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 《潮庭健身银川11家店全停业》后续
单用途预付卡管理亟需地方立法】连日来，新消息报刊发了《潮庭健身银川11家店全停业》《业内人士揭潮庭健身内幕杀鸡取卵式圈钱祸害行业》《银川5部门成立调查专班受理会员投诉》《对单用途预付卡有效监管迫在眉睫》系列报道，引发社会强烈关注。9月15日，就单用途预付卡如何有效监管的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对单用途预付卡监管较为被动
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文静介绍，目前，我国对商业预付卡采取“双轨制”监管模式，即多用途预付卡与单用途预付卡是由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方式以及监管规则进行监管。多用途预付卡由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的专营发卡机构发行，需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单用途预付卡由商业企业发行，只能在本企业和本企业所属集团，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时使用。在单用途预付卡交易模式下，办理预付卡的存量资金完全由发卡企业支配。
“开展单用途预付卡业务采用较为宽松的先发行后备案制度，发卡企业在开展单用途预付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向商务部门进行备案。而在现实中，许多为了圈钱的预付卡发卡企业并未能经营到30日就可能携款潜逃。即使正常经营，为逃避资金存管，自主办理备案的企业也寥寥无几。”周文静认为，备案制度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较为被动，监管部门在发卡企业无备案的前提下，无法进行有效监管。
周文静介绍，调整消费者与单用途预付卡发卡企业之间合同关系的法条分散于部分法律法规中，如《消费者保护法》《民法典》中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目前唯一一部专门规制单用途预付卡的部门规章是商务部于2012年发布实施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该《办法》于2016年修订，其中明确单用途预付卡是由商务部门监管，其内容涵盖了准入备案、发行与服务、资金管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随着预付卡行业的不断发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发卡企业发卡存量资金未能存管，消费者风险规避意识不高，对预付式消费进行治理整顿，亟待用立法把预付式消费推进法治轨道，筑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治防线”。
“《办法》出台的时间早，一直是试行状态，一方面没有上位法，另一方面是各地没有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将管理职责落地。因为商业预付卡管理涉及部门众多，实际上造成了目前权责交叉的状态。”银川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坦言，随着商业预付卡的使用范围和发卡规模不断扩大，商业预付卡领域的确存在着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发卡机构风险控制薄弱、行业监管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亟需加以引导和规范，能够对商业预付卡尽快进行地方性立法，立法的过程中将各部门的职责权限更加细化明确，并建立协同监管服务平台。
建议提高准入门槛加强事前审核
“健身机构频频跑路事件暴露了单用途预付卡存在的风险，对其加强监管已经势在必行，否则对于整个健身行业的发展会造成重创。”宁夏体育产业协会秘书长史明刚忧心忡忡地说，这两年健身市场一面是消费者对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面则是一些健身房处于倒闭边缘，其中不乏全国连锁型的健身品牌。
史明刚说，有些投资者只看到了健身机构开业预售的红利，觉得回本周期快，所以贸然进入市场，但现实是预售收入并不是利润，后期要用这笔费用提供服务，实际上健身行业是一个微利行业，“当经营逐步陷入困境，无力支撑的情况下，投资者就选择关门停业。因此，社会上才会出现健身房频频跑路的情况，让大众对健身行业充满质疑和不信任”。
“我认为，应该提高健身机构的准入门槛，加强事前的审核监管。例如某个健身机构要预售300万元的会员卡，需通过担保形式来实现，可以提供等额的资产收入或者保函，这样即使健身机构跑路了，也有资产可以保障广大会员的利益。还可以通过建立预付卡资金存管制度，设立资金专户专管。”史明刚认为，还需加强行业自律，发挥行业组织在规范市场行为、优化经营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导、督促会员单位依法诚信经营。
一些城市探索用地方性立法规制单用途预付卡
周文静介绍，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均已经或将要出台法规对预付卡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尤其是上海监管模式代表着我国用地方性立法来规制预付式消费市场的最前沿探索。
据介绍，上海于2019年先后施行《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实施办法》《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存量预收资金余额管理实施办法》。“上海模式”呈现几大亮点：一是将“个体工商户”纳入监管范围；二是构建了信息对接、风险警示、信用治理制度；三是构建社会共治的协同监管模式；四是首次建立预付卡资金存管制度，对资金监管模式、资金监管比例、资金专户存管、资金划拨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定。
今年3月11日，深圳市消委会、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针对“预付式消费安全”问题举办了专题研讨会。深圳市健身协会、餐饮商会、美容行业协会等13大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知名企业宣布，将共同制定国内首个“预付式消费安全团体标准”。
今年8月4日，北京市人大发布《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8月5日，北京市体育局发布了《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模式”有以下亮点：7日内未用可无条件退，特别提出了设立7日“冷静期”的新要求；禁止经营者最终解释权，一旦违规，可能会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单处或者并处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预设期限不得超场地租期；到期卡余额可接着使；商家跑路平台先赔。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纳入预付资金存管范围的经营者应在存管银行开立相应账户，并按有关行业预付资金存管规则存管预付资金。未纳入预付资金存管范围的经营者开展单用途预付卡经营活动的，应按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采取风险储备金、保证保险、行业互保或其他第三方托管等措施保障预付资金安全。
新消息报记者 吴彩华
单用途预付卡管理亟需地方立法】连日来，新消息报刊发了《潮庭健身银川11家店全停业》《业内人士揭潮庭健身内幕杀鸡取卵式圈钱祸害行业》《银川5部门成立调查专班受理会员投诉》《对单用途预付卡有效监管迫在眉睫》系列报道，引发社会强烈关注。9月15日，就单用途预付卡如何有效监管的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对单用途预付卡监管较为被动
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文静介绍，目前，我国对商业预付卡采取“双轨制”监管模式，即多用途预付卡与单用途预付卡是由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方式以及监管规则进行监管。多用途预付卡由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的专营发卡机构发行，需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单用途预付卡由商业企业发行，只能在本企业和本企业所属集团，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时使用。在单用途预付卡交易模式下，办理预付卡的存量资金完全由发卡企业支配。
“开展单用途预付卡业务采用较为宽松的先发行后备案制度，发卡企业在开展单用途预付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向商务部门进行备案。而在现实中，许多为了圈钱的预付卡发卡企业并未能经营到30日就可能携款潜逃。即使正常经营，为逃避资金存管，自主办理备案的企业也寥寥无几。”周文静认为，备案制度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较为被动，监管部门在发卡企业无备案的前提下，无法进行有效监管。
周文静介绍，调整消费者与单用途预付卡发卡企业之间合同关系的法条分散于部分法律法规中，如《消费者保护法》《民法典》中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目前唯一一部专门规制单用途预付卡的部门规章是商务部于2012年发布实施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该《办法》于2016年修订，其中明确单用途预付卡是由商务部门监管，其内容涵盖了准入备案、发行与服务、资金管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随着预付卡行业的不断发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发卡企业发卡存量资金未能存管，消费者风险规避意识不高，对预付式消费进行治理整顿，亟待用立法把预付式消费推进法治轨道，筑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治防线”。
“《办法》出台的时间早，一直是试行状态，一方面没有上位法，另一方面是各地没有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将管理职责落地。因为商业预付卡管理涉及部门众多，实际上造成了目前权责交叉的状态。”银川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坦言，随着商业预付卡的使用范围和发卡规模不断扩大，商业预付卡领域的确存在着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发卡机构风险控制薄弱、行业监管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亟需加以引导和规范，能够对商业预付卡尽快进行地方性立法，立法的过程中将各部门的职责权限更加细化明确，并建立协同监管服务平台。
建议提高准入门槛加强事前审核
“健身机构频频跑路事件暴露了单用途预付卡存在的风险，对其加强监管已经势在必行，否则对于整个健身行业的发展会造成重创。”宁夏体育产业协会秘书长史明刚忧心忡忡地说，这两年健身市场一面是消费者对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面则是一些健身房处于倒闭边缘，其中不乏全国连锁型的健身品牌。
史明刚说，有些投资者只看到了健身机构开业预售的红利，觉得回本周期快，所以贸然进入市场，但现实是预售收入并不是利润，后期要用这笔费用提供服务，实际上健身行业是一个微利行业，“当经营逐步陷入困境，无力支撑的情况下，投资者就选择关门停业。因此，社会上才会出现健身房频频跑路的情况，让大众对健身行业充满质疑和不信任”。
“我认为，应该提高健身机构的准入门槛，加强事前的审核监管。例如某个健身机构要预售300万元的会员卡，需通过担保形式来实现，可以提供等额的资产收入或者保函，这样即使健身机构跑路了，也有资产可以保障广大会员的利益。还可以通过建立预付卡资金存管制度，设立资金专户专管。”史明刚认为，还需加强行业自律，发挥行业组织在规范市场行为、优化经营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导、督促会员单位依法诚信经营。
一些城市探索用地方性立法规制单用途预付卡
周文静介绍，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均已经或将要出台法规对预付卡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尤其是上海监管模式代表着我国用地方性立法来规制预付式消费市场的最前沿探索。
据介绍，上海于2019年先后施行《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实施办法》《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存量预收资金余额管理实施办法》。“上海模式”呈现几大亮点：一是将“个体工商户”纳入监管范围；二是构建了信息对接、风险警示、信用治理制度；三是构建社会共治的协同监管模式；四是首次建立预付卡资金存管制度，对资金监管模式、资金监管比例、资金专户存管、资金划拨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定。
今年3月11日，深圳市消委会、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针对“预付式消费安全”问题举办了专题研讨会。深圳市健身协会、餐饮商会、美容行业协会等13大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知名企业宣布，将共同制定国内首个“预付式消费安全团体标准”。
今年8月4日，北京市人大发布《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8月5日，北京市体育局发布了《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模式”有以下亮点：7日内未用可无条件退，特别提出了设立7日“冷静期”的新要求；禁止经营者最终解释权，一旦违规，可能会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单处或者并处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预设期限不得超场地租期；到期卡余额可接着使；商家跑路平台先赔。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纳入预付资金存管范围的经营者应在存管银行开立相应账户，并按有关行业预付资金存管规则存管预付资金。未纳入预付资金存管范围的经营者开展单用途预付卡经营活动的，应按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采取风险储备金、保证保险、行业互保或其他第三方托管等措施保障预付资金安全。
新消息报记者 吴彩华
【科学家创业，需要做哪些准备？】“这些年我们团队有多项技术实现了产业化，最近一个是秸秆变木材的项目，去年成立了吉林禾迪科技有限公司。”近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宁波材料所）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团队负责人朱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了自己团队的产业化动向。
自2009年回国以来，朱锦一直奔波于实验室和生产一线之间，成为宁波材料所“把论文写在流水线上”的典范。在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朱锦经验十足，但最近他却遇到了一件难事：“新成立的创业公司今年的资金周转和运营不太顺畅。”
分析原因，朱锦发现自己可能在公司的选址和发展定位方面欠考虑。那么，科研人员在创业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才能少走弯路呢？
技术是敲门砖
朱锦加入宁波材料所后就干了一件大事。他将自己多年钻研的胶黏剂技术转交到时任宁波材料所所长崔平的手中，崔平当即表示要尽快让这项优势技术实现转化。
不久后，朱锦将研发的生物基无醛木材胶黏剂技术以1088万元的价格进行转让，由宁波材料所与合作企业出资共同成立宁波中科朝露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尝到转移转化甜头的朱锦很快就投入到新项目的研发中。2012年他掌握的聚乳酸淀粉全生物基可降解复合材料也实现了技术转化，合同技术交易额达1500万元。他代表宁波材料所与合作企业联合成立了宁波家塑生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在创业过程中，朱锦发现技术是敲门砖。他打了个比方：“科学家创业就好比参加一场特殊的高考，技术很重要。好的技术可以让考生进入好的大学，但后期能否成才，还需要综合考核其他方面的要素。”
“技术是创业的核心，但不是唯一要素，再强的技术也需要经过市场验证。”北京瑞莱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莱智慧）创始人田天发现有很多细分领域被视为“红海中的蓝海机会”，但最后真正成功的创业团队，一方面要有“高天花板”的技术，同时还要有看得到的实际市场价值。现实是一些创业公司容易陷入技术虚假繁荣的陷阱里，忽视了市场侧的真正需求，而导致企业越走越窄。
“技术和市场供需链条，不是直接对接就能像齿轮一样完美契合立刻开始运转。”田天告诉《中国科学报》，“首先需要将技术进行工程化的包装，打造成市场认可的产品，再结合实际的业务要求，去匹配上下游厂家，组合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个过程中有现实的鸿沟需要跨越。”
这里的现实鸿沟也被称为“死亡之谷”。那么，技术成果转化如何才能跨越“死亡之谷”，创造更大价值呢？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成果转化部投资总监李文珏将源头的技术比作小草莓，中间还需要经历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创业孵化等一系列来自“死亡之谷”的考验，才能形成市场初期的小草莓蛋糕，直到在竞争市场上站稳脚跟后，才能做出更大的草莓蛋糕。
人才是稳定器
常言道，事在人为。科学家创业也不例外。2018年，田天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并拒绝百度、阿里、腾讯、亚马逊等诸多大公司投来的橄榄枝，踏上人工智能的创业之路。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与清华大学教授朱军的支持下，刚走出校门的田天创立了瑞莱智慧，开展安全可控的第三代人工智能研究。他在创业过程中发现，创业早期拥有一支高精尖的技术团队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业团队天花板的高度。
“随着技术产品被市场验证可行后，初创企业需要逐步扩大市场，这个过程中，拥有一支能打仗的销售团队变得十分重要，但也很不容易。”田天感叹道，科技企业的销售团队需要高配置，既要具备作战能力，又要具备技术素养、专业能力等，这对初创的科技企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同样是技术出身的曾伟刚对此很是认同。曾伟刚是西安中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天塔）的创始人。他毕业后一直在航天领域从事卫星在轨管理相关工作，并在2018年正式创建中科天塔，主要提供卫星管理服务和相关软硬件产品。
今年4月，中科天塔发布了天枢G100卫星测控数传一体化处理平台（以下简称天枢G100），它源自曾伟刚此前的一个想法。“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技术团队，他们验证后将想法变为技术路线，形成样机，最终做成交给用户的产品。其中，人才梯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公司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招人难、留人难，合适的人才往往不一定可以招聘到，争取到的人才又面临着互联网等企业的抢夺。”曾伟刚告诉《中国科学报》，“人才是公司当前发展的稳定器。”
创势资本创始人汤旭东成功投资了一些科学家创业项目。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他非常关注团队。他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都比较前沿，创业失败率很高。我们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候更关注团队和其股权结构，只有将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更紧密地绑在一起，创业成功的概率才会增大。”
资本是风向标
去年以来，朱锦在创业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当初地方政府承诺的资金落实有点慢，甚至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风险投资又因地域的原因不太愿意介入，这些都导致目前的创业有点举步维艰。
这次创业的水土不服也让朱锦意识到资本的风向标作用，并试图改变目前的局面。“既然风险投资不愿意介入，政府资金到位又比较慢，后续我打算利用已有的技术、市场和认可度，在宁波建立新的示范工厂。”
朱锦表示，科学家往往把技术看得很重，但成果转化还需要考虑市场化要素，技术固然重要，运营团队和资本介入有时更重要。
田天说：“资本和技术的结合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技术真正被市场所需要，匹配合适的业务场景，真正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最大化业务效能后，客户或者资本才愿意买单、提供助力。”
他还指出，创业会涉及到很多不同方面的能力组合，比如关键技术、生态合力、资本支持、市场验证等，这些组合不是生搬硬套的，而是可以通过市场化来获得的。
中科创星副总经理崔婷曾在科研机构从事过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如今转向风险投资。她指出，国外资金结构丰富，创业项目很容易找到风险投资，而国内目前投资“卡脖子”技术的风投机构很稀缺，需要国家更多地引导和扶持。https://t.cn/A6MhVdav
自2009年回国以来，朱锦一直奔波于实验室和生产一线之间，成为宁波材料所“把论文写在流水线上”的典范。在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朱锦经验十足，但最近他却遇到了一件难事：“新成立的创业公司今年的资金周转和运营不太顺畅。”
分析原因，朱锦发现自己可能在公司的选址和发展定位方面欠考虑。那么，科研人员在创业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才能少走弯路呢？
技术是敲门砖
朱锦加入宁波材料所后就干了一件大事。他将自己多年钻研的胶黏剂技术转交到时任宁波材料所所长崔平的手中，崔平当即表示要尽快让这项优势技术实现转化。
不久后，朱锦将研发的生物基无醛木材胶黏剂技术以1088万元的价格进行转让，由宁波材料所与合作企业出资共同成立宁波中科朝露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尝到转移转化甜头的朱锦很快就投入到新项目的研发中。2012年他掌握的聚乳酸淀粉全生物基可降解复合材料也实现了技术转化，合同技术交易额达1500万元。他代表宁波材料所与合作企业联合成立了宁波家塑生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在创业过程中，朱锦发现技术是敲门砖。他打了个比方：“科学家创业就好比参加一场特殊的高考，技术很重要。好的技术可以让考生进入好的大学，但后期能否成才，还需要综合考核其他方面的要素。”
“技术是创业的核心，但不是唯一要素，再强的技术也需要经过市场验证。”北京瑞莱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莱智慧）创始人田天发现有很多细分领域被视为“红海中的蓝海机会”，但最后真正成功的创业团队，一方面要有“高天花板”的技术，同时还要有看得到的实际市场价值。现实是一些创业公司容易陷入技术虚假繁荣的陷阱里，忽视了市场侧的真正需求，而导致企业越走越窄。
“技术和市场供需链条，不是直接对接就能像齿轮一样完美契合立刻开始运转。”田天告诉《中国科学报》，“首先需要将技术进行工程化的包装，打造成市场认可的产品，再结合实际的业务要求，去匹配上下游厂家，组合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个过程中有现实的鸿沟需要跨越。”
这里的现实鸿沟也被称为“死亡之谷”。那么，技术成果转化如何才能跨越“死亡之谷”，创造更大价值呢？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成果转化部投资总监李文珏将源头的技术比作小草莓，中间还需要经历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创业孵化等一系列来自“死亡之谷”的考验，才能形成市场初期的小草莓蛋糕，直到在竞争市场上站稳脚跟后，才能做出更大的草莓蛋糕。
人才是稳定器
常言道，事在人为。科学家创业也不例外。2018年，田天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并拒绝百度、阿里、腾讯、亚马逊等诸多大公司投来的橄榄枝，踏上人工智能的创业之路。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与清华大学教授朱军的支持下，刚走出校门的田天创立了瑞莱智慧，开展安全可控的第三代人工智能研究。他在创业过程中发现，创业早期拥有一支高精尖的技术团队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业团队天花板的高度。
“随着技术产品被市场验证可行后，初创企业需要逐步扩大市场，这个过程中，拥有一支能打仗的销售团队变得十分重要，但也很不容易。”田天感叹道，科技企业的销售团队需要高配置，既要具备作战能力，又要具备技术素养、专业能力等，这对初创的科技企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同样是技术出身的曾伟刚对此很是认同。曾伟刚是西安中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天塔）的创始人。他毕业后一直在航天领域从事卫星在轨管理相关工作，并在2018年正式创建中科天塔，主要提供卫星管理服务和相关软硬件产品。
今年4月，中科天塔发布了天枢G100卫星测控数传一体化处理平台（以下简称天枢G100），它源自曾伟刚此前的一个想法。“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技术团队，他们验证后将想法变为技术路线，形成样机，最终做成交给用户的产品。其中，人才梯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公司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招人难、留人难，合适的人才往往不一定可以招聘到，争取到的人才又面临着互联网等企业的抢夺。”曾伟刚告诉《中国科学报》，“人才是公司当前发展的稳定器。”
创势资本创始人汤旭东成功投资了一些科学家创业项目。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他非常关注团队。他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都比较前沿，创业失败率很高。我们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候更关注团队和其股权结构，只有将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更紧密地绑在一起，创业成功的概率才会增大。”
资本是风向标
去年以来，朱锦在创业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当初地方政府承诺的资金落实有点慢，甚至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风险投资又因地域的原因不太愿意介入，这些都导致目前的创业有点举步维艰。
这次创业的水土不服也让朱锦意识到资本的风向标作用，并试图改变目前的局面。“既然风险投资不愿意介入，政府资金到位又比较慢，后续我打算利用已有的技术、市场和认可度，在宁波建立新的示范工厂。”
朱锦表示，科学家往往把技术看得很重，但成果转化还需要考虑市场化要素，技术固然重要，运营团队和资本介入有时更重要。
田天说：“资本和技术的结合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技术真正被市场所需要，匹配合适的业务场景，真正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最大化业务效能后，客户或者资本才愿意买单、提供助力。”
他还指出，创业会涉及到很多不同方面的能力组合，比如关键技术、生态合力、资本支持、市场验证等，这些组合不是生搬硬套的，而是可以通过市场化来获得的。
中科创星副总经理崔婷曾在科研机构从事过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如今转向风险投资。她指出，国外资金结构丰富，创业项目很容易找到风险投资，而国内目前投资“卡脖子”技术的风投机构很稀缺，需要国家更多地引导和扶持。https://t.cn/A6MhVd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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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2021年招聘启事https://t.cn/A6cRL7NA
招聘人数：若干
学科需求：点击链接查看
【单位简介】
复旦大学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类脑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6月，是国内高校最早成立的脑科学与类脑前沿交叉研究机构之一。旨在面向脑与类脑重大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依托复旦大学数学、计算机、信息、生命科学等多学科优势，凝聚国内外科研实力，组建交叉研究团队，开展计算神经科学、计算精神病学、类脑智能技术与转化等前沿基础和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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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复旦大学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类脑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6月，是国内高校最早成立的脑科学与类脑前沿交叉研究机构之一。旨在面向脑与类脑重大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依托复旦大学数学、计算机、信息、生命科学等多学科优势，凝聚国内外科研实力，组建交叉研究团队，开展计算神经科学、计算精神病学、类脑智能技术与转化等前沿基础和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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