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山】九龙九坞十三泉。
九龙，即九个石螭吻。惠山多泉水，自 古以来，人们将惠山泉水通过暗渠，引入石 螭吻，淙淙流出，俗称龙头。现仍存九个， 漪澜堂下，天下第二泉下池一个，形制古 朴。愚公谷华孝子祠鼋池内二个，浮在水 面，南吐北纳，呈双龙戏水之形。惠山寺山 门内日月池中一个，小而旧。二泉书院方池 中一个，泉水经金莲池流入。听松坊王仲山 祠内一个，此螭大而且古，系明朝王仲山 “怀先阁”内遗物。寄畅园美人石下境池内一个，流水畅通。惠山寺塘 泾浜（现名惠山浜）一个，俗呼龙头下，二泉经此流入运河。还有一个 在原白衣庵香积池中，池湮而毁。现另有一个被搁置在金粟堂旁，虽不 是九龙原物，却是明朝俞宪“独行园”中古物，1980年从城中岸桥弄移 来，是难得的文物。
十三泉，据历史文献记载，惠山泉源、泉眼很多，现尚存200处。 天下第二泉周围有泉九个：若冰泉，在景徽堂南侧。那里有一石 洞，上镌“若冰洞”三字，下有泉水一泓，通“九曲清流”至二泉。若 冰泉，是唐长庆年间惠山若冰和尚所凿而得名。龙缝泉，在若冰泉南， 碧山吟社西北，凿于宋代，上有宋朝杨无为书的“龙渊”两字刻于石 上，所以又名“龙渊”。明代无锡人广东佥宪冯夔在这里建“龙泉精 舍”，故称“龙缝泉”。滴露泉，在玉皇殿后侧山坡上。明正德年间， 无锡人邵宝辞官隐于惠山，建尚德书院和二泉书院，山麓筑有“点易 台”，那里石隙中有泉水流出，即修渠九曲，引泉入潭，取名“滴露 泉”。遂初泉，原来是在孔山尤袤墓前。1931年，复建遂初堂于二泉亭 右面，见堂之下有泉一泓，于是凿一泉井，刻碑，今泉水清澈。罗汉 泉，在云起楼“隔红尘”听松亭下，明朝惠山寺僧真恩开凿。清乾隆年 间杨孝元建朱衣阁于泉旁，又取名“朱衣泉”，源出于“罗汉本无我 心，朱衣岂有无心”之句，今罗汉泉刻石及泉旁黄石题刻尚存。松泉， 在竹炉山房旁、云起楼曲廊下岩石之隙，上有清王澍篆刻题额，泉井深 邃。龙眼泉，又名大同井。在原大同殿后，开凿于梁大同年间而得名， 比二泉要早凿200多年。大同殿毁于清代，李鸿章建“昭忠祠”，泉保 留在二门前，四周石为池。碧露泉，在惠山寺不二法门（今公园管理 处）内，青石上刻有“碧露泉”三字，并有光绪三十年僧人培根及其徒 永法重凿的落款，泉池2米见方，四周黄石堆砌，泉水碧澄。滤泉，在 今愚公谷前廊西北，北属至德祠，建祠以前，这里“枝峰阁”内有唐李 洞手书的联句：“扫石月盈帚，滤泉花满筛”，因而名之。今泉上有六 角亭，亭中有六角井。 除上述泉井外，锡山周围还有泉四个，锡泉、云泉、仙姑池、灵泉；忍草庵左右有泉四个，蟹眼泉、松苓泉、听松泉、南泉；石门下有 泉三个，珠帘泉、悟空泉、凤泉。
无锡惠山位于无锡市西郊，为江南名山之一。古称华山、历山、西神山，唐以后始称惠山，或慧山。惠山是浙江天目山由东向西绵延的支脉。山有九峰，由南向北望，犹如九龙。惠山别称很多：老子《枕中记》称西神山；《汉书》载“春申君时盛祀以牛，名历山”；《隋书》称九龙山；《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称冠龙山；唐顾欢《吴地记》称华山；陆羽《惠山寺记》称斗龙山、古华山。另据《蠡溪笔记》载：晋代开山禅师、西域僧人慧照，来到此山，他有很高的佛学造诣，又喜欢和文人雅士交往，一时名声很大，后人以慧照名字命山，称慧山，慧、惠相通，惠山一名由此而来。
惠山的雏形形成于据今约1.8亿年的华夏构造，经过1.5亿至7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三次构造的抬升和剥蚀，造就了惠山逶迤磅礴，九峰九坞的优美林壑。在天崩地陷、鬼斧神工的造山运动中，因断层的积压切割，挤出了惠山的东峰—锡山，同时，又使组成惠山山体的砂岩具备了使地表水在岩石裂缝中运动、储存、溢出成为泉水的自然条件。闻名天下的“天下第二泉”就在这里。
惠山山高328米，周围约20公里，其灵秀的山貌风光及历史文化积淀在江南平原地区首屈一指。 乾隆皇帝在评述江南诸山水时，认为“唯惠山幽雅娴静，江南第一山，非惠山莫属”。惠山九峰中最著名的有三个山峰，即头茅峰、二茅峰、三茅峰。如欲上山纵览美景，除已有的几条山路外，位于锡山南麓的旅游索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下名园、古泉等古迹众多，山上则别有洞天。
惠山有九峰，每一峰有一坞，峰峰坞坞都有名胜古迹。白石坞，在第一峰下，有天下第二泉、黄公涧等；桃花坞，在第二峰下，峰名绣岭，又名照山；担钩坞，在第三峰下，旧有时思庵；王家坞，在第四峰下，有巨石、名灰堆石，高丈许；宋坞，在第五峰下，有镜光石、凉棚石、狮子石、天公足迹石；马鞍坞，在第六峰下，有三台墩，立如品字；望公坞，在第七峰下，有石门、白云洞、珠帘泉等。仙人坞，在第八峰下，有回龙涧。火鸦坞，在第九峰下，有白龙潭。
惠山九峰，以头茅峰、二茅峰、三茅峰最为著名。从头茅峰至三茅峰一路名胜古迹甚多。头茅峰山门南侧有一块大石，刻有醒目的篆书“福”字，为西神山翁所书。西神山即惠山古称，此刻石有惠山老翁向上山游览的人们祝福的意思。头茅峰下坡，与锡山龙光塔相对，有古石台，长1.70米，宽1米，厚0.70米，上刻围棋盘和象棋盘，侧面刻“棋盘石”3字。在棋盘石旁的碣石上，刻苏东坡登惠山所题“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风万壑传”诗句。由此上前，即到半山亭，可眺望锡惠公园、龙光塔、黄公涧等，成为登头茅峰的第一景。二茅峰，高302米说到婉约派词人秦观，不由使人想起名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的墓现静静地卧在风景奇绝的惠山南坡上。秦观，江苏高邮人（公元1049－1100年），于北宋元丰二年曾同苏轼、僧人参廖同游惠山，写下了“峦澹如洗，杰阁森欲翔。林籁含雨湿，岫日开云光”赞美惠山之句，道出“岩阿相与邻”的愿望。身后由其任常州知府的儿子主持归葬于惠山以慰其夙愿。从二茅峰去三茅峰途中，有宋坞，俗称把船湾，据传八仙在此把船出太湖。此外并有镜光石狮子石、凉棚石等奇石。临近三茅峰，有明万历四十三年无锡人秦光启题刻的“三吴第一山”五字，山脊路侧石壁上，刻有苏轼所题的“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诗句。苏轼曾与北宋熙宁七年春来锡，自带贡茶小龙团，看望好友，一同品尝二泉水，再由二泉亭登山顶眺望太湖，写下“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诗句。清嘉庆四年，无锡人将苏轼诗句刻在石上，并刻“东坡题处”四字，纪念这位对二泉、对惠山有深厚感情的大文豪。
九龙，即九个石螭吻。惠山多泉水，自 古以来，人们将惠山泉水通过暗渠，引入石 螭吻，淙淙流出，俗称龙头。现仍存九个， 漪澜堂下，天下第二泉下池一个，形制古 朴。愚公谷华孝子祠鼋池内二个，浮在水 面，南吐北纳，呈双龙戏水之形。惠山寺山 门内日月池中一个，小而旧。二泉书院方池 中一个，泉水经金莲池流入。听松坊王仲山 祠内一个，此螭大而且古，系明朝王仲山 “怀先阁”内遗物。寄畅园美人石下境池内一个，流水畅通。惠山寺塘 泾浜（现名惠山浜）一个，俗呼龙头下，二泉经此流入运河。还有一个 在原白衣庵香积池中，池湮而毁。现另有一个被搁置在金粟堂旁，虽不 是九龙原物，却是明朝俞宪“独行园”中古物，1980年从城中岸桥弄移 来，是难得的文物。
十三泉，据历史文献记载，惠山泉源、泉眼很多，现尚存200处。 天下第二泉周围有泉九个：若冰泉，在景徽堂南侧。那里有一石 洞，上镌“若冰洞”三字，下有泉水一泓，通“九曲清流”至二泉。若 冰泉，是唐长庆年间惠山若冰和尚所凿而得名。龙缝泉，在若冰泉南， 碧山吟社西北，凿于宋代，上有宋朝杨无为书的“龙渊”两字刻于石 上，所以又名“龙渊”。明代无锡人广东佥宪冯夔在这里建“龙泉精 舍”，故称“龙缝泉”。滴露泉，在玉皇殿后侧山坡上。明正德年间， 无锡人邵宝辞官隐于惠山，建尚德书院和二泉书院，山麓筑有“点易 台”，那里石隙中有泉水流出，即修渠九曲，引泉入潭，取名“滴露 泉”。遂初泉，原来是在孔山尤袤墓前。1931年，复建遂初堂于二泉亭 右面，见堂之下有泉一泓，于是凿一泉井，刻碑，今泉水清澈。罗汉 泉，在云起楼“隔红尘”听松亭下，明朝惠山寺僧真恩开凿。清乾隆年 间杨孝元建朱衣阁于泉旁，又取名“朱衣泉”，源出于“罗汉本无我 心，朱衣岂有无心”之句，今罗汉泉刻石及泉旁黄石题刻尚存。松泉， 在竹炉山房旁、云起楼曲廊下岩石之隙，上有清王澍篆刻题额，泉井深 邃。龙眼泉，又名大同井。在原大同殿后，开凿于梁大同年间而得名， 比二泉要早凿200多年。大同殿毁于清代，李鸿章建“昭忠祠”，泉保 留在二门前，四周石为池。碧露泉，在惠山寺不二法门（今公园管理 处）内，青石上刻有“碧露泉”三字，并有光绪三十年僧人培根及其徒 永法重凿的落款，泉池2米见方，四周黄石堆砌，泉水碧澄。滤泉，在 今愚公谷前廊西北，北属至德祠，建祠以前，这里“枝峰阁”内有唐李 洞手书的联句：“扫石月盈帚，滤泉花满筛”，因而名之。今泉上有六 角亭，亭中有六角井。 除上述泉井外，锡山周围还有泉四个，锡泉、云泉、仙姑池、灵泉；忍草庵左右有泉四个，蟹眼泉、松苓泉、听松泉、南泉；石门下有 泉三个，珠帘泉、悟空泉、凤泉。
无锡惠山位于无锡市西郊，为江南名山之一。古称华山、历山、西神山，唐以后始称惠山，或慧山。惠山是浙江天目山由东向西绵延的支脉。山有九峰，由南向北望，犹如九龙。惠山别称很多：老子《枕中记》称西神山；《汉书》载“春申君时盛祀以牛，名历山”；《隋书》称九龙山；《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称冠龙山；唐顾欢《吴地记》称华山；陆羽《惠山寺记》称斗龙山、古华山。另据《蠡溪笔记》载：晋代开山禅师、西域僧人慧照，来到此山，他有很高的佛学造诣，又喜欢和文人雅士交往，一时名声很大，后人以慧照名字命山，称慧山，慧、惠相通，惠山一名由此而来。
惠山的雏形形成于据今约1.8亿年的华夏构造，经过1.5亿至7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三次构造的抬升和剥蚀，造就了惠山逶迤磅礴，九峰九坞的优美林壑。在天崩地陷、鬼斧神工的造山运动中，因断层的积压切割，挤出了惠山的东峰—锡山，同时，又使组成惠山山体的砂岩具备了使地表水在岩石裂缝中运动、储存、溢出成为泉水的自然条件。闻名天下的“天下第二泉”就在这里。
惠山山高328米，周围约20公里，其灵秀的山貌风光及历史文化积淀在江南平原地区首屈一指。 乾隆皇帝在评述江南诸山水时，认为“唯惠山幽雅娴静，江南第一山，非惠山莫属”。惠山九峰中最著名的有三个山峰，即头茅峰、二茅峰、三茅峰。如欲上山纵览美景，除已有的几条山路外，位于锡山南麓的旅游索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下名园、古泉等古迹众多，山上则别有洞天。
惠山有九峰，每一峰有一坞，峰峰坞坞都有名胜古迹。白石坞，在第一峰下，有天下第二泉、黄公涧等；桃花坞，在第二峰下，峰名绣岭，又名照山；担钩坞，在第三峰下，旧有时思庵；王家坞，在第四峰下，有巨石、名灰堆石，高丈许；宋坞，在第五峰下，有镜光石、凉棚石、狮子石、天公足迹石；马鞍坞，在第六峰下，有三台墩，立如品字；望公坞，在第七峰下，有石门、白云洞、珠帘泉等。仙人坞，在第八峰下，有回龙涧。火鸦坞，在第九峰下，有白龙潭。
惠山九峰，以头茅峰、二茅峰、三茅峰最为著名。从头茅峰至三茅峰一路名胜古迹甚多。头茅峰山门南侧有一块大石，刻有醒目的篆书“福”字，为西神山翁所书。西神山即惠山古称，此刻石有惠山老翁向上山游览的人们祝福的意思。头茅峰下坡，与锡山龙光塔相对，有古石台，长1.70米，宽1米，厚0.70米，上刻围棋盘和象棋盘，侧面刻“棋盘石”3字。在棋盘石旁的碣石上，刻苏东坡登惠山所题“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风万壑传”诗句。由此上前，即到半山亭，可眺望锡惠公园、龙光塔、黄公涧等，成为登头茅峰的第一景。二茅峰，高302米说到婉约派词人秦观，不由使人想起名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的墓现静静地卧在风景奇绝的惠山南坡上。秦观，江苏高邮人（公元1049－1100年），于北宋元丰二年曾同苏轼、僧人参廖同游惠山，写下了“峦澹如洗，杰阁森欲翔。林籁含雨湿，岫日开云光”赞美惠山之句，道出“岩阿相与邻”的愿望。身后由其任常州知府的儿子主持归葬于惠山以慰其夙愿。从二茅峰去三茅峰途中，有宋坞，俗称把船湾，据传八仙在此把船出太湖。此外并有镜光石狮子石、凉棚石等奇石。临近三茅峰，有明万历四十三年无锡人秦光启题刻的“三吴第一山”五字，山脊路侧石壁上，刻有苏轼所题的“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诗句。苏轼曾与北宋熙宁七年春来锡，自带贡茶小龙团，看望好友，一同品尝二泉水，再由二泉亭登山顶眺望太湖，写下“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诗句。清嘉庆四年，无锡人将苏轼诗句刻在石上，并刻“东坡题处”四字，纪念这位对二泉、对惠山有深厚感情的大文豪。
【#济宁# 老人不慎走失 邹城交警暖心相助】
近日，程先生专程来到邹城市交警大队四中队将一面“忠于职守，为民服务”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对民警帮助自己的父亲表示深深地感谢。
原来5日上午11时左右，四中队民警在S342省道太平段巡逻时，发现一位老人在路边面色焦急的向警车招手，民警立即下车询问，经过耐心询问得知老人迷路了，由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只记得家住北宿，不记得其他信息，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非常焦急。民警了解情况后，一边安抚老人不要着急，一边将老人搀扶到警车上休息，经闲聊得知老人早上八点出来后一直没有吃饭，民警立即从路边商店买来矿泉水和面包，又通过警务系统设法联系到了其家属，将老人送回家后才放心离开，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邹城交警）
近日，程先生专程来到邹城市交警大队四中队将一面“忠于职守，为民服务”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对民警帮助自己的父亲表示深深地感谢。
原来5日上午11时左右，四中队民警在S342省道太平段巡逻时，发现一位老人在路边面色焦急的向警车招手，民警立即下车询问，经过耐心询问得知老人迷路了，由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只记得家住北宿，不记得其他信息，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非常焦急。民警了解情况后，一边安抚老人不要着急，一边将老人搀扶到警车上休息，经闲聊得知老人早上八点出来后一直没有吃饭，民警立即从路边商店买来矿泉水和面包，又通过警务系统设法联系到了其家属，将老人送回家后才放心离开，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邹城交警）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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