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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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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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大家好，我又来了，卷发点赞各抽取一个姐妹送日式冰滴一份！又到了秋困的时候，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工作起来有点提不上神，天天都有点困困的。这次带来我一直反复回购的永夏冰滴咖啡，适口性非常好而且还很方便！性价比高！
这家的日式冰滴真的很特别，不同于传统的热泡或者冷萃咖啡，是经过冰水18小时一滴滴慢速萃取出来的咖啡。口感很顺滑干净，喝起来不像速溶的，更像现磨咖啡。
我是一个对苦味很敏感的人，也不喜欢偏酸的咖啡。之前尝试过很多种速溶咖啡粉或液，都需要加奶加糖才能喝下。但永夏不会，一撕开就能闻到很明显的咖啡香气，水溶性极好，直接加水做美式口感也非常棒！！我一个不爱喝黑咖的人都觉得好喝！ 加牛奶也很绝，看你喜欢，我拿头保证这个咖啡如果你不喜欢酸苦真的要买非常适合！！
现在2盒还送一个好看实用的马克杯或者立体玫瑰冰格，能冻出一朵超可爱的玫瑰花！总之，这真的是我最爱的即溶咖啡，没有之一。去咖啡店一杯至少也要二三十块钱，2杯能喝12杯永夏，和我口味一样的姐妹，放心冲！
这家的日式冰滴真的很特别，不同于传统的热泡或者冷萃咖啡，是经过冰水18小时一滴滴慢速萃取出来的咖啡。口感很顺滑干净，喝起来不像速溶的，更像现磨咖啡。
我是一个对苦味很敏感的人，也不喜欢偏酸的咖啡。之前尝试过很多种速溶咖啡粉或液，都需要加奶加糖才能喝下。但永夏不会，一撕开就能闻到很明显的咖啡香气，水溶性极好，直接加水做美式口感也非常棒！！我一个不爱喝黑咖的人都觉得好喝！ 加牛奶也很绝，看你喜欢，我拿头保证这个咖啡如果你不喜欢酸苦真的要买非常适合！！
现在2盒还送一个好看实用的马克杯或者立体玫瑰冰格，能冻出一朵超可爱的玫瑰花！总之，这真的是我最爱的即溶咖啡，没有之一。去咖啡店一杯至少也要二三十块钱，2杯能喝12杯永夏，和我口味一样的姐妹，放心冲！
#文学# 【大平原（二百零三）|#重庆山路#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仙李白运用夸张浪漫主义手法，把顺水行舟的流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把自己愉快的心情反应到了江山壮丽多姿的描写上面，这也符合李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一贯性格。
查阅资料了解到，古代帆船最理想的状态下每小时最快行进２５千米，但老天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垂青于李白，他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顺风顺水；且这时的李白因永王李璘案被流放夜郎，因皇家大赦天下才得以回还，一个刚刚获释的囚徒是不可能乘坐装饰豪华、速度极快的“游轮”的，在普通小船１５千米的时速下，李白不可能一日之间就从重庆白帝城赶到了湖北的江陵（又名荆州城）。
李白不能，我却能。早晨还在齐鲁大地聆听孔子的谆谆教导，晚上就能领略到川渝大地上的风土人情。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自己出生的时代厉害，在祖国强大实力支持之下，我这个农家小子出身的教师也能乘坐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交通工具了。而在现代交通工具面前，从山东滨州到重庆奉节（古白帝城）之间１３８０千米的时空距离，实在是小菜一碟。
一下飞机，自己就被群山所包裹了。眼前是山，背后是山，身左是山，体右是山，满眼都是山，满脑子里也是山。这里的山巍峨高大，险壮雄奇，与他们一比，故乡附近城市边的那些山全部成了小儿科。
山多，水土保持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为我们接风的领导说，奉节县的森林绿地覆盖率达到了惊人的７０％，境内更是没有一家污染企业，空气非常清新，是妥妥的人类宜居之地。
的确，看那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色山峦全部穿着绿色的节日盛装，郁郁葱葱，层峦叠嶂。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即使是山腰农家傍晚的袅袅炊烟，在一片片绿树青草衬托下似有还无、慢慢升腾，仿佛到了蓬莱仙境！
而脚下的路全部都是依托山势走向而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山路便有了几个最明显的特点。
一是隧道多。从万州机场宝塔坪到奉节县城１３０余千米的路上，汽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而中间穿行的隧道不会少于二十座。刚开始我还饶有兴趣的数数，５座，６座，７座……数到２０座之后，瞌睡虫不断袭来，再次醒来时客运大巴已到了奉节县教育工作委员会楼下，所以一路上隧道到底有多少个，自己也没有统计出个所以然来。虽然没能数清隧道的具体个数，但一路上所见所闻足以让山路的第一大特点坐实。
有的隧道客车仅用十余秒就能穿行而过，而有的隧道客车需经历六七十秒后才会重新看见阳光，按沪蓉高速上客车最低时速６０千米来算，有的涵洞只有二三百米长，有的涵洞却长达三四华里，妥妥的一千五百余米长。
有的隧道有名字，例如瓦子店隧道、土地垭隧道、分界梁隧道、凤凰梁隧道，有的干脆懒得起名字，甘愿做无名英雄，默默守护着来来往往的大小车辆与行人。
二是桥梁多。这桥梁，有些是架水而过，有些却是没有河流却需要架山谷而过。看着近走着远，是所有山区修路都会遇到的实际问题，而桥梁的出现使问题迎刃而解，也大大节省了出行时间，大大缩短了物理空间距离。
这众多的桥梁空间上分布极广，有些在山顶，有些在山腰，有些是在山脚，从三峡之巅１３８８米的海拔到奉节县城平均９７２米的高度，有着令人眼花缭乱数都数不过来的桥梁。有一处竟然出现了三座桥梁上中下分层排列，犹如祖父孙三代同堂，询问过接风的领导才明白，最上面的是国道上高速桥，中间的是奉节县级路上的桥，而最底下是原先村民修建的老桥。
汽车在山路上自西向东奔驰，而我却在车上左顾右盼。左边瞧，脚下的桥需仰望山顶之桥；右边望，脚下的桥就可以鸟瞰山脚的桥，这不由让我想起了“新月派”诗人卞之琳的那首成名代表作《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桥与桥之间也是辩证式地存在，此桥是彼桥的风景，而彼桥却也成为了他桥的风景。
一路走来，自己只是经历了万州－－云阳－－奉节三个县区，“窥一斑而知全豹”，在多山多水多河流的情况下，整个重庆直辖市足足有３８个县区，加以类比整个重庆的隧道与桥梁数就应该是蔚为可观了。
三是坡路多弯路多。偌大一个县城，几乎看不到骑自行车的人，因为下坡容易上坡就难，谁都不敢保证自己有充足的体力能骑行完这４１６米垂直高度的山路。取而代之自行车的，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摩托车，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结婚时购置的钱江１２５大摩托来，要是骑到此地那该多拉风啊！
但现实却是不允许的，首先骑行２０００余里路自己没有那份体力和毅力，再者说出于安全角度考虑，市县两级领导也不允许我这样做，第三关键是购置汽车后，原先４５００元买的摩托早已被人５００元收走不在我名下啦！
也难怪在接风座谈会上，同样是来自滨州援助奉节的彭县长反复强调，在这里安全是第一，不管你是２０年的车龄，还是３０年的车龄，来奉节支教后一律不准动车——不准借当地同事的车，更不准借学生家长的车，平原上开车１０年，赶不上这里开车一天，你想啊，到处都是山高涧深，到处都是坡陡弯路多，一不小心扎下去全部玩完。所以不准动车，不仅仅是谆谆教导，更是一项政治纪律、组织红线，无论你是党员还是普通群众，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簪越。
这些修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柏油山路，已经存在了三四十年之久。试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科技实力还不是十分强大，许多开山架桥的先进大型器械还没有引进或者研发出来，所以有多少里山路，就有多少人辛勤的付出在里面，有些山势陡峭之地，器械上不去，那就全靠人工来处理。修路工人顶着寒风、冒着烈日，一凿凿、一锹锹，汗水搬走了开山路上多余碍事的山石与泥土，泪水运来了修路所需的钢铁与砂石料，劳动最光荣，重庆山路的广大修建者也最光荣！
重庆多山多水多河流的地形成就了密密麻麻、盘桓曲折的山路，而山路的四通八达、畅行无阻反过来助推了城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重庆山路，山路重庆！
作者简介：安颖光，博兴人，中共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协会员，偶有文章发表于省市刊物和文学网络公众平台。
查阅资料了解到，古代帆船最理想的状态下每小时最快行进２５千米，但老天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垂青于李白，他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顺风顺水；且这时的李白因永王李璘案被流放夜郎，因皇家大赦天下才得以回还，一个刚刚获释的囚徒是不可能乘坐装饰豪华、速度极快的“游轮”的，在普通小船１５千米的时速下，李白不可能一日之间就从重庆白帝城赶到了湖北的江陵（又名荆州城）。
李白不能，我却能。早晨还在齐鲁大地聆听孔子的谆谆教导，晚上就能领略到川渝大地上的风土人情。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自己出生的时代厉害，在祖国强大实力支持之下，我这个农家小子出身的教师也能乘坐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交通工具了。而在现代交通工具面前，从山东滨州到重庆奉节（古白帝城）之间１３８０千米的时空距离，实在是小菜一碟。
一下飞机，自己就被群山所包裹了。眼前是山，背后是山，身左是山，体右是山，满眼都是山，满脑子里也是山。这里的山巍峨高大，险壮雄奇，与他们一比，故乡附近城市边的那些山全部成了小儿科。
山多，水土保持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为我们接风的领导说，奉节县的森林绿地覆盖率达到了惊人的７０％，境内更是没有一家污染企业，空气非常清新，是妥妥的人类宜居之地。
的确，看那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色山峦全部穿着绿色的节日盛装，郁郁葱葱，层峦叠嶂。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即使是山腰农家傍晚的袅袅炊烟，在一片片绿树青草衬托下似有还无、慢慢升腾，仿佛到了蓬莱仙境！
而脚下的路全部都是依托山势走向而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山路便有了几个最明显的特点。
一是隧道多。从万州机场宝塔坪到奉节县城１３０余千米的路上，汽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而中间穿行的隧道不会少于二十座。刚开始我还饶有兴趣的数数，５座，６座，７座……数到２０座之后，瞌睡虫不断袭来，再次醒来时客运大巴已到了奉节县教育工作委员会楼下，所以一路上隧道到底有多少个，自己也没有统计出个所以然来。虽然没能数清隧道的具体个数，但一路上所见所闻足以让山路的第一大特点坐实。
有的隧道客车仅用十余秒就能穿行而过，而有的隧道客车需经历六七十秒后才会重新看见阳光，按沪蓉高速上客车最低时速６０千米来算，有的涵洞只有二三百米长，有的涵洞却长达三四华里，妥妥的一千五百余米长。
有的隧道有名字，例如瓦子店隧道、土地垭隧道、分界梁隧道、凤凰梁隧道，有的干脆懒得起名字，甘愿做无名英雄，默默守护着来来往往的大小车辆与行人。
二是桥梁多。这桥梁，有些是架水而过，有些却是没有河流却需要架山谷而过。看着近走着远，是所有山区修路都会遇到的实际问题，而桥梁的出现使问题迎刃而解，也大大节省了出行时间，大大缩短了物理空间距离。
这众多的桥梁空间上分布极广，有些在山顶，有些在山腰，有些是在山脚，从三峡之巅１３８８米的海拔到奉节县城平均９７２米的高度，有着令人眼花缭乱数都数不过来的桥梁。有一处竟然出现了三座桥梁上中下分层排列，犹如祖父孙三代同堂，询问过接风的领导才明白，最上面的是国道上高速桥，中间的是奉节县级路上的桥，而最底下是原先村民修建的老桥。
汽车在山路上自西向东奔驰，而我却在车上左顾右盼。左边瞧，脚下的桥需仰望山顶之桥；右边望，脚下的桥就可以鸟瞰山脚的桥，这不由让我想起了“新月派”诗人卞之琳的那首成名代表作《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桥与桥之间也是辩证式地存在，此桥是彼桥的风景，而彼桥却也成为了他桥的风景。
一路走来，自己只是经历了万州－－云阳－－奉节三个县区，“窥一斑而知全豹”，在多山多水多河流的情况下，整个重庆直辖市足足有３８个县区，加以类比整个重庆的隧道与桥梁数就应该是蔚为可观了。
三是坡路多弯路多。偌大一个县城，几乎看不到骑自行车的人，因为下坡容易上坡就难，谁都不敢保证自己有充足的体力能骑行完这４１６米垂直高度的山路。取而代之自行车的，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摩托车，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结婚时购置的钱江１２５大摩托来，要是骑到此地那该多拉风啊！
但现实却是不允许的，首先骑行２０００余里路自己没有那份体力和毅力，再者说出于安全角度考虑，市县两级领导也不允许我这样做，第三关键是购置汽车后，原先４５００元买的摩托早已被人５００元收走不在我名下啦！
也难怪在接风座谈会上，同样是来自滨州援助奉节的彭县长反复强调，在这里安全是第一，不管你是２０年的车龄，还是３０年的车龄，来奉节支教后一律不准动车——不准借当地同事的车，更不准借学生家长的车，平原上开车１０年，赶不上这里开车一天，你想啊，到处都是山高涧深，到处都是坡陡弯路多，一不小心扎下去全部玩完。所以不准动车，不仅仅是谆谆教导，更是一项政治纪律、组织红线，无论你是党员还是普通群众，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簪越。
这些修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柏油山路，已经存在了三四十年之久。试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科技实力还不是十分强大，许多开山架桥的先进大型器械还没有引进或者研发出来，所以有多少里山路，就有多少人辛勤的付出在里面，有些山势陡峭之地，器械上不去，那就全靠人工来处理。修路工人顶着寒风、冒着烈日，一凿凿、一锹锹，汗水搬走了开山路上多余碍事的山石与泥土，泪水运来了修路所需的钢铁与砂石料，劳动最光荣，重庆山路的广大修建者也最光荣！
重庆多山多水多河流的地形成就了密密麻麻、盘桓曲折的山路，而山路的四通八达、畅行无阻反过来助推了城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重庆山路，山路重庆！
作者简介：安颖光，博兴人，中共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协会员，偶有文章发表于省市刊物和文学网络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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