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报》｜首商股份退市，一代商业明星黯然离场。首商股份的前身是西单股份，旗下拥有知名老字号西单商场。
9月15日，首商股份开盘低走，最终以1.22%的跌幅收盘。这是首商股份最后一个交易日。自此，这家北京商业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就将退市，被无条件并入王府井集团。
首商股份和王府井集团曾是北京市背景相同、旗鼓相当的商业旗舰，但首商股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红利期后就逐渐掉队，从当年的顶峰不断坠落，业绩连年下滑，结局令人唏嘘。
在改革开放初期，西单商场独领风骚。公开资料显示，从1979年至1993年，西单商场年销售额由1.4亿元上升到11.7亿元，利润由1198万元上升到6514万元，年平均增率分别为16.38%和12.86%。
1986年至1993年，西单商场连续八年保持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销售总额第一名和全国商业零售企业销售总额前三甲的傲人佳绩。
1993年，西单商场实施股份制改造，并进行扩建，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商场。1996年，西单股份挂牌上市，此后一直到2002年，西单商场又连续七年夺得北京市单体店销售额第一。
不过，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零售高增长时代的结束，未能与时俱进的西单商场和西单股份逐渐失去市场优势。2011年，西单股份和首旅集团旗下北京新燕莎集团合并，更名为首商股份，首旅集团成为首商股份的最大股东。
这次重组使得首商股份旗下拥有了更多优质的商业项目，如北京最早的高端百货燕莎商城，中国第一家奥特莱斯——燕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等，这些项目大多位于北京市核心商圈，业绩优良，占尽天时地利。
但是，这一整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首商股份的下行趋势。从2012年至今，首商股份的业绩逐年下滑。财报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0年，首商股份的年营收分别为122.25亿元、120.67亿元、118.15亿元、109.36亿元、100.77亿元、102.09亿元、100.71亿元、99.44亿元、31.43亿元，九年中仅有2017年的营收微增了1.31%，其他年份均为负增长。
与此同时，首商股份的盈利水平也不断下降，且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保持整体盈利，主要得益于新燕莎集团的支撑。以2012年为例，当年首商股份的净利润为4亿元，而新燕莎集团贡献的净利润为4.99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燕莎集团的贡献，首商股份将陷入亏损。
此后，首商股份每年都要依靠新燕莎集团才能实现盈利。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燕莎集团首次出现亏损，首商股份更是巨亏3.4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6.88亿元。
近年来，首商股份一直靠“吃老本”过日子，相当一部分精力忙于减亏、扭亏。“2013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开过新店。”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近年来首商股份非但没有开新店，还关闭了多家门店，很多项目经营艰难。
如西单万方商场、天津燕莎奥特莱斯、北京友谊商店、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等，均常年亏损或处于亏损的边缘。而西单商场这个位于北京市核心商圈的明星项目近年来靠着自有物业支撑才勉强盈利，今年上半年也出现了几百万元的亏损。
一个坐拥大量优质资源的知名企业为何走到如此地步？业内人士认为，机制存在问题和缺乏领军人物是导致首商股份不断落伍的重要因素。
可作为对比的是王府井集团。王府井集团的背景和首商股份非常相似，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王府井集团在极具魄力和战略眼光的掌门人郑万河的带领下，率先在零售行业建立集中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了统一采购、进销分离、统一结算的业务经营管理。
与此同时，郑万河还不惜重金导入现代化管理制度，全力推进企业连锁化发展战略，为王府井集团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得王府井集团走出北京，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百货集团之一。
反观首商股份，不仅长期没能解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机制问题，也缺乏具有魄力和大格局的领军人物，导致企业发展没有长期战略，缺乏科学规划和管理，队伍相对涣散，执行力不强。
“公司内部确实有很多问题，有的也不好说。“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至今公司对各门店都未能实现统一的经营管理，目前总部在业务层面只设了一个市场部，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业务部门，各门店一直都是自行采购，经营管理也由各门店或子公司自行其是。这样的管理模式带来的结果是，首商股份在经营过程中无法集中优势提升效率。
与此同时，首商股份人员老化，尤其是管理层老化，致使企业经营创新动力不足。
“十年前，我们恰好和王府井集团在同一个饭店开年会，他们那边全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我们这边大多是中老年人。“首商股份一家子公司的高管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那次两家公司相遇的情景令他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和普通管理层相比，近年来首商股份高层老化更加严重。2014年至2019年，首商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甚至将近60岁，而且高层变动频繁，董事长几乎每一两年就换一任。其中，有三位董事长系首旅集团指派，缺乏零售从业经验。“因为他们在首旅集团还有工作，所以也不会每天到首商股份总部上班。”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首商股份的管理特别老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告诉中国商报记者，首商股份的高层管理人员老龄化，创新欲望和能力都不足，这在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是个致命的缺陷。“现在零售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对人才的要求太高了。”上述业内专家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零售行业需要专业加敬业，首商股份这样的状况肯定不行。https://t.cn/A6M7g5dD
9月15日，首商股份开盘低走，最终以1.22%的跌幅收盘。这是首商股份最后一个交易日。自此，这家北京商业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就将退市，被无条件并入王府井集团。
首商股份和王府井集团曾是北京市背景相同、旗鼓相当的商业旗舰，但首商股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红利期后就逐渐掉队，从当年的顶峰不断坠落，业绩连年下滑，结局令人唏嘘。
在改革开放初期，西单商场独领风骚。公开资料显示，从1979年至1993年，西单商场年销售额由1.4亿元上升到11.7亿元，利润由1198万元上升到6514万元，年平均增率分别为16.38%和12.86%。
1986年至1993年，西单商场连续八年保持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销售总额第一名和全国商业零售企业销售总额前三甲的傲人佳绩。
1993年，西单商场实施股份制改造，并进行扩建，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商场。1996年，西单股份挂牌上市，此后一直到2002年，西单商场又连续七年夺得北京市单体店销售额第一。
不过，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零售高增长时代的结束，未能与时俱进的西单商场和西单股份逐渐失去市场优势。2011年，西单股份和首旅集团旗下北京新燕莎集团合并，更名为首商股份，首旅集团成为首商股份的最大股东。
这次重组使得首商股份旗下拥有了更多优质的商业项目，如北京最早的高端百货燕莎商城，中国第一家奥特莱斯——燕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等，这些项目大多位于北京市核心商圈，业绩优良，占尽天时地利。
但是，这一整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首商股份的下行趋势。从2012年至今，首商股份的业绩逐年下滑。财报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0年，首商股份的年营收分别为122.25亿元、120.67亿元、118.15亿元、109.36亿元、100.77亿元、102.09亿元、100.71亿元、99.44亿元、31.43亿元，九年中仅有2017年的营收微增了1.31%，其他年份均为负增长。
与此同时，首商股份的盈利水平也不断下降，且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保持整体盈利，主要得益于新燕莎集团的支撑。以2012年为例，当年首商股份的净利润为4亿元，而新燕莎集团贡献的净利润为4.99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燕莎集团的贡献，首商股份将陷入亏损。
此后，首商股份每年都要依靠新燕莎集团才能实现盈利。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燕莎集团首次出现亏损，首商股份更是巨亏3.4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6.88亿元。
近年来，首商股份一直靠“吃老本”过日子，相当一部分精力忙于减亏、扭亏。“2013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开过新店。”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近年来首商股份非但没有开新店，还关闭了多家门店，很多项目经营艰难。
如西单万方商场、天津燕莎奥特莱斯、北京友谊商店、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等，均常年亏损或处于亏损的边缘。而西单商场这个位于北京市核心商圈的明星项目近年来靠着自有物业支撑才勉强盈利，今年上半年也出现了几百万元的亏损。
一个坐拥大量优质资源的知名企业为何走到如此地步？业内人士认为，机制存在问题和缺乏领军人物是导致首商股份不断落伍的重要因素。
可作为对比的是王府井集团。王府井集团的背景和首商股份非常相似，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王府井集团在极具魄力和战略眼光的掌门人郑万河的带领下，率先在零售行业建立集中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了统一采购、进销分离、统一结算的业务经营管理。
与此同时，郑万河还不惜重金导入现代化管理制度，全力推进企业连锁化发展战略，为王府井集团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得王府井集团走出北京，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百货集团之一。
反观首商股份，不仅长期没能解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机制问题，也缺乏具有魄力和大格局的领军人物，导致企业发展没有长期战略，缺乏科学规划和管理，队伍相对涣散，执行力不强。
“公司内部确实有很多问题，有的也不好说。“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至今公司对各门店都未能实现统一的经营管理，目前总部在业务层面只设了一个市场部，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业务部门，各门店一直都是自行采购，经营管理也由各门店或子公司自行其是。这样的管理模式带来的结果是，首商股份在经营过程中无法集中优势提升效率。
与此同时，首商股份人员老化，尤其是管理层老化，致使企业经营创新动力不足。
“十年前，我们恰好和王府井集团在同一个饭店开年会，他们那边全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我们这边大多是中老年人。“首商股份一家子公司的高管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那次两家公司相遇的情景令他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和普通管理层相比，近年来首商股份高层老化更加严重。2014年至2019年，首商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甚至将近60岁，而且高层变动频繁，董事长几乎每一两年就换一任。其中，有三位董事长系首旅集团指派，缺乏零售从业经验。“因为他们在首旅集团还有工作，所以也不会每天到首商股份总部上班。”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首商股份的管理特别老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告诉中国商报记者，首商股份的高层管理人员老龄化，创新欲望和能力都不足，这在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是个致命的缺陷。“现在零售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对人才的要求太高了。”上述业内专家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零售行业需要专业加敬业，首商股份这样的状况肯定不行。https://t.cn/A6M7g5dD
提到光伏，很多人会想到世纪初遍布居民楼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虽然看起来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两者原理完全不同。
太阳能的本质是把光转化为热，光伏则是把光转化为电。换句话说，一个是烧水，一个是发电。相比太阳能，光伏行业最大的特点是，既是规模大、资本密集的制造业，又是一个技术迭代比较快的行业。
自1954年第一块硅电池诞生在贝尔实验室起，光伏行业的路线斗争就从未停止。光伏发电常规路线有两条：薄膜和晶硅。
薄膜的特点是转化率低，但成本也低，非常适合快速做大规模。当年力压马老师问鼎首富的李河君走的就是薄膜路线。只不过李首富脑路过于清奇，从光伏汽车做到了盖房子的光伏瓦片，结果公司深陷财务造假疑云，最终退市。
晶硅则可以分成单晶硅和多晶硅，单晶杂质含量少，转化效率高，但缺点是生产成本较高，技术难度大。多晶虽然杂质多、转化效率低，但技术成熟，产业基础好，生产成本低，赢在性价比。
2006年，李振国将隆基的业务从半导体材料切换至光伏硅片，面临的首个难题：就是选单晶硅还是多晶硅。
光伏发电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本质上和传统能源一样，关键在于哪一种技术路线的度电成本（发电项目单位上网电量所需成本）更低。而且打赢了内战还不行，还需要对标火电厂，实现平价上网（和燃煤上网标杆电价相比）。
另一方面，光伏是个高负债重资产的领域，很难同时押注多条技术路线。新技术出现时，先行者很难第一时间扩张产能，先发优势往往会变成先发劣势。因此，对技术路线的选择，无异于一场豪赌。
隆基股价起飞的第一个伏笔，就是坚定押注单晶硅路线。
当时，市场上主流的技术路线是多晶硅，代表企业是“民营电王”朱共山创立的协鑫集团，采用改良西门子法，在硅料环节实现了国产替代。2010年，协鑫集团切入硅片领域，很快就成为全球硅料和多晶硅片龙头。
但隆基作为后来者，选择了转化效率更高、度电成本下降空间更大的单晶硅路线。
在李振国看来，单晶和多晶成本上的差距，最终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来抹平，而不同技术路线之间存在的效率差，却是天生注定的[2]。李振国一度放出豪言：即便多晶硅的铸锭成本降为零，单晶硅也能赢。
李振国从自己熟悉的单晶拉棒环节入手，用RCZ技术（多次装料拉晶技术）代替传统的分批直拉法。分批直拉法的缺陷在于坩埚不能复用，一个坩埚只能拉一根硅棒；RCZ技术可以做到一个坩埚最多一次拉9根硅棒，迅速缩小了与多晶生产成本的差距。数据显示，RCZ技术使用后，2020年，硅棒拉晶成本较2011年下降了79%[4]。
硅棒拉制完成后需要切割成硅片。隆基股份在金刚线切割技术上的国产替代，让其在“降本”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传统的切割方式是砂浆切割，不仅切割速度慢，而且出片率低，对硅料的损耗较大；金刚线切割速度是砂浆切割的4-5倍，出片率高出15%~20%，环境污染也更小，但这项技术一度被日本“卡脖子”，隆基联合供应商攻克技术难关后，充分发挥“发达国家粉碎机”的本色，将金刚线的价格从最初的500元/km降低至现在的50元/km[4]。
最重要的是，由于单晶硅的晶体结构稳定，硅片天然可以切得更薄，硅料损失小；而多晶受制于晶体结构差异无法薄片化，导致金刚线切割只适用于单晶，不适用于多晶。多晶企业曾想过引入这项技术来降低成本，但很快体会到了“臣妾做不到”的无力感。
根据开源证券测算，2019年非硅成本降低至0.74元/片，与2012年5.12元/片相比，下降幅度达85.6%；隆基股份2019年硅片单片成本降到了1.86元/片[5]。
2014年，隆基收购了乐叶光伏，向中游电池片、组件环节延伸，并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PERC技术路线。这项技术与金刚线切割类似，对单晶更为友好，用在单晶电池上可提效0.8%-1.0%，而用在多晶上只能提效0.6%-0.8%[3]。
看上去两者效能提升看似相差不大，但正所谓“不能抛开剂量看毒性”，金刚线和PERC技术的成本优势叠加，成为了压垮多晶硅路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一时期，国家能源局扮演看得见的手，为隆基的起飞送上神助攻。
2015年，“光伏领跑者计划”开始执行，对光电转化效率划了红线，通过“倒逼”下游电站运营商选择单晶技术，引导行业转向效率更高的单晶路线，从而加速产业的自我造血。
需求刺激下，此前不愿改造多晶产线的电池企业，也大规模转向单晶，最终实现了单晶对多晶技术的彻底反超。
作为单晶技术龙头，隆基股份也迎来了高光时刻：2015-2017年，隆基股份硅片营收从25.57亿增加至57.53亿，太阳能组件营收3年翻了3倍多，从25.19亿暴增至91.75亿元。2020年组件出货量全球第一，全球市占率达19%。
在偏爱成长股的国内资本市场，有一个颠真不破的铁律：如果一家公司的业绩坐上了高铁，那么它的股价，一定会坐上火箭。
原创 陈若焱 远川投资评论
太阳能的本质是把光转化为热，光伏则是把光转化为电。换句话说，一个是烧水，一个是发电。相比太阳能，光伏行业最大的特点是，既是规模大、资本密集的制造业，又是一个技术迭代比较快的行业。
自1954年第一块硅电池诞生在贝尔实验室起，光伏行业的路线斗争就从未停止。光伏发电常规路线有两条：薄膜和晶硅。
薄膜的特点是转化率低，但成本也低，非常适合快速做大规模。当年力压马老师问鼎首富的李河君走的就是薄膜路线。只不过李首富脑路过于清奇，从光伏汽车做到了盖房子的光伏瓦片，结果公司深陷财务造假疑云，最终退市。
晶硅则可以分成单晶硅和多晶硅，单晶杂质含量少，转化效率高，但缺点是生产成本较高，技术难度大。多晶虽然杂质多、转化效率低，但技术成熟，产业基础好，生产成本低，赢在性价比。
2006年，李振国将隆基的业务从半导体材料切换至光伏硅片，面临的首个难题：就是选单晶硅还是多晶硅。
光伏发电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本质上和传统能源一样，关键在于哪一种技术路线的度电成本（发电项目单位上网电量所需成本）更低。而且打赢了内战还不行，还需要对标火电厂，实现平价上网（和燃煤上网标杆电价相比）。
另一方面，光伏是个高负债重资产的领域，很难同时押注多条技术路线。新技术出现时，先行者很难第一时间扩张产能，先发优势往往会变成先发劣势。因此，对技术路线的选择，无异于一场豪赌。
隆基股价起飞的第一个伏笔，就是坚定押注单晶硅路线。
当时，市场上主流的技术路线是多晶硅，代表企业是“民营电王”朱共山创立的协鑫集团，采用改良西门子法，在硅料环节实现了国产替代。2010年，协鑫集团切入硅片领域，很快就成为全球硅料和多晶硅片龙头。
但隆基作为后来者，选择了转化效率更高、度电成本下降空间更大的单晶硅路线。
在李振国看来，单晶和多晶成本上的差距，最终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来抹平，而不同技术路线之间存在的效率差，却是天生注定的[2]。李振国一度放出豪言：即便多晶硅的铸锭成本降为零，单晶硅也能赢。
李振国从自己熟悉的单晶拉棒环节入手，用RCZ技术（多次装料拉晶技术）代替传统的分批直拉法。分批直拉法的缺陷在于坩埚不能复用，一个坩埚只能拉一根硅棒；RCZ技术可以做到一个坩埚最多一次拉9根硅棒，迅速缩小了与多晶生产成本的差距。数据显示，RCZ技术使用后，2020年，硅棒拉晶成本较2011年下降了79%[4]。
硅棒拉制完成后需要切割成硅片。隆基股份在金刚线切割技术上的国产替代，让其在“降本”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传统的切割方式是砂浆切割，不仅切割速度慢，而且出片率低，对硅料的损耗较大；金刚线切割速度是砂浆切割的4-5倍，出片率高出15%~20%，环境污染也更小，但这项技术一度被日本“卡脖子”，隆基联合供应商攻克技术难关后，充分发挥“发达国家粉碎机”的本色，将金刚线的价格从最初的500元/km降低至现在的50元/km[4]。
最重要的是，由于单晶硅的晶体结构稳定，硅片天然可以切得更薄，硅料损失小；而多晶受制于晶体结构差异无法薄片化，导致金刚线切割只适用于单晶，不适用于多晶。多晶企业曾想过引入这项技术来降低成本，但很快体会到了“臣妾做不到”的无力感。
根据开源证券测算，2019年非硅成本降低至0.74元/片，与2012年5.12元/片相比，下降幅度达85.6%；隆基股份2019年硅片单片成本降到了1.86元/片[5]。
2014年，隆基收购了乐叶光伏，向中游电池片、组件环节延伸，并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PERC技术路线。这项技术与金刚线切割类似，对单晶更为友好，用在单晶电池上可提效0.8%-1.0%，而用在多晶上只能提效0.6%-0.8%[3]。
看上去两者效能提升看似相差不大，但正所谓“不能抛开剂量看毒性”，金刚线和PERC技术的成本优势叠加，成为了压垮多晶硅路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一时期，国家能源局扮演看得见的手，为隆基的起飞送上神助攻。
2015年，“光伏领跑者计划”开始执行，对光电转化效率划了红线，通过“倒逼”下游电站运营商选择单晶技术，引导行业转向效率更高的单晶路线，从而加速产业的自我造血。
需求刺激下，此前不愿改造多晶产线的电池企业，也大规模转向单晶，最终实现了单晶对多晶技术的彻底反超。
作为单晶技术龙头，隆基股份也迎来了高光时刻：2015-2017年，隆基股份硅片营收从25.57亿增加至57.53亿，太阳能组件营收3年翻了3倍多，从25.19亿暴增至91.75亿元。2020年组件出货量全球第一，全球市占率达19%。
在偏爱成长股的国内资本市场，有一个颠真不破的铁律：如果一家公司的业绩坐上了高铁，那么它的股价，一定会坐上火箭。
原创 陈若焱 远川投资评论
【新华社暗访：#小地方成大明星避税聚集地#，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明星得到了实惠】记者近日在基层暗访发现，一些明星艺人在注销影视公司或个人工作室的同时，会换个地方和名称重新注册设立新的类似市场主体。个别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也给这些明星工作室避税带来便利，以致大量漏税现象产生。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等市场主体共新增65万余家，以各类明星工作室居多，注册地集中在个别地区。《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一些明星工作室“扎堆地”调查了解到，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城区的“小地方”为招商引资而打造的税收政策“洼地”，成为不少“大明星”工作室趋之若鹜的注册地。
1000余家明星工作室扎堆“小地方”
新沂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县级市，来自企查查、天眼查等提供的数据显示，这里陆陆续续注册有近1200家影视文化类市场主体，其中不乏知名艺人的工作室。记者近期在当地走访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新沂的多数艺人工作室注册地为“新沂市新华路馨园影视文化产业园”，记者按图索骥，打开地图导航查询不到这一注册地址。记者驱车来到注册地所在的新沂市新华路，来回巡游也未看到任何带有“影视文化产业园”字眼标牌的场所。在一家房地产评估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来到疑似是文化产业园前身的馨园公园。
“这里原来是文化产业园，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牌子换了一下。”记者佯装成来注册明星工作室的客商，在馨园公园一栋楼房里寻访到曾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他透露自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后，“行业受到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地新成立的明星工作室有所减少。
这类“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的现象并不止新沂一地。位于长三角地区的石湫影视基地，从注册数据显示，也聚集了大量明星工作室，但记者前往注册地走访发现，也未看到一家挂牌的明星工作室。
“都是假的，我在这上班四年了，里面有没有工作室我们不知道吗？”石湫影视基地一名售票员说，这个影视基地以前是为拍摄《金陵十三钗》，仿造了几栋民国风格建筑，后来用作录制综艺节目，现在对外开放卖门票，场地用于拍摄婚纱照、开展单位团建活动。
记者随机拨打了几家在这里注册的明星工作室联系电话，有的显示是空号，有的无人接听。多个不同的明星工作室却留着相同的联系号码。随后，记者买票进入影视基地，走访了多处楼栋也未发现悬有明星工作室标牌的场所。多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没看到过明星工作室，但有工作人员表示听说过一些明星工作室“挂靠”在影视基地名下。
明星注册工作室无实际场所的现象此前就出现过。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2018年一位明星被曝光偷逃税时，执法部门曾去其名下市场主体注册地实地走访，并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未找到办公场所。
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明星工作室一般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有少数注册成为企业的。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后，一些地方对经营场所要求只需要提供产权和租赁证明材料，不会一一现场核实。如果执法人员在“双随机”检查中发现空壳市场主体，会将之纳入经营异常目录，若满三年还会纳入失信黑名单。
“小地方”悄悄招引“大明星”
“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对明星工作室的税收征管开始收紧，一些税收‘洼地’比如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也开始清理不符合条件的‘一址多照’市场主体，一度导致注册在霍尔果斯等地的影视工作室、公司扎堆申请注销。”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想发展影视行业或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地方政府，依然会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明星前来注册。
记者以文化企业负责人身份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发展“总部经济”的幌子招引影视文化项目，整个招商流程十分隐蔽、税收优惠政策秘不示人。
——招商项目由财政干部“亲自抓”。在咨询影视文化企业适合入驻哪种园区时，新沂一招商干部称，建议以“总部经济”形式入驻园区，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只要在这里注册就好，除了报税平时不用过来。”招商干部热情地带领记者参观了位于新沂发展大道一侧的总部经济园，并表示很多明星工作室曾藏身于此。
记者进一步询问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时，这位招商干部表示，有关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相关的招商项目全由当地财政局负责，他们只负责前期对接，具体优惠细则、签订合同等事宜都由财政局领导亲手抓。
——项目台账“不见光”，私下签订保密协议。“明星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在这里注册了工作室，我们只能告诉你有很多大牌明星已经在这注册了。”石湫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很多明星在当地影视基地注册了工作室，且都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我们的税收优惠力度没有一些偏远地区大，但我们营商环境好、政策更稳定，交通也更为便利。”
为了让记者吃上“定心丸”，工作人员还展示了锁在文件柜里的明星返税凭证。记者看到，这些收据归置在标有日期的蓝色文件筐里，每一本收据对应着一位明星，查看时要求不许拍照。“如果你们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们街道的平台公司签订正式的合同。”
——税收高额返还，最高可返九成。在与多地招商干部沟通中，记者了解到，明星艺人如果注册为影视文化公司法人，需缴纳25%企业所得税。如果以工作室名义，其演出费收入通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类目报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35%。如果按照个人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45%。看似税率较高，但在此基础上，还会享受当地政府承诺的所得税地方留成的70%—90%作为返还奖励。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规模较大的明星工作室或公司法人，还会通过增加关联公司交易将应税所得资金变成成本费用“洗”出去，以达到逃税目的。
招商干部们坦言，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明星设立工作室，实际上是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而明星得到了实惠。对地方政府来说，明星工作室基本上不会占用当地的土地厂房等资源，除了带来税收，还能帮地方完成招商引资考核任务，虽然地方政府返还了地方留成，但毕竟还能得到一部分，有胜于无。
铲除“脱实向虚”风险土壤，堵住明星偷逃税漏洞
记者了解到，明星工作室的收入，除去供养团队等日常开销外，几乎等同于明星的个人收入。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一些地方对明星个人工作室个税不再采用极低税率的核定征收方式，而是转为查账征收。
影视行业“注销潮”近3年来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18年6月至10月，在霍尔果斯、无锡等地出现了影视公司扎堆注销的情况；一次是今年4月以来，出现明星关联市场主体注销潮。“与其说是注销，不如说是搬迁。”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2018年后一大批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从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撤离，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据天眼查统计，2021年4月以来，一些明星在扎堆注销工作室的同时，会改换名称和地址成立新的工作室。比如，今年8月6日，与一位演员相关的公司注销，8月10日，与其相关的另一公司注册。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8年之后，霍尔果斯等地明星艺人注册的公司及工作室明显减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注册数据明显增多。比如在最近三个月，多个明星工作室或影视文化公司的注册地点都显示为同一省份，该地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在2019年注册量达到1949家，为历年最高。2021年以来截至8月18日，新增2397家，约是2020年全年注册量的2倍。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认为，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给地方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开口子，吸引一些明星到地方来注册工作室，实际上仅增加了开票收入税收数据，不带动地方就业，也不会拉动消费，只是做大了GDP。长此以往，不利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放空”地方财力、“放大”涉税风险的可能。
专家进一步指出，明星本已属于高收入群体，还利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来避税，破坏了社会公平，极易引起民众不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监管，保持税收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将个人、公司法人及利益相关人合并纳入监管，在现有税收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切实做到监管全覆盖。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等市场主体共新增65万余家，以各类明星工作室居多，注册地集中在个别地区。《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一些明星工作室“扎堆地”调查了解到，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城区的“小地方”为招商引资而打造的税收政策“洼地”，成为不少“大明星”工作室趋之若鹜的注册地。
1000余家明星工作室扎堆“小地方”
新沂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县级市，来自企查查、天眼查等提供的数据显示，这里陆陆续续注册有近1200家影视文化类市场主体，其中不乏知名艺人的工作室。记者近期在当地走访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新沂的多数艺人工作室注册地为“新沂市新华路馨园影视文化产业园”，记者按图索骥，打开地图导航查询不到这一注册地址。记者驱车来到注册地所在的新沂市新华路，来回巡游也未看到任何带有“影视文化产业园”字眼标牌的场所。在一家房地产评估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来到疑似是文化产业园前身的馨园公园。
“这里原来是文化产业园，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牌子换了一下。”记者佯装成来注册明星工作室的客商，在馨园公园一栋楼房里寻访到曾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他透露自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后，“行业受到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地新成立的明星工作室有所减少。
这类“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的现象并不止新沂一地。位于长三角地区的石湫影视基地，从注册数据显示，也聚集了大量明星工作室，但记者前往注册地走访发现，也未看到一家挂牌的明星工作室。
“都是假的，我在这上班四年了，里面有没有工作室我们不知道吗？”石湫影视基地一名售票员说，这个影视基地以前是为拍摄《金陵十三钗》，仿造了几栋民国风格建筑，后来用作录制综艺节目，现在对外开放卖门票，场地用于拍摄婚纱照、开展单位团建活动。
记者随机拨打了几家在这里注册的明星工作室联系电话，有的显示是空号，有的无人接听。多个不同的明星工作室却留着相同的联系号码。随后，记者买票进入影视基地，走访了多处楼栋也未发现悬有明星工作室标牌的场所。多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没看到过明星工作室，但有工作人员表示听说过一些明星工作室“挂靠”在影视基地名下。
明星注册工作室无实际场所的现象此前就出现过。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2018年一位明星被曝光偷逃税时，执法部门曾去其名下市场主体注册地实地走访，并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未找到办公场所。
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明星工作室一般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有少数注册成为企业的。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后，一些地方对经营场所要求只需要提供产权和租赁证明材料，不会一一现场核实。如果执法人员在“双随机”检查中发现空壳市场主体，会将之纳入经营异常目录，若满三年还会纳入失信黑名单。
“小地方”悄悄招引“大明星”
“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对明星工作室的税收征管开始收紧，一些税收‘洼地’比如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也开始清理不符合条件的‘一址多照’市场主体，一度导致注册在霍尔果斯等地的影视工作室、公司扎堆申请注销。”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想发展影视行业或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地方政府，依然会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明星前来注册。
记者以文化企业负责人身份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发展“总部经济”的幌子招引影视文化项目，整个招商流程十分隐蔽、税收优惠政策秘不示人。
——招商项目由财政干部“亲自抓”。在咨询影视文化企业适合入驻哪种园区时，新沂一招商干部称，建议以“总部经济”形式入驻园区，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只要在这里注册就好，除了报税平时不用过来。”招商干部热情地带领记者参观了位于新沂发展大道一侧的总部经济园，并表示很多明星工作室曾藏身于此。
记者进一步询问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时，这位招商干部表示，有关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相关的招商项目全由当地财政局负责，他们只负责前期对接，具体优惠细则、签订合同等事宜都由财政局领导亲手抓。
——项目台账“不见光”，私下签订保密协议。“明星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在这里注册了工作室，我们只能告诉你有很多大牌明星已经在这注册了。”石湫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很多明星在当地影视基地注册了工作室，且都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我们的税收优惠力度没有一些偏远地区大，但我们营商环境好、政策更稳定，交通也更为便利。”
为了让记者吃上“定心丸”，工作人员还展示了锁在文件柜里的明星返税凭证。记者看到，这些收据归置在标有日期的蓝色文件筐里，每一本收据对应着一位明星，查看时要求不许拍照。“如果你们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们街道的平台公司签订正式的合同。”
——税收高额返还，最高可返九成。在与多地招商干部沟通中，记者了解到，明星艺人如果注册为影视文化公司法人，需缴纳25%企业所得税。如果以工作室名义，其演出费收入通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类目报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35%。如果按照个人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45%。看似税率较高，但在此基础上，还会享受当地政府承诺的所得税地方留成的70%—90%作为返还奖励。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规模较大的明星工作室或公司法人，还会通过增加关联公司交易将应税所得资金变成成本费用“洗”出去，以达到逃税目的。
招商干部们坦言，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明星设立工作室，实际上是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而明星得到了实惠。对地方政府来说，明星工作室基本上不会占用当地的土地厂房等资源，除了带来税收，还能帮地方完成招商引资考核任务，虽然地方政府返还了地方留成，但毕竟还能得到一部分，有胜于无。
铲除“脱实向虚”风险土壤，堵住明星偷逃税漏洞
记者了解到，明星工作室的收入，除去供养团队等日常开销外，几乎等同于明星的个人收入。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一些地方对明星个人工作室个税不再采用极低税率的核定征收方式，而是转为查账征收。
影视行业“注销潮”近3年来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18年6月至10月，在霍尔果斯、无锡等地出现了影视公司扎堆注销的情况；一次是今年4月以来，出现明星关联市场主体注销潮。“与其说是注销，不如说是搬迁。”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2018年后一大批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从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撤离，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据天眼查统计，2021年4月以来，一些明星在扎堆注销工作室的同时，会改换名称和地址成立新的工作室。比如，今年8月6日，与一位演员相关的公司注销，8月10日，与其相关的另一公司注册。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8年之后，霍尔果斯等地明星艺人注册的公司及工作室明显减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注册数据明显增多。比如在最近三个月，多个明星工作室或影视文化公司的注册地点都显示为同一省份，该地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在2019年注册量达到1949家，为历年最高。2021年以来截至8月18日，新增2397家，约是2020年全年注册量的2倍。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认为，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给地方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开口子，吸引一些明星到地方来注册工作室，实际上仅增加了开票收入税收数据，不带动地方就业，也不会拉动消费，只是做大了GDP。长此以往，不利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放空”地方财力、“放大”涉税风险的可能。
专家进一步指出，明星本已属于高收入群体，还利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来避税，破坏了社会公平，极易引起民众不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监管，保持税收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将个人、公司法人及利益相关人合并纳入监管，在现有税收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切实做到监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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