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学《文子》】第六章《上德》02
老子曰: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煎,虎豹之文来射,猿狖之捷来格,故勇武以强梁死,辩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于一能,察于一辞,可与曲说,不可与广应。
【译文】
老子说: 鸣铎(duo 大铃) 因为发声的缘故而自我损毁, 膏烛因为照明的原因而自我煎熬, 虎和豹因为身体上的花纹而招致射杀, 猿猴因为身体敏捷而招致打击, 所以勇武的因为强悍而死, 辩士因为智能而受困。 能够以智能而知,却不能以智能而不知, 以智能自我受害, 不能以智能自我保全。 所以勇于一种能力, 洞察一句话的含义。 只可以应对某一方面的问题, 只可以应对片面之辞, 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世界, 不能体会道的含义, 不能保全自己。
老子曰: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煎,虎豹之文来射,猿狖之捷来格,故勇武以强梁死,辩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于一能,察于一辞,可与曲说,不可与广应。
【译文】
老子说: 鸣铎(duo 大铃) 因为发声的缘故而自我损毁, 膏烛因为照明的原因而自我煎熬, 虎和豹因为身体上的花纹而招致射杀, 猿猴因为身体敏捷而招致打击, 所以勇武的因为强悍而死, 辩士因为智能而受困。 能够以智能而知,却不能以智能而不知, 以智能自我受害, 不能以智能自我保全。 所以勇于一种能力, 洞察一句话的含义。 只可以应对某一方面的问题, 只可以应对片面之辞, 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世界, 不能体会道的含义, 不能保全自己。
读阮籍《咏怀诗》十一
————自《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昔闻东陵瓜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
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
东陵瓜,《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东城,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召平这个人,是秦朝的东陵侯,秦灭后,成为在长安城东种瓜的老百姓。他种的瓜“连畛距阡陌”, “五色曜朝日”,故而会有“嘉宾四面会” 。
“膏火自煎熬”中“膏”是膏油,“火”是灯火,所谓“膏火自煎熬”就是以油燃火,以火熬油,最后油尽灯枯。庄子的《人间世篇》中说“膏火自煎也”,比喻自寻苦楚。
读懂“东陵瓜”的典故,读懂“膏火自煎”的意思,再读此诗,又该发出怎样的慨叹呢?
————自《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昔闻东陵瓜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
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
东陵瓜,《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东城,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召平这个人,是秦朝的东陵侯,秦灭后,成为在长安城东种瓜的老百姓。他种的瓜“连畛距阡陌”, “五色曜朝日”,故而会有“嘉宾四面会” 。
“膏火自煎熬”中“膏”是膏油,“火”是灯火,所谓“膏火自煎熬”就是以油燃火,以火熬油,最后油尽灯枯。庄子的《人间世篇》中说“膏火自煎也”,比喻自寻苦楚。
读懂“东陵瓜”的典故,读懂“膏火自煎”的意思,再读此诗,又该发出怎样的慨叹呢?
作者:高建忠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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