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危邦莫入，乱邦不居。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
在有道的社会，“知名度”是你受关注的程度；在无道的社会，知名度是你准备被喷的程度，知名度就是“致命度”。
在一个有理说不清、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邪恶当道、正义不彰的岛上，我在这里谈孔子孟子，是白费力气的。
看看一个社会被追捧的对象，就可以知道该社会的水平。你怪那个偶像水平不够，其实是追捧他的社会水平不够，要怪就要怪自己。
影视剧里的老大帮主，党羽众多，有钱有势，而他的对立面大侠如傅红雪、李寻欢者，却总是孤身一人，单刀赴会。到底谁才是善的？
在有道的社会，“知名度”是你受关注的程度；在无道的社会，知名度是你准备被喷的程度，知名度就是“致命度”。
在一个有理说不清、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邪恶当道、正义不彰的岛上，我在这里谈孔子孟子，是白费力气的。
看看一个社会被追捧的对象，就可以知道该社会的水平。你怪那个偶像水平不够，其实是追捧他的社会水平不够，要怪就要怪自己。
影视剧里的老大帮主，党羽众多，有钱有势，而他的对立面大侠如傅红雪、李寻欢者，却总是孤身一人，单刀赴会。到底谁才是善的？
中国人幸福指数还不如利比亚？
北京日报客户端
近日，在一场中加关系研讨会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谈到，一些西方人士在观察中国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比如在美国知名调查公司盖洛普的一项报告中，利比亚的幸福指数排名远高于中国，“这一定是哪儿出错了”。
有道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太平安宁是幸福生活的基础。而繁荣祥和的中国，幸福指数竟不及战火纷飞、恐袭肆虐的利比亚，这种结论显然有悖常识。
幸福不幸福，利比亚人民自有判断。去年推特上一组对比图火了，一名利比亚男子2000年在班加西拍了一组照片，18年后他又站在相同地点重拍了一组。男孩已长大，可城市却成了一片废墟。而要问利比亚为何陷入困局，西方国家自然脱不了干系。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话说，“利比亚局势已成为西方政治干涉失败的典型案例。”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利比亚推入深渊，反过来又为之贴上“幸福”标签，还别有用心再“踩一脚”中国。实在想象不出，他们是怎么编出这样的连篇鬼话的。
之所以胡说八道，还是骨子里的偏见作祟。从经济、文化上看，近代以来的世界是偏西化的，而中国则被视为“化外之地”。而面对如今不断崛起的中国，西方政客依然不愿意放下那份散发着霉味儿的优越感。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路径等不同，西方向来视中国为“异类”，常把“中国崩溃论”挂在嘴边，一门心思高高在上改造中国。而另一方面，无法抹杀中国经济、科技的突飞猛进，就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威胁论”，甚至把中国说成是“新帝国主义列强”，试图站在道德高地把中国打趴下。
事实胜于雄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崩溃论”自己先崩溃了，“威胁论”更成了“贼喊捉贼”的戏码。西方世界秉承的种种逻辑愈发难以自洽，但为了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陈腐强权，又不免要强装“权威”，闹出一个又一个国际笑话也就不足为怪了。
欧洲有谚，偏见是无知的产物。而无知的人不只不敢正视别人，更难以认清自己。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都出现了社会紊乱甚至失序的现象，如恐怖袭击频发、难民危机难解，民粹主义猖獗等等。可对于“西方之乱”，西方社会要么无视、要么失语，既给不出合理解释，也找不到解决良方。分析来看，文明、制度优越感等或是原因，但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使得一些人从自满自傲走向了自闭，失去了应有的反思、批判和鉴别能力。对此，新加坡前外交官、学者马凯硕在其新书《西方失败了吗？》中对西方提出这么一条建议，虚心倾听广大“非西方”国家意见。而想要真正做到“虚心”，首要一条就是放下对“不类己者”的傲慢与偏见，客观看待当今世界形势，公正评判别国发展实际。
在国人眼中，这份“幸福调查”荒谬到不值一驳。这份自信从容，少不了国家实力支撑。我们必须认识到，叫醒装睡的人很难，面对抹黑我们当然要大声摆事实讲道理，更要靠脚踏实地发展。乱云飞渡，只要硬实力立得住，中国故事够精彩，那些无聊又可笑的聒噪自然会烟消云散。
北京日报客户端
近日，在一场中加关系研讨会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谈到，一些西方人士在观察中国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比如在美国知名调查公司盖洛普的一项报告中，利比亚的幸福指数排名远高于中国，“这一定是哪儿出错了”。
有道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太平安宁是幸福生活的基础。而繁荣祥和的中国，幸福指数竟不及战火纷飞、恐袭肆虐的利比亚，这种结论显然有悖常识。
幸福不幸福，利比亚人民自有判断。去年推特上一组对比图火了，一名利比亚男子2000年在班加西拍了一组照片，18年后他又站在相同地点重拍了一组。男孩已长大，可城市却成了一片废墟。而要问利比亚为何陷入困局，西方国家自然脱不了干系。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话说，“利比亚局势已成为西方政治干涉失败的典型案例。”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利比亚推入深渊，反过来又为之贴上“幸福”标签，还别有用心再“踩一脚”中国。实在想象不出，他们是怎么编出这样的连篇鬼话的。
之所以胡说八道，还是骨子里的偏见作祟。从经济、文化上看，近代以来的世界是偏西化的，而中国则被视为“化外之地”。而面对如今不断崛起的中国，西方政客依然不愿意放下那份散发着霉味儿的优越感。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路径等不同，西方向来视中国为“异类”，常把“中国崩溃论”挂在嘴边，一门心思高高在上改造中国。而另一方面，无法抹杀中国经济、科技的突飞猛进，就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威胁论”，甚至把中国说成是“新帝国主义列强”，试图站在道德高地把中国打趴下。
事实胜于雄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崩溃论”自己先崩溃了，“威胁论”更成了“贼喊捉贼”的戏码。西方世界秉承的种种逻辑愈发难以自洽，但为了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陈腐强权，又不免要强装“权威”，闹出一个又一个国际笑话也就不足为怪了。
欧洲有谚，偏见是无知的产物。而无知的人不只不敢正视别人，更难以认清自己。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都出现了社会紊乱甚至失序的现象，如恐怖袭击频发、难民危机难解，民粹主义猖獗等等。可对于“西方之乱”，西方社会要么无视、要么失语，既给不出合理解释，也找不到解决良方。分析来看，文明、制度优越感等或是原因，但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使得一些人从自满自傲走向了自闭，失去了应有的反思、批判和鉴别能力。对此，新加坡前外交官、学者马凯硕在其新书《西方失败了吗？》中对西方提出这么一条建议，虚心倾听广大“非西方”国家意见。而想要真正做到“虚心”，首要一条就是放下对“不类己者”的傲慢与偏见，客观看待当今世界形势，公正评判别国发展实际。
在国人眼中，这份“幸福调查”荒谬到不值一驳。这份自信从容，少不了国家实力支撑。我们必须认识到，叫醒装睡的人很难，面对抹黑我们当然要大声摆事实讲道理，更要靠脚踏实地发展。乱云飞渡，只要硬实力立得住，中国故事够精彩，那些无聊又可笑的聒噪自然会烟消云散。
『清晨沐心』道不欲杂
【原文】
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战国·庄周《庄子·人间世》）
【大意】
掌握道理必须一元化，不要多元化。道理多元了，自相矛盾也就多了。自相矛盾多了，自我干扰也多了。自我干扰多了，自己顾虑就多了。自己顾虑多了，救人救国都谈不上了。
【延展】
在《庄子·人间世》的这则寓言里，颜回想要到卫国去，治理政治上十分混乱的卫国，孔子劝止了他。儒家向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颜回要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孔子为什么要劝止他呢？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儒家出仕做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有道”之国，有利于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不能是一个乱国，所以孔子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说法。此时的卫国正是一个“无道”的乱邦，颜回此去不但无法实现抱负，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孔子甚至认为，在一个乱邦出仕为官，无非是为领取一份俸禄，这是可耻的行为。
还有一个原因，孔子认为一个人应该像“古之至人”那样，先充实完善自己，然后才能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而颜回尚没有很好地充实自己就急于去施展，这是欲使“道”与他事相杂，必将会导致忧患。儒家也以追求“道”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曾有“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可见“道”在儒者心中的崇高地位。追求“道”必须专心致志、持之以恒，颜回不能专心致力于大道，心有旁骛，就违背了“道”的原则，所以孔子批评他。孔子和颜回的这段对话虽然是庄子的假托之言，却符合儒家的一贯主张，同时也借儒家之口阐述了道家对于“道”的基本观点。
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道”寄托着人类的最高理想，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遵循“道”的原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道”相违。在政治领域，“道”是治国理政的最高原则，历朝历代都有经过自己慎重选择的治国之“道”，作为自己政治活动中根本性的指导思想。这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必须是唯一的，不能与其他思想理论相“杂”。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次只能选择一个“道”，不能同时有两个或多个“道”作为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否则就会自相矛盾、思想混乱，整个国家社会就会迷失方向、导致危机，这就是所谓“多则扰，扰则忧”。这个唯一的“道”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
【原文】
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战国·庄周《庄子·人间世》）
【大意】
掌握道理必须一元化，不要多元化。道理多元了，自相矛盾也就多了。自相矛盾多了，自我干扰也多了。自我干扰多了，自己顾虑就多了。自己顾虑多了，救人救国都谈不上了。
【延展】
在《庄子·人间世》的这则寓言里，颜回想要到卫国去，治理政治上十分混乱的卫国，孔子劝止了他。儒家向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颜回要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孔子为什么要劝止他呢？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儒家出仕做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有道”之国，有利于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不能是一个乱国，所以孔子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说法。此时的卫国正是一个“无道”的乱邦，颜回此去不但无法实现抱负，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孔子甚至认为，在一个乱邦出仕为官，无非是为领取一份俸禄，这是可耻的行为。
还有一个原因，孔子认为一个人应该像“古之至人”那样，先充实完善自己，然后才能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而颜回尚没有很好地充实自己就急于去施展，这是欲使“道”与他事相杂，必将会导致忧患。儒家也以追求“道”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曾有“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可见“道”在儒者心中的崇高地位。追求“道”必须专心致志、持之以恒，颜回不能专心致力于大道，心有旁骛，就违背了“道”的原则，所以孔子批评他。孔子和颜回的这段对话虽然是庄子的假托之言，却符合儒家的一贯主张，同时也借儒家之口阐述了道家对于“道”的基本观点。
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道”寄托着人类的最高理想，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遵循“道”的原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道”相违。在政治领域，“道”是治国理政的最高原则，历朝历代都有经过自己慎重选择的治国之“道”，作为自己政治活动中根本性的指导思想。这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必须是唯一的，不能与其他思想理论相“杂”。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次只能选择一个“道”，不能同时有两个或多个“道”作为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否则就会自相矛盾、思想混乱，整个国家社会就会迷失方向、导致危机，这就是所谓“多则扰，扰则忧”。这个唯一的“道”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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