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密接，没有出省，成都患者因何感染德尔塔？】新感染者跟此前确诊的一家三口没有任何密切接触，前面14天也没出过四川，他是如何被感染的？该感染者在天府机场工作，难道机场出现新传染源？……一系列疑问下，看四川流调溯源如何在30多个小时里“破案”——
20多位流调溯源“侦探”、30多个小时紧急“破案”、在126万平方米“顺藤摸瓜”……在与德尔塔病毒的交手中，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下称天府机场）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毒记”。
[话筒]一例“意料之外”的感染者
“男，34岁，阳性，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区工作人员”——7月28日凌晨，在四川省疾控中心一间办公室里，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这几天连轴转、刚准备眯一下的祝小平顿时惊醒。他揉了揉太阳穴，喝了一大口浓茶。
在疾控领域奋战36年，参与过上百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祝小平，敏锐意识到：“这一次不简单”。
作为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疾病防控专家组组长，祝小平停顿几秒后，熟练拨出几个号码，了解事情经过。
挂掉电话，祝小平眉间的皱纹更深了——“这个人的感染原因尚不明确”，电话里基层疾控人员的话久久盘旋。
祝小平知道，这群负责新冠病毒流行病学调查的疾控人，在与病毒的多次交手中已锤炼出“火眼金睛”，他们每天抽丝剥茧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剖析病例如何感染，精心排查疑似病例，甚至是识破患者隐瞒……而这次，“福尔摩斯”们遇到了一个棘手案例。
祝小平知道，7月27日上午，四川省人民医院刚报告发现3例阳性感染者，是从湖南张家界旅游回来的一家三口，经他带领的团队紧急分析流调溯源，病毒源头明确指向南京禄口机场，而禄口机场的病毒恰是来势汹汹的德尔塔变异毒株。
新报告的这例感染者，则是一家三口确诊后，成都报告的第4例感染者。
疑问扑面而来：这位男士跟此前确诊的一家三口没有密切接触，前面14天也没出过四川，他是如何感染的？
更让祝小平紧张的是：该男士在天府机场工作，难道机场有新传染源？
紧急向上级汇报后，祝小平意识到，不能耽搁，必须以最快速度搞清来龙去脉，因为“病毒也在跟我们赛跑”。
[话筒]在126万平方米里找“毒”
7月的成都正值盛夏，空气中的热气叠加四川盆地的地形，让来来往往的行人仿佛置身蒸笼，浑身黏糊糊的。
一辆小轿车疾驰在由北往南的天府大道，朝着新开通的天府机场驶去。车上坐着又熬了一整夜的祝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大家眼圈红红的，有的已经在车上睡着，祝小平也闭着双眼，但他没有休息，而是在飞速思考。外面炎热躁动，车里十分平静。
天府机场距成都市中心约50公里，航站楼总面积126万平方米，是成都的第二个机场。
今年6月，天府机场正式投运，目前航班尚不算多。
“126万平方米。”祝小平的脑海里不断闪现这个关键词，并由之蹦出一个新难题：如何在这126万平方米里“大海捞针”抓到病毒？
留给祝小平的时间并不充裕，甚至非常紧张——省卫健委的时限是不超过一天半，堪堪30多个小时。
任务重大，四川紧急组建机场流调溯源专班，由祝小平牵头。20多名成员全部是身经百战的流调溯源“干将”，每个人都是“福尔摩斯”。
有了精兵强将，还要看作战策略。凭借多年与病毒“战斗”的经验，祝小平首先召集大家在天府机场现场研判。经过梳理，大家发现，目前掌握的唯一一条线索是：确诊的一家三口7月25日乘飞机降落在天府机场。
于是紧急调出这班飞机降落后的所有监控录像。
查看完录像，大家心头的疑惑更重了——“监控录像显示，确诊的一家三口下飞机后，直接出机场，打车回家了。在机场沿途走过的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祝小平说。
在这关键的10分钟里，被感染的第4例病例还在另一航站楼跟同事开会，双方并无时空交集。
“探案”一时陷入僵局。
如果你是病毒，你怎么传染？
祝小平再次召集大家碰头。“我们让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思路：如果你是病毒，你怎么传染？”
“从飞机混入”“感染者自己带进来”“确诊的一家三口留下”……几十个设想喷涌而出。大家对每个设想一一讨论、反复研究，终于有了眉目。
“我们讨论发现，有两个看似不相关但实际可能勾连的关键点：一是确诊的一家三口走过的那10分钟；二是第4例感染者的具体工作内容。”祝小平说，第4例感染者的工作主要是在机场巡逻进行安全督查。
大家紧急分工，一组一帧一帧反复查看一家三口录像，记录可能出现问题的现象；另一组由祝小平带队，穿好防护服，再走一遍一家三口走过的路。
从飞机落地、机舱门开启、踏入航站楼，朝着出口方向走……祝小平小心翼翼重复这段路。不过几百米距离，他却走得十分缓慢，一边走一边观察两边所有设施和可能出现的疑点。
垃圾桶、花盆、广告橱窗……突然，前方一台水平电动扶梯引起祝小平的警觉。他的脑海瞬间“喷”出反反复复查看过的一个监控镜头——确诊的小男孩在扶梯上出现过。
祝小平立即走过去踩上扶梯。这时，扶梯自动开始向后移动，他不自觉地要伸手握住旁边的扶手。
扶手！祝小平脑中交织的各种混沌想法突然清晰。
他赶紧跑出去，冲进会议室，让正在查看录像的小组成员寻找“扶手”。
随着鼠标移动，“扶手”在屏幕上出现，时间显示为7月25日晚8时35分，人群陆续从飞机走出，路过那一段水平电动扶梯。这时，扶梯上出现了一个小男孩，就是确诊的孩子。他跑在前面，没戴口罩，正在扶梯入口处等待后面走来的家人，而他的一只手，正握在右手边的扶手上。“屏幕里还出现一声轻微的咳嗽。”
祝小平说，几秒钟后，家长赶上来，带着小男孩匆匆走出机场。人群陆续散去，经过的人没有人再次摸过那段扶手。一直到当晚10时20分左右，当天负责安全巡逻的两位机场工作人员走过那段路，他们一路走一路说，踏上水平电动扶梯后，右手边的男子不自觉地把手放在了右边的扶手上。
找到了！先后摸过同一段扶手——是这两名感染者唯一的共同点。
“破案点”出现，但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真是扶手导致病毒传播吗？
祝小平坦言，当时他压力很大：“这个案例的病毒传染路径的侦破，关系到后续防控措施是否精准。如果不是扶手，就说明天府机场还存在潜藏传染源，机场是人流密集的重点防控场所，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很快，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拿了出来。经过基因测序，证实两名感染者病毒基因高度同源。“也就是说，真的是摸了同一个扶手导致的病毒传播。”
祝小平悬着的心稍稍放下。“这也证实德尔塔病毒传播能力更强，以及机场等重点场所存在防控盲区。”
祝小平介绍，此前对机场的消杀侧重环境和常见物品，这次“破案”发现电动扶梯存在消杀盲点，尤其是电动扶手不断移动，人工消杀很难不留死角，容易留下隐患。天府机场后续没有直接关闭，而是减少航班数量，强化各处环境死角消杀和人员防控。
“吸取这次教训，我省部分公共场所已安装电动扶梯紫外线自动消杀装置，随着扶手移动，可通过紫外线自动杀毒。”祝小平说。
（《瞭望》新闻周刊）https://t.cn/A6IOWxdG
20多位流调溯源“侦探”、30多个小时紧急“破案”、在126万平方米“顺藤摸瓜”……在与德尔塔病毒的交手中，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下称天府机场）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毒记”。
[话筒]一例“意料之外”的感染者
“男，34岁，阳性，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区工作人员”——7月28日凌晨，在四川省疾控中心一间办公室里，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这几天连轴转、刚准备眯一下的祝小平顿时惊醒。他揉了揉太阳穴，喝了一大口浓茶。
在疾控领域奋战36年，参与过上百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祝小平，敏锐意识到：“这一次不简单”。
作为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疾病防控专家组组长，祝小平停顿几秒后，熟练拨出几个号码，了解事情经过。
挂掉电话，祝小平眉间的皱纹更深了——“这个人的感染原因尚不明确”，电话里基层疾控人员的话久久盘旋。
祝小平知道，这群负责新冠病毒流行病学调查的疾控人，在与病毒的多次交手中已锤炼出“火眼金睛”，他们每天抽丝剥茧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剖析病例如何感染，精心排查疑似病例，甚至是识破患者隐瞒……而这次，“福尔摩斯”们遇到了一个棘手案例。
祝小平知道，7月27日上午，四川省人民医院刚报告发现3例阳性感染者，是从湖南张家界旅游回来的一家三口，经他带领的团队紧急分析流调溯源，病毒源头明确指向南京禄口机场，而禄口机场的病毒恰是来势汹汹的德尔塔变异毒株。
新报告的这例感染者，则是一家三口确诊后，成都报告的第4例感染者。
疑问扑面而来：这位男士跟此前确诊的一家三口没有密切接触，前面14天也没出过四川，他是如何感染的？
更让祝小平紧张的是：该男士在天府机场工作，难道机场有新传染源？
紧急向上级汇报后，祝小平意识到，不能耽搁，必须以最快速度搞清来龙去脉，因为“病毒也在跟我们赛跑”。
[话筒]在126万平方米里找“毒”
7月的成都正值盛夏，空气中的热气叠加四川盆地的地形，让来来往往的行人仿佛置身蒸笼，浑身黏糊糊的。
一辆小轿车疾驰在由北往南的天府大道，朝着新开通的天府机场驶去。车上坐着又熬了一整夜的祝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大家眼圈红红的，有的已经在车上睡着，祝小平也闭着双眼，但他没有休息，而是在飞速思考。外面炎热躁动，车里十分平静。
天府机场距成都市中心约50公里，航站楼总面积126万平方米，是成都的第二个机场。
今年6月，天府机场正式投运，目前航班尚不算多。
“126万平方米。”祝小平的脑海里不断闪现这个关键词，并由之蹦出一个新难题：如何在这126万平方米里“大海捞针”抓到病毒？
留给祝小平的时间并不充裕，甚至非常紧张——省卫健委的时限是不超过一天半，堪堪30多个小时。
任务重大，四川紧急组建机场流调溯源专班，由祝小平牵头。20多名成员全部是身经百战的流调溯源“干将”，每个人都是“福尔摩斯”。
有了精兵强将，还要看作战策略。凭借多年与病毒“战斗”的经验，祝小平首先召集大家在天府机场现场研判。经过梳理，大家发现，目前掌握的唯一一条线索是：确诊的一家三口7月25日乘飞机降落在天府机场。
于是紧急调出这班飞机降落后的所有监控录像。
查看完录像，大家心头的疑惑更重了——“监控录像显示，确诊的一家三口下飞机后，直接出机场，打车回家了。在机场沿途走过的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祝小平说。
在这关键的10分钟里，被感染的第4例病例还在另一航站楼跟同事开会，双方并无时空交集。
“探案”一时陷入僵局。
如果你是病毒，你怎么传染？
祝小平再次召集大家碰头。“我们让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思路：如果你是病毒，你怎么传染？”
“从飞机混入”“感染者自己带进来”“确诊的一家三口留下”……几十个设想喷涌而出。大家对每个设想一一讨论、反复研究，终于有了眉目。
“我们讨论发现，有两个看似不相关但实际可能勾连的关键点：一是确诊的一家三口走过的那10分钟；二是第4例感染者的具体工作内容。”祝小平说，第4例感染者的工作主要是在机场巡逻进行安全督查。
大家紧急分工，一组一帧一帧反复查看一家三口录像，记录可能出现问题的现象；另一组由祝小平带队，穿好防护服，再走一遍一家三口走过的路。
从飞机落地、机舱门开启、踏入航站楼，朝着出口方向走……祝小平小心翼翼重复这段路。不过几百米距离，他却走得十分缓慢，一边走一边观察两边所有设施和可能出现的疑点。
垃圾桶、花盆、广告橱窗……突然，前方一台水平电动扶梯引起祝小平的警觉。他的脑海瞬间“喷”出反反复复查看过的一个监控镜头——确诊的小男孩在扶梯上出现过。
祝小平立即走过去踩上扶梯。这时，扶梯自动开始向后移动，他不自觉地要伸手握住旁边的扶手。
扶手！祝小平脑中交织的各种混沌想法突然清晰。
他赶紧跑出去，冲进会议室，让正在查看录像的小组成员寻找“扶手”。
随着鼠标移动，“扶手”在屏幕上出现，时间显示为7月25日晚8时35分，人群陆续从飞机走出，路过那一段水平电动扶梯。这时，扶梯上出现了一个小男孩，就是确诊的孩子。他跑在前面，没戴口罩，正在扶梯入口处等待后面走来的家人，而他的一只手，正握在右手边的扶手上。“屏幕里还出现一声轻微的咳嗽。”
祝小平说，几秒钟后，家长赶上来，带着小男孩匆匆走出机场。人群陆续散去，经过的人没有人再次摸过那段扶手。一直到当晚10时20分左右，当天负责安全巡逻的两位机场工作人员走过那段路，他们一路走一路说，踏上水平电动扶梯后，右手边的男子不自觉地把手放在了右边的扶手上。
找到了！先后摸过同一段扶手——是这两名感染者唯一的共同点。
“破案点”出现，但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真是扶手导致病毒传播吗？
祝小平坦言，当时他压力很大：“这个案例的病毒传染路径的侦破，关系到后续防控措施是否精准。如果不是扶手，就说明天府机场还存在潜藏传染源，机场是人流密集的重点防控场所，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很快，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拿了出来。经过基因测序，证实两名感染者病毒基因高度同源。“也就是说，真的是摸了同一个扶手导致的病毒传播。”
祝小平悬着的心稍稍放下。“这也证实德尔塔病毒传播能力更强，以及机场等重点场所存在防控盲区。”
祝小平介绍，此前对机场的消杀侧重环境和常见物品，这次“破案”发现电动扶梯存在消杀盲点，尤其是电动扶手不断移动，人工消杀很难不留死角，容易留下隐患。天府机场后续没有直接关闭，而是减少航班数量，强化各处环境死角消杀和人员防控。
“吸取这次教训，我省部分公共场所已安装电动扶梯紫外线自动消杀装置，随着扶手移动，可通过紫外线自动杀毒。”祝小平说。
（《瞭望》新闻周刊）https://t.cn/A6IOWxdG
【专家观点】区块链赋能供应链金融风险管控探析
供应链金融是一种从产业链中来到产业链中去，不断夯实和优化产业链的生态金融，为有效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但实践中，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一直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供应链金融风险无法准确评估和度量，履约风险无法有效控制，而且信息不对称大幅拉升风险管理成本，严重拖累了供应链金融的持续稳健发展，业务辐射范围受限。
区块链作为构建数字信任机制的全新模式，具有分布式记账、可追溯、不可篡改等技术特性，恰好直击供应链金融风控的痛点，为助推供应链金融稳健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然而，目前我国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中的应用毕竟处于初级阶段，深度发掘区块链的风控效能依然任重道远。
一、区块链赋能供应链金融风险防范的原理及路径
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既包括传统信贷业务的风险也包括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风险，但各类风险归结起来不外乎四个根源：
一是交易背景及相关数据信息真伪难辨；
二是信息孤岛掣肘，供应链成员间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较差；
三是供应链融资主体之间协同性较差；
四是核心企业债务违约极易引发系统性传染效应。
区块链凭借独特技术优势，一方面可以构建数字信任机制，透视供应链金融的风险点与风险源，矫正补齐供应链金融风险管控短板；另一方面有利于重塑开放、共享、高效、可信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智慧化、场景化转型升级。
1. 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功能可实现数据实时共享，确保供应链间数据信息的真实性。
供应链金融是以真实的贸易背景为前提。在供应链金融的实际操作中，核心企业以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为中心串联上游采购信息与下游销售信息，银行在融资之前必须调用核心企业所使用的ERP系统数据。一般情况下，囿于ERP系统的复杂结构，交易信息不易被篡改，但实际上仍有核心企业与供应商或经销商串谋勾兑虚假贸易、篡改交易信息进而骗取信贷资金。因此，银行必然增加验证交易信息真伪的风险管理成本。
而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一致性和可追溯性的特点，可将供应链上所有的交易数据记录分散在所有节点上的数据库，而且任何数据只要存储在区块链上都会打上时间戳，确保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能够按照时间顺序被准确地记录，从而使所有的交易活动都可以被有效追溯，信息也无法篡改，金融机构据此可以建立透明的融资账本。可见，区块链技术将使融资主体数据信息真实性确认难题迎刃而解，从而有效规避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2. 区块链有助于实现核心企业信用跨层级、多层级传递，提高信用与信息传导效能。
供应链金融实质上是“N+1+M”的融资模式，以“1”为核心，即核心企业，并借助核心企业信用，向上游N个供应商，向下游M个经销商，推广银行机构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然而长期以来核心企业记录的信用信息往往只能覆盖到与其有直接贸易往来的一、二级供销商，无法覆盖整个供应链条上的全部中小微企业，尤其是远端末梢小微企业，而正是这些小微企业饱受融资难融资贵的困扰。
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各企业的信息系统与数据标准并不完全一致，相当一部分企业数据尚未联网或者数据质量较差，根本无法支持银行的授信审核。使用区块链的ERP平台搭建信息系统，可以最优质数据结构和保障机制帮助供应链全链条信息化，实现在区块链信息体系中信息传输的透明、畅通与安全；实现供应链金融中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核心企业与末梢中小微企业之间的信用和信息传递将被打通，从而推动信用多级传导，使核心企业信用能够穿透“浇灌”到三级以外甚至M级小微企业。而且区块链记录的数据无法篡改、不会丢失，妥善解决了业务活动中的单证伪造、信息遗失等羁绊。
3. 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功能有助于防范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降低风控成本。
智能合约是一个能够自动执行事先约定合约条款的系统程序，即预先设置好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根据内外部信息进行识别和判断，当达到预先设置的条件时，系统自动执行相应的合约条款，完成交易。
具体到供应链金融，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可将各参与企业约定好的债权关系以代码形式写入区块链合约层，当达到预设条件时自动执行条款，具有自动性和强制性，可实现按时还款和清算，省略了大量人工审核和操作，降低了人工操作成本和操作失误概率。同时，通过智能合约实时监测质押物市场价格并设置自动处置办法，可防范市场价格大幅波动而触发市场风险。
二、深度发掘区块链风控效能的策略
1. 以社会化思维构筑赋能体系，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供应链生态圈数字化基础。
区块链技术植根于数字化土壤。而我国供应链数字化水平整体偏低，尤其是链条上处于三级之外的长尾端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建设严重滞后，不仅使区块链技术应用严重受限，而且导致供应链金融可有效辐射和触达的服务半径很短，仅局限于与核心企业紧密连接且直接发生贸易往来的一、二级供销商。
因此，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国家层面应尽快制定产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相关财税金融激励政策，有效引导银行机构根据自身数字化发展状况及能力，与核心企业协同联动，秉持连接、融合的原则，分类施策、进化进阶、相互赋能，构建和夯实产业供应链数字化基础。
首先，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框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逐步提升各主体信息共享程度，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供应链金融风险。其次，强化小微企业数字化服务，提升供应链数字化水平。核心企业应发挥其集团控制力与辐射带动作用，在积极参与建设企业互信机制的同时，可向长尾端中小微企业提供成本相对较低的数字化服务，逐步进行数字化积累与升级，加速推进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
2. 完善生态信用共识机制，打破对核心企业资信过度依赖的格局。
未来商业银行可借助区块链技术不断完善生态信用共识机制，增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任背书，降低因各主体信用捆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信用风险。
首先，商业银行可针对不同企业特点选择适合的信用评估体系，利用区块链技术设置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中关于信任背书的控制点。其次，商业银行应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供应链核心企业进行严格把关，定期筛选信用状况与经营情况良好的企业，淘汰信用空白或信用缺失的企业，以避免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潜在信用风险。最后，商业银行可联合监管部门与企业，不断完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共识信任机制，积极引导供应链各参与主体进行信任背书。
3. 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体化供应链联盟，消除供应链金融各主体间的数据壁垒。
风险管理层面，商业银行可联合链上各企业、监管部门、银行业协会等相关主体共同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体化供应链联盟。采用随机性共识机制打造出多中心、高效率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系统，将链上制造、销售、生产等环节有机连接起来，实现对业务主体身份的统一管理、溯源与识别。同时，商业银行要主动对接供应链联盟链，打通供应链金融业务各主体间的数据壁垒，提高业务运营效率。业务运营方面，商业银行应借助智能合约的自动签署技术，将业务双方交易合同嵌入到区块链平台上，创新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推动金融服务更加智能化。
4. 健全区块链技术法律框架，消除法律监管真空地带。
首先，应建立健全区块链技术的专项法律法规，以保护商业银行与供应链各参与主体利益为核心，制定全国统一的区块链技术管理规定与细则。从区块链技术赋能供应链金融的各个环节着手，强化对供应链金融市场的监督与规范。其次，进一步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尤其是在风险防范层面，相关部门应针对现有风险管理体系进行调整与修订，建立覆盖融资申请、交易、处置后的全流程综合性监管体系。要注重穿透监管与包容监管之间的平衡，在强化监管的同时鼓励技术创新。
内容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供应链金融是一种从产业链中来到产业链中去，不断夯实和优化产业链的生态金融，为有效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但实践中，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一直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供应链金融风险无法准确评估和度量，履约风险无法有效控制，而且信息不对称大幅拉升风险管理成本，严重拖累了供应链金融的持续稳健发展，业务辐射范围受限。
区块链作为构建数字信任机制的全新模式，具有分布式记账、可追溯、不可篡改等技术特性，恰好直击供应链金融风控的痛点，为助推供应链金融稳健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然而，目前我国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中的应用毕竟处于初级阶段，深度发掘区块链的风控效能依然任重道远。
一、区块链赋能供应链金融风险防范的原理及路径
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既包括传统信贷业务的风险也包括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风险，但各类风险归结起来不外乎四个根源：
一是交易背景及相关数据信息真伪难辨；
二是信息孤岛掣肘，供应链成员间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较差；
三是供应链融资主体之间协同性较差；
四是核心企业债务违约极易引发系统性传染效应。
区块链凭借独特技术优势，一方面可以构建数字信任机制，透视供应链金融的风险点与风险源，矫正补齐供应链金融风险管控短板；另一方面有利于重塑开放、共享、高效、可信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智慧化、场景化转型升级。
1. 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功能可实现数据实时共享，确保供应链间数据信息的真实性。
供应链金融是以真实的贸易背景为前提。在供应链金融的实际操作中，核心企业以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为中心串联上游采购信息与下游销售信息，银行在融资之前必须调用核心企业所使用的ERP系统数据。一般情况下，囿于ERP系统的复杂结构，交易信息不易被篡改，但实际上仍有核心企业与供应商或经销商串谋勾兑虚假贸易、篡改交易信息进而骗取信贷资金。因此，银行必然增加验证交易信息真伪的风险管理成本。
而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一致性和可追溯性的特点，可将供应链上所有的交易数据记录分散在所有节点上的数据库，而且任何数据只要存储在区块链上都会打上时间戳，确保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能够按照时间顺序被准确地记录，从而使所有的交易活动都可以被有效追溯，信息也无法篡改，金融机构据此可以建立透明的融资账本。可见，区块链技术将使融资主体数据信息真实性确认难题迎刃而解，从而有效规避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2. 区块链有助于实现核心企业信用跨层级、多层级传递，提高信用与信息传导效能。
供应链金融实质上是“N+1+M”的融资模式，以“1”为核心，即核心企业，并借助核心企业信用，向上游N个供应商，向下游M个经销商，推广银行机构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然而长期以来核心企业记录的信用信息往往只能覆盖到与其有直接贸易往来的一、二级供销商，无法覆盖整个供应链条上的全部中小微企业，尤其是远端末梢小微企业，而正是这些小微企业饱受融资难融资贵的困扰。
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各企业的信息系统与数据标准并不完全一致，相当一部分企业数据尚未联网或者数据质量较差，根本无法支持银行的授信审核。使用区块链的ERP平台搭建信息系统，可以最优质数据结构和保障机制帮助供应链全链条信息化，实现在区块链信息体系中信息传输的透明、畅通与安全；实现供应链金融中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核心企业与末梢中小微企业之间的信用和信息传递将被打通，从而推动信用多级传导，使核心企业信用能够穿透“浇灌”到三级以外甚至M级小微企业。而且区块链记录的数据无法篡改、不会丢失，妥善解决了业务活动中的单证伪造、信息遗失等羁绊。
3. 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功能有助于防范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降低风控成本。
智能合约是一个能够自动执行事先约定合约条款的系统程序，即预先设置好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根据内外部信息进行识别和判断，当达到预先设置的条件时，系统自动执行相应的合约条款，完成交易。
具体到供应链金融，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可将各参与企业约定好的债权关系以代码形式写入区块链合约层，当达到预设条件时自动执行条款，具有自动性和强制性，可实现按时还款和清算，省略了大量人工审核和操作，降低了人工操作成本和操作失误概率。同时，通过智能合约实时监测质押物市场价格并设置自动处置办法，可防范市场价格大幅波动而触发市场风险。
二、深度发掘区块链风控效能的策略
1. 以社会化思维构筑赋能体系，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供应链生态圈数字化基础。
区块链技术植根于数字化土壤。而我国供应链数字化水平整体偏低，尤其是链条上处于三级之外的长尾端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建设严重滞后，不仅使区块链技术应用严重受限，而且导致供应链金融可有效辐射和触达的服务半径很短，仅局限于与核心企业紧密连接且直接发生贸易往来的一、二级供销商。
因此，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国家层面应尽快制定产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相关财税金融激励政策，有效引导银行机构根据自身数字化发展状况及能力，与核心企业协同联动，秉持连接、融合的原则，分类施策、进化进阶、相互赋能，构建和夯实产业供应链数字化基础。
首先，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框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逐步提升各主体信息共享程度，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供应链金融风险。其次，强化小微企业数字化服务，提升供应链数字化水平。核心企业应发挥其集团控制力与辐射带动作用，在积极参与建设企业互信机制的同时，可向长尾端中小微企业提供成本相对较低的数字化服务，逐步进行数字化积累与升级，加速推进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
2. 完善生态信用共识机制，打破对核心企业资信过度依赖的格局。
未来商业银行可借助区块链技术不断完善生态信用共识机制，增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任背书，降低因各主体信用捆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信用风险。
首先，商业银行可针对不同企业特点选择适合的信用评估体系，利用区块链技术设置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中关于信任背书的控制点。其次，商业银行应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供应链核心企业进行严格把关，定期筛选信用状况与经营情况良好的企业，淘汰信用空白或信用缺失的企业，以避免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潜在信用风险。最后，商业银行可联合监管部门与企业，不断完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共识信任机制，积极引导供应链各参与主体进行信任背书。
3. 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体化供应链联盟，消除供应链金融各主体间的数据壁垒。
风险管理层面，商业银行可联合链上各企业、监管部门、银行业协会等相关主体共同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体化供应链联盟。采用随机性共识机制打造出多中心、高效率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系统，将链上制造、销售、生产等环节有机连接起来，实现对业务主体身份的统一管理、溯源与识别。同时，商业银行要主动对接供应链联盟链，打通供应链金融业务各主体间的数据壁垒，提高业务运营效率。业务运营方面，商业银行应借助智能合约的自动签署技术，将业务双方交易合同嵌入到区块链平台上，创新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推动金融服务更加智能化。
4. 健全区块链技术法律框架，消除法律监管真空地带。
首先，应建立健全区块链技术的专项法律法规，以保护商业银行与供应链各参与主体利益为核心，制定全国统一的区块链技术管理规定与细则。从区块链技术赋能供应链金融的各个环节着手，强化对供应链金融市场的监督与规范。其次，进一步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尤其是在风险防范层面，相关部门应针对现有风险管理体系进行调整与修订，建立覆盖融资申请、交易、处置后的全流程综合性监管体系。要注重穿透监管与包容监管之间的平衡，在强化监管的同时鼓励技术创新。
内容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将司法功能延伸到“最后一公里” 】慈溪法院多元“大合唱” 奏响基层治理交响乐
“恶性事件的发生，很多时候是因为小矛盾没有及时化解所导致的，因此在矛盾产生的第一时间进行干预，我觉得很有必要。”7月27日，“护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题采访团一行来到宁波慈溪市人民法院，该院“网格法官”徐礼向大家分享2年多来他走村入户化解矛盾纠纷的心得。
日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要求法院要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构建社会和睦团结向上的和谐之美增强法治守护。
而在此前，慈溪法院便主动参与辖区基层治理，在发挥人民法院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的“法治保障”作用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网格里来了法官“老娘舅”
“远亲不如近邻，相互体谅下吧。”自2019年7月徐礼担任慈溪某地三个自然村的“网格法官”后，这句话便时常挂在他的嘴边。当时，慈溪法院组建网格法官队伍，融入慈溪全市1142个网格，实现“法”“网”相融、“情”“理”互补，打造诉源治理新模式。
按照法院相关工作要求，每一位网格法官需要通过实地走访、加入工作微信群、参与“圆桌夜谈”“村民说事”等方式，融入“包干”网格，了解网格内社情民情，开展释法说理、法律宣讲、纠纷预警等精准化司法服务，将法治的声音传入群众心中。
“‘网格法官’要做得好，首先是要‘融’进村里。”因此，徐礼有事没事就找当地的村干部了解情况，走街入户调解矛盾纠纷，主动为自己“揽活”成为常态，这也为他的工作开展打下了基础。
去年，徐礼接手了一起农村土地流转承包纠纷。某村300多户村民把土地统一承包给了同村种植户蒋某。原先，大家相安无事，蒋某在承包的土地上种植普通农作物并饲养了一些羊。可是，由于经济效益低，蒋某临时决定在土地上种植绿化草皮，这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村民认为，草皮收割会降低耕地肥力，双方矛盾就此产生，村民纷纷要求退租。此事闹到村里调解无果后，村干部寻求徐礼的帮忙。
“土地纠纷在农村可是大问题，而且这起纠纷涉及上百人，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在了解到情况后，徐礼赶赴现场听取双方的意见。两方的焦点在于种植的草皮是否破坏耕地上。回去后，徐礼做足了功课，他了解到草皮在慈溪本地种植不具有优势，老蒋也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很难有市场竞争优势。看来，说服老蒋便能化解纠纷。就此，徐礼前前后后联系了老蒋20余次，将其中利弊剖析清楚，有理有据。最终，成功说服了老蒋。
去年徐礼生日当天，他再次组织了一次面对面调解，经过一个下午的谈判，双方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原本村民间的关系又恢复如初。“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生日礼物。”事后徐礼笑称。
截至目前，慈溪法院网格法官参与纠纷调处320余次，该项工作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人民法庭就在人民身边
前不久，慈溪的李女士骑电动自行车与赵女士相撞，李女士伤势较重，她在慈溪市法院范市法庭打了一场索赔官司。判决生效后，李女士想申请强制执行。以往，她需要前往位于30公里外的慈溪城区的法院执行局，但现在，她只需要赶到家附近的范市法庭就可以提交申请材料。最终，赔偿事项双方达成一致，法庭还为李女士申请到了司法救助金6400元。
这背后正是慈溪法院以人民法庭建设为突破口，大力推进的“立审执一体化”工作机制。在这一工作机制下，法庭办案过程中贯通立案、审判、执行各诉讼环节，形成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的闭环化解新模式，努力实现“办案最公、用时最少、老百姓司法获得感最强”的目标。
除此之外，人民法庭融入基层解纷网络在慈溪已实现了全覆盖。今年5月，慈溪法院出台《人民法庭与镇（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互融行动实施方案》，充分积极发挥人大代表深入群众优势，通过听取人大代表意见、联合人大代表开展常态化协助执行、矛盾化解等工作，增强法庭与人大代表对接联络，进一步拓宽人民法庭扎根基层、融入辖区群众的渠道，架起人民法庭与群众沟通的桥梁。
“人民法庭作为法院的派出机构，既处在践行司法为民的最前沿，也处在矛盾化解的第一线，肩负着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服务的重要使命。”慈溪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截至6月底，除常规的工作内容外，慈溪法院6个派出法庭均下沉司法服务力量，完成了“法官讲《民法典》”普法进网格活动。6个派出法庭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法典》专题培训或座谈会，就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婚姻家庭类、相邻权、居住权等问题进行普法宣讲，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增强大家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另外，法庭每月及时汇总本辖区内网格法官的工作情况，通过统一管理、协助、考核，带动网格法官及时融入相应网格。
法院慈善分会3年援助465人
“真的很感谢法院、感谢基金，给我们送来了温暖。”面对送来3万元“和美”司法援助款的执行干警，申请执行人吴大伯的儿子小吴热泪盈眶。
几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吴大伯成了植物人。法院判决肇事者黄某赔偿86万余元。可事故发生后，黄某为躲避执行，不仅搬离了原租房地址，还从原单位辞了职，不知去向。执行干警经过线上线下多种途径查控调查，未发现他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未找到黄某的下落。
经过多方联系，执行干警找到了黄某亲属。经过反复做工作，该亲属同意代为赔偿40万元。另一边，法院积极引导吴大伯向法院慈善分会申请司法援助。经过审核，法院慈善分会的“和美”基金为吴大伯提供了3万元援助款。
2018年5月29日，浙江法院系统首个慈善分会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慈溪农村商业银行出资4000万元设立为期5年的“和美司法援助基金”，每年将该基金5%增值部分即200万元捐赠法院分会。吴大伯正是该基金的受益者。
现实中，人身损害赔偿、追索赡养费、抚养费等民生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时常面临被执行人客观上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况，法院穷尽司法拘留、失信曝光等各项措施都无法执行到位，致使这些申请人最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这类执行不能案件是法院执行的老大难问题。于是，慈善分会成立后，法院首先就将这类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列为主要救助对象。
2018年6月成立以来，三年间慈溪法院慈善分会发放司法援助资金共计184笔，465人受到援助，金额310余万元。（记者 史静达 通讯员 陈露佳）
“恶性事件的发生，很多时候是因为小矛盾没有及时化解所导致的，因此在矛盾产生的第一时间进行干预，我觉得很有必要。”7月27日，“护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题采访团一行来到宁波慈溪市人民法院，该院“网格法官”徐礼向大家分享2年多来他走村入户化解矛盾纠纷的心得。
日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要求法院要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构建社会和睦团结向上的和谐之美增强法治守护。
而在此前，慈溪法院便主动参与辖区基层治理，在发挥人民法院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的“法治保障”作用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网格里来了法官“老娘舅”
“远亲不如近邻，相互体谅下吧。”自2019年7月徐礼担任慈溪某地三个自然村的“网格法官”后，这句话便时常挂在他的嘴边。当时，慈溪法院组建网格法官队伍，融入慈溪全市1142个网格，实现“法”“网”相融、“情”“理”互补，打造诉源治理新模式。
按照法院相关工作要求，每一位网格法官需要通过实地走访、加入工作微信群、参与“圆桌夜谈”“村民说事”等方式，融入“包干”网格，了解网格内社情民情，开展释法说理、法律宣讲、纠纷预警等精准化司法服务，将法治的声音传入群众心中。
“‘网格法官’要做得好，首先是要‘融’进村里。”因此，徐礼有事没事就找当地的村干部了解情况，走街入户调解矛盾纠纷，主动为自己“揽活”成为常态，这也为他的工作开展打下了基础。
去年，徐礼接手了一起农村土地流转承包纠纷。某村300多户村民把土地统一承包给了同村种植户蒋某。原先，大家相安无事，蒋某在承包的土地上种植普通农作物并饲养了一些羊。可是，由于经济效益低，蒋某临时决定在土地上种植绿化草皮，这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村民认为，草皮收割会降低耕地肥力，双方矛盾就此产生，村民纷纷要求退租。此事闹到村里调解无果后，村干部寻求徐礼的帮忙。
“土地纠纷在农村可是大问题，而且这起纠纷涉及上百人，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在了解到情况后，徐礼赶赴现场听取双方的意见。两方的焦点在于种植的草皮是否破坏耕地上。回去后，徐礼做足了功课，他了解到草皮在慈溪本地种植不具有优势，老蒋也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很难有市场竞争优势。看来，说服老蒋便能化解纠纷。就此，徐礼前前后后联系了老蒋20余次，将其中利弊剖析清楚，有理有据。最终，成功说服了老蒋。
去年徐礼生日当天，他再次组织了一次面对面调解，经过一个下午的谈判，双方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原本村民间的关系又恢复如初。“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生日礼物。”事后徐礼笑称。
截至目前，慈溪法院网格法官参与纠纷调处320余次，该项工作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人民法庭就在人民身边
前不久，慈溪的李女士骑电动自行车与赵女士相撞，李女士伤势较重，她在慈溪市法院范市法庭打了一场索赔官司。判决生效后，李女士想申请强制执行。以往，她需要前往位于30公里外的慈溪城区的法院执行局，但现在，她只需要赶到家附近的范市法庭就可以提交申请材料。最终，赔偿事项双方达成一致，法庭还为李女士申请到了司法救助金6400元。
这背后正是慈溪法院以人民法庭建设为突破口，大力推进的“立审执一体化”工作机制。在这一工作机制下，法庭办案过程中贯通立案、审判、执行各诉讼环节，形成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的闭环化解新模式，努力实现“办案最公、用时最少、老百姓司法获得感最强”的目标。
除此之外，人民法庭融入基层解纷网络在慈溪已实现了全覆盖。今年5月，慈溪法院出台《人民法庭与镇（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互融行动实施方案》，充分积极发挥人大代表深入群众优势，通过听取人大代表意见、联合人大代表开展常态化协助执行、矛盾化解等工作，增强法庭与人大代表对接联络，进一步拓宽人民法庭扎根基层、融入辖区群众的渠道，架起人民法庭与群众沟通的桥梁。
“人民法庭作为法院的派出机构，既处在践行司法为民的最前沿，也处在矛盾化解的第一线，肩负着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服务的重要使命。”慈溪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截至6月底，除常规的工作内容外，慈溪法院6个派出法庭均下沉司法服务力量，完成了“法官讲《民法典》”普法进网格活动。6个派出法庭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法典》专题培训或座谈会，就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婚姻家庭类、相邻权、居住权等问题进行普法宣讲，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增强大家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另外，法庭每月及时汇总本辖区内网格法官的工作情况，通过统一管理、协助、考核，带动网格法官及时融入相应网格。
法院慈善分会3年援助465人
“真的很感谢法院、感谢基金，给我们送来了温暖。”面对送来3万元“和美”司法援助款的执行干警，申请执行人吴大伯的儿子小吴热泪盈眶。
几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吴大伯成了植物人。法院判决肇事者黄某赔偿86万余元。可事故发生后，黄某为躲避执行，不仅搬离了原租房地址，还从原单位辞了职，不知去向。执行干警经过线上线下多种途径查控调查，未发现他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未找到黄某的下落。
经过多方联系，执行干警找到了黄某亲属。经过反复做工作，该亲属同意代为赔偿40万元。另一边，法院积极引导吴大伯向法院慈善分会申请司法援助。经过审核，法院慈善分会的“和美”基金为吴大伯提供了3万元援助款。
2018年5月29日，浙江法院系统首个慈善分会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慈溪农村商业银行出资4000万元设立为期5年的“和美司法援助基金”，每年将该基金5%增值部分即200万元捐赠法院分会。吴大伯正是该基金的受益者。
现实中，人身损害赔偿、追索赡养费、抚养费等民生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时常面临被执行人客观上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况，法院穷尽司法拘留、失信曝光等各项措施都无法执行到位，致使这些申请人最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这类执行不能案件是法院执行的老大难问题。于是，慈善分会成立后，法院首先就将这类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列为主要救助对象。
2018年6月成立以来，三年间慈溪法院慈善分会发放司法援助资金共计184笔，465人受到援助，金额310余万元。（记者 史静达 通讯员 陈露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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