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中国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出炉，没了华为强有力的抗衡，高端市场苹果一家独大，以63%的份额位居第一，闷声发大财的蓝厂vivo居然超过了小米，和华为以14%的份额并列第二，小米6%位居第三，绿厂OPPO以1%的比例位列第四。就像此前 vivo 执行副总裁胡柏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在六千元以上的手机高端市场中，苹果一家独大。而对于各大国产手机而言，短期的份额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谁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拿出与最顶级玩家对抗的能力，这是未来中国各手机品牌都想要追求的目标。”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太原武宿T3航站楼：飞梁筑梦在此间】
一进一天地，一轴一山河，建筑风格独具山西特色。斗拱飞檐，重檐叠瓦，柔美的空间曲线暗含着传统文脉和现代发展的完美交融。既体现晋风晋韵的文化内涵，又是4000万旅客吞吐量的国际性、现代化交通设施终端，这就是武宿T3航站楼。
2019年，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400万人次，飞机起降10.8万架次，货物吞吐量达到5.76万吨，步入全国繁忙机场行列。随着航空业务量的快速增长，T1和T2航站楼已无法满足现有需求，为了进一步提高机场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省委、省政府作出推进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的重大决策部署。
随着配套设施的开建，作为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的主体建筑，拉开建设序幕的武宿T3航站楼已经越来越近、呼之欲出。
外雄内秀，用建筑和空间设计诠释晋风晋韵
按照中国民航局批复的《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0年版）》，规划有T3航站楼的太原武宿国际机场的定位，不仅是区域枢纽机场，同时还是北京首都和大兴机场的备降机场。
一组数字可以大体勾勒出未来T3航站楼的模样：外形似“山”，寓意向表里山河致敬；40万平方米的体量相当于16个T1航站楼或是7个T2航站楼；建成后，太原机场机位总数将达到155个，是原来机位数的三倍；单跑道变双跑道，满足飞机起降架次的增加……
如果仔细观看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蓝图，可以看到在现有机场跑道的南侧将建设一条中距跑道，在T1和T2航站楼之外将新建一个40万平方米的T3航站楼，加上70万平方米的配套建筑，整体总建筑规模将达到110万平方米的体量和规模。
作为山西重要的对外窗口，T3航站楼的“外观体貌”由国际国内三家著名设计咨询机构联合设计，充满了晋风晋韵。“梁思成先生评价山西建筑‘外雄内秀’，外雄就体现在建筑的格局恢弘大气上。”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首席总建筑师郭建祥介绍说，武宿机场的设计采用了以中轴为骨、山河为神的立体空间递进手法，中央主轴线贯穿航站楼中指廊、办票大厅、交通换乘中心等空间，最终延伸至北侧未来的武宿商务区。中轴两侧另有两个辅轴线，共同构成了一主两辅的横向山河之势，将整个建筑群架设起来，称之为“一进一天地、一轴一山河”。
武宿T3航站楼的“山西特色”还体现在建筑和空间上。
建筑上“脊走光随、檐飞雁翔”——为了追求传统印记的突破，T3航站楼主楼北向出檐深远，巧妙地盖住高架车道边，将重檐的正脊展开，形成连贯的天窗，让柔和的天光铺洒入航站楼的室内空间。
空间上“进落相宜、古今相合”——T3航站楼优化了传统的进与落，衍生出了新的晋阳八景，一线洞天、渊亭掠影、十里丹枫、晋阳走马、翠柏庭花、壁立晋书、绿谷飞梁、琼台天宇。
提质增效，牵引航空运输服务业再上台阶
按照国家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山西要打造面向未来的四型机场，即“平安、智慧、绿色、人文”。同时，T3航站楼还要兼具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自身的4个特点，那就是贯通、便捷、无阻、协同。
“要实现这些特点和目标，需要借助大量的高科技智慧化手段，比如使用面向全域的感知系统，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多种技术手段，最终实现五个‘一’，即出行一张脸、物流一张单、通关一次检、运行一张网和监管一平台，整体提升太原武宿机场的运营和服务水平。”山西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陈阳介绍说。
据介绍，T3航站楼的综合交通方案主要包括：综合交通枢纽，建筑面积为5万平方米，汇集了地铁1号线、3号线和预留的远郊市域R1线；T3配套的停车楼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提供3400个车位；道路交通对外以三通道双备份的衔接作为核心模式，对内是一个单向大循环的高架系统和地面系统，共同把T1、T2、T3航站楼有效地衔接起来，并能够快速便捷地将人车疏导到城市交通网络中去。
“这样就形成了太原火车南站、汽车客运东南站和武宿机场的枢纽组团，从而提高武宿机场的客流中转能力，进一步强化太原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对于构建我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以太原为首的一主三副多级综合交通枢纽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山西省发改委交通处处长杨文清说。
不仅是地面交通，在空中航线上，T3航站楼的“加盟”将极大地拓展山西对外交流的“朋友圈”。据陈阳介绍，从国内角度讲，太原机场将尽快开通并加密除石家庄以外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旅游重要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的航线航点；在国际航线上，力争多开直达航线，同时加密加强同北上广等国际枢纽机场之间的国际中转连乘航线。
打造集城市会客厅、总部经济、枢纽经济和临空产业于一体的商务新区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国际枢纽机场天然自带流量，这像是城市中心最繁华、人流最密集的商场一样，国际枢纽机场聚集了最大的人流量以及最有购买力和消费力的有效群体。同时，机场天然自带“逗留功能”，逗留产生消费，这一点在上海浦东机场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有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浦东机场的总收入为109亿，其中非航收入的占比达到了60%。
“用三个词来形容T3航站楼的商业价值，就是‘一心、两核、多联动’。”陈阳介绍说，“一心”就是刚通过安检的区域，最具商业价值，T3航站楼在这个区域设置了一个“凸”形三角形商业空间，使旅客通过这里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商业服务；“两核”则是指过了安检以后向东西指廊扩展中的两个节点处，T3航站楼设置了两个重要的商业空间；“多联动”就是指综合交通中心同航站楼之间的南北联动，商务酒店、办公区到停车楼到商业中心的东西联动，以及从地铁出来的客流量从地下负2层一直到地面的上下联动——这是T3航站楼整体的商业布局和策划。
在启动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之初，在省委、省政府的明确指导下，太原市、晋中市和山西转型综改区谋篇布局，通过完善市政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优化特殊产业发展政策等，充分挖掘武宿机场周边地区的开发潜力，打造集城市商务客厅、总部经济、枢纽经济、临空产业、特色会展于一体的商务新区，为将来武宿机场周边地区的综合开发创造了各种可能。“这里必将成为山西未来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杨文清信心满满地表示。
毋庸置疑，太原武宿国际机场的改扩建工程将进一步提升太原都市区集聚辐射功能，对于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来源：山西日报
一进一天地，一轴一山河，建筑风格独具山西特色。斗拱飞檐，重檐叠瓦，柔美的空间曲线暗含着传统文脉和现代发展的完美交融。既体现晋风晋韵的文化内涵，又是4000万旅客吞吐量的国际性、现代化交通设施终端，这就是武宿T3航站楼。
2019年，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400万人次，飞机起降10.8万架次，货物吞吐量达到5.76万吨，步入全国繁忙机场行列。随着航空业务量的快速增长，T1和T2航站楼已无法满足现有需求，为了进一步提高机场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省委、省政府作出推进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的重大决策部署。
随着配套设施的开建，作为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的主体建筑，拉开建设序幕的武宿T3航站楼已经越来越近、呼之欲出。
外雄内秀，用建筑和空间设计诠释晋风晋韵
按照中国民航局批复的《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0年版）》，规划有T3航站楼的太原武宿国际机场的定位，不仅是区域枢纽机场，同时还是北京首都和大兴机场的备降机场。
一组数字可以大体勾勒出未来T3航站楼的模样：外形似“山”，寓意向表里山河致敬；40万平方米的体量相当于16个T1航站楼或是7个T2航站楼；建成后，太原机场机位总数将达到155个，是原来机位数的三倍；单跑道变双跑道，满足飞机起降架次的增加……
如果仔细观看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蓝图，可以看到在现有机场跑道的南侧将建设一条中距跑道，在T1和T2航站楼之外将新建一个40万平方米的T3航站楼，加上70万平方米的配套建筑，整体总建筑规模将达到110万平方米的体量和规模。
作为山西重要的对外窗口，T3航站楼的“外观体貌”由国际国内三家著名设计咨询机构联合设计，充满了晋风晋韵。“梁思成先生评价山西建筑‘外雄内秀’，外雄就体现在建筑的格局恢弘大气上。”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首席总建筑师郭建祥介绍说，武宿机场的设计采用了以中轴为骨、山河为神的立体空间递进手法，中央主轴线贯穿航站楼中指廊、办票大厅、交通换乘中心等空间，最终延伸至北侧未来的武宿商务区。中轴两侧另有两个辅轴线，共同构成了一主两辅的横向山河之势，将整个建筑群架设起来，称之为“一进一天地、一轴一山河”。
武宿T3航站楼的“山西特色”还体现在建筑和空间上。
建筑上“脊走光随、檐飞雁翔”——为了追求传统印记的突破，T3航站楼主楼北向出檐深远，巧妙地盖住高架车道边，将重檐的正脊展开，形成连贯的天窗，让柔和的天光铺洒入航站楼的室内空间。
空间上“进落相宜、古今相合”——T3航站楼优化了传统的进与落，衍生出了新的晋阳八景，一线洞天、渊亭掠影、十里丹枫、晋阳走马、翠柏庭花、壁立晋书、绿谷飞梁、琼台天宇。
提质增效，牵引航空运输服务业再上台阶
按照国家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山西要打造面向未来的四型机场，即“平安、智慧、绿色、人文”。同时，T3航站楼还要兼具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自身的4个特点，那就是贯通、便捷、无阻、协同。
“要实现这些特点和目标，需要借助大量的高科技智慧化手段，比如使用面向全域的感知系统，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多种技术手段，最终实现五个‘一’，即出行一张脸、物流一张单、通关一次检、运行一张网和监管一平台，整体提升太原武宿机场的运营和服务水平。”山西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陈阳介绍说。
据介绍，T3航站楼的综合交通方案主要包括：综合交通枢纽，建筑面积为5万平方米，汇集了地铁1号线、3号线和预留的远郊市域R1线；T3配套的停车楼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提供3400个车位；道路交通对外以三通道双备份的衔接作为核心模式，对内是一个单向大循环的高架系统和地面系统，共同把T1、T2、T3航站楼有效地衔接起来，并能够快速便捷地将人车疏导到城市交通网络中去。
“这样就形成了太原火车南站、汽车客运东南站和武宿机场的枢纽组团，从而提高武宿机场的客流中转能力，进一步强化太原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对于构建我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以太原为首的一主三副多级综合交通枢纽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山西省发改委交通处处长杨文清说。
不仅是地面交通，在空中航线上，T3航站楼的“加盟”将极大地拓展山西对外交流的“朋友圈”。据陈阳介绍，从国内角度讲，太原机场将尽快开通并加密除石家庄以外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旅游重要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的航线航点；在国际航线上，力争多开直达航线，同时加密加强同北上广等国际枢纽机场之间的国际中转连乘航线。
打造集城市会客厅、总部经济、枢纽经济和临空产业于一体的商务新区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国际枢纽机场天然自带流量，这像是城市中心最繁华、人流最密集的商场一样，国际枢纽机场聚集了最大的人流量以及最有购买力和消费力的有效群体。同时，机场天然自带“逗留功能”，逗留产生消费，这一点在上海浦东机场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有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浦东机场的总收入为109亿，其中非航收入的占比达到了60%。
“用三个词来形容T3航站楼的商业价值，就是‘一心、两核、多联动’。”陈阳介绍说，“一心”就是刚通过安检的区域，最具商业价值，T3航站楼在这个区域设置了一个“凸”形三角形商业空间，使旅客通过这里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商业服务；“两核”则是指过了安检以后向东西指廊扩展中的两个节点处，T3航站楼设置了两个重要的商业空间；“多联动”就是指综合交通中心同航站楼之间的南北联动，商务酒店、办公区到停车楼到商业中心的东西联动，以及从地铁出来的客流量从地下负2层一直到地面的上下联动——这是T3航站楼整体的商业布局和策划。
在启动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之初，在省委、省政府的明确指导下，太原市、晋中市和山西转型综改区谋篇布局，通过完善市政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优化特殊产业发展政策等，充分挖掘武宿机场周边地区的开发潜力，打造集城市商务客厅、总部经济、枢纽经济、临空产业、特色会展于一体的商务新区，为将来武宿机场周边地区的综合开发创造了各种可能。“这里必将成为山西未来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杨文清信心满满地表示。
毋庸置疑，太原武宿国际机场的改扩建工程将进一步提升太原都市区集聚辐射功能，对于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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