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回的过程，不仅仅是你去挽回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如何去爱一个人，你对于自己的爱和对他人的爱，这个付出的占比，应该是多少。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当你真的意识到，爱一个人的目的，你去付出的时候的目的，你才算是真正入门了亲密关系这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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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孙真人《福寿论》#：遵道守分，方能福集寿臻！
近来读《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被里面的深意所吸引，不禁产生了下笔的想法。
今天想写的主旨是“遵道守分，福集寿臻”，然后结合孙真人的《福寿论》进行写作。我们首先要谈到“遵道守分”。遵什么道，怎么遵道？而“守分”，又是守什么分，如何守分？
天道与本分
“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这是《玄纲论》里对道的一个大的概述。再往小些往人性上说，道者何也？
《中庸》上说：“天之命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之命谓性”，是指人的天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的原则去进行修治。
《黄帝阴符经》上说：“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秉天地之气而生，生成之后，人又是天地的一个小化身。太空中一点不昧的虚灵，即天性。此性长清常静，无情无意，无思无为，但它应变事物无有休停。此性应之于人，即为人心。
人心因为有情有意，想思有虑，时时在动，故谓：“人心，机也”。而天道，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所以要想得到人类社会的太平，人身自我身命的安宁，必须返本归根，依循常清常静、无思无为、无情无意的天道。这就是遵循本分。
一. 仁与俭：天道所常，人之本分
清代悟元子刘一明祖师则补充解释说：“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以为人者是也。”如果没有做到守道，或者超过了限度，就是非分。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里的提到了富贵者与贫贱者的非分：“富贵者，以轾势取，为非分也。贫贱者，以佞盗取，为非分也。”之后又举了例子：官爵之非分者，车马之非分者，妻妾之非分者，童仆之非分者，而这四种非分总结起来就是不仁之非分。
道与儒不同，这里的“仁”不是儒家的“仁”的含义，不是指仁义，而是指廉谨。廉，即棱角分明、是非分明；谨，即谨慎。这里的“不仁”，就是指是非不分，恣情纵欲。
后面的屋宇之非分者，粟帛之非分者，衣食之非分者，饮食之非分者，这四种总结起来就是不俭之非分。不俭，简单来说就是不节俭。
《道德经》有言：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由此可见节俭的重要性，做不到的话，自然也是非分。
不仁不俭，如此种种，皆与造善之积不符。积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皆记之，神而追之则矣。尚不能逃其往负之灾。
道教是讲承负的，《文昌帝君阴骘文》里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因此孙真人说：“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足以为富也。”若是真有以此为富的，也不过是为富不仁，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
二.元载：不遵道，不守分，福寿全无
我印象中最不“遵道守分”的人，当属唐代宗李豫时期的宰相元载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巨贪之一。抄他家时，起赃无数。就冲他家中藏有赃物胡椒八百石，钟乳五百两，就略可知其奢糜腐败的程度。
这也最为让人记忆深刻。胡椒日常用量极少，一餐饭，数粒即足。然而，从其家抄没的差不多有现今的六十多吨重。这就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运到唐首都长安，现今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何况是当时的驼队？何等辛苦不易！
元载遂兼任度支使时，志得意满，自恃除恶之功，非议前贤。他认为满朝文武，无人比得上自己。后来，元载为独揽大权，上奏皇帝，要求吏部、兵部对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不得检验考核，并于公府门前杖杀了弹劾他的大臣。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公开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
周幽王时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唐朝完美的重现了。当时，元载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凡是想求官仕进的，都要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元载任相时，宣州有一老者向他求官。元载只给了他一封书信便打发走。
老者走到幽州，拆信观看，见上面只有元载的署名，别无他话，非常生气，但只得持信去求见当地节度使。节度使见了元载所书，将老者迎到馆舍，加以款待，又赠送他绢帛千匹。元载得势之威势，可见一斑。
唐代宗对元载所为非常清楚，但考虑到元载任相多年，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加以劝诫，希望他有所收敛，元载却不思改过。
嚯！皇帝亲自来劝还不听，古往今来也是没谁了，利令智昏莫过于是。
后来代宗下诏赐死元载，妻及子并赐死，并且挖开元载父祖坟墓，劈棺弃尸。这可就不只是“死有余责，秧其子孙”了，连死去的宗祖都要一起受辱。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他得势时是如此的倒行逆施，人们对他的死无人叹息也就不足为怪了。
《资治通鉴》上说元载临死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元载知道逃不过一死，于是他央求：“愿得快死！”刽子手说：“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于是脱下脏袜子塞其口而杀之。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元载出身寒微，应当知晓百姓之苦，然而当他做了宰相，却大兴土木，全然不顾庶民之生死。
他好读书，尤擅道书，考虑到他的时代，很还可能是读过孙真人的福寿论的，可他干的全是非分之事，更别说遵道守分了。此等不仁之富，也就促成他最后成了真正的为富不“人”。
三. 福与寿：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接下来，“福集寿臻”要怎么做到呢？这其实也就是孙真人的这篇福寿论里探讨的主旨“福”与“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福？什么是寿？为什么说福满了寿就会到来呢?
古人认为，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对福与祸的一种辩证认识。《礼记》则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
许慎《说文》里提到：“福，佑也”。有着赐福，保佑之意。
纵观古今，人们对“福”字的认知各有侧重点。孙真人福寿论的第二段开头就说道：“福者，造善之积；祸者，造不善之积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有福或者有祸，全因自己善或不善的作为。
《太上感应篇》里也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其认为祸、福虽然难以预测，但是会因为人自己的行为而转化、改变。
《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长寿便是有福。五福从来先说寿，其次云何？直至三公未足多。
然何为寿？《说文》里提到：“寿，久也”。在古代寿的含义代表着祈福平安，延年兴旺长久之意。“寿”字寄托着人们的期盼、祝福和向往。如何能被称为久？那自然是长生才能久视。
韩非子也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而孙真人却说：“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
由此可见，仅仅多寿还不能被称为有福，只是因贫穷而不罚寿罢了。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在他诗作的《贫歌》中说道：“寿居福之首，贫为士之常。造物赋我贫，乃以寿见偿。”
宋代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则在他的《病中感秋》一诗中说道：“寿外康宁方是福，不然徒寿不须休。”这些都说明了“福”里囊括了“寿”，但与“福”相比较起来，“寿”却不能代表“福”。这就像是数学里的集合，福为母集，而寿只是子集。
五福齐备，百福骈臻，才能以寿为福，从而福集寿臻。如果只是长寿，贫穷而又困苦，或者体弱多病，常年卧床不起，这种长寿反而使人痛苦，自然也称不上享福，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受罪。
乡下把结婚和有些老人的去世，谓之为红白喜事。之所以把有的老人的去世称作喜事，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得到了长寿，却常年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生不如死。因此，福寿双全，才应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孙真人在福寿论里，倡导大众所追寻的根本目标。
《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福寿论中也将人也分成了圣人、贤人、达人、信人等等，人贵要有自知之明，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缺点，进而虚心改过，取长补短。
恰如《福寿论》最后所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如此这般，自然证得福寿双全。那么福集寿臻，福寿骈集，又哪里是什么难事呢？
作者：逍遥顽仙 腾讯道学
近来读《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被里面的深意所吸引，不禁产生了下笔的想法。
今天想写的主旨是“遵道守分，福集寿臻”，然后结合孙真人的《福寿论》进行写作。我们首先要谈到“遵道守分”。遵什么道，怎么遵道？而“守分”，又是守什么分，如何守分？
天道与本分
“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这是《玄纲论》里对道的一个大的概述。再往小些往人性上说，道者何也？
《中庸》上说：“天之命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之命谓性”，是指人的天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的原则去进行修治。
《黄帝阴符经》上说：“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秉天地之气而生，生成之后，人又是天地的一个小化身。太空中一点不昧的虚灵，即天性。此性长清常静，无情无意，无思无为，但它应变事物无有休停。此性应之于人，即为人心。
人心因为有情有意，想思有虑，时时在动，故谓：“人心，机也”。而天道，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所以要想得到人类社会的太平，人身自我身命的安宁，必须返本归根，依循常清常静、无思无为、无情无意的天道。这就是遵循本分。
一. 仁与俭：天道所常，人之本分
清代悟元子刘一明祖师则补充解释说：“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以为人者是也。”如果没有做到守道，或者超过了限度，就是非分。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里的提到了富贵者与贫贱者的非分：“富贵者，以轾势取，为非分也。贫贱者，以佞盗取，为非分也。”之后又举了例子：官爵之非分者，车马之非分者，妻妾之非分者，童仆之非分者，而这四种非分总结起来就是不仁之非分。
道与儒不同，这里的“仁”不是儒家的“仁”的含义，不是指仁义，而是指廉谨。廉，即棱角分明、是非分明；谨，即谨慎。这里的“不仁”，就是指是非不分，恣情纵欲。
后面的屋宇之非分者，粟帛之非分者，衣食之非分者，饮食之非分者，这四种总结起来就是不俭之非分。不俭，简单来说就是不节俭。
《道德经》有言：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由此可见节俭的重要性，做不到的话，自然也是非分。
不仁不俭，如此种种，皆与造善之积不符。积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皆记之，神而追之则矣。尚不能逃其往负之灾。
道教是讲承负的，《文昌帝君阴骘文》里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因此孙真人说：“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足以为富也。”若是真有以此为富的，也不过是为富不仁，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
二.元载：不遵道，不守分，福寿全无
我印象中最不“遵道守分”的人，当属唐代宗李豫时期的宰相元载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巨贪之一。抄他家时，起赃无数。就冲他家中藏有赃物胡椒八百石，钟乳五百两，就略可知其奢糜腐败的程度。
这也最为让人记忆深刻。胡椒日常用量极少，一餐饭，数粒即足。然而，从其家抄没的差不多有现今的六十多吨重。这就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运到唐首都长安，现今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何况是当时的驼队？何等辛苦不易！
元载遂兼任度支使时，志得意满，自恃除恶之功，非议前贤。他认为满朝文武，无人比得上自己。后来，元载为独揽大权，上奏皇帝，要求吏部、兵部对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不得检验考核，并于公府门前杖杀了弹劾他的大臣。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公开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
周幽王时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唐朝完美的重现了。当时，元载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凡是想求官仕进的，都要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元载任相时，宣州有一老者向他求官。元载只给了他一封书信便打发走。
老者走到幽州，拆信观看，见上面只有元载的署名，别无他话，非常生气，但只得持信去求见当地节度使。节度使见了元载所书，将老者迎到馆舍，加以款待，又赠送他绢帛千匹。元载得势之威势，可见一斑。
唐代宗对元载所为非常清楚，但考虑到元载任相多年，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加以劝诫，希望他有所收敛，元载却不思改过。
嚯！皇帝亲自来劝还不听，古往今来也是没谁了，利令智昏莫过于是。
后来代宗下诏赐死元载，妻及子并赐死，并且挖开元载父祖坟墓，劈棺弃尸。这可就不只是“死有余责，秧其子孙”了，连死去的宗祖都要一起受辱。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他得势时是如此的倒行逆施，人们对他的死无人叹息也就不足为怪了。
《资治通鉴》上说元载临死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元载知道逃不过一死，于是他央求：“愿得快死！”刽子手说：“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于是脱下脏袜子塞其口而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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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读书，尤擅道书，考虑到他的时代，很还可能是读过孙真人的福寿论的，可他干的全是非分之事，更别说遵道守分了。此等不仁之富，也就促成他最后成了真正的为富不“人”。
三. 福与寿：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接下来，“福集寿臻”要怎么做到呢？这其实也就是孙真人的这篇福寿论里探讨的主旨“福”与“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福？什么是寿？为什么说福满了寿就会到来呢?
古人认为，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对福与祸的一种辩证认识。《礼记》则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
许慎《说文》里提到：“福，佑也”。有着赐福，保佑之意。
纵观古今，人们对“福”字的认知各有侧重点。孙真人福寿论的第二段开头就说道：“福者，造善之积；祸者，造不善之积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有福或者有祸，全因自己善或不善的作为。
《太上感应篇》里也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其认为祸、福虽然难以预测，但是会因为人自己的行为而转化、改变。
《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长寿便是有福。五福从来先说寿，其次云何？直至三公未足多。
然何为寿？《说文》里提到：“寿，久也”。在古代寿的含义代表着祈福平安，延年兴旺长久之意。“寿”字寄托着人们的期盼、祝福和向往。如何能被称为久？那自然是长生才能久视。
韩非子也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而孙真人却说：“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
由此可见，仅仅多寿还不能被称为有福，只是因贫穷而不罚寿罢了。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在他诗作的《贫歌》中说道：“寿居福之首，贫为士之常。造物赋我贫，乃以寿见偿。”
宋代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则在他的《病中感秋》一诗中说道：“寿外康宁方是福，不然徒寿不须休。”这些都说明了“福”里囊括了“寿”，但与“福”相比较起来，“寿”却不能代表“福”。这就像是数学里的集合，福为母集，而寿只是子集。
五福齐备，百福骈臻，才能以寿为福，从而福集寿臻。如果只是长寿，贫穷而又困苦，或者体弱多病，常年卧床不起，这种长寿反而使人痛苦，自然也称不上享福，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受罪。
乡下把结婚和有些老人的去世，谓之为红白喜事。之所以把有的老人的去世称作喜事，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得到了长寿，却常年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生不如死。因此，福寿双全，才应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孙真人在福寿论里，倡导大众所追寻的根本目标。
《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福寿论中也将人也分成了圣人、贤人、达人、信人等等，人贵要有自知之明，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缺点，进而虚心改过，取长补短。
恰如《福寿论》最后所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如此这般，自然证得福寿双全。那么福集寿臻，福寿骈集，又哪里是什么难事呢？
作者：逍遥顽仙 腾讯道学
《我的父亲》（五）
父亲常常念叨：儿大不由娘。我成家后，父亲终于放飞了我，我们开始独立生活。我离开了父母亲，离开了弟弟妹妹，离开了我清贫破旧但带给我无数幸福欢乐和美好回忆的家。
小时候总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老是打我们，等我长大后才渐渐地明白，到我做了父亲才越发清楚，也真正理解他＂棒锤下面出孝子＂的苦心和含义。父亲的举动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行为，也是那个年代物质精神都匮乏的真实写照，带有普遍性。本身读书少，很难讲的出大道理，生活的压力和艰难压的透不过气来，他需要发泄，需要缓解，那么只好借酒消愁，拿老婆孩子撒气。那个时候，妇女的地位普遍低下，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也容易滋生大男子主义，说不过你，我动手总可以吧，有些男人舍不得打老婆，那倒楣的只有孩子。
我今年也六十岁了，到今天也没有恨过父亲，怨过父亲，反过来倒反而感激父亲，要不是他在我们儿时的严格要求和严厉的家长作风，我也不会有今天。我理解父亲当初的苦衷，他打我们肯定有他的道理，为我们好啊、希望我们诚实啊、不愿我们轧坏道、希望我们用功读书有出息啊，等等。
父亲打归打，骂归骂，但心里确是真真实实爱我们兄妹仨的，往往是打过之后，他会懊恼，他会叹气，他会暗地里流泪。他要挣钱养家糊口，供我们三个读书上学，他要负担奶奶，还要贴补乡下的外公外婆，自己的身体又不好，父亲真的不容易。好在被他打过之后，我那阿弥陀佛的母亲，会尽最大的能忍安抚我们，所以一会儿就会忘了疼痛，也不记恨父亲。
父亲打归打，骂归骂，他有最好的东西，总是想着母亲和我们。小时候，我们没有玩具，没有小书，我印象当中，父母亲从来没有带我们去过公园，进过电影院，父亲能让我们吃饱饭穿暖衣就不错了，哪里有这个闲钱。看电影进公园，那是我读书以后的事了。我记得小时候，父母亲常为钱犯愁，这个月搭不住下个月，根本没有余钱，不借钱周转已属相当不易。
我说的好的，无非是过年的新衣及平时的好吃的。父亲收摊回家，有时会在东门合作社买些梨和苹果回来，都是烂的便宜货，不过都是削了皮挖去烂塘的。我还记得合作社门口那个老师傅，夏天穿件汗背心，在店门口一边削皮一边唱着吆喝，然后将削好的水果浸在水里，几分钱就能买到，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解馋的美味。
父亲好客要朋友讲义气，哪天生意好，他总会在东门拐角的熟肉店，包上一角五分或两毛钱的猪头肉回家，先让母亲炒点乡下送来的黄豆或蚕豆，偶尔有花生就炒点花生，不过很难得，往往是过年的时候才见到，如果河南老家来人了，那会吃上几回花生，还能闻到麻油的香味。然后让我们兄妹分别去打酒，叫他的朋友来喝酒，等朋友到齐了，开始喝酒了，父亲会挑好的给母亲和我们一人挟上一块。母亲从不上桌，我们和母亲盛点饭挟点菜就在旁边吃，一边吃母亲还会一边关照，你们不要谗，好好读书，等将来出息了，有的吃呢，想吃什么有什么，要啥有啥。这句话母亲常讲，当我们闻到邻家肉香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家吃西瓜的时候，回来跟母亲说，母亲就会抚摸着我们的头说这番话，要我们争气！母亲的性格和父亲绝然相反，胆小柔顺，一辈子讲话没大声，更别说打人了，骂人都没有脏话，最多一句：现眼宝，讨债鬼。
父亲说：为人三升米，砸锅卖铁，脱裤子当当也要为朋友。他常常请客喝酒的是：他的老师费永康，他的同学我的干爹杨祖云，他的把兄弟卖酱油的大个子。他们四个人聚会最多，感情也最深，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他们之间不管谁有困难，都会热心出手，鼎力相助。
父亲喜欢喝酒，但吃菜不多，尤其是有朋友在的时候，下筷就更少，属于话搭酒。他常说：看菜吃饭。真的是一粒黄豆就能就一口酒，而且喝了酒不吃饭，一口也不吃。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他长期如此，也为他日后罹患重病埋下了祸根。
自从父母亲进了工厂，告别了个体户，虽然每个月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但是往往是入不敷出，随着我们一日日长大，常常超支不够用，怎么办，父亲只好利用星期天，带上他徒弟薛富根出去打野鸡，干回老本行，吃点苦赚点外快，以贴补家用。逢到寒暑假，父亲就会叫上我和弟弟当下手，我从五六年级到高中毕业，跟父亲出去补锅，次数很多，走过不少路，南北四城门都去过，起初很难为情，怕遇上老师同学，怕被熟人看到，久而久之也就无所谓了，那个苦真是一言难以道尽。最可怜的是弟弟，他人小个子也小，头上顶了锅，顾不上看路，等到锅子补好要送还人家时，东南西北辨不清路了，只能号啕大哭。后来初中毕业后，弟弟就无心读书，到房管所上班做六角头了，就是每天工资6毛钱，从此再也没有受补锅的罪。
父亲是患肺癌走的，母亲走后，看她拍的片子，肺部全是白的，估计肺的毛病也不轻。父母亲寿命都不长，一个跟他们长年的劳苦有关，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煤熏烟燎有相当的关系，父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害于烟酒。
父亲常常念叨：儿大不由娘。我成家后，父亲终于放飞了我，我们开始独立生活。我离开了父母亲，离开了弟弟妹妹，离开了我清贫破旧但带给我无数幸福欢乐和美好回忆的家。
小时候总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老是打我们，等我长大后才渐渐地明白，到我做了父亲才越发清楚，也真正理解他＂棒锤下面出孝子＂的苦心和含义。父亲的举动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行为，也是那个年代物质精神都匮乏的真实写照，带有普遍性。本身读书少，很难讲的出大道理，生活的压力和艰难压的透不过气来，他需要发泄，需要缓解，那么只好借酒消愁，拿老婆孩子撒气。那个时候，妇女的地位普遍低下，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也容易滋生大男子主义，说不过你，我动手总可以吧，有些男人舍不得打老婆，那倒楣的只有孩子。
我今年也六十岁了，到今天也没有恨过父亲，怨过父亲，反过来倒反而感激父亲，要不是他在我们儿时的严格要求和严厉的家长作风，我也不会有今天。我理解父亲当初的苦衷，他打我们肯定有他的道理，为我们好啊、希望我们诚实啊、不愿我们轧坏道、希望我们用功读书有出息啊，等等。
父亲打归打，骂归骂，但心里确是真真实实爱我们兄妹仨的，往往是打过之后，他会懊恼，他会叹气，他会暗地里流泪。他要挣钱养家糊口，供我们三个读书上学，他要负担奶奶，还要贴补乡下的外公外婆，自己的身体又不好，父亲真的不容易。好在被他打过之后，我那阿弥陀佛的母亲，会尽最大的能忍安抚我们，所以一会儿就会忘了疼痛，也不记恨父亲。
父亲打归打，骂归骂，他有最好的东西，总是想着母亲和我们。小时候，我们没有玩具，没有小书，我印象当中，父母亲从来没有带我们去过公园，进过电影院，父亲能让我们吃饱饭穿暖衣就不错了，哪里有这个闲钱。看电影进公园，那是我读书以后的事了。我记得小时候，父母亲常为钱犯愁，这个月搭不住下个月，根本没有余钱，不借钱周转已属相当不易。
我说的好的，无非是过年的新衣及平时的好吃的。父亲收摊回家，有时会在东门合作社买些梨和苹果回来，都是烂的便宜货，不过都是削了皮挖去烂塘的。我还记得合作社门口那个老师傅，夏天穿件汗背心，在店门口一边削皮一边唱着吆喝，然后将削好的水果浸在水里，几分钱就能买到，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解馋的美味。
父亲好客要朋友讲义气，哪天生意好，他总会在东门拐角的熟肉店，包上一角五分或两毛钱的猪头肉回家，先让母亲炒点乡下送来的黄豆或蚕豆，偶尔有花生就炒点花生，不过很难得，往往是过年的时候才见到，如果河南老家来人了，那会吃上几回花生，还能闻到麻油的香味。然后让我们兄妹分别去打酒，叫他的朋友来喝酒，等朋友到齐了，开始喝酒了，父亲会挑好的给母亲和我们一人挟上一块。母亲从不上桌，我们和母亲盛点饭挟点菜就在旁边吃，一边吃母亲还会一边关照，你们不要谗，好好读书，等将来出息了，有的吃呢，想吃什么有什么，要啥有啥。这句话母亲常讲，当我们闻到邻家肉香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家吃西瓜的时候，回来跟母亲说，母亲就会抚摸着我们的头说这番话，要我们争气！母亲的性格和父亲绝然相反，胆小柔顺，一辈子讲话没大声，更别说打人了，骂人都没有脏话，最多一句：现眼宝，讨债鬼。
父亲说：为人三升米，砸锅卖铁，脱裤子当当也要为朋友。他常常请客喝酒的是：他的老师费永康，他的同学我的干爹杨祖云，他的把兄弟卖酱油的大个子。他们四个人聚会最多，感情也最深，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他们之间不管谁有困难，都会热心出手，鼎力相助。
父亲喜欢喝酒，但吃菜不多，尤其是有朋友在的时候，下筷就更少，属于话搭酒。他常说：看菜吃饭。真的是一粒黄豆就能就一口酒，而且喝了酒不吃饭，一口也不吃。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他长期如此，也为他日后罹患重病埋下了祸根。
自从父母亲进了工厂，告别了个体户，虽然每个月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但是往往是入不敷出，随着我们一日日长大，常常超支不够用，怎么办，父亲只好利用星期天，带上他徒弟薛富根出去打野鸡，干回老本行，吃点苦赚点外快，以贴补家用。逢到寒暑假，父亲就会叫上我和弟弟当下手，我从五六年级到高中毕业，跟父亲出去补锅，次数很多，走过不少路，南北四城门都去过，起初很难为情，怕遇上老师同学，怕被熟人看到，久而久之也就无所谓了，那个苦真是一言难以道尽。最可怜的是弟弟，他人小个子也小，头上顶了锅，顾不上看路，等到锅子补好要送还人家时，东南西北辨不清路了，只能号啕大哭。后来初中毕业后，弟弟就无心读书，到房管所上班做六角头了，就是每天工资6毛钱，从此再也没有受补锅的罪。
父亲是患肺癌走的，母亲走后，看她拍的片子，肺部全是白的，估计肺的毛病也不轻。父母亲寿命都不长，一个跟他们长年的劳苦有关，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煤熏烟燎有相当的关系，父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害于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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