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廷，字檗庵，号夷山老叟。生平不详。明成化三年丁亥（1467），孟春元日，著成《壬课纂义》，又名《大六壬集应钤》。
《大六壬集应钤》
序
余尝闻术家有六壬课。其精于是者，往往逆知来物，克应如神。而未知其为何说也。及随牒三晋，于吾友檗庵先生处，得宋本邵彦和《六壬口鉴》三卷。读之一过，乃知是术。由所值岁月日时支干，而求阴阳五行之旺相生克，而得失万物之吉凶悔吝。虽其取用与《易》异，而其理亦未尝或异于《易》也。理不异于《易》，而谈《易》者或鲜称之。是不深考之过耳。
先生又以六壬为书，多至一百四十二种。余所有者，二十七种。每得一课，诵阅为艰。因以《口鉴》为主，以六十日为次，以七百二十课系之。凡《口鉴》《毕法》《心镜》等书有及是课者，则条列于后。又附虚纸，以候续得而第录之。通名之曰《六壬集应钤》。其为己为人之心，可谓勤且厚矣。方今边隅多警，军旅岁用。入幕之宾诚得是书而通之，其于运筹决胜之略，裨益将无多乎。
大明弘治十五年壬戌（1502），岁在大火，月在鹑首，日在折木之津。龙台逸史序。
壬课纂义序
六壬之书，虽遍天下有之，理趣之微，卷佚之多，欲获全书，未之闻也。若徐道符、邵彦和、凌福之，三先生可谓明斯道者。余恨生之晚，无由登其门。虽有《心镜》《口鉴》《毕法》传世，其间心领神会之妙，微乎微乎。
是道肇自轩辕黄帝神授之文。非有德者，不遇不传。君子得之，上可利于国家，下可泽于生民。盖日用弗能无之，可以立身荣名，趋吉避凶，辨疑释惑。欲阴德方便，垂荫后贤者，莫甚此为最。小人慎不可假之欺妄，恣意嗜利，亦未善其后也。矧天道昭然，神明格焉。非诚敬，焉可轻谈。夫天即理，理即天。不诚则无物。何吉凶昭报之有。且是书之理，斯课之验，明如日星，惟福忠孝。否则不之验也。原其所自，不过一理而已矣。
《易》谓天一生水，壬水建禄于亥，乃乾天之位数六，属金，金生水，故名之六壬。此天向一中分造化，犹《易》象日月而名。尊乎天者，法天象地，参列三才也。用正时、干支、五行、月将、贵神、太岁、月建，以藉其阴阳流行之气，气化神，神化妙，妙化无穷之理，理见无穷之事，即天地生生化化之道，形者形，色者色，亦自然之道也。加临日辰阴阳，取用三传四课，分昼夜逆顺而行贵神，察旺相休囚以证得失，详生克制化以断其吉凶，观刑冲破害验乎成败，法五行而推类事物，明一理而贯通异同。妙在人心，贵乎权变。学者诚能留心于此，熟读玩味，以求至乎其极，则一笑谈之间，虽百年穷达、万事吉凶，诚如目击耳闻，毫发不爽。殆理趣幽邃，变化多端。非有超越才华，弗能臻乎蕴奥。
夫课有七百二十，得其名六十四，总其约为宗旨，九课而已。考之占法，分门择例，则有千绪万端，无所不该载也。大而天地山川，小而昆虫草木。惟兹九课，大概穷夫天下之理、巨细之事，不亦难乎。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或谓术数之学无取，固往往视为轻易。噫。非不知也。未之见也。是道有未可胜记者。且以《六壬金华宝鉴》一书，三百八十卷之多。又况其他者乎。课文多近性理。非精儒业者，岂能明是道、达是理耶。世有颜闵才，不亲炙者，莫能入其妙也。又岂能轻易乎。
予家世隐居业儒。以道谊得无伪子先生之传。惜未获全书。固心不能无歉然也。耕读之余，留心岁月。辨疑释惑，间历历神验。若嗜醇醪、玩美物，醉而不舍，喜而忘寐。况愚性不乐奇怪。斯课理之可尚者，固阅课书例，撮其要于日用者数事，去繁从简，舍怪存常，以便私览。庶得趋避，俾进退之间适当，则乐天知命，行法俟之，俯仰而少愧怍矣。予不敏万分之一，粗嗜糟粕，敢不愧无学，妄意拾成，名之曰《壬课纂义》。若夫精微之奥，辞理之优，以俟将来之笔，亦幸后贤而教益之美，庶全其书，则于治道枝裔之余庆有补焉。
成化三年，岁在丁亥，孟春元日。夷山老叟书。
《大六壬集应钤》
序
余尝闻术家有六壬课。其精于是者，往往逆知来物，克应如神。而未知其为何说也。及随牒三晋，于吾友檗庵先生处，得宋本邵彦和《六壬口鉴》三卷。读之一过，乃知是术。由所值岁月日时支干，而求阴阳五行之旺相生克，而得失万物之吉凶悔吝。虽其取用与《易》异，而其理亦未尝或异于《易》也。理不异于《易》，而谈《易》者或鲜称之。是不深考之过耳。
先生又以六壬为书，多至一百四十二种。余所有者，二十七种。每得一课，诵阅为艰。因以《口鉴》为主，以六十日为次，以七百二十课系之。凡《口鉴》《毕法》《心镜》等书有及是课者，则条列于后。又附虚纸，以候续得而第录之。通名之曰《六壬集应钤》。其为己为人之心，可谓勤且厚矣。方今边隅多警，军旅岁用。入幕之宾诚得是书而通之，其于运筹决胜之略，裨益将无多乎。
大明弘治十五年壬戌（1502），岁在大火，月在鹑首，日在折木之津。龙台逸史序。
壬课纂义序
六壬之书，虽遍天下有之，理趣之微，卷佚之多，欲获全书，未之闻也。若徐道符、邵彦和、凌福之，三先生可谓明斯道者。余恨生之晚，无由登其门。虽有《心镜》《口鉴》《毕法》传世，其间心领神会之妙，微乎微乎。
是道肇自轩辕黄帝神授之文。非有德者，不遇不传。君子得之，上可利于国家，下可泽于生民。盖日用弗能无之，可以立身荣名，趋吉避凶，辨疑释惑。欲阴德方便，垂荫后贤者，莫甚此为最。小人慎不可假之欺妄，恣意嗜利，亦未善其后也。矧天道昭然，神明格焉。非诚敬，焉可轻谈。夫天即理，理即天。不诚则无物。何吉凶昭报之有。且是书之理，斯课之验，明如日星，惟福忠孝。否则不之验也。原其所自，不过一理而已矣。
《易》谓天一生水，壬水建禄于亥，乃乾天之位数六，属金，金生水，故名之六壬。此天向一中分造化，犹《易》象日月而名。尊乎天者，法天象地，参列三才也。用正时、干支、五行、月将、贵神、太岁、月建，以藉其阴阳流行之气，气化神，神化妙，妙化无穷之理，理见无穷之事，即天地生生化化之道，形者形，色者色，亦自然之道也。加临日辰阴阳，取用三传四课，分昼夜逆顺而行贵神，察旺相休囚以证得失，详生克制化以断其吉凶，观刑冲破害验乎成败，法五行而推类事物，明一理而贯通异同。妙在人心，贵乎权变。学者诚能留心于此，熟读玩味，以求至乎其极，则一笑谈之间，虽百年穷达、万事吉凶，诚如目击耳闻，毫发不爽。殆理趣幽邃，变化多端。非有超越才华，弗能臻乎蕴奥。
夫课有七百二十，得其名六十四，总其约为宗旨，九课而已。考之占法，分门择例，则有千绪万端，无所不该载也。大而天地山川，小而昆虫草木。惟兹九课，大概穷夫天下之理、巨细之事，不亦难乎。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或谓术数之学无取，固往往视为轻易。噫。非不知也。未之见也。是道有未可胜记者。且以《六壬金华宝鉴》一书，三百八十卷之多。又况其他者乎。课文多近性理。非精儒业者，岂能明是道、达是理耶。世有颜闵才，不亲炙者，莫能入其妙也。又岂能轻易乎。
予家世隐居业儒。以道谊得无伪子先生之传。惜未获全书。固心不能无歉然也。耕读之余，留心岁月。辨疑释惑，间历历神验。若嗜醇醪、玩美物，醉而不舍，喜而忘寐。况愚性不乐奇怪。斯课理之可尚者，固阅课书例，撮其要于日用者数事，去繁从简，舍怪存常，以便私览。庶得趋避，俾进退之间适当，则乐天知命，行法俟之，俯仰而少愧怍矣。予不敏万分之一，粗嗜糟粕，敢不愧无学，妄意拾成，名之曰《壬课纂义》。若夫精微之奥，辞理之优，以俟将来之笔，亦幸后贤而教益之美，庶全其书，则于治道枝裔之余庆有补焉。
成化三年，岁在丁亥，孟春元日。夷山老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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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安徽古代知名茶人——江增】
徽州茶人小传：江增
江增(生卒年不详)，字兆年，号瞿生；徽州歙县槐塘人。江增是清代学者，集官、商、文人于一身；他性好山水，遍游江南，于黄山构建卧云庵居住并以庵号自誉。“足临清净地，身在画图中”的卧云庵，在黄山的炼丹青峰前，临近炼丹台；又名“轩辕晒药台”；今已不存。
江增是一位寓居扬州的徽州人，他在清代扬州文化圈中的名气完全来自他名士风流的派头；以派头出名是一个不太靠谱的创意，他能做到，则说明这种风雅还是相当吸引人的。江增首先给自己找了一个吸云餐霞的去处，在黄山建了一间卧云庵；然后准备了一套吸引人们眼球的行头，他做了一付茶担，里面放上各种茶具，称为游山具。这样的形象一登场，立刻就让茶人联想到了“茶圣”陆羽。但是，江增的装备已经不是陆羽可以比拟的；看看他的配备：扁担是柳树做的，用大漆刷上，再写上“卧云庵”的字号。两头挑的盒子各分三层。前头一层：放铜制茶酒器各一件；茶酒器旁放着两付火箸、两付小夹板，小夹板中夹着卧云庵五色笺，还有一本袖珍的诗韵、一方砚台、一块墨、两枝毛笔。前头中层：放了一个锡胎填漆黑光面盆，上面也刻写了庵名，一个浓金填漆掩雕漆茶盘，两方手巾，七把五色聚头的扇子。前头下层：放了四个铜酒插，一把瓷酒壶，一个铜火函，一个铜洋罐，一把宜兴紫砂壶，一个烟盒，一个布袋，袋中装着木炭。后头上层：放置秘色瓷盘八只。后头中层：放瓷饮食台盘三十只，斑竹筷八双，铜手炉一只，填漆黑光茶匙八把，果钗八把，锡茶壶一把，取火用的刀火石以及存放火种的竹筒。后头下层：放了一只铜火锅和四只小盘。此外，扁担上还挂着用来盛酒的葫芦，紫竹箫，斑竹烟袋和一些大大小小的蒲团。江增的这一套行头在当时的扬州城里太拉风了，只要他一到湖边，几乎画舫上的游人都知道是他来了……。
茶担，源出自“茶圣”陆羽《茶经·四之器》中的都篮(长方形竹篮)，以“悉设诸器而名之”。有了这样的都篮，陆羽外出作茶事，茶具可担而行之。茶担悠悠，或提或担；或松涧、或泉古；可谓是极其招摇、极其风光。当然，也极具表现力。文人雅士的虚荣和清高都得到了满足和张扬，这也就无怪乎许多人都极力效仿，竟以茶担来表现自己的山林之致。唐代茶僧贯休有“闲担茶器绿青障，静纳禅袍坐绿崖”之雅事。宋人梅尧臣《尝茶和公仪》诗中也有：“都篮携具向都堂，碾破云团北焙香。”然而，将茶担尽力张扬并发展到极致，蔚成茶尚风情之独特景观的，大概要算是清代的茶人江增。他的游山具别出心裁，不依旧样，后多仿效者，愈新其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了江增，并多次提到这种茶担；李斗说江增自行设计了一套出游必备的游山具，它除了吃喝以及品茶用具外，还有文房四宝，极其风雅。品茶是最为风雅的事，因茶之性情淡泊、悠闲使然也。
江增将装得满满、挂之纷纷的一个大茶具担而游之，也可谓是风头出尽。当然，他是既标榜了自己之“胜”情，也着实为山川添色几许；想来，这也是江增玩茶的一种幽逸情趣……
附录：
1、“慧可禅茶”简介：
中华第一禅茶——慧可禅茶，是严格按照中华第一禅的创立者“慧可禅师”所创制禅茶的方法，而制作出来的禅茶。
慧可禅师，荥阳市汜水镇人，中国古代著名高僧，中国禅宗第一人，中国禅茶始祖。
慧可禅茶的成品茶，全部出自慧可禅师故里——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
而慧可禅茶之“得道绿”（绿茶）和慧可禅茶之“开悟红”（红茶）的基础茶，均来自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
2、特别告知：
中国禅茶第一镇，就是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
荥阳市慧可禅茶连锁总店
地址：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成皋路185号（慧可故里）
加盟热线：13683717072 https://t.cn/R2dyRnU
徽州茶人小传：江增
江增(生卒年不详)，字兆年，号瞿生；徽州歙县槐塘人。江增是清代学者，集官、商、文人于一身；他性好山水，遍游江南，于黄山构建卧云庵居住并以庵号自誉。“足临清净地，身在画图中”的卧云庵，在黄山的炼丹青峰前，临近炼丹台；又名“轩辕晒药台”；今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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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担，源出自“茶圣”陆羽《茶经·四之器》中的都篮(长方形竹篮)，以“悉设诸器而名之”。有了这样的都篮，陆羽外出作茶事，茶具可担而行之。茶担悠悠，或提或担；或松涧、或泉古；可谓是极其招摇、极其风光。当然，也极具表现力。文人雅士的虚荣和清高都得到了满足和张扬，这也就无怪乎许多人都极力效仿，竟以茶担来表现自己的山林之致。唐代茶僧贯休有“闲担茶器绿青障，静纳禅袍坐绿崖”之雅事。宋人梅尧臣《尝茶和公仪》诗中也有：“都篮携具向都堂，碾破云团北焙香。”然而，将茶担尽力张扬并发展到极致，蔚成茶尚风情之独特景观的，大概要算是清代的茶人江增。他的游山具别出心裁，不依旧样，后多仿效者，愈新其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了江增，并多次提到这种茶担；李斗说江增自行设计了一套出游必备的游山具，它除了吃喝以及品茶用具外，还有文房四宝，极其风雅。品茶是最为风雅的事，因茶之性情淡泊、悠闲使然也。
江增将装得满满、挂之纷纷的一个大茶具担而游之，也可谓是风头出尽。当然，他是既标榜了自己之“胜”情，也着实为山川添色几许；想来，这也是江增玩茶的一种幽逸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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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慧可禅茶”简介：
中华第一禅茶——慧可禅茶，是严格按照中华第一禅的创立者“慧可禅师”所创制禅茶的方法，而制作出来的禅茶。
慧可禅师，荥阳市汜水镇人，中国古代著名高僧，中国禅宗第一人，中国禅茶始祖。
慧可禅茶的成品茶，全部出自慧可禅师故里——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
而慧可禅茶之“得道绿”（绿茶）和慧可禅茶之“开悟红”（红茶）的基础茶，均来自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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