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科技战“疫”背后的首善之力】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面对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面对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科技战“疫”背后的首善之力】“最终 #战胜疫情# ，关键要靠科技。”面对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来源：9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涂铭、盖博铭、林苗苗、陈旭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新华网）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来源：9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涂铭、盖博铭、林苗苗、陈旭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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