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阻挠西咸一体化？
《陕西省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全面代管西咸新区指导意见的通知》，不但理清了西安咸阳两市的责权界限，也将西安西咸新区咸阳这三个西安都市圈的核心区域，从行政区划的历史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到协作发展上来，可以说是西安—咸阳一体化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这份文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破产。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并不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只要愿意，甚至可以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讨论一下“三分宇宙”啥的。
但是，张宝通研究员作为前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严肃的社会学者，作为陕西省头牌智囊，为一己之私，背离政府决策，挑动社会民意，罔顾事实，违背基本逻辑，歪曲历史事实，信口开河，指鹿为马，那就越过红线了。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对“专家”这两个字如此敏感？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专家太离谱了，甚至经常有人说：专家一发言，上帝就发笑。
本文既是对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批驳，也是对这种批驳的终止，因为随着这次调整，我们看重的，将是未来的协作发展。
█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一体化：西安—咸阳一体化二十年实践的经验教训
府誌君一直有个观点，西安—咸阳一体化之所以饱经挫折，西咸新区建设之所以不如人意，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提出的太早了，早到几乎和全国各地同步。
我们不太善于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当时河里还没石头。
解释一下，就是在西安没有发展房地产之前，西安咸阳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一体化。
纵观“西咸一体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期初咸阳卖力，中间省上积极，如今西安得利。
张宝通研究员给咸阳扣上N个反对“咸阳一体化”的帽子，把咸阳塑造成“一体化”中的反面角色，但其实最早真金白银修路，想要靠“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是咸阳。
不可否认，咸阳当年有着自己的心思，希望主动融入西安，借力西安的人才、经济、金融资源，承接西安的产业转移，借力西安发展咸阳。
咸阳在2000年代进入迷茫期，“电子城”“纺织城”“保健城”“足浴城”相继破产，“咸阳市政府西迁”和“兴平撤市设区”的规划一件都没弄成，和西安搞“西咸经济一体化”，是想在自身发展不给力的情况下，想要“大树底下好乘凉”。
咸阳在自身财力艰难的情况下，在渭河南岸修了世纪大道，在渭河北岸修建了兰池大道，世纪大道从西向东、兰池大道从北向南，可以说都是咸阳对“西咸一体化”的渴望。
但是这种建立在咸阳承接西安产业转移基础上的“西咸一体化”，致命的缺点就是，在当年西安处在自身都不够大不够强的阶段，几乎就是个放大版的咸阳，自己都吃不饱，绕城之外都没有开发，周边县区嗷嗷待哺，再搞产业输出，那不是辐射外溢，那是割肉放血。
现在回过头来看，世纪大道断头在三桥，渭河横桥断头在草滩，都是可以理解的。
2017年西安大力发展房地产后，一是本身需要大量的土地供应，偏偏西安市内因为城改乱局几乎再无发展空间，必须向外扩展，同时，房地产的兴起还会挤迫原有高占地低效益产业外迁，新进产业也会因土地成本主动在外围布局，西安市区、周边县区、西咸新区、咸阳、渭南可以各取所需。
当西安成为一体化的主力军后，纠缠了二十年的乱局一下子盘活了。
如今，从房地产角度来说，不但西安咸阳早就实现了同城化、一体化，曲江新区也同一众房地产巨头们进军西渭东区，这种趋势日益成为西安都市圈建设的主流。
█“行政一体化”与房地产媒体抱团，张宝通研究员一战封神
在2010年之前，尽管一体化发展缓慢，但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民间舆论上，从来都没有咸阳反对“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言论，反倒是在被划走了大批土地和人口后，咸阳被张宝通研究员一班人扣上了拖延乃至对抗“西咸一体化”的帽子。
2011年陕西省委、省政府调整西咸新区体制机制，开启省市共建、以省为主的建设模式，省上提出“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西咸新区土地大部分都在咸阳的地界上，按照三个不变的模式，举全省之力建设西咸新区，相当于是在建设咸阳，西安嘴里虽然不说，但它的心里是不高兴的，因此西安对建设“西咸新区”没有积极性。
这也是为何虽然13年西咸新区有一路一带、14年有国家级新区、15年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16年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诸多的加持，但西咸新区依旧发展不够快原因。
本质上说是西咸新区行政体制没理顺，不如说是出成绩算谁的没理顺，西安不愿意把树种到别人的地里去，对于西安来说是在给别人做嫁衣。
而且与实体经济不同的是，实体经济不太在意土地收益，在意的是产值、税收、就业、未来的长期发展等，这也是西安不惜牺牲巨大土地收益，也要引进三星、华为。但房地产则不同，它几乎没有后继收益，看中的是巨额的、现把清的、一家独吞的土地转让金。
这种模式下，西安西咸新区咸阳之间，没有双赢可言。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民间舆论、智库学者开始营造“西咸一体化”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结论，大西安建设必须进行西咸之间的行政区划调整，“三分咸阳”的观点被抛出达到顶峰。由此开始整个民间舆论可以说渐渐不利于咸阳，不断的被指称“阻碍一体化进程”。
张宝通研究员也就此封神，成为意见领袖。
2017年春节，前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对提出“三分咸阳”张宝通研究员进行拜访，西安的主政者和“大西安”的头号宣讲人会面，并不是没有目的的，领导探望谁背后，都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含义。
永康书记虽然离开了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的事业没有止步，由“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的“学术研究”加码为罔顾事实的对咸阳的肆意攻击。
咸阳对这种舆论压制，可以说完全蒙了，根本无法还手，更加助长了张宝通研究员的胆气和气焰。说好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几波操作下来，被张宝通研究员营造出了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态势，修路最早最积极，甚至划出人口土地给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扣给咸阳的帽子反而一再升级，乃至罔顾事实，口不择言。
舆论先行、学者背书，历来是最常见的试探手法，可以看做是探口风，也可以看做投石问路。
很多时候舆论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着舆论倒戈、压制的意思，就是要破开省上之前定下的“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一大群房产营销号也把张宝通研究员奉为神明，围绕在张宝通研究员周边，依靠“西咸合体”概念反复炒作，你会发现凡是吹捧“西咸合体”的，都是卖楼的。
至此，依靠市场、产业辐射、规划衔接带动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已经被刻意的扭转为了行政区划变更。
█这次调整的重大现实意义
虽然国家层面对大中小城市全面均衡发展进行了调整，但城镇化建设不可逆转的走上了支持“中心城市”“大城市”“省会城市”的道路，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已经是种共识。
对于西安来说，只有地是自己的、人是自己的，建设起来才踏实，特别是随着西安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更高层面的政策加持和国家定位，对西安来说必须牢牢抓住“大西安”的建设主导权，毕竟，捏到手里和装到口袋，还是有差别的。
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反映了陕西省期待出现经济双子星想法的破灭，咸阳并不具备和西安组成双核心的能力，在优先发展级上，咸阳必须往后排。
但是咸阳再往后排，也是和榆林并列，排在其他地市之前的，和榆林相比，即使失去西咸新区，咸阳还拥有西安辐射、机场、地铁、教育、矿产资源的便利，一定程度上，比榆林更具优势。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咸阳因为包括失去西咸新区、赵正永余毒等在内的各种因素叠加，来了个就此沉沦，急速下滑。所幸省上及时止损，及时换将，才使得咸阳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经过这次调整，陕西、西安、咸阳、西咸新区四方理顺了关系，明确了权限，吃下了定心丸，也许这种方式并不是最现代的、最科学的，但却是最符合陕西实际的。
经过这次调整，各方从行政区划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这也是陕西各方最愿看到的局面。
█体制中人反体制：咸阳干部市民对抗西咸合并？
咸阳是否“三分”，西安咸阳能否合并，西安咸阳怎样“行政一体化”，且不说它虚无缥缈能否实现吧，一个必须明确的现实是，主导权并不在咸阳，甚至和咸阳没有一点关系，咸阳干部市民更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对抗”，这也是张宝通研究员一系列歪理谬论中最为荒谬的地方。
张宝通研究员说咸阳市长不想做区长，咸阳干部们不想降级，因而对抗“西咸一体化”。
试问几个地市级城市的厅级领导干部，就能影响到地级市、副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吗？那么多国家正部级机构、几万人的集团军都能说撤就撤，咸阳一个厅级想“对抗”？
当中国是什么呢？全国全省不一盘棋了？中央省上的领导不好使了？
全国大多数合并的区域，对被合并城市在职人员的安排，都坚持就高不就低，宜宽不宜紧的原则，何况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如果真要合并，许多干部的级别待遇是升而不是降，西咸新区代管后的现实看不见？
并入西安，对咸阳老百姓更是有好处。
教育、医疗、交通享受省城条件，社保每年也会多几百块钱，如果能选择，咸阳市民们还希望并入北京上海呢。咸阳市民不愿意，真当咸阳市民是傻子呢。
再说，即使咸阳市民不愿意，又能咋地？举行公投，否定中央省上的决策？
“三分咸阳”，更甚的是西安咸阳合并，，从省上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把咸阳发展较好的地方给西安，将不得不考虑背后带来的民生影响、民意看法，剩下的比较穷的地方如何发展？这都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从国家层面来讲，行政区划调整的背后都得评估收益与成本，特别是西安咸阳这样具有广泛历史影响力的城市，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甚至后续的跟风效应。
这些道理，民众们不懂，在那瞎咋呼，或者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懂了也装不懂，这些都能理解，但是张宝通研究员则不然，他是体制中人，对体制内的事门清。
不然，怎么只见张宝通研究员攻击指责咸阳，却从来不敢指责对此事负有更大决策责任的西安、省上乃至更高层？
那帮地产营销号们还敢点明“肉食者鄙”、领导们都是庸庸之辈、有人为一己之私反对“西咸一体化”、国家省府里的人都没他们有见地，张宝通研究员对领导层最大的指责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擦边球。
人家明白着呢，知道怎样既能火又安全。
根据张宝通研究员的需要，不但咸阳可以因为“对抗西咸行政一体化”将是死路一条，连陕西都是“多年来经济一体化的思路败给了四川行政一体化的模式”，西安更是“已经边缘化了”“如果陕西再不组建大西安，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新篇章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社会上有一类“政客型专家”，领导想干啥，咱就去说啥，领导敢说一，咱就敢说十，领导敢骂谁，咱就敢咬谁，节操风骨尽失。
对于张宝通研究员来说，管你什么歪理谬论，管你什么科学不科学，我只管出位，理论越荒谬越博眼球越好，两地民众越对立越好，火越烧越旺越好，这样光环才能更大些，更亮些。
可惜，张宝通研究员烧了十年的火，让一份文件给浇灭了。
别了，“三分咸阳”，别了，“西咸行政一体化”。
谨以此文悼念。
《陕西省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全面代管西咸新区指导意见的通知》，不但理清了西安咸阳两市的责权界限，也将西安西咸新区咸阳这三个西安都市圈的核心区域，从行政区划的历史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到协作发展上来，可以说是西安—咸阳一体化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这份文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破产。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并不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只要愿意，甚至可以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讨论一下“三分宇宙”啥的。
但是，张宝通研究员作为前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严肃的社会学者，作为陕西省头牌智囊，为一己之私，背离政府决策，挑动社会民意，罔顾事实，违背基本逻辑，歪曲历史事实，信口开河，指鹿为马，那就越过红线了。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对“专家”这两个字如此敏感？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专家太离谱了，甚至经常有人说：专家一发言，上帝就发笑。
本文既是对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批驳，也是对这种批驳的终止，因为随着这次调整，我们看重的，将是未来的协作发展。
█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一体化：西安—咸阳一体化二十年实践的经验教训
府誌君一直有个观点，西安—咸阳一体化之所以饱经挫折，西咸新区建设之所以不如人意，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提出的太早了，早到几乎和全国各地同步。
我们不太善于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当时河里还没石头。
解释一下，就是在西安没有发展房地产之前，西安咸阳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一体化。
纵观“西咸一体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期初咸阳卖力，中间省上积极，如今西安得利。
张宝通研究员给咸阳扣上N个反对“咸阳一体化”的帽子，把咸阳塑造成“一体化”中的反面角色，但其实最早真金白银修路，想要靠“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是咸阳。
不可否认，咸阳当年有着自己的心思，希望主动融入西安，借力西安的人才、经济、金融资源，承接西安的产业转移，借力西安发展咸阳。
咸阳在2000年代进入迷茫期，“电子城”“纺织城”“保健城”“足浴城”相继破产，“咸阳市政府西迁”和“兴平撤市设区”的规划一件都没弄成，和西安搞“西咸经济一体化”，是想在自身发展不给力的情况下，想要“大树底下好乘凉”。
咸阳在自身财力艰难的情况下，在渭河南岸修了世纪大道，在渭河北岸修建了兰池大道，世纪大道从西向东、兰池大道从北向南，可以说都是咸阳对“西咸一体化”的渴望。
但是这种建立在咸阳承接西安产业转移基础上的“西咸一体化”，致命的缺点就是，在当年西安处在自身都不够大不够强的阶段，几乎就是个放大版的咸阳，自己都吃不饱，绕城之外都没有开发，周边县区嗷嗷待哺，再搞产业输出，那不是辐射外溢，那是割肉放血。
现在回过头来看，世纪大道断头在三桥，渭河横桥断头在草滩，都是可以理解的。
2017年西安大力发展房地产后，一是本身需要大量的土地供应，偏偏西安市内因为城改乱局几乎再无发展空间，必须向外扩展，同时，房地产的兴起还会挤迫原有高占地低效益产业外迁，新进产业也会因土地成本主动在外围布局，西安市区、周边县区、西咸新区、咸阳、渭南可以各取所需。
当西安成为一体化的主力军后，纠缠了二十年的乱局一下子盘活了。
如今，从房地产角度来说，不但西安咸阳早就实现了同城化、一体化，曲江新区也同一众房地产巨头们进军西渭东区，这种趋势日益成为西安都市圈建设的主流。
█“行政一体化”与房地产媒体抱团，张宝通研究员一战封神
在2010年之前，尽管一体化发展缓慢，但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民间舆论上，从来都没有咸阳反对“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言论，反倒是在被划走了大批土地和人口后，咸阳被张宝通研究员一班人扣上了拖延乃至对抗“西咸一体化”的帽子。
2011年陕西省委、省政府调整西咸新区体制机制，开启省市共建、以省为主的建设模式，省上提出“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西咸新区土地大部分都在咸阳的地界上，按照三个不变的模式，举全省之力建设西咸新区，相当于是在建设咸阳，西安嘴里虽然不说，但它的心里是不高兴的，因此西安对建设“西咸新区”没有积极性。
这也是为何虽然13年西咸新区有一路一带、14年有国家级新区、15年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16年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诸多的加持，但西咸新区依旧发展不够快原因。
本质上说是西咸新区行政体制没理顺，不如说是出成绩算谁的没理顺，西安不愿意把树种到别人的地里去，对于西安来说是在给别人做嫁衣。
而且与实体经济不同的是，实体经济不太在意土地收益，在意的是产值、税收、就业、未来的长期发展等，这也是西安不惜牺牲巨大土地收益，也要引进三星、华为。但房地产则不同，它几乎没有后继收益，看中的是巨额的、现把清的、一家独吞的土地转让金。
这种模式下，西安西咸新区咸阳之间，没有双赢可言。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民间舆论、智库学者开始营造“西咸一体化”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结论，大西安建设必须进行西咸之间的行政区划调整，“三分咸阳”的观点被抛出达到顶峰。由此开始整个民间舆论可以说渐渐不利于咸阳，不断的被指称“阻碍一体化进程”。
张宝通研究员也就此封神，成为意见领袖。
2017年春节，前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对提出“三分咸阳”张宝通研究员进行拜访，西安的主政者和“大西安”的头号宣讲人会面，并不是没有目的的，领导探望谁背后，都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含义。
永康书记虽然离开了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的事业没有止步，由“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的“学术研究”加码为罔顾事实的对咸阳的肆意攻击。
咸阳对这种舆论压制，可以说完全蒙了，根本无法还手，更加助长了张宝通研究员的胆气和气焰。说好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几波操作下来，被张宝通研究员营造出了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态势，修路最早最积极，甚至划出人口土地给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扣给咸阳的帽子反而一再升级，乃至罔顾事实，口不择言。
舆论先行、学者背书，历来是最常见的试探手法，可以看做是探口风，也可以看做投石问路。
很多时候舆论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着舆论倒戈、压制的意思，就是要破开省上之前定下的“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一大群房产营销号也把张宝通研究员奉为神明，围绕在张宝通研究员周边，依靠“西咸合体”概念反复炒作，你会发现凡是吹捧“西咸合体”的，都是卖楼的。
至此，依靠市场、产业辐射、规划衔接带动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已经被刻意的扭转为了行政区划变更。
█这次调整的重大现实意义
虽然国家层面对大中小城市全面均衡发展进行了调整，但城镇化建设不可逆转的走上了支持“中心城市”“大城市”“省会城市”的道路，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已经是种共识。
对于西安来说，只有地是自己的、人是自己的，建设起来才踏实，特别是随着西安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更高层面的政策加持和国家定位，对西安来说必须牢牢抓住“大西安”的建设主导权，毕竟，捏到手里和装到口袋，还是有差别的。
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反映了陕西省期待出现经济双子星想法的破灭，咸阳并不具备和西安组成双核心的能力，在优先发展级上，咸阳必须往后排。
但是咸阳再往后排，也是和榆林并列，排在其他地市之前的，和榆林相比，即使失去西咸新区，咸阳还拥有西安辐射、机场、地铁、教育、矿产资源的便利，一定程度上，比榆林更具优势。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咸阳因为包括失去西咸新区、赵正永余毒等在内的各种因素叠加，来了个就此沉沦，急速下滑。所幸省上及时止损，及时换将，才使得咸阳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经过这次调整，陕西、西安、咸阳、西咸新区四方理顺了关系，明确了权限，吃下了定心丸，也许这种方式并不是最现代的、最科学的，但却是最符合陕西实际的。
经过这次调整，各方从行政区划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这也是陕西各方最愿看到的局面。
█体制中人反体制：咸阳干部市民对抗西咸合并？
咸阳是否“三分”，西安咸阳能否合并，西安咸阳怎样“行政一体化”，且不说它虚无缥缈能否实现吧，一个必须明确的现实是，主导权并不在咸阳，甚至和咸阳没有一点关系，咸阳干部市民更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对抗”，这也是张宝通研究员一系列歪理谬论中最为荒谬的地方。
张宝通研究员说咸阳市长不想做区长，咸阳干部们不想降级，因而对抗“西咸一体化”。
试问几个地市级城市的厅级领导干部，就能影响到地级市、副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吗？那么多国家正部级机构、几万人的集团军都能说撤就撤，咸阳一个厅级想“对抗”？
当中国是什么呢？全国全省不一盘棋了？中央省上的领导不好使了？
全国大多数合并的区域，对被合并城市在职人员的安排，都坚持就高不就低，宜宽不宜紧的原则，何况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如果真要合并，许多干部的级别待遇是升而不是降，西咸新区代管后的现实看不见？
并入西安，对咸阳老百姓更是有好处。
教育、医疗、交通享受省城条件，社保每年也会多几百块钱，如果能选择，咸阳市民们还希望并入北京上海呢。咸阳市民不愿意，真当咸阳市民是傻子呢。
再说，即使咸阳市民不愿意，又能咋地？举行公投，否定中央省上的决策？
“三分咸阳”，更甚的是西安咸阳合并，，从省上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把咸阳发展较好的地方给西安，将不得不考虑背后带来的民生影响、民意看法，剩下的比较穷的地方如何发展？这都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从国家层面来讲，行政区划调整的背后都得评估收益与成本，特别是西安咸阳这样具有广泛历史影响力的城市，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甚至后续的跟风效应。
这些道理，民众们不懂，在那瞎咋呼，或者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懂了也装不懂，这些都能理解，但是张宝通研究员则不然，他是体制中人，对体制内的事门清。
不然，怎么只见张宝通研究员攻击指责咸阳，却从来不敢指责对此事负有更大决策责任的西安、省上乃至更高层？
那帮地产营销号们还敢点明“肉食者鄙”、领导们都是庸庸之辈、有人为一己之私反对“西咸一体化”、国家省府里的人都没他们有见地，张宝通研究员对领导层最大的指责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擦边球。
人家明白着呢，知道怎样既能火又安全。
根据张宝通研究员的需要，不但咸阳可以因为“对抗西咸行政一体化”将是死路一条，连陕西都是“多年来经济一体化的思路败给了四川行政一体化的模式”，西安更是“已经边缘化了”“如果陕西再不组建大西安，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新篇章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社会上有一类“政客型专家”，领导想干啥，咱就去说啥，领导敢说一，咱就敢说十，领导敢骂谁，咱就敢咬谁，节操风骨尽失。
对于张宝通研究员来说，管你什么歪理谬论，管你什么科学不科学，我只管出位，理论越荒谬越博眼球越好，两地民众越对立越好，火越烧越旺越好，这样光环才能更大些，更亮些。
可惜，张宝通研究员烧了十年的火，让一份文件给浇灭了。
别了，“三分咸阳”，别了，“西咸行政一体化”。
谨以此文悼念。
#读书记# 在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中他构建了一个由即是主体又是实体的“绝对理念”通过内在于其自身的永不停息的自否定自因而自足的矛盾运动而经在逻辑学中从“纯存在”发展到极为丰富的“绝对理念”，再进一步外化出自然界经由“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最后到了人，人作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由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枢纽，经历了其自身的自我超越之路并在对绝对理念的认识中达到了向自己本质的回归和超越，并实现了绝对理念的自我圆满，成了同本质一致并且超越与其本质的东西。人的地位和使命便同绝对理念一道成为在永恒的超越之路上不朽的绝对精神
【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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