馕、油馕、肉馕、芝麻馕、玫瑰馕等等，一应俱全。
此外，还有因加入其中的材料和制作过程不同而各具风味的馕，譬如奶子馕、辣椒馕、巴旦木馕、酥皮馕、葡萄干馕、薄荷馕、坚果馕等等。在这之中，我最喜欢的当属辣椒丝馕。将辣椒炸熟，做成辣椒酱，涂在馕上，甜丝丝、辣茸茸又香味绵长的辣椒配上刚出炉的馕，攒劲极了。
虽然做馕的方法和做饼并无多大差别，都是揉面团、揪剂子、盖被子、擀馕胚、戳花儿、蘸料、烤馕，但是在新疆人的心里，馕就是馕，饼就是饼，它们并不一样。馕不仅是食物，还是历史，是文化符号。
馕的出现，与新疆的气候环境和地理特征有关。新疆地域辽阔，大部分人都过着游牧生活，牧民在野外放牧时，吃饭是个大问题。于是在牧民临走前，家人会烤好馕，让远行的牧民带在身边。一路上没有其他食物的时候就将已经风干的馕放进河水，经过河水短暂的浸泡，馕就变得松软好入口。
据记载，张骞凿通西域后，馕成为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美物，从西域流传到中原，也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喜爱。
我曾采访过一位新疆“非遗传承人”——阿布拉·依布拉音。他刚做出来的乐器在村子里卖不出去时，为了拓宽销售渠道，阿布拉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装上各种品类的乐器，只身一人开车出去闯荡。和他一起同行的还有临行前妻子打好的馕。和他的祖先一样，他们出门闯世界时，总是带着馕。
花样繁多的馕和任意美食搭配也不违和，馕配烤肉，瘦肉热烈浓香，肥肉肥而不腻，让人不能从容；馕包大盘鸡，鸡肉热气腾腾，土豆绵软温柔，吃一口浸在汤里的馕，酥软香浓的风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炸馕最简单，把馕切成小块，放入热油锅炸成两面金黄。炸出来的馕口感酥脆，别有一番风味。
除此之外，还有炒馕。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放凉的馕可能又干又硬。但是将馕炒过后，劲道紧实的馕，配上香郁浓稠的酱汁，大咬一口，原始馕饼的嚼劲和浸满了汤汁的边缘交融在一起，余味可绕梁三日。人们吃火锅的时候也不忘随手买个馕，你吃馕边边，我吃馕心心，一起泡在咕嘟咕嘟冒泡的鸳鸯锅里，吃完就是扛把子。
馕在新疆可谓万金油，再硬的馕只要一泡就立马松活了。大部分牧民的家里，几乎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馕。有些馕是昨天的，有些馕是三天前的，吃一口馕喝，一碗奶茶，还有什么忧愁的事过不去呢？馕，简单至极，它几乎百年都未曾在新疆人的生活里改变过。闲暇时间来个馕泡奶茶，我常常就着馕一口气连喝三杯奶茶，舒坦。
炎热的夏天，连西瓜也逃不掉馕的羁绊。在新疆，我们买西瓜都是成麻袋往家里拉，拉回去堆在床底下，安安心心地吃一个夏天。每每切瓜的时候，家母会急不可待地说：“瓜都切开了你还等什么呢？还不赶紧到烤馕铺子排队！”
关于馕这种新疆特色食物，作家沈苇曾在《新疆词典》中如此谈到：“一只新出炉的馕滚烫而完美，是麦面与火的结合，大地与阳光的飘香，它使我们懂得感恩，领会朴素与简单的要义，生命原本就不需要那些无意义的缀饰和奢华。”或许，这就是馕这种古老的食物教给我们的生活哲学。
#味蕾生活家# #菲常哲学#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否则，是个损失。”——汪曾祺
酸、甜、苦、辣、咸，这“食”间的每一味，皆值得用心体会。而平凡人生的真谛，或许就藏在这百转千回的五味杂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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