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师话题#【“小石器”向母校汇报——母校您好！我是赵志文，我在河南省信邦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您汇报！】
我是信息技术学院2021届毕业生赵志文，毕业后同学们都有不同的选择，考研上岸，参加工作，而我选择自主创业，现在主要在做小吃店经营、工程开发等业务，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始终坚信，成功的道路是点点滴滴积累而来。
转眼毕业已经两个月了，时常会想起学校里的点点滴滴，文秀山上的微风，秋韵湖旁的大厦，讲台上谆谆教导的老师和教室里欢声笑语的我们。
如今我踏上社会，独自开始新的征程，我定会牢记毕业时陈校长生逢盛世当不负的嘱托，不断提升自己，不忘初心，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我是信息技术学院2021届毕业生赵志文，毕业后同学们都有不同的选择，考研上岸，参加工作，而我选择自主创业，现在主要在做小吃店经营、工程开发等业务，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始终坚信，成功的道路是点点滴滴积累而来。
转眼毕业已经两个月了，时常会想起学校里的点点滴滴，文秀山上的微风，秋韵湖旁的大厦，讲台上谆谆教导的老师和教室里欢声笑语的我们。
如今我踏上社会，独自开始新的征程，我定会牢记毕业时陈校长生逢盛世当不负的嘱托，不断提升自己，不忘初心，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今天老班问有没有同学后悔当初高一的时候没背熟那些长的课文的，我脱口而出一句不后悔，我当时也背了。可我好像天生和语文背书有仇似的，背熟是上一秒钟的事情，下一秒钟就像陌生人。我情愿它们都变成英文、到现在为止，我好像还是没有特别后悔的一件事，我始终认为事情是自己做的，选择也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干嘛要否认当初的自己呢？
金融口连续地震，为哪般？
最近一两年里，金融口持续震荡。国家连续出重拳，整顿金融行业，清理行业蛀虫，剜去行业腐肉，净化行业血液。于是，多位金融高官被抓，不少大型财团被约谈，乃至被清理整顿，多项金融业务的边界范围被框定。
经过这一系列整顿，金融行业原本虚浮的热气开始逐渐转凉，原本过度逐利的风气也开始渐渐转为关注产业发展本身。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国家整顿金融行业已经开始初显成效。
所以，如果从中观层面来理解，我们自然可以国家这一做法解释成为：国家这是要净化金融产业的产业环境，引导金融资本为国家的创新事业发展积极出力。这一解释视角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在“北京证交所”（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释放了什么信号？）一文中也曾采用过这一视角。
但是，只是从这一视角来解释问题，自然体现不出我的实力。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决定用众位读者未必有过的一种宏观视角来解释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根源。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初期说起。
所谓改革开放，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将与本土劳动力、资源合作的资金来源，从苏联调整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建国以来，到2012年前，我国都拥有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将这些市场要素充分开发起来的资本。
为了开发这些资源，在建国以后，我们首先引入的是苏联资本。后来，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停止了与苏联的合作，并转头投入到自力更生的道路上。
但是，工业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是需要资本作为丝线，将作为珠子的各种市场要素串起来。如此，那些珠子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而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由于在资本上的相对缺乏，导致只能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珠子的入位。这虽然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却有失灵活，在效率上欠佳。
为了将市场要素充分调动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探索引入西方资本。西方资本的不断进入，活化了我们已有的市场要素，令生产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于是，在短短几十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中国奇迹”。
但是，西方资本的进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西方资本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按照西方政府的治理方式来办。这也就是说，它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接受西方的治理模式，包括市场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以配合资本的复制、扩张。
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我们一直面临一个现象，即“资本给我们定规矩。”
为了盘活我们手里的市场要素，发展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主动退让，接受资本给我们定的规矩。虽然其中也有大量的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的博弈，但只要细致观察自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围绕行政法律之上的一系列变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从2012年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出现了一般人所不易察觉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即资本的积累。通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积累，我们已经成功将大量市场要素转变成为资本。
首先，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步入拐点。虽然在此后近十年中，一直到如今，我们依旧还有具有相比西方国家来说极为巨大的人口红利，但肉眼可见的是，自2012年这个拐点开始后，制造业工厂招工越来越难。到今天，沿海很多工厂已经是基本招不到工人了。
通过大量吃下人口红利，我国的一大批企业家们也成功地将这一市场要素转化为剩余资本。这些资本无处可去，于是带高了房价，并大量涌入教育、医疗等领域，成为撬动一块块市场的热钱。
其次，环境资源也不容忽视的转化成为了资本。通过大量消耗环境资源，比如开采石化燃料，我国的一大批企业家也成功地将这一市场要素转化为剩余资本。
这些资本大量沉淀下来，虽然一度引发了市场过热，但也在一个重要意义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虽然我们始终欢迎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但如今我们不再如以前那样，需要出让主动性，来换取资本的来华投资。毕竟，我们手里也已经有大量无处可去的资本。
所以，直白地说，如今应该轮到“我们给资本定规矩”了。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国家清理整顿金融行业，就是我们在给资本定规矩。
我们要框定某些领域是资本不能进入的禁区，比如教培行业，框定某些领域是资本可以有限进入的领域，比如医疗领域，而其他领域则是资本可以自由发挥，乃至得到鼓励的领域，比如创新领域。
同时，我们还要框定资本在中国运行机制、方式，给资本划红线。
让我们给资本定规矩并不是说我们就要限制资本，管死资本。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这只是说，我们要引导资本进入我们希望它进入的领域，以助力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同时我们要规范资本的市场行为，以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有序。
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并正在大力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比如，我们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这就表明了我们对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投资行为的态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这些改革的动作，并不是资本给我们定规矩的结果，而是我们自己定规矩的产物。我们主动选择了扩大开放，以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因为我们明白，这将会助力中国国力再上一步。
如今，中美之间的博弈尚在持续过程中，而二战后建立的旧国际秩序面临深度盘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资本定下规矩，其实也是我们对未来将出现的新国际秩序给出了一丝提示。关于这点，当然不是本文所可以阐释的清楚的，让我们留待后文再说。
最近一两年里，金融口持续震荡。国家连续出重拳，整顿金融行业，清理行业蛀虫，剜去行业腐肉，净化行业血液。于是，多位金融高官被抓，不少大型财团被约谈，乃至被清理整顿，多项金融业务的边界范围被框定。
经过这一系列整顿，金融行业原本虚浮的热气开始逐渐转凉，原本过度逐利的风气也开始渐渐转为关注产业发展本身。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国家整顿金融行业已经开始初显成效。
所以，如果从中观层面来理解，我们自然可以国家这一做法解释成为：国家这是要净化金融产业的产业环境，引导金融资本为国家的创新事业发展积极出力。这一解释视角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在“北京证交所”（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释放了什么信号？）一文中也曾采用过这一视角。
但是，只是从这一视角来解释问题，自然体现不出我的实力。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决定用众位读者未必有过的一种宏观视角来解释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根源。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初期说起。
所谓改革开放，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将与本土劳动力、资源合作的资金来源，从苏联调整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建国以来，到2012年前，我国都拥有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将这些市场要素充分开发起来的资本。
为了开发这些资源，在建国以后，我们首先引入的是苏联资本。后来，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停止了与苏联的合作，并转头投入到自力更生的道路上。
但是，工业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是需要资本作为丝线，将作为珠子的各种市场要素串起来。如此，那些珠子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而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由于在资本上的相对缺乏，导致只能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珠子的入位。这虽然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却有失灵活，在效率上欠佳。
为了将市场要素充分调动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探索引入西方资本。西方资本的不断进入，活化了我们已有的市场要素，令生产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于是，在短短几十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中国奇迹”。
但是，西方资本的进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西方资本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按照西方政府的治理方式来办。这也就是说，它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接受西方的治理模式，包括市场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以配合资本的复制、扩张。
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我们一直面临一个现象，即“资本给我们定规矩。”
为了盘活我们手里的市场要素，发展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主动退让，接受资本给我们定的规矩。虽然其中也有大量的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的博弈，但只要细致观察自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围绕行政法律之上的一系列变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从2012年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出现了一般人所不易察觉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即资本的积累。通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积累，我们已经成功将大量市场要素转变成为资本。
首先，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步入拐点。虽然在此后近十年中，一直到如今，我们依旧还有具有相比西方国家来说极为巨大的人口红利，但肉眼可见的是，自2012年这个拐点开始后，制造业工厂招工越来越难。到今天，沿海很多工厂已经是基本招不到工人了。
通过大量吃下人口红利，我国的一大批企业家们也成功地将这一市场要素转化为剩余资本。这些资本无处可去，于是带高了房价，并大量涌入教育、医疗等领域，成为撬动一块块市场的热钱。
其次，环境资源也不容忽视的转化成为了资本。通过大量消耗环境资源，比如开采石化燃料，我国的一大批企业家也成功地将这一市场要素转化为剩余资本。
这些资本大量沉淀下来，虽然一度引发了市场过热，但也在一个重要意义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虽然我们始终欢迎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但如今我们不再如以前那样，需要出让主动性，来换取资本的来华投资。毕竟，我们手里也已经有大量无处可去的资本。
所以，直白地说，如今应该轮到“我们给资本定规矩”了。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国家清理整顿金融行业，就是我们在给资本定规矩。
我们要框定某些领域是资本不能进入的禁区，比如教培行业，框定某些领域是资本可以有限进入的领域，比如医疗领域，而其他领域则是资本可以自由发挥，乃至得到鼓励的领域，比如创新领域。
同时，我们还要框定资本在中国运行机制、方式，给资本划红线。
让我们给资本定规矩并不是说我们就要限制资本，管死资本。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这只是说，我们要引导资本进入我们希望它进入的领域，以助力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同时我们要规范资本的市场行为，以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有序。
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并正在大力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比如，我们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这就表明了我们对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投资行为的态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这些改革的动作，并不是资本给我们定规矩的结果，而是我们自己定规矩的产物。我们主动选择了扩大开放，以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因为我们明白，这将会助力中国国力再上一步。
如今，中美之间的博弈尚在持续过程中，而二战后建立的旧国际秩序面临深度盘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资本定下规矩，其实也是我们对未来将出现的新国际秩序给出了一丝提示。关于这点，当然不是本文所可以阐释的清楚的，让我们留待后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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