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故事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古代中国#
【夏代绿松石龙形器】
现存地址：
2002年春，在清理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南院出土。200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座墓葬时，在墓主人尸骨上，发现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绿松石龙形器现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收藏
文物特征：
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仅0.2厘米，厚度约0.1厘米。龙身略弯曲，中部脊线向两侧下斜，全身布满菱形鳞纹，尾尖内蜷。在龙形器尾端不远处，还有一个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乎垂直。与今人喜金好玉不同，夏商时期，绿松石一直被人们视为宝石，多为贵族所使用。因此，凡出土有绿松石饰物的墓葬，多是等级很高的墓葬。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宛若一条游龙，在早期龙形器中十分罕见，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国宝”，被命名为“中国龙”。
“超级国宝”：
距今至少有3700多年的绿松石龙形器就是一个夏商时期的龙形器物，象征着华夏文明的龙图腾的形成。这一“超级国宝”的发现，专家学者无比兴奋，大家一致决定将其命名为“中国龙”，并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夏代都城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而这件在此出土的如此完整的龙形器说明，早在夏代，先民们就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这是目前为止考古发掘所见的形象最生动、器型最大的绿松石龙形器，在绿松石材质的范围内可称为中国第一龙。该龙和相关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文物“主人”：
“它的发现，为华夏民族的龙图腾崇拜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张玉芳说，日本学者认为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而该件龙形器的主人，不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就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
文物价值：
龙是神异灵物，是多种动物的综合，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
传说中，龙是神异灵物，变化莫测，善兴云雨，滋润万物，后成为皇权的重要象征。据有关专家考证，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经夏商周三代，至秦汉时期基本成形。《礼记·礼运》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舜帝时期已经有“豢龙氏”官职，夏朝兴起之时，有“青龙止于郊”的祥瑞 。更有神话传说夏禹是黄龙的化身，夏禹的后裔褒之二君也有化为二龙在夏王宫打斗的史书记载，夏后少康的后裔于越之民也有文身以象龙子的风俗。可见龙在夏朝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图腾象征。
夏代孔甲时期有“御龙氏”，说明古人曾经蓄养过龙（有可能是当年的黄河流域湿地沼泽中一种类似鳄鱼的两栖动物）。
之后，经夏商周至战国时期发展，到秦汉时龙的形象基本成形。中华民族的先人将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等诸多人格赋予其身，龙身上承载着他们的愿景和追求。
绿松石龙形器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也代表着中国龙的形象在”中央之国“、“华夏第一都”的最古老发现，更有力的实证了华夏儿女永永远远都是龙的传人。这一中华神龙的出世表现了在神秘莫测的自然界面前，华夏民族的祖先以龙作为图腾崇拜，龙那真实而又虚无的形象，逐渐演化成为华夏儿女的民族信念和精神象征。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中央之都，中央之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这样完整的龙形器，证明早在夏代的时候，先民们已经把龙作为自己的图腾来崇拜。从1987年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塑龙图，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再到商周礼器中的双龙龙纹等，可以清晰看到中国龙的形象一脉相承，进一步证明中华龙文化的源远流长。
龙——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
龙，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灵异神物，虎须鬣(liè，马、狮子等颈上的长毛)尾，身长若蛇，有鳞若鱼，有角仿鹿，有爪似鹰，能走，能飞，能涉水，能大能小，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吞风吐雾、兴云降雨。封建时代，龙是帝王的象征，也用来指帝王和帝王的东西，如龙颜、龙廷、龙袍等。
关于龙的起源，在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后，人们基本达成了共识：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元代以前，传说中的“龙”基本上都是三爪龙，明代流行四爪龙，清代则五爪龙为多。
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龙”，除了绿松石龙形器外，还有距今约8000年的辽宁阜新石塑巨龙、距今约7000年的蒙古敖汉旗陶器龙纹、距今约6000年的河南濮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以及距今约5000年至6500年的内蒙古赤峰卷曲碧玉龙。
【夏代绿松石龙形器】
现存地址：
2002年春，在清理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南院出土。200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座墓葬时，在墓主人尸骨上，发现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绿松石龙形器现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收藏
文物特征：
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仅0.2厘米，厚度约0.1厘米。龙身略弯曲，中部脊线向两侧下斜，全身布满菱形鳞纹，尾尖内蜷。在龙形器尾端不远处，还有一个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乎垂直。与今人喜金好玉不同，夏商时期，绿松石一直被人们视为宝石，多为贵族所使用。因此，凡出土有绿松石饰物的墓葬，多是等级很高的墓葬。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宛若一条游龙，在早期龙形器中十分罕见，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国宝”，被命名为“中国龙”。
“超级国宝”：
距今至少有3700多年的绿松石龙形器就是一个夏商时期的龙形器物，象征着华夏文明的龙图腾的形成。这一“超级国宝”的发现，专家学者无比兴奋，大家一致决定将其命名为“中国龙”，并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夏代都城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而这件在此出土的如此完整的龙形器说明，早在夏代，先民们就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这是目前为止考古发掘所见的形象最生动、器型最大的绿松石龙形器，在绿松石材质的范围内可称为中国第一龙。该龙和相关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文物“主人”：
“它的发现，为华夏民族的龙图腾崇拜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张玉芳说，日本学者认为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而该件龙形器的主人，不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就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
文物价值：
龙是神异灵物，是多种动物的综合，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
传说中，龙是神异灵物，变化莫测，善兴云雨，滋润万物，后成为皇权的重要象征。据有关专家考证，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经夏商周三代，至秦汉时期基本成形。《礼记·礼运》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舜帝时期已经有“豢龙氏”官职，夏朝兴起之时，有“青龙止于郊”的祥瑞 。更有神话传说夏禹是黄龙的化身，夏禹的后裔褒之二君也有化为二龙在夏王宫打斗的史书记载，夏后少康的后裔于越之民也有文身以象龙子的风俗。可见龙在夏朝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图腾象征。
夏代孔甲时期有“御龙氏”，说明古人曾经蓄养过龙（有可能是当年的黄河流域湿地沼泽中一种类似鳄鱼的两栖动物）。
之后，经夏商周至战国时期发展，到秦汉时龙的形象基本成形。中华民族的先人将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等诸多人格赋予其身，龙身上承载着他们的愿景和追求。
绿松石龙形器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也代表着中国龙的形象在”中央之国“、“华夏第一都”的最古老发现，更有力的实证了华夏儿女永永远远都是龙的传人。这一中华神龙的出世表现了在神秘莫测的自然界面前，华夏民族的祖先以龙作为图腾崇拜，龙那真实而又虚无的形象，逐渐演化成为华夏儿女的民族信念和精神象征。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中央之都，中央之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这样完整的龙形器，证明早在夏代的时候，先民们已经把龙作为自己的图腾来崇拜。从1987年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塑龙图，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再到商周礼器中的双龙龙纹等，可以清晰看到中国龙的形象一脉相承，进一步证明中华龙文化的源远流长。
龙——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
龙，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灵异神物，虎须鬣(liè，马、狮子等颈上的长毛)尾，身长若蛇，有鳞若鱼，有角仿鹿，有爪似鹰，能走，能飞，能涉水，能大能小，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吞风吐雾、兴云降雨。封建时代，龙是帝王的象征，也用来指帝王和帝王的东西，如龙颜、龙廷、龙袍等。
关于龙的起源，在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后，人们基本达成了共识：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元代以前，传说中的“龙”基本上都是三爪龙，明代流行四爪龙，清代则五爪龙为多。
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龙”，除了绿松石龙形器外，还有距今约8000年的辽宁阜新石塑巨龙、距今约7000年的蒙古敖汉旗陶器龙纹、距今约6000年的河南濮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以及距今约5000年至6500年的内蒙古赤峰卷曲碧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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