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对冷链产品病毒传播进行全球溯源#】去年，北京市新发地市场、辽宁省大连市、山东省青岛市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经溯源，病毒均由进口冷链产品输入。2019年底，武汉疫情最开始在华南海鲜市场暴发，该市场有许多摊位经营进口冷链产品。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可以通过冷链产品实现远距离传播。流行病学专家表示，冷链产品是疫情溯源的重要线索，要查清新冠肺炎疫情的真正来源，很有必要对冷链产品病毒传播进行全球溯源。

冷链产品是病毒的隐秘传播途径

目前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在零下1摄氏度到零下10摄氏度的环境下可以存活数周至数月，在零下60摄氏度的环境下可以存活数年。中国疾控中心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主任马会来说，冷链产品一般在低温的条件下保存和运输，部分海鲜冷链产品则需要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保存，这为新冠病毒在体外长期存活提供了适宜条件。

“新冠病毒传播途径多样，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飞沫和气溶胶等方式传播，也可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传播。”马会来分析，病毒污染物品外包装，物品的转运过程可能成为隐秘的病毒传播途径，冷链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

2020年10月，青岛发生的疫情就是证明。此前，青岛已经连续5个多月没有病例。马会来介绍，青岛最先感染的两名病例就是冷链搬运工人，经过流调，发现他们均无外地旅行史和医院就诊史，且境外船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搬运过程未接触到境外船员，唯一可能接触到病毒的情况是他们搬运了进口冷冻鳕鱼。对这批冷冻鳕鱼进行大量采样检测，最终在进口冷冻鳕鱼样品中，检测到了高载量病毒。病毒全基因组测序比对分析，发现感染者的病毒基因序列与冷冻鳕鱼包装上的病毒一致。流行病学和基因学都证实，两名搬运工人感染的就是冷冻鳕鱼包装上的病毒。

冷冻鳕鱼包装上的病毒从哪里来？马会来分析，鳕鱼在某国海域由捕捞船船员进行捕捞、加工，储存在船上冷库（零下20摄氏度），并搬运到运输船，抵达青岛的运输船船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但捕捞船船员未进行核酸检测，提示存在冷冻鳕鱼外包装上病毒来自捕捞船船员的可能性较大。

“病毒通过冷链产品传播给人，途径更加隐秘，传播周期更长，传播距离更远，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马会来说，病毒在冷链环境中存活时间较长，一旦人没有做好防护，打开货物，接触到了病毒，就有可能引发传染。冷链产品通过海运、空运实现跨国、跨洲运输，病毒传播范围更广。

华南海鲜市场疫情很可能由进口冷链产品输入

“2019年末，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生的疫情存在进口冷链产品输入病毒的可能。”马会来说，北京新发地市场、大连水产品加工车间发生疫情之前，两地都是数十天或更长时间没有病例，国家和省级疾控部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包括血清抗体检测、病毒核酸筛查、进口冷链产品追溯，同时开展分子病毒学溯源调查，证实两地的病毒都是通过进口冷链从境外输入。青岛发生的疫情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后，我国多地发生散发疫情，经溯源发现大多与冷链产品有关。2020年上半年，国际上有多个从事冷链产品加工相关业务企业发生了疫情。这些都反复证明，病毒可以通过冷链产品实现远距离传播。因此，高度提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疫情很可能由进口冷链产品输入。

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对华南海鲜市场和武汉市区的进口冷链产品进行了调研。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刘军就是联合专家组的一员。刘军介绍，联合专家组发现，经营进口冷链产品的摊位，病例占比明显高于其他摊位，感染风险是其他摊位的3.3倍。华南海鲜市场发现的最早3例感染者都是直接从事进口冷链产品的经营人员。此外，华南海鲜市场有21个摊位的环境中存在阳性样本，其中有16个摊位从事进口冷链产品经营或者与进口冷链产品有业务关系。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新冠病毒传播与冷链产品存在较强相关性。

刘军说，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有报道显示，在2019年12月之前，有的国家保存的人员血清病毒抗体检测显示阳性，说明他们在那时候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华南海鲜市场进口冷链产品来源国有一些与这些国家重叠。另外，也有国外报道显示，有的国家的菊头蝠体内有与新冠病毒相似的病毒，这些国家也有一部分与华南海鲜市场进口冷链产品来源国重叠。所以，很有必要对冷链产品病毒传播进行全球追溯。

冷链产品病毒溯源需要国际合作

“传染病的病毒溯源工作非常复杂，难度很大。”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说，艾滋病病毒溯源工作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历时长达数十年，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结果。新冠病毒发现地不一定就是起源地，病毒可能直接传染给人，也可能从自然宿主传到中间宿主，再传给人，最终传到发现地。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全球科学家通力合作，从各个方面做好溯源工作，其中冷链产品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许文波说，只有检测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发现新冠病毒通过冷链产品传播。冷链产品传播非常隐蔽，大规模暴发疫情的地区做不到有效检测冷链产品。我国对疫情进行了良好的控制，基本上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我国有能力对每一起散发和暴发疫情进行溯源调查，查清源头，以此来查找和堵住疫情防控的漏洞。

“冷链产品病毒溯源难度很大，需要全球各国合作。”许文波说，全球冷链产品贸易量巨大，涉及大量的国家。加之新冠病毒在冷链中存活时间长，加大了溯源的难度。国外学者发表的论文显示，数个国家在2019年9月至11月采集的标本中发现有人员血清抗体阳性，若最终证实是早期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就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隐秘传播。之后病毒可能通过旅游和商务人员、污染的冷链产品或其他途径进行远距离传播。

“如果开展进一步疫情溯源，应该在全球的框架下进行。由全球科学家通力合作，将冷链作为重要内容。”刘军建议，建立冷链产品全球监测体系，并由世卫组织来领导，基于科学态度和证据，对进口冷链产品来源进行追溯。建立进口冷链产品监测体系，对阻断全球新冠病毒和其他病毒的冷链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刘军认为，对华南海鲜市场在2019年经营的进口冷链产品进行病毒追溯，需要国际合作。华南海鲜市场有678家商户，其中390家商户经营冷链产品，涉及37个国家共400多种进口冷链产品。有必要与进口冷链产品来源国和地区开展合作，对从事冷链相关工作的人员当时保留的血清进行抗体检测，对其就医记录进行追溯和研究，为查清病毒的来源找到更多线索。（人民日报）

在娱乐圈，郭晓冬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他没有被金钱、地位侵染，一直保持着农民的淳朴与纯真。他的憨厚与妻子程莉莎的大小姐做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俩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被命运指引着相遇。城里的娇小姐义无反顾爱上了来自农村的糙汉子，为他洗手作羹汤，为他生儿育女，安心做他背后的女人。郭晓冬也将山东男人的“大男子主义”贯彻到底，勤勤恳恳拍戏，把所有工资上交，给程莉莎足够的安全感。他虽然不会浪漫，但却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给她。郭晓冬的单纯、踏实，是程莉莎喜欢他的原因，也是他与焦裕禄的相似点。在筹拍《我的父亲焦裕禄》这部电影的时候，监制焦守云，也就是焦裕禄的女儿，她亲自选定了郭晓冬担任男主角，她给的原因很简单，郭晓冬和焦裕禄很像，不仅长得像，气质也很像。只是，焦守云说了一点，比起焦裕禄本人，郭晓冬看起来更富态，有点婴儿肥。郭晓冬听明白了焦守云的意思，这就是变着法儿地说他胖。确实，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焦裕禄连吃顿肉都难，更是作为老百姓的带头人，每天忙得脚不着地，营养跟不上加过度劳累，他才会最后熬坏了身子，在42岁的年纪就与世长辞。为了更贴近人物形象，郭晓冬坚持节食加运动，每天大量运动，但只吃少量蔬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瘦了二十多斤。朋友们一看，都经不住感叹：郭晓冬你都瘦脱相了。妻子程莉莎更是心疼不已。但是郭晓冬却甘之如饴。对他而言，能够饰演焦裕禄是一种幸运，更是荣幸，他不能辜负这个机会，也不能有愧于这位人民的英雄。为了更好地揣摩人物内心，他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郭晓冬查看了所有和焦裕禄相关的文本资料，更是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一个人去到焦裕禄生活的每个地方。他这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去感受焦裕禄留下的印记，去承接焦裕禄的精神。整整5个月的时间，他用心准备、实地考察，把焦裕禄变成了自己的心灵挚友，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名字。当他穿着老式的厚棉服，裹着一条已经打褶的旧围巾，背着两床发黄的棉花被出现在电影屏幕里，我心底里蹦出来一个声音：郭晓冬演的焦裕禄，成了。他不仅演出了形，更演出了神，就连那件白色的白色线衫和泥巴色的背心，也是按照焦书记的照片一比一还原。其实，那件毛背心，还是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一点一点亲手织的，穿在郭晓冬身上，承载的是焦守云对父亲焦裕禄的思念。电影里，有两场戏让观众泪流满面，一是焦裕禄已经感受到自己身体不行了，带着老婆孩子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那一天，大雪纷飞，他一走进院子，就看见母亲白发苍苍的背影。他一步一步走近，眼眶一点一点变红，他的眼里有未能报答母恩的愧疚，有久别重逢的欣喜，也有对旧时岁月的惦念。拍摄这个片段的时候，原本已经拍完了一条，导演挺满意的，现场有很多工作人员都感动哭了，郭晓冬自己也觉得还不错。可是郭晓冬回过头来一琢磨，觉得还差点味道，还可以更好，于是他主动跟导演要求重拍。果然，郭晓冬的预判是正确的，第二次的拍摄效果更好，情绪更流畅更饱满，一气呵成。还有一场戏，是焦裕禄因为肝癌晚期在医院住院治疗。每一次疼痛，都像是百爪挠心，痛不欲生。电影里，焦裕禄甚至疼得直接从床上滚了下去。医生要给焦裕禄打止痛针，但是他坚决不要，他怕花钱，兰考穷 ，日子不富裕，他宁愿忍受疼痛，也不愿意给兰考增加负担。他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想把珍贵的药留给更需要的百姓。他让妻子徐俊雅给自己买一包烟，我和很多观众一样，以为他想抽烟，过过烟瘾。万万没想到，焦裕禄竟然用滚烫的烟头往自己的手臂上烫。他说，这是疼痛转移法，把疼痛转移到手臂上，肝脏就没那么疼了。看到这一幕，徐俊雅心疼得直掉泪，电影院的观众也泣不成声。为了演好这场戏，郭晓冬不吃不睡好几天，他就想演出焦裕禄的疲态，以及他病入膏肓的疼痛感。电影屏幕上，郭晓冬疼得满头大汗，观众们看得心如刀绞，这一幕没有什么表演技巧，更没有表演痕迹，只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自然流露。看完这部电影，就像是和伟大的焦裕禄书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展露在我眼前，我问他，可曾后悔，毕竟，他有过离开兰考的机会，他原本也可以过上小富即安的幸福日子。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他不后悔，这是他的理想，他想要带着兰考人过上好日子，他想要做个好人，无愧于心。我深深感恩，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有团队愿意拍摄这样一个冷门的作品，它不同于浮华的商业片，不同于快意恩仇的爽剧，它势必不会有超高的票房，但它是众多电影类型中不可或缺的珍宝。我也感恩郭晓冬的演绎，这一次，农民的儿子回归本色，土得让人想哭，但他讲了一个好故事，给观众们好好上了一堂课。跟暑期档的其他电影相比，它的票房不高，上映16天，不到1400万，它的排片占比更是少得可怜，不足0.1%，但它的上座率是5.8%，比同期的其他电影都要高。这说明，很多人还是愿意去看这部电影的，但是排片太少，只有很少的电影院在播这部片子。我家附近有三家电影院，没有一家在播《我的父亲焦裕禄》，我也是打车去了10公里以外的电影院，才看到这部电影。如果，电影院能够多给它一点排片，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不管票房如何，它都是我心中的暑期最佳。

【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