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发布全员信 “共同富裕专项计划”500亿元资金首期将开始落地
一封以「腾讯总办」为署名的邮件发送至腾讯全体员工，这便是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全员信。
信中谈到：“如果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其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之间，没有合理的平衡，将失去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以下是全员信内容：
不负时代期待 不负心底热爱
各位同事，大家好！
又是一年99公益日。七年前，我们秉承“让每一个微小的善行都更有力量”的初心，将互联网力量融入公益，推动公益更加高效、透明和公平，迈出了以科技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小步。
七年来，在上万家公益机构、数千家企业和数亿网友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99公益日已经成为中国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公益日，影响力甚至辐射海外受众，成为跨文化沟通的一座桥梁。其中涌现出大量教育助学、乡村振兴、疾病救助领域的优质项目，成为我们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帮助弱势群体、增进社会公平的小小试验田。其背后依托的腾讯公益平台，已成为我们践行“科技向善”、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平台。
当前，我国已经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共同富裕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命题。我们回望来时路，庆幸99公益日生逢其时，帮助我们一点一滴的积攒起“把好事做好”的能力，并凝聚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公益伙伴。
99公益日是公益的嘉年华，也是一年一度的公益高光时刻，而公益人日常的每一天，并没有节日的光环，只有默默助力公益的付出与坚持。数年耕耘，躬身一线，我们一头扎进公益项目的共建与共创，不仅反哺社会的能力得到了锻炼与提升，对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也有了更深的体悟。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其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之间，没有合理的平衡，将失去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企业的发展，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家国命运相通。我们深知，腾讯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富而思报，永远与社会关切和人民期待站在一起、助力解决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是感恩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
起步于公益，又不止步于公益，是我们对于社会责任事业的长期承诺，也是腾讯能够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今年以来，公司在增进社会福祉、助力共同富裕方面持续探索，继4月投入500亿元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后，8月18日我们再度追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我们希望深入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更多的民生领域提供助力，而这笔资金的首期就将从今年的99公益日开始落地。
在此背景下，今年的99公益日也迎来了全面升级，不仅从3天扩展为10天，还在配捐机制、产品体系、企业联动和公益基础建设等多个维度优化升级，总激励金额提升至10亿元，并加强对社会价值议题方向公益项目的帮扶。9月5日中华慈善日中，99公益日还增设“共同富裕”主题日，腾讯基金会共配捐1.6亿元帮助到灾后重建、乡村振兴、弱势人群等相关项目，重点覆盖涉及中西部、山区农村等多个欠发达地区。
今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我们见证脱贫攻坚历史使命的达成，感受抗击疫情下的万众一心，祝福宇航员们奔向宇宙的星辰大海，而我们，希望以力所能及的力量，做好每一件微小而有意义的好事。
就像今年的99公益日，公司全业务深度参与，围绕共同富裕、未成年人保护、教育助学、生命救助、银发科技、碳中和等公益议题推出主题日活动；面向内部的“小红花员工公益周”同样全新升级，约10万鹅厂人自动集结，以各种方式助力公益项目，献出自己的爱心。作为公司“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的一项，公司和员工一块送出了10000个“家乡同心包”，给家乡的困难家庭送去温暖和希望。许多从乡村走出来的鹅厂员工，志愿组成“云端上的驻村工作队”，为家乡振兴献策献力，让我们看到了大家对家国共同的热爱和对时代命题的热烈回应。
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是腾讯一直以来的价值理念，“做好人，行好事”是每一个鹅厂人的自我要求。无论是我们内部自发的志愿者文化，还是公司刚有盈利就涉足公益事业的早期实践，都足以证明，腾讯有向善的自驱力，有扶弱济困的优良基因，在主动自发的长期公益实践中，“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已经融入公司的组织力和行动力，最终汇总成一份“科技向善”的时代答卷。
感谢各位同事，和我们一起坚守初心、自我驱动，共同把涓滴爱心汇成公益之河，也把腾讯创造社会价值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稳。感谢你们的赤诚和勇敢，让我们继续一块做好事，一块把好事做好，让公益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负这个时代的期待，也不负自己心底的热爱。
一封以「腾讯总办」为署名的邮件发送至腾讯全体员工，这便是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全员信。
信中谈到：“如果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其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之间，没有合理的平衡，将失去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以下是全员信内容：
不负时代期待 不负心底热爱
各位同事，大家好！
又是一年99公益日。七年前，我们秉承“让每一个微小的善行都更有力量”的初心，将互联网力量融入公益，推动公益更加高效、透明和公平，迈出了以科技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小步。
七年来，在上万家公益机构、数千家企业和数亿网友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99公益日已经成为中国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公益日，影响力甚至辐射海外受众，成为跨文化沟通的一座桥梁。其中涌现出大量教育助学、乡村振兴、疾病救助领域的优质项目，成为我们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帮助弱势群体、增进社会公平的小小试验田。其背后依托的腾讯公益平台，已成为我们践行“科技向善”、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平台。
当前，我国已经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共同富裕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命题。我们回望来时路，庆幸99公益日生逢其时，帮助我们一点一滴的积攒起“把好事做好”的能力，并凝聚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公益伙伴。
99公益日是公益的嘉年华，也是一年一度的公益高光时刻，而公益人日常的每一天，并没有节日的光环，只有默默助力公益的付出与坚持。数年耕耘，躬身一线，我们一头扎进公益项目的共建与共创，不仅反哺社会的能力得到了锻炼与提升，对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也有了更深的体悟。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其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之间，没有合理的平衡，将失去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企业的发展，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家国命运相通。我们深知，腾讯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富而思报，永远与社会关切和人民期待站在一起、助力解决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是感恩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
起步于公益，又不止步于公益，是我们对于社会责任事业的长期承诺，也是腾讯能够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今年以来，公司在增进社会福祉、助力共同富裕方面持续探索，继4月投入500亿元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后，8月18日我们再度追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我们希望深入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更多的民生领域提供助力，而这笔资金的首期就将从今年的99公益日开始落地。
在此背景下，今年的99公益日也迎来了全面升级，不仅从3天扩展为10天，还在配捐机制、产品体系、企业联动和公益基础建设等多个维度优化升级，总激励金额提升至10亿元，并加强对社会价值议题方向公益项目的帮扶。9月5日中华慈善日中，99公益日还增设“共同富裕”主题日，腾讯基金会共配捐1.6亿元帮助到灾后重建、乡村振兴、弱势人群等相关项目，重点覆盖涉及中西部、山区农村等多个欠发达地区。
今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我们见证脱贫攻坚历史使命的达成，感受抗击疫情下的万众一心，祝福宇航员们奔向宇宙的星辰大海，而我们，希望以力所能及的力量，做好每一件微小而有意义的好事。
就像今年的99公益日，公司全业务深度参与，围绕共同富裕、未成年人保护、教育助学、生命救助、银发科技、碳中和等公益议题推出主题日活动；面向内部的“小红花员工公益周”同样全新升级，约10万鹅厂人自动集结，以各种方式助力公益项目，献出自己的爱心。作为公司“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的一项，公司和员工一块送出了10000个“家乡同心包”，给家乡的困难家庭送去温暖和希望。许多从乡村走出来的鹅厂员工，志愿组成“云端上的驻村工作队”，为家乡振兴献策献力，让我们看到了大家对家国共同的热爱和对时代命题的热烈回应。
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是腾讯一直以来的价值理念，“做好人，行好事”是每一个鹅厂人的自我要求。无论是我们内部自发的志愿者文化，还是公司刚有盈利就涉足公益事业的早期实践，都足以证明，腾讯有向善的自驱力，有扶弱济困的优良基因，在主动自发的长期公益实践中，“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已经融入公司的组织力和行动力，最终汇总成一份“科技向善”的时代答卷。
感谢各位同事，和我们一起坚守初心、自我驱动，共同把涓滴爱心汇成公益之河，也把腾讯创造社会价值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稳。感谢你们的赤诚和勇敢，让我们继续一块做好事，一块把好事做好，让公益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负这个时代的期待，也不负自己心底的热爱。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2021.09.03
在最蓝的海里扬帆远航
在广袤无垠的陆地上撒野奔跑
在浩瀚无边的星空中
征服星辰大海
你是我们的星星
送给每位海陆空的战士们
以及航天人员
昨晚看着弟弟和小侄子玩车，后来我也和小侄子玩，嘻嘻！蛮好的。阿仪推小侄子玩车，结果扑街了，啊哈哈！我以为他会哭的。居然没有，弟弟说他已经练成铁头功了，有什么好哭的，头硬着呢。还没吃完饭，小侄子找阿仪陪他玩车，结果没人和他玩，我吃完饭后，和他玩。啊哈哈！想碰瓷我，没那么容易，你姑跑得比你快，哈哈哈！玩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就看了一下手机，哦！九点四十六分了。我该回去睡觉了，听到我回三楼后，小侄子坐在沙发上，向我挥手。嘿！姑姑也给你挥手，接着阿仪说给姑姑飞吻呢，你的飞吻呢？还真给我了。收到啦！小朋友，要是太阳不大，姑姑走带你去坐车车。回了三楼后，哦！敷了面膜，玩手机玩到快十一点，我貌似不应该玩的。第二天起来，困得要命，重点是，我今天早上醒了看了手机。五点十八分，好了，手机没电了，充电的时间都不够。早餐买了豆浆和牛奶，豆浆热的，喝不了，先喝了牛奶。对了，我是不能喝牛奶的，我还是空腹喝的，真的超级想喝，因为我一个月没喝了。啊啊啊！生气，不忍了，喝了再说。车上人很多，聊天的人也很多，默默的我，从书包袋子里拿出耳机听歌。去到一半路，好了，肚子有点疼，特么的不要这么有效行吗？啊啊啊！一下车，我就赶紧回车间上厕所。诶，惨吗？不就喝了牛奶而已，就拉粑粑了。好吧！以后我不喝了，我怕了，再也不敢了，你最大你最牛逼，我是任你欺负我也不能打骂你。我才回了机位啊！这么快就开机了吗？啊啊啊！急忙忙就工作了。因为怕手机没电，就关机了，下班才开的机。也不知道几点，拉长就来说我们，为什么不去返工？到最后去的人是我。我返着返着后，跟我说，要上二楼返。我还返了两箱才去二楼的，有人问我在这干嘛！能干嘛，返工呗！跟着去二楼的时候，那人跟我说，不能坐电梯上去。然后走楼梯上的，诶，又闷又热的，难受极了。结果十点十三分后，我无语了，笔没墨了，我回一楼找拉长拿笔，结果她人不在，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我拿了自己的笔，快多了，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赶紧回去。结果钗宝宝叫我先吃，去打卡，叶宝宝和我都在等，因为打卡机坏了。这个星期，倒霉了三天，还不够吗？真的服了，滚吧！生气。回来后，帮忙清了一些后，我就去二楼返工了，一返就四点五十，我以为打卡机坏了。呜哇哇！爆哭，在二楼的时候，真的是，肚子不舒服，又热又闷的，想喝水又喝不到，我都直接生无可恋了。哦！对了，以前在一楼的时候，见到人，原来在二楼啊！我以为他辞职了，喵了个咪的，个个都深藏不露。我机位后，拿了水杯就去打水上厕所了，太难了今天。我回来后，做完了，我也迷了，然后刮车。开机的时候都快六点了，哦！我特么的这个是双胞胎啊！我还特别不会做的那个。最后慢慢的学会了，诶，原来也不难的，体力问题而已。外面的余晖很好看，下班我拍不到，第二次了。还差点忘了问了，哦！英宝宝，就你傻，你自己考虑。在车上，我一直想找回其它账号，可是，密码忘了，爆哭了。啊啊啊！当时追星追傻了，现在好了，麻烦一大堆，头疼。以至于我回到家里都还没开始写日记，回家就洗澡，洗完就一边充电一边写。八点半就去二楼，哦！只有我最晚下班的，然后就写，回想今天我是如何做个生无可恋的人啊！我弟说我像我这种打游戏这么菜的人，还能上过王者。怎么，你姐我虽然菜，但不代表我上不了王者，这个赛季不知道能不能上，现在还在星耀四，诶，明晚努力努力，后天努力，上不了的话，估计下个赛季了吧！哦！那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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