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众人皆以易安为婉约派词人，我想，他们应该是被李清照那句“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举动给骗了。
熟悉李清照的都知道，李清照还是一个“老司机”，车速不快，但转弯很急。
在我看来，李清照的诗词虽绝大多数是婉约风，但我却在婉约中看到了她的特立独行。要知道在北宋的大环境下，一个女子想要放飞自我，需要承受太多来自于社会，家庭的压力。
可李清照就是干了。
李清照自小出生在泉城济南，她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更是北宋的高官。李清照自小便生活在书香门第，年少成名。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李清照一个小女孩家家，外出泛舟游玩，竟然还喝得迷糊了。夜晚回家，小舟惊起了“一滩鸥鹭”。如此作为，岂不有了豪放词风。
除了饮酒，李清照还喜欢赌，平日里打打牌调剂下生活……从她这种成长经历来说，李清照并没有被程朱理学完全压制，她的骨子里面，还是格外喜欢释放自己的天性。
随着李清照一天天长大，她转眼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李清照作为有名的才女，被北宋高官赵挺之的儿子看上了。他是赵明诚，是北宋太学的一名学生。
在当时，进入了太学，无疑就将一只脚踏入了官场。
李清照和赵明诚恋爱了，俩人忙着约会，忙着在自己的小空间恩爱。李清照曾写了一首《浣溪沙》，其中便写道：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
提起约会来，李清照早早就打扮得美美的，脸上的笑容根本藏不住，笑得和花一样甜。和别人对视都不敢，就担心自己的心事，被别人通过眼神开出来。
少女风满满，也能透过词感觉出来，恋爱中的李清照，是多么的幸福和甜蜜。用现在的话来说，李清照喜欢“发圈”，还喜欢秀恩爱，撒狗粮。
这样的李清照，怎么不招人喜欢，可惜，一颗小白菜，就要被赵明诚拱了。
李格非养的白白嫩嫩的小白菜，就被赵明诚连盆都端走了。李清照结婚了，嫁给了她的初恋赵明诚。
如果我们不开启上帝视角来看这段婚姻，想必任何一个看到他们二人的组合时，都会献上美好的祝福。
李清照与赵明诚也是这么认为的。结婚之后，李清照喜欢“秀恩爱，撒狗粮”的爱好日渐浓厚。一份幸福，分享出去，就会变成两份。
二人婚后，一次逛街途中，李清照开始“作”了一把：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俩人婚后逛街遛弯，遇到一个卖花的。女孩子哪有不爱花的，于是，她便花钱买了一朵。她仔细端详，这朵花开得太漂亮了，沾着露珠，映着晨光简直美极了。
李清照突然心头一酸，她担心自己的容貌被花比下去，于是便开始“作妖”。她将花插在自己的鬓角，问了赵明诚一个“送命题”：夫君你说，是花好看还是我好看呢？
女孩子“作”一点，不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嘛。从李清照的作为上来看，什么“出嫁从夫”，不存在的。
李清照：我就是我，你爱我就得宠着我。李清照的恋爱观，已经领先了前年。
李清照嫁给赵明诚之后，俩人除了逛街，就是捣鼓金石文物。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他们甘之如饴。
平日里，才不会没事吵架拌嘴。有文化的人，连娱乐都充满高雅。李清照《金石录》中记载：
两人都爱收集古籍，记忆力超强。为了让平日里的生活更充满情调一些， 于是他们常常互相提问，每一段文字的出处，在哪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亦或者是某一个典故，出自哪里。
纳兰性德曾写道“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如此平淡惬意的生活，才是生命的真谛。
李清照：我要当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除了平日里的这些小情趣之外，李清照还曾写了一首词，将夫妻二人间更为隐私的一面，记录了下来。
晚来一阵风兼雨，洗尽炎 光。
在她的笔下，风和雨都成为了有人情味的天气。一阵风雨过来，白天的炎热早已散去。
这一夜，李清照是快乐且身心愉快的
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
晚上她吃饱晚饭，早早地便梳洗完毕，对着镜子还画上了淡淡的妆。女为悦己者容，她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她想让赵明诚一回头，就不再忍心将头转回去。
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
自己捣鼓了半天，赵明诚还在远处的书桌上看书，仿佛就没有发现李清照此时的举动。（难怪说，男人婚后都变成了正人君子，古今通用。）
李清照在化完妆之后，站起了身。由于是夏天，她穿了一条绛色的蚕丝薄纱透明睡裙，自己雪白的皮肤若隐若现，她甚至还能闻到阵阵清香。
李清照向赵明诚款款走来。
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
李清照走到赵明诚身边，笑盈盈说：檀郎，咱们早点休息吧，今天晚上的凉席可凉快呢。
檀郎这词最早是说美男子潘安的，李清照直接用这个词来称呼赵明诚，将自己小女人娇滴滴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这首《丑奴儿》李清照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她向丈夫之间的一次小情趣。这首词好像什么都说了，但又什么都没说，给人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可谓是“油而不腻”。
但宋代文学家王灼就曾公开表示：
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碧鸡漫志》
他称自己就从没见哪个乡绅家的妇女，能如此无所顾忌说这些“荒淫”之语。也有人说，李清照是在自毁形象。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她与丈夫之间的小情趣，难登大雅之堂。
或许李清照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些世俗之见：我是词人，可我也是女人。女人向丈夫表达情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女人就活该压抑自己？女人就不能分享自己的幸福时光？
李清照是词人不假，但她不用做官，不用顶天立地，她只需要尽情地享受自己的生活罢了。
用诗词来记录生活，这有何不可？
李清照后半生的生活，着实令人揪心。她与赵明诚的感情，也历经波折。金兵入侵，家园沦丧，李清照以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二人心爱的文物。
在李清照看来，那些心爱的金石文物，就是她与赵明诚最好的会议。尤其是在赵明诚去世之后，这些金石文物对于李清照而言，意味得更多。
不知道李清照晚年的时候，会不会将这首《丑奴儿》拿出来读一读，她的脸色会不会再荡起迷人的笑容……
熟悉李清照的都知道，李清照还是一个“老司机”，车速不快，但转弯很急。
在我看来，李清照的诗词虽绝大多数是婉约风，但我却在婉约中看到了她的特立独行。要知道在北宋的大环境下，一个女子想要放飞自我，需要承受太多来自于社会，家庭的压力。
可李清照就是干了。
李清照自小出生在泉城济南，她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更是北宋的高官。李清照自小便生活在书香门第，年少成名。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李清照一个小女孩家家，外出泛舟游玩，竟然还喝得迷糊了。夜晚回家，小舟惊起了“一滩鸥鹭”。如此作为，岂不有了豪放词风。
除了饮酒，李清照还喜欢赌，平日里打打牌调剂下生活……从她这种成长经历来说，李清照并没有被程朱理学完全压制，她的骨子里面，还是格外喜欢释放自己的天性。
随着李清照一天天长大，她转眼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李清照作为有名的才女，被北宋高官赵挺之的儿子看上了。他是赵明诚，是北宋太学的一名学生。
在当时，进入了太学，无疑就将一只脚踏入了官场。
李清照和赵明诚恋爱了，俩人忙着约会，忙着在自己的小空间恩爱。李清照曾写了一首《浣溪沙》，其中便写道：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
提起约会来，李清照早早就打扮得美美的，脸上的笑容根本藏不住，笑得和花一样甜。和别人对视都不敢，就担心自己的心事，被别人通过眼神开出来。
少女风满满，也能透过词感觉出来，恋爱中的李清照，是多么的幸福和甜蜜。用现在的话来说，李清照喜欢“发圈”，还喜欢秀恩爱，撒狗粮。
这样的李清照，怎么不招人喜欢，可惜，一颗小白菜，就要被赵明诚拱了。
李格非养的白白嫩嫩的小白菜，就被赵明诚连盆都端走了。李清照结婚了，嫁给了她的初恋赵明诚。
如果我们不开启上帝视角来看这段婚姻，想必任何一个看到他们二人的组合时，都会献上美好的祝福。
李清照与赵明诚也是这么认为的。结婚之后，李清照喜欢“秀恩爱，撒狗粮”的爱好日渐浓厚。一份幸福，分享出去，就会变成两份。
二人婚后，一次逛街途中，李清照开始“作”了一把：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俩人婚后逛街遛弯，遇到一个卖花的。女孩子哪有不爱花的，于是，她便花钱买了一朵。她仔细端详，这朵花开得太漂亮了，沾着露珠，映着晨光简直美极了。
李清照突然心头一酸，她担心自己的容貌被花比下去，于是便开始“作妖”。她将花插在自己的鬓角，问了赵明诚一个“送命题”：夫君你说，是花好看还是我好看呢？
女孩子“作”一点，不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嘛。从李清照的作为上来看，什么“出嫁从夫”，不存在的。
李清照：我就是我，你爱我就得宠着我。李清照的恋爱观，已经领先了前年。
李清照嫁给赵明诚之后，俩人除了逛街，就是捣鼓金石文物。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他们甘之如饴。
平日里，才不会没事吵架拌嘴。有文化的人，连娱乐都充满高雅。李清照《金石录》中记载：
两人都爱收集古籍，记忆力超强。为了让平日里的生活更充满情调一些， 于是他们常常互相提问，每一段文字的出处，在哪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亦或者是某一个典故，出自哪里。
纳兰性德曾写道“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如此平淡惬意的生活，才是生命的真谛。
李清照：我要当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除了平日里的这些小情趣之外，李清照还曾写了一首词，将夫妻二人间更为隐私的一面，记录了下来。
晚来一阵风兼雨，洗尽炎 光。
在她的笔下，风和雨都成为了有人情味的天气。一阵风雨过来，白天的炎热早已散去。
这一夜，李清照是快乐且身心愉快的
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
晚上她吃饱晚饭，早早地便梳洗完毕，对着镜子还画上了淡淡的妆。女为悦己者容，她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她想让赵明诚一回头，就不再忍心将头转回去。
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
自己捣鼓了半天，赵明诚还在远处的书桌上看书，仿佛就没有发现李清照此时的举动。（难怪说，男人婚后都变成了正人君子，古今通用。）
李清照在化完妆之后，站起了身。由于是夏天，她穿了一条绛色的蚕丝薄纱透明睡裙，自己雪白的皮肤若隐若现，她甚至还能闻到阵阵清香。
李清照向赵明诚款款走来。
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
李清照走到赵明诚身边，笑盈盈说：檀郎，咱们早点休息吧，今天晚上的凉席可凉快呢。
檀郎这词最早是说美男子潘安的，李清照直接用这个词来称呼赵明诚，将自己小女人娇滴滴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这首《丑奴儿》李清照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她向丈夫之间的一次小情趣。这首词好像什么都说了，但又什么都没说，给人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可谓是“油而不腻”。
但宋代文学家王灼就曾公开表示：
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碧鸡漫志》
他称自己就从没见哪个乡绅家的妇女，能如此无所顾忌说这些“荒淫”之语。也有人说，李清照是在自毁形象。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她与丈夫之间的小情趣，难登大雅之堂。
或许李清照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些世俗之见：我是词人，可我也是女人。女人向丈夫表达情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女人就活该压抑自己？女人就不能分享自己的幸福时光？
李清照是词人不假，但她不用做官，不用顶天立地，她只需要尽情地享受自己的生活罢了。
用诗词来记录生活，这有何不可？
李清照后半生的生活，着实令人揪心。她与赵明诚的感情，也历经波折。金兵入侵，家园沦丧，李清照以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二人心爱的文物。
在李清照看来，那些心爱的金石文物，就是她与赵明诚最好的会议。尤其是在赵明诚去世之后，这些金石文物对于李清照而言，意味得更多。
不知道李清照晚年的时候，会不会将这首《丑奴儿》拿出来读一读，她的脸色会不会再荡起迷人的笑容……
炎炎夏日，一阵微风吹过是喜；冰天雪地，凛冽寒风掠过是悲。久旱逢甘霖是喜，洪涝雨未停是悲。同为风雨，或喜或悲无法定论。只知自然界没有风风雨雨，大地就不会春华秋实！
欣然接受经历与馈赠，不被世间浮华迷乱双眼，不被世间磨难击垮心智；只遵循本心，真诚、踏实、执着，拥有永恒的信念，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做好每一件事，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 开学前随笔 与君共勉
欣然接受经历与馈赠，不被世间浮华迷乱双眼，不被世间磨难击垮心智；只遵循本心，真诚、踏实、执着，拥有永恒的信念，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做好每一件事，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 开学前随笔 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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