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5名政法系统干警被查 附名单↓↓】日前，山东省济宁人民警察训练基地原党委书记、主任张旭东，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李延存，
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丛雅琳，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曹敏，
河南省鹿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重点对象监管办公室主任张怀玺等5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李延存，
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丛雅琳，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曹敏，
河南省鹿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重点对象监管办公室主任张怀玺等5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
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故事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故事
【穿越历史的感动】身残志坚开新路 大爱延续守初心
故事主人公：孙淑君，山东省淄博市人。辽宁省特级教师。她身残志坚，创办沈阳市皇姑区启智幼儿园，填补了全省乃至全国残疾儿童特教空白，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残疾儿童康复教育的新路，曾获“全国热爱儿童荣誉奖章”。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60年，孙淑君在出生时因为医护人员接生不慎，造成她双腿残疾。在老师关爱下成长起来的孙淑君，对教师这个行业充满了敬意和憧憬，从小就萌生了要当一名幼儿园教师的想法。
每天放学后，她就把自己家附近的孩子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歌做游戏。在这样当了7年的义务“小教师”后，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幼儿园教师。可是，工作一年后的一天，正当孙淑君在全神贯注备课时，一张调转通知书摆在了她的面前。原因是她腿有残疾，幼儿园领导怕影响到孩子们的成长。
回到家之后，她敲打着自己的残腿，放声痛哭。为了给女儿治病，孙淑君的父母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给她做了手术。在病床上整整躺了19个月后，就在石膏拆除的那一刻，孙淑君的梦想也破灭了，因为她的腿依然残疾。
但坚韧的孙淑君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既然当不成幼儿园教师，“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幼儿园，再不会有人解雇我了。”
1983年2月，刚刚结婚的孙淑君顾不得经营自己的小家庭，拿着从亲友手里借来1600元钱买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在丈夫的帮助下，一个月后，房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当年5月，“淑君幼儿园”正式成立，并接收了15个孩子入托。此时的孙淑君已经怀孕在身，可每天只用咸菜下饭，把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节省下的钱全部投入到幼儿园的建设上。一次次的维修扩建，让幼儿园的面积从20多平方米扩大到200多平方米，教具、设备应有尽有，入园幼儿也增加到100多名。
孙淑君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也因此深得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比如教“猫”这个生字时，她就抱来了一只大花猫，以实物示范教学。一节课下来，小朋友们个个会写猫字，人人都能讲出猫的特性。她还先后创作了130多首儿歌，编著成《幼儿歌谣100首》，先后三次再版，发行4万多册。
早在办园之初，孙淑君就想过要接收残疾儿童入园。上世纪80年代，残疾幼儿一般都是由家人看护，到了学龄再进入各类专门的残疾人学校就读，因为当时几乎没有幼儿园愿意接收这些孩子。而身为残疾人的孙淑君，深刻地知道这些孩子和家长对幼教有多么渴望。
4岁半的小华（化名）是一名先天性聋儿，也是来到淑君幼儿园的第一个残疾幼儿，入园之前一直由奶奶看护。刚来幼儿园时，小华一直躲在妈妈身后不肯出来。妈妈离开后，小华没停歇地哭了一个多小时，孙淑君一直把小华搂在怀里安抚。
为了能让小华开口说话，孙淑君跑遍了图书馆查阅资料，又到聋哑学校、医院和师范学校，请教如何进行听障儿童早期干预。每天，孙淑君不厌其烦地让小华看着自己的嘴型、摸着自己的喉咙尝试发音。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最初智能发出含混的呜呜声的小华，已经可以发出单个音节。当小华满面笑容，清晰地喊出“老师”时，孙淑君激动得泪流满面。
很快，沈阳有幼儿园接收残疾幼儿的消息在残疾人群体中传开了，许多家长慕名而来。从听力残疾到智力残疾，再到自闭症患儿，孙淑君的幼儿园招收的残疾孩子类型越来越多。这也促使孙淑君产生了新的想法：创办一所特殊的幼儿园，让更多残障儿童得到智力的启迪和身体的康复。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1994年，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的沈阳市皇姑区启智幼儿园正式开园，这是当时辽宁省唯一一所残健合一幼儿园，填补了国内幼儿特教的空白。
自成立以来，启智幼儿园招收各类残疾幼儿千余名，其中20%升入正常小学随班就读，50%进入各类残疾人学校，95%在原有基础上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有所提高。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孙淑君以及启智幼儿园特教群体20余名教师多年来的坚守和努力。
那时的幼儿特殊教育领域往往重视身体康复，而忽视心智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建园之初，孙淑君就明确要求老师们在开展专业康复训练的同时，确保除智力残疾儿童以外的残疾孩子在认知水平、社会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与普通儿童保持一致，以此培养残疾儿童在幼时就自主融入社会的心理基础和行动能力。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启智幼儿园会让大孩子带小孩子、健康孩子带残疾孩子一起参加户外体育课、音乐形体课，努力消除孩子们眼中的残健差异。
孙淑君本身就是一位残疾人，自身的经历让她深深体会到，自卑是残疾人群体最可怕的心理藩篱，往往在幼年时代就埋下了种子。为此，启智幼儿园把平等作为保育工作的首要原则，在环境设施、师资配备、玩教具等方面，处处体现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之间的平等理念。
在孙淑君看来，健康儿童在与残疾儿童的交往中，学会了关爱他人，珍惜自己，从小就在心中种下爱的种子。而残疾儿童沐浴在这种爱的阳光下，也有助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让他们有勇气、有能力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孙淑君积极履职尽责，先后提出《关于允许残疾人驾驶汽车的建议》《关于加快制定我国＜学前教育法＞的建议》等议案，并呼吁为“无障碍建设”立法，让残障人士的生活更方便。
来源：人民网-辽宁频道
【穿越历史的感动】身残志坚开新路 大爱延续守初心
故事主人公：孙淑君，山东省淄博市人。辽宁省特级教师。她身残志坚，创办沈阳市皇姑区启智幼儿园，填补了全省乃至全国残疾儿童特教空白，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残疾儿童康复教育的新路，曾获“全国热爱儿童荣誉奖章”。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60年，孙淑君在出生时因为医护人员接生不慎，造成她双腿残疾。在老师关爱下成长起来的孙淑君，对教师这个行业充满了敬意和憧憬，从小就萌生了要当一名幼儿园教师的想法。
每天放学后，她就把自己家附近的孩子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歌做游戏。在这样当了7年的义务“小教师”后，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幼儿园教师。可是，工作一年后的一天，正当孙淑君在全神贯注备课时，一张调转通知书摆在了她的面前。原因是她腿有残疾，幼儿园领导怕影响到孩子们的成长。
回到家之后，她敲打着自己的残腿，放声痛哭。为了给女儿治病，孙淑君的父母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给她做了手术。在病床上整整躺了19个月后，就在石膏拆除的那一刻，孙淑君的梦想也破灭了，因为她的腿依然残疾。
但坚韧的孙淑君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既然当不成幼儿园教师，“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幼儿园，再不会有人解雇我了。”
1983年2月，刚刚结婚的孙淑君顾不得经营自己的小家庭，拿着从亲友手里借来1600元钱买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在丈夫的帮助下，一个月后，房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当年5月，“淑君幼儿园”正式成立，并接收了15个孩子入托。此时的孙淑君已经怀孕在身，可每天只用咸菜下饭，把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节省下的钱全部投入到幼儿园的建设上。一次次的维修扩建，让幼儿园的面积从20多平方米扩大到200多平方米，教具、设备应有尽有，入园幼儿也增加到100多名。
孙淑君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也因此深得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比如教“猫”这个生字时，她就抱来了一只大花猫，以实物示范教学。一节课下来，小朋友们个个会写猫字，人人都能讲出猫的特性。她还先后创作了130多首儿歌，编著成《幼儿歌谣100首》，先后三次再版，发行4万多册。
早在办园之初，孙淑君就想过要接收残疾儿童入园。上世纪80年代，残疾幼儿一般都是由家人看护，到了学龄再进入各类专门的残疾人学校就读，因为当时几乎没有幼儿园愿意接收这些孩子。而身为残疾人的孙淑君，深刻地知道这些孩子和家长对幼教有多么渴望。
4岁半的小华（化名）是一名先天性聋儿，也是来到淑君幼儿园的第一个残疾幼儿，入园之前一直由奶奶看护。刚来幼儿园时，小华一直躲在妈妈身后不肯出来。妈妈离开后，小华没停歇地哭了一个多小时，孙淑君一直把小华搂在怀里安抚。
为了能让小华开口说话，孙淑君跑遍了图书馆查阅资料，又到聋哑学校、医院和师范学校，请教如何进行听障儿童早期干预。每天，孙淑君不厌其烦地让小华看着自己的嘴型、摸着自己的喉咙尝试发音。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最初智能发出含混的呜呜声的小华，已经可以发出单个音节。当小华满面笑容，清晰地喊出“老师”时，孙淑君激动得泪流满面。
很快，沈阳有幼儿园接收残疾幼儿的消息在残疾人群体中传开了，许多家长慕名而来。从听力残疾到智力残疾，再到自闭症患儿，孙淑君的幼儿园招收的残疾孩子类型越来越多。这也促使孙淑君产生了新的想法：创办一所特殊的幼儿园，让更多残障儿童得到智力的启迪和身体的康复。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1994年，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的沈阳市皇姑区启智幼儿园正式开园，这是当时辽宁省唯一一所残健合一幼儿园，填补了国内幼儿特教的空白。
自成立以来，启智幼儿园招收各类残疾幼儿千余名，其中20%升入正常小学随班就读，50%进入各类残疾人学校，95%在原有基础上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有所提高。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孙淑君以及启智幼儿园特教群体20余名教师多年来的坚守和努力。
那时的幼儿特殊教育领域往往重视身体康复，而忽视心智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建园之初，孙淑君就明确要求老师们在开展专业康复训练的同时，确保除智力残疾儿童以外的残疾孩子在认知水平、社会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与普通儿童保持一致，以此培养残疾儿童在幼时就自主融入社会的心理基础和行动能力。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启智幼儿园会让大孩子带小孩子、健康孩子带残疾孩子一起参加户外体育课、音乐形体课，努力消除孩子们眼中的残健差异。
孙淑君本身就是一位残疾人，自身的经历让她深深体会到，自卑是残疾人群体最可怕的心理藩篱，往往在幼年时代就埋下了种子。为此，启智幼儿园把平等作为保育工作的首要原则，在环境设施、师资配备、玩教具等方面，处处体现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之间的平等理念。
在孙淑君看来，健康儿童在与残疾儿童的交往中，学会了关爱他人，珍惜自己，从小就在心中种下爱的种子。而残疾儿童沐浴在这种爱的阳光下，也有助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让他们有勇气、有能力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孙淑君积极履职尽责，先后提出《关于允许残疾人驾驶汽车的建议》《关于加快制定我国＜学前教育法＞的建议》等议案，并呼吁为“无障碍建设”立法，让残障人士的生活更方便。
来源：人民网-辽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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