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十四年抗战”？#勿忘九一八##为什么要强调十四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九一八事变#
如今，
当年的贫弱已一去不返。
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
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今天，我们致敬先辈，
致敬那场不屈不挠的抗争。
更提醒你我，
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图片via视觉中国）
如今，
当年的贫弱已一去不返。
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
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今天，我们致敬先辈，
致敬那场不屈不挠的抗争。
更提醒你我，
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图片via视觉中国）
【合肥晚报上刊登的陆木匠生前的照片，一位年轻的爸爸】1999年7月22号一早，劳荣枝把殷建华骗到了出租屋，进屋之后，殷建华就被法子英用刀控制住了，随后被关在定制的铁笼子里。为了证明自己敢杀人，法子英来到了当时的六安路木工市场，以做工的名义把木匠陆中明骗回了出租屋。看到情况不对的陆中明，大喊救命，被法子英当场杀害。
那一年，陆中明年仅31岁，一个多月后，妻子朱大红没有等到他回家，也联系不上，她跑去公安局询问，才知道，丈夫遇害了。当看到丈夫遗体时，她站都站不稳，丈夫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分别3岁、4岁和11岁。而她也才29岁，如今时隔22年，她51岁了。当谈及这些年的经历，她不愿去回忆，笼罩在这个家庭的巨大阴影仍无法消除。她女儿说：“这么多年，我们一家过着像乞丐一样的生活”，但我想说，乞丐可能比他们过得还要“体面”。
陆中明走后，朱大红必须挑起家庭重担，孩子们还小，需要她照顾。她只能待在家，守着几亩田地，维持生计。那几年，她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从不与人交流。据邻居回忆：“朱大红人都是软的，好像不能行走。”比起自己的情绪，她更担忧拿什么养活3个孩子。孩子们从未买过新衣服，鞋子是捡来的，上面还有一个大洞。更多时候是没有鞋穿，赤脚踩在地上，家里揭不开锅。从田里挖的山芋未经清洗，很脏，孩子们直接连着皮吃。
她们的家，分不清哪里是厨房，哪里是卧室，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墙壁裂了一条缝，主要靠一段树干支撑，地板永远是潮湿的，墙壁一片漆黑，煤气灶搁地上，电饭煲只能放女儿的书桌上。女儿说：“家里老鼠多，角落里有一个洞，它们每天钻来钻去“，生活艰苦，寸步难行。有一年收割稻子，别人家都是用收割机，唯独朱大红用镰刀，因没钱叫收割机，只能自己一把一把割。收割完那天，突然下暴雨，为了不让稻谷淋湿，她去求别人帮忙用拖拉机拉回来，可没人理会，她急到跪在别人家门口。
还有一次，她在田里干农活，板车被泥土卡住拉不动，孩子们看到就在后面帮忙推车，边推边跟她说：“妈妈，你不行，还有我们呢。”听到这句话，心酸涌上心头，从那时起，她在心里默念：“孩子们已经失去了父亲，我不能再抛弃他们了。”但现实很残酷，屋漏偏逢连夜雨，家里土房子倒塌了，只好寄宿亲戚家。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开销越来越多，朱大红意识到，这样下去根本养不活孩子。于是，她把大儿子带回娘家，让娘家人帮忙抚养，把小儿子和女儿留给婆婆照顾。
陆中明母亲和朱大红抱着孩子自己则去合肥打工，可她一个农村妇女，没文化，没技能，要如何在大城市立足，是一大难题。她别无选择，只能从最苦最累的工作做起，她先找了份洗餐盘的工作，要长期泡在水里。时间一久，她身体吃不消，又去宾馆当保洁。工作很辛苦，但比洗餐盘好一点，一天工作时长12小时，日夜颠倒。不管多累多难，她毫无怨言，坚持干了十几年。可对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而言，真正的困难，还没开始。在女儿读初中时，她奶奶去世了，就剩兄妹俩在老家一起生活。
在邻居眼中，他们很独立，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他们懂事到让人泪目。女儿说：“能做的我都自己做，我只想让妈妈安心上班。”朱大红一个星期回来一两次，看望孩子顺便给他们做顿饭，那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只要是妈妈做的，什么都好吃。”初中毕业后，兄妹俩辍学了，他们一心只想帮母亲减轻家庭负担。儿子说：“我们就是母亲的希望，母亲也是我们的希望”，一家四口相依为命，相互扶持。尽管朱大红已经倾尽全力，可看着眼前的家，没一件像样的家具，连温饱都成问题，她对孩子们的愧疚油然而生。她说：“每一天都是煎熬，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想过去死，是3个孩子让我坚持了下来。但我只能把他们养大，没办法培养。”
每当遇到困难时，她都会想起丈夫陆中明，在她的记忆中，丈夫没有半点瑕疵，他深爱着这个家，以及家里的每一个人。每次从外面干活回到家，他总会第一时间去农田找她。有一次，他跟邻居一起喝酒，提起未来规划，他表示：“等再多挣点钱，就把家里的房屋换成砖瓦房。”哪里有活干，他就去哪。那天，也就是事发前，为了给孩子挣点学费，他到合肥做散工。离开家时，他答应孩子，会带好吃的回来。他也跟妻子交代：“农活你能搞的你就搞，不能搞的，就等我回来。”只是，朱大红再也没有等到他回来，这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综合扬子晚报、合肥晚报等）
那一年，陆中明年仅31岁，一个多月后，妻子朱大红没有等到他回家，也联系不上，她跑去公安局询问，才知道，丈夫遇害了。当看到丈夫遗体时，她站都站不稳，丈夫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分别3岁、4岁和11岁。而她也才29岁，如今时隔22年，她51岁了。当谈及这些年的经历，她不愿去回忆，笼罩在这个家庭的巨大阴影仍无法消除。她女儿说：“这么多年，我们一家过着像乞丐一样的生活”，但我想说，乞丐可能比他们过得还要“体面”。
陆中明走后，朱大红必须挑起家庭重担，孩子们还小，需要她照顾。她只能待在家，守着几亩田地，维持生计。那几年，她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从不与人交流。据邻居回忆：“朱大红人都是软的，好像不能行走。”比起自己的情绪，她更担忧拿什么养活3个孩子。孩子们从未买过新衣服，鞋子是捡来的，上面还有一个大洞。更多时候是没有鞋穿，赤脚踩在地上，家里揭不开锅。从田里挖的山芋未经清洗，很脏，孩子们直接连着皮吃。
她们的家，分不清哪里是厨房，哪里是卧室，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墙壁裂了一条缝，主要靠一段树干支撑，地板永远是潮湿的，墙壁一片漆黑，煤气灶搁地上，电饭煲只能放女儿的书桌上。女儿说：“家里老鼠多，角落里有一个洞，它们每天钻来钻去“，生活艰苦，寸步难行。有一年收割稻子，别人家都是用收割机，唯独朱大红用镰刀，因没钱叫收割机，只能自己一把一把割。收割完那天，突然下暴雨，为了不让稻谷淋湿，她去求别人帮忙用拖拉机拉回来，可没人理会，她急到跪在别人家门口。
还有一次，她在田里干农活，板车被泥土卡住拉不动，孩子们看到就在后面帮忙推车，边推边跟她说：“妈妈，你不行，还有我们呢。”听到这句话，心酸涌上心头，从那时起，她在心里默念：“孩子们已经失去了父亲，我不能再抛弃他们了。”但现实很残酷，屋漏偏逢连夜雨，家里土房子倒塌了，只好寄宿亲戚家。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开销越来越多，朱大红意识到，这样下去根本养不活孩子。于是，她把大儿子带回娘家，让娘家人帮忙抚养，把小儿子和女儿留给婆婆照顾。
陆中明母亲和朱大红抱着孩子自己则去合肥打工，可她一个农村妇女，没文化，没技能，要如何在大城市立足，是一大难题。她别无选择，只能从最苦最累的工作做起，她先找了份洗餐盘的工作，要长期泡在水里。时间一久，她身体吃不消，又去宾馆当保洁。工作很辛苦，但比洗餐盘好一点，一天工作时长12小时，日夜颠倒。不管多累多难，她毫无怨言，坚持干了十几年。可对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而言，真正的困难，还没开始。在女儿读初中时，她奶奶去世了，就剩兄妹俩在老家一起生活。
在邻居眼中，他们很独立，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他们懂事到让人泪目。女儿说：“能做的我都自己做，我只想让妈妈安心上班。”朱大红一个星期回来一两次，看望孩子顺便给他们做顿饭，那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只要是妈妈做的，什么都好吃。”初中毕业后，兄妹俩辍学了，他们一心只想帮母亲减轻家庭负担。儿子说：“我们就是母亲的希望，母亲也是我们的希望”，一家四口相依为命，相互扶持。尽管朱大红已经倾尽全力，可看着眼前的家，没一件像样的家具，连温饱都成问题，她对孩子们的愧疚油然而生。她说：“每一天都是煎熬，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想过去死，是3个孩子让我坚持了下来。但我只能把他们养大，没办法培养。”
每当遇到困难时，她都会想起丈夫陆中明，在她的记忆中，丈夫没有半点瑕疵，他深爱着这个家，以及家里的每一个人。每次从外面干活回到家，他总会第一时间去农田找她。有一次，他跟邻居一起喝酒，提起未来规划，他表示：“等再多挣点钱，就把家里的房屋换成砖瓦房。”哪里有活干，他就去哪。那天，也就是事发前，为了给孩子挣点学费，他到合肥做散工。离开家时，他答应孩子，会带好吃的回来。他也跟妻子交代：“农活你能搞的你就搞，不能搞的，就等我回来。”只是，朱大红再也没有等到他回来，这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综合扬子晚报、合肥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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