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巡警刘作全：把一件件“小事”做好，这也很有成就感】
重庆之声7月13日讯 说起来，交巡警在很多人眼里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风里来雨里去，辛苦还带着点危险性，可这样，还常常被一些驾驶员所不理解。可45岁的刘作全已经做了23年交警工作，仍是乐在其中。作为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交巡警支队谢家湾大队副大队长，1998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老刘一直从事交通秩序管理工作，在他看来，一条条马路变通畅、一起起事故被预防、一件件群众小事被他解决，自己很有成就感，当辖区交通秩序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改善，群众也会看在眼里。“不可能每个人的人生都轰轰烈烈。能把每天遇到的每件小事用心做好，这也很有成就感”，刘作全如是说。
管得快：一个定岗，快处事故
“咽喉”，这是谢家湾一带的交通地位——处于主城三去交界处，东西向的跨江主干道横跨区内，车流量极大，只要哪里出一点问题，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让堵塞的车流“倒灌”多个区域。既然是“咽喉”，那么交巡警对应的工作，就是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在如此大的交通压力下，要想保障辖区的交通有序、畅通，凭借20余年的交通管理经验，刘作全认为首先就是要预防事故的发生。“本来车流量就大，如果还发生一起事故，哪怕只是一个小擦挂，那么都可能让交通压力雪上加霜，甚至出现二次事故，影响就更大了。”
3年前，刘作全主动向上级提出，在大公馆立交设立一个固定岗点，该立交周边是他经过研判后，发现的事故易发区域，如果交巡警在此长期驻守，可以做到对相关事故的快速介入、快速处理。而这个岗点也由刘作全负责，每天7点至22点，固定守护着交通秩序。
堵车不是判断交通异常的唯一标准，刘作全说，有时候“不堵”可能才有风险。去年一月的一天上午，刘作全突然观察到袁家岗附近车流不太正常——有一条车道明显车流量变小，过往汽车纷纷避让，朝着事发方向望去，一辆白色小轿车冒起了浓浓白烟。
刘作全和同事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员刘先生坐在车上一动不动，已然是目瞪口呆，原来，刘先生也是新手，突然在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如何是好，“警官，会不会爆炸啊？”刘作全让他放宽心，从烟雾的颜色和味道辨别，应该是发动机“开锅”了，随即，刘作全和3名同事一起，将车从马路中央推到一边，等发动机冷却后，帮刘先生进行了简单的处置。而由于发现及时、处置及时，过往车辆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本来就是一件小事，也不存在什么危险性，但对于驾驶员和道路交通来说，这就是件大事。”刘作全回忆，“当时这名驾驶员很慌张，又是新手，自行贸然处置可能会很糟糕，一直停在路中间也不是办法，很可能造成拥堵和事故，所以我们的快速处置起到了作用。”
管得宽：群众急事，就是大事
对可能造成事故和拥堵的情况要管得快，刘作全还要求自己管得“宽”，不过是不是属于路面交通，不管是不是在自己的辖区，只要和群众的人身安全相关，他都要管到底。
这就要说到交通咽喉的另一个特征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在袁家岗一带，不说区内，大渡口、南岸、巴南等区送医，谢家湾大队辖区也是必经之路，因此，开辟生命通道就成了刘作全的“必修课”。几乎每个月，他都会接到协助救护车或是载有危重病人的社会车辆去医院的紧急求助。由于该类情况常见，他也总结了一套应急处置机制，不光由民警驾驶警车开道，还会同交巡警指挥室，制定了一套突发情况时如何做到“一路绿灯”的应急方案，并由沿途同事及时疏散车流，前后方密切配合，为病人抢出宝贵的救援时间。
很多时候，刘作全会遇到一些更远距离的求助。上个月的一天晚高峰，刘作全在袁茄路上接到一名女士的求助，车上的孩子因为患病，需要马上到儿童医院就诊——紧急送医多了，老刘一看就明白，这个孩子的情况拖不得。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刘作全警车开道，很快将该女士的车护送到了九龙坡区和渝中区的交界处，按理说，他的职责尽到了，可转念一想，该女士是临时求助，邻区的民警尚不知晓，如果等兄弟单位调度，恐怕还要一段时间。“能为孩子多抢出一分钟就是一线希望，继续跟着我，我把你们带到医院。”警笛长鸣，随着刘作全不断喊话请周边车辆理解、让行，在最拥堵的晚高峰，老刘安全、快速将对方送到医院，比起导航时间，足足节省了近半个小时。
管得深：借力科技，改善拥堵
形成了预防事故保畅通的思路，刘作全也越来越留心辖区里的各个堵点。“从哪里开始堵？”“为什么这么堵？”
刚到谢家湾大队时，刘作全就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工作，堵点很快就浮出了水面——龙腾大道育才中学附近，有三个方向的车流汇入，高峰期谁都赶时间，经常几路车扎堆通行互不相让。影响通行效率不说，车主都想“加塞”，往往车与车之间“零距离”，极易发生事故，堵上加堵。“这个问题必须从根上解决！”当时重庆刚出现多车道汇入信号控制系统，刘作全了解后，认为这是可以复制到该区域的办法，便向支队进行汇报，并交去了详细的调研报告。不久后，系统在该区域投用，通过信号灯科学控制汇入的车流，从而实现各个方向车道的车辆交替有序放行。
刚开始运作时，在周边执勤的刘作全听到过车主质疑的声音：“好慢哦，非要我等红灯。”然而随着秩序向好、事故发生率降低，这条路段阻塞情况大有好转，配合前方道路的渠化，三车道变四车道，一个老大难的交通堵点日益通畅，越来越多的称赞声传入到他的耳中。
“老刘确实有一手。”同事们说起刘作全都竖起大拇指，刘作全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些都是分内事，“于私而言，这个地方要是天天堵，我们天天疏导治标不治本，所以必须往深处、往根源想办法解决，不然我们天天指挥交通也辛苦啊！”管得快、管得宽、管得深，解决的是群众的急事，可能有时候只是小事情，但在路面上，小事情汇在一起，就是交通秩序上的大事，“所以我们必须为群众办好这些实事，才能把交通管得好。”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7月13日讯 说起来，交巡警在很多人眼里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风里来雨里去，辛苦还带着点危险性，可这样，还常常被一些驾驶员所不理解。可45岁的刘作全已经做了23年交警工作，仍是乐在其中。作为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交巡警支队谢家湾大队副大队长，1998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老刘一直从事交通秩序管理工作，在他看来，一条条马路变通畅、一起起事故被预防、一件件群众小事被他解决，自己很有成就感，当辖区交通秩序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改善，群众也会看在眼里。“不可能每个人的人生都轰轰烈烈。能把每天遇到的每件小事用心做好，这也很有成就感”，刘作全如是说。
管得快：一个定岗，快处事故
“咽喉”，这是谢家湾一带的交通地位——处于主城三去交界处，东西向的跨江主干道横跨区内，车流量极大，只要哪里出一点问题，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让堵塞的车流“倒灌”多个区域。既然是“咽喉”，那么交巡警对应的工作，就是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在如此大的交通压力下，要想保障辖区的交通有序、畅通，凭借20余年的交通管理经验，刘作全认为首先就是要预防事故的发生。“本来车流量就大，如果还发生一起事故，哪怕只是一个小擦挂，那么都可能让交通压力雪上加霜，甚至出现二次事故，影响就更大了。”
3年前，刘作全主动向上级提出，在大公馆立交设立一个固定岗点，该立交周边是他经过研判后，发现的事故易发区域，如果交巡警在此长期驻守，可以做到对相关事故的快速介入、快速处理。而这个岗点也由刘作全负责，每天7点至22点，固定守护着交通秩序。
堵车不是判断交通异常的唯一标准，刘作全说，有时候“不堵”可能才有风险。去年一月的一天上午，刘作全突然观察到袁家岗附近车流不太正常——有一条车道明显车流量变小，过往汽车纷纷避让，朝着事发方向望去，一辆白色小轿车冒起了浓浓白烟。
刘作全和同事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员刘先生坐在车上一动不动，已然是目瞪口呆，原来，刘先生也是新手，突然在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如何是好，“警官，会不会爆炸啊？”刘作全让他放宽心，从烟雾的颜色和味道辨别，应该是发动机“开锅”了，随即，刘作全和3名同事一起，将车从马路中央推到一边，等发动机冷却后，帮刘先生进行了简单的处置。而由于发现及时、处置及时，过往车辆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本来就是一件小事，也不存在什么危险性，但对于驾驶员和道路交通来说，这就是件大事。”刘作全回忆，“当时这名驾驶员很慌张，又是新手，自行贸然处置可能会很糟糕，一直停在路中间也不是办法，很可能造成拥堵和事故，所以我们的快速处置起到了作用。”
管得宽：群众急事，就是大事
对可能造成事故和拥堵的情况要管得快，刘作全还要求自己管得“宽”，不过是不是属于路面交通，不管是不是在自己的辖区，只要和群众的人身安全相关，他都要管到底。
这就要说到交通咽喉的另一个特征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在袁家岗一带，不说区内，大渡口、南岸、巴南等区送医，谢家湾大队辖区也是必经之路，因此，开辟生命通道就成了刘作全的“必修课”。几乎每个月，他都会接到协助救护车或是载有危重病人的社会车辆去医院的紧急求助。由于该类情况常见，他也总结了一套应急处置机制，不光由民警驾驶警车开道，还会同交巡警指挥室，制定了一套突发情况时如何做到“一路绿灯”的应急方案，并由沿途同事及时疏散车流，前后方密切配合，为病人抢出宝贵的救援时间。
很多时候，刘作全会遇到一些更远距离的求助。上个月的一天晚高峰，刘作全在袁茄路上接到一名女士的求助，车上的孩子因为患病，需要马上到儿童医院就诊——紧急送医多了，老刘一看就明白，这个孩子的情况拖不得。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刘作全警车开道，很快将该女士的车护送到了九龙坡区和渝中区的交界处，按理说，他的职责尽到了，可转念一想，该女士是临时求助，邻区的民警尚不知晓，如果等兄弟单位调度，恐怕还要一段时间。“能为孩子多抢出一分钟就是一线希望，继续跟着我，我把你们带到医院。”警笛长鸣，随着刘作全不断喊话请周边车辆理解、让行，在最拥堵的晚高峰，老刘安全、快速将对方送到医院，比起导航时间，足足节省了近半个小时。
管得深：借力科技，改善拥堵
形成了预防事故保畅通的思路，刘作全也越来越留心辖区里的各个堵点。“从哪里开始堵？”“为什么这么堵？”
刚到谢家湾大队时，刘作全就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工作，堵点很快就浮出了水面——龙腾大道育才中学附近，有三个方向的车流汇入，高峰期谁都赶时间，经常几路车扎堆通行互不相让。影响通行效率不说，车主都想“加塞”，往往车与车之间“零距离”，极易发生事故，堵上加堵。“这个问题必须从根上解决！”当时重庆刚出现多车道汇入信号控制系统，刘作全了解后，认为这是可以复制到该区域的办法，便向支队进行汇报，并交去了详细的调研报告。不久后，系统在该区域投用，通过信号灯科学控制汇入的车流，从而实现各个方向车道的车辆交替有序放行。
刚开始运作时，在周边执勤的刘作全听到过车主质疑的声音：“好慢哦，非要我等红灯。”然而随着秩序向好、事故发生率降低，这条路段阻塞情况大有好转，配合前方道路的渠化，三车道变四车道，一个老大难的交通堵点日益通畅，越来越多的称赞声传入到他的耳中。
“老刘确实有一手。”同事们说起刘作全都竖起大拇指，刘作全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些都是分内事，“于私而言，这个地方要是天天堵，我们天天疏导治标不治本，所以必须往深处、往根源想办法解决，不然我们天天指挥交通也辛苦啊！”管得快、管得宽、管得深，解决的是群众的急事，可能有时候只是小事情，但在路面上，小事情汇在一起，就是交通秩序上的大事，“所以我们必须为群众办好这些实事，才能把交通管得好。”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40年前上海，老万和同事奉命清理库房，打扫时发现一张废纸，同事随手扔掉，老万捡起来踹裤兜里，几年后,专家振奋地说:收好，收好，这赝品价值连城啊！你猜他捡到了啥，为何赝品还成了镇馆之宝？
老万捡到的这张，其实是古代的一张请假条，如果是普通人写的，当然也就是当一般的文物，可写请假条的人，是晋朝的书圣王羲之，王羲之的字现在留存不多，可以说是一字无价，字字都是国宝，所以老万请假条如果是真品那么价值确实不可估量，但可惜确实一张赝品，不过为啥专家还认定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呢？
这还得从老万捡到废纸的地方说起，上世纪七十年代，万育仁曾经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当时上博拿的才出手的文物可不多，并且在那个年代很多珍贵文物都会收在库房里保管，
不过库房也要经常地清理，一天老万和同事被通知要去清理库房，摆放和清理和记录一下搜集回来的文物。其实这也是例行的检查过程，因为当时收回来的东西良莠不齐，库房空间就那么大，多少的腾一些地方出来，给新收藏回来的文物摆放。
在收拾的时候，同事在角落里一张泛黄发霉的破纸。打算就扔了，可老万心比较细，出于对文物的责任感，他觉得库房的东西斗殴可能是文物，就悄悄地捡了回家。
老万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对这张废纸，在铺平后发现，原来是一张字帖，而材质意外不是纸而是古绢。他也清楚用绢写字，在古代身份可不一般啊，所以凭借这点，万育仁就肯定这是一件文物，但是它到底是啥，是否具有一定价值呢？
老万又对它进行了研究，发现字写得不是很方正，有点像草书，内容大概就是写肚子痛要请假什么的，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老万也没把握这字帖年代，还是是谁写的。
不过他倒是认识一些书画的爱好者，但是这些朋友也看得一头雾水，并且有几个局的这字写得也太一般了，压根没啥参考价值，不过万育仁坚信这是大有来头的文物，还是找人一番装裱后收藏好。
他后来带着字帖，找了几位老师傅看，老师傅们很厉害，看出了这是王羲之写的《上虞帖》，但是有很可惜地告诉老万，这是一张赝品，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听了好几位师傅都说差不多，老万心里确实有点失落，因为他经过自己研究，当初还以为是王羲之的真迹，可没想到是赝品，联想到捡到的一幕，当时的确打算是将它扔了，
但是由于对字帖研究有了感情，一看上面的字迹，心里又是不忍心丢掉，也就是当成了普通收藏品放在柜子里，偶尔他也会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和观摩 。
几年后，老万结识一位书法名家老谢，谢稚柳。两人一见如故，老万就拿出字帖给谢稚柳看看，没想到谢稚柳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件珍品，不过不好把握，就建议老万去结合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结果一出来，让老万和老谢非常振奋，这字帖虽然不是真迹，可也是唐朝人写的临摹版，其价值也是弥足珍贵的。
万育仁听了，很高兴当初坚持留下它。这件文物后来在书法研究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那么这张临摹王羲之字帖，内容到底是写啥呢？
其实是王羲之的请假条，叫《上虞帖》又叫作《夜来腹痛帖》，他可不是给老师请假，其实是给朋友请假，因为王羲之当时喜欢到处游山玩水，著名的兰亭序中就记载了他和朋友开户外宴会的事，而本来约好了朋友次日要出去玩，
可王羲之忽然肚子痛，无法出去，所以就给好友去了一封信请个假，没想到随便写个请假条，就成了最值钱的请假条了。
但是这张《上虞帖》的确不是真迹，因为真迹在唐朝后已经失传了，不过幸好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的粉丝，用各种的方法收集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连兰亭序的真迹，他都想了好些办法，终于如愿地在去世的时候，枕着兰亭序下葬，可惜的后来昭陵被打开，里面却没有兰亭序。后人推断，兰亭序估计在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里。
唐朝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临摹王羲之，其中这张《上虞帖》就是当时临摹的，虽然不知道临摹的人是谁，但是却临摹的有几分神似，所以后世被许多人珍藏过，因此上面有很多印章，不过就是这些印章才被断定为赝品，
幸好当时老万留了个心眼，非常负责任地保住了这件珍贵的文物，要不然还真的被当废纸给扔掉了，
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有责任保护和延续祖先留下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责任。而中华许多文物在海外，这些文物的流失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并且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手工艺品也被机器所取代。长此以往，老祖宗的手工艺和留下的精美器具就越来越少。
或者我们反观，在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同时我们更要继承中华文化遗产和巨大精神财富，这也是近年来，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意义之一。你对此怎么看？
(来源:静心匠道)#历史##历史人物#
老万捡到的这张，其实是古代的一张请假条，如果是普通人写的，当然也就是当一般的文物，可写请假条的人，是晋朝的书圣王羲之，王羲之的字现在留存不多，可以说是一字无价，字字都是国宝，所以老万请假条如果是真品那么价值确实不可估量，但可惜确实一张赝品，不过为啥专家还认定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呢？
这还得从老万捡到废纸的地方说起，上世纪七十年代，万育仁曾经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当时上博拿的才出手的文物可不多，并且在那个年代很多珍贵文物都会收在库房里保管，
不过库房也要经常地清理，一天老万和同事被通知要去清理库房，摆放和清理和记录一下搜集回来的文物。其实这也是例行的检查过程，因为当时收回来的东西良莠不齐，库房空间就那么大，多少的腾一些地方出来，给新收藏回来的文物摆放。
在收拾的时候，同事在角落里一张泛黄发霉的破纸。打算就扔了，可老万心比较细，出于对文物的责任感，他觉得库房的东西斗殴可能是文物，就悄悄地捡了回家。
老万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对这张废纸，在铺平后发现，原来是一张字帖，而材质意外不是纸而是古绢。他也清楚用绢写字，在古代身份可不一般啊，所以凭借这点，万育仁就肯定这是一件文物，但是它到底是啥，是否具有一定价值呢？
老万又对它进行了研究，发现字写得不是很方正，有点像草书，内容大概就是写肚子痛要请假什么的，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老万也没把握这字帖年代，还是是谁写的。
不过他倒是认识一些书画的爱好者，但是这些朋友也看得一头雾水，并且有几个局的这字写得也太一般了，压根没啥参考价值，不过万育仁坚信这是大有来头的文物，还是找人一番装裱后收藏好。
他后来带着字帖，找了几位老师傅看，老师傅们很厉害，看出了这是王羲之写的《上虞帖》，但是有很可惜地告诉老万，这是一张赝品，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听了好几位师傅都说差不多，老万心里确实有点失落，因为他经过自己研究，当初还以为是王羲之的真迹，可没想到是赝品，联想到捡到的一幕，当时的确打算是将它扔了，
但是由于对字帖研究有了感情，一看上面的字迹，心里又是不忍心丢掉，也就是当成了普通收藏品放在柜子里，偶尔他也会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和观摩 。
几年后，老万结识一位书法名家老谢，谢稚柳。两人一见如故，老万就拿出字帖给谢稚柳看看，没想到谢稚柳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件珍品，不过不好把握，就建议老万去结合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结果一出来，让老万和老谢非常振奋，这字帖虽然不是真迹，可也是唐朝人写的临摹版，其价值也是弥足珍贵的。
万育仁听了，很高兴当初坚持留下它。这件文物后来在书法研究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那么这张临摹王羲之字帖，内容到底是写啥呢？
其实是王羲之的请假条，叫《上虞帖》又叫作《夜来腹痛帖》，他可不是给老师请假，其实是给朋友请假，因为王羲之当时喜欢到处游山玩水，著名的兰亭序中就记载了他和朋友开户外宴会的事，而本来约好了朋友次日要出去玩，
可王羲之忽然肚子痛，无法出去，所以就给好友去了一封信请个假，没想到随便写个请假条，就成了最值钱的请假条了。
但是这张《上虞帖》的确不是真迹，因为真迹在唐朝后已经失传了，不过幸好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的粉丝，用各种的方法收集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连兰亭序的真迹，他都想了好些办法，终于如愿地在去世的时候，枕着兰亭序下葬，可惜的后来昭陵被打开，里面却没有兰亭序。后人推断，兰亭序估计在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里。
唐朝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临摹王羲之，其中这张《上虞帖》就是当时临摹的，虽然不知道临摹的人是谁，但是却临摹的有几分神似，所以后世被许多人珍藏过，因此上面有很多印章，不过就是这些印章才被断定为赝品，
幸好当时老万留了个心眼，非常负责任地保住了这件珍贵的文物，要不然还真的被当废纸给扔掉了，
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有责任保护和延续祖先留下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责任。而中华许多文物在海外，这些文物的流失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并且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手工艺品也被机器所取代。长此以往，老祖宗的手工艺和留下的精美器具就越来越少。
或者我们反观，在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同时我们更要继承中华文化遗产和巨大精神财富，这也是近年来，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意义之一。你对此怎么看？
(来源:静心匠道)#历史##历史人物#
托德作为国际汽联主席任期将满，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