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中秋、国庆佳节，200部志书邀你读懂四川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
地方志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对熟悉地方情况，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编制远景规划、制定法规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阆中具有悠久的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期间有明嘉靖、清道光、清咸丰、民国十五年和三十七年5部府、县志传世。在中秋、国庆佳节期间，阆中市图书馆、地方志办将开展大型地方志书展出，展出明代至今100余部地方志书，既有清代古籍线装版本、又有现代精装志书，让广大市民、游客全方位了解阆中、读懂阆中。同时展出的还有四川部分地方志书近100部。
一、展出时间
2021年9月21日——10月7日
二、展出地点
图书馆文渊阁书吧
三、温馨小提示
根据最新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展出现场限流30人，参展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排队和观展时请保持1米以上距离，避免聚集；入馆时需配合测量体温并出示健康码、行程码，体温正常（低于37.3）等。
附件：阆中市地方志简介
阆中市地方志简介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方志”名称最早见于《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指的是方国情况的记述。宋以后，这一名称固定为地方文献的专用名词之一。细分又有记、传、录、乘、考、书、集、簿、典、略、谱、编等别名、异称。
阆中具有悠久的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期间有明嘉靖、清道光、清咸丰、民国十五年和三十七年5部府、县志传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编纂有《阆中地方志略》《阆中县志·帝制时期》、1993年版《阆中县志》、新编《阆中市志》和77部部门（行业）志、83部区乡镇志以及大批地情资料书。这些地方志成果，对于传承阆中历史文化和“存史、资治、教化”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清代以前志书编纂
1、宋《阆苑记》 南宋年间，阆中人何求（一作何永）编著具有志书性质的书籍《阆苑记》，书佚不传，是以人物为主的传记。
2、明嘉靖前《保宁府志》 明嘉靖前，编有《保宁府志》，志佚。由于资料不全、归属失当、编纂粗糙，令当政者不满，故明嘉靖又重修《保宁府志》。
3、明嘉靖元年《阆中县志》 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编有《阆中县志》，现存北京某图书馆（藏馆不详）。
4、明嘉靖重修《保宁府志》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分巡川北道杨瞻组织重新纂修《保宁府志》。后此志散出，现存台湾，为存世孤本。国家图书馆存微缩胶卷。
5、清雍正《保宁府志》 清·雍正年间，李钟峨编有《保宁府志》一册，其书不传。
6、清嘉庆《保宁府志》 清嘉庆二十年（1815）曾编修过《保宁府志》，志佚。
7、清嘉庆《阆中县志》 清嘉庆三年（1798）至二十一年（1815）间，阆中县训导毛于逵辑《阆中县志》十卷，志伕。
8、清道光《保宁府志》 清道光元年（1821），纂修《保宁府志》，分巡川北兵备道黎学锦为总裁并作序，史观为总纂。该志现保存完好。
9、清咸丰《阆中县志》 清咸丰元年（1851），阆中知县徐继镛总领其事，李惺等21人编纂《阆中县志》。
二、民国时期志书编纂
1、民国十五年《阆中县志》民国十五年（1926），阆中县知事岳永武聘郑钟灵编修《阆中县志》。现以电子文档形式保存。
2、民国三十七年《阆中县志》稿民国37年（1948），阆中县文献委员会杨诚恭、李镜芙、孔震生等人编写《阆中县志》，为手抄本六册，未付梓。现在以电子文稿形式保存。
三、新方志编纂
1、《阆中地方志略》 1958年，阆中县政协编写《阆中地方志略》共计16章19节，约3万余字。1959年，又编写《阆中县并地方志略》，计7章22节，为缩写本。
2、重修《阆中县志》 1965年，县政协开始重修《阆中县志》，1966年定稿，未付梓。
3、《阆中县志》“三大块” 1980年12月，县委、县政府提出编修《阆中县志》。采用“断代史”的办法，将志书分为“帝制时期”“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分段编写（时称“三大块”）。1982年5月，《阆中县志·帝制时期》铅印出书（内部资料）。11月，完成“民国时期”初稿编写并送审。1984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修志界共识新编地方志不宜采用分时期记述法，应当采用“横分事类、纵叙始末”的记叙体例。《阆中县志》原定“帝制时期”“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三个时期的编修办法停止实施。
4、1993年版《阆中县志》1984年，县志编修委员会对原定《阆中县志》（社会主义时期）篇目进行大幅度调整和修改。1988年，县志办对《阆中县志》篇目和志书总体设计进行了再次调整，年底，大部分县志分志编写完成。1990年，开始县志总纂。1991年4月起，对县志稿进行了第二次总纂。1993年12月，《阆中县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2500册。1994年，《阆中县志》获四川省政府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5年，1993年版《阆中县志》获南充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2014年9月，1993年版《阆中县志》再版2000册，对原版本中的错落文字、标点及部分数据进行了订正，对记载有误的重大史实问题在原文后加按进行了注释。
5、《阆中市志》 2009年，《阆中市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14年11月，《阆中市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80余万字。
6、部门、行业志清嘉庆四年(1799)，虔修曾编纂《金城寺志》。现存有手抄复印电子扫描文档。1981年，《阆中县人民武装志》《阆中县税务志》《阆中县广播志》《阆中县人民医院志》打印成稿。1984年，《阆中县盐业志》打印成稿。1985年，《阆中县航运志》《千佛卫生志》《阆中县农机事业志》，阆中县水利电力志》《阆中县中医院志》《河溪区卫生志》《阆中中学校史》完成编纂并打印成稿。1986年，《阆中蚕桑志》成稿，《文成区卫生志》《阆中师范校史》《阆中丝绸厂志》《阆中县建筑公司志》《阆中县文化馆志》《阆中县电力公司志》《阆中县川剧团志》完成编纂。1987年，《阆中县交通志》《阆中地理志》出版，《阆中县审计局志》《阆中县物价志》《中共阆中县委组织部志》《阆中县检察志》打印成稿。1988年《阆中县二轻工业志》《阆中县农业志》和《阆中建设志》出版，《阆中县统计志》《阆中县教育志》《阆中蚕种场志》《阆中工会运动史实综述》《阆中县工会志》《阆中县医药志》《阆中县公安志》铅印成书或打印成稿。1990～1992年，《阆中县蚕桑志》《阆中县商业志》《阆中县邮电志》出版，《阆中县卫生志》《阆中县供销合作志》打印成稿。1983～1992年，阆中共编纂部门、行业志45部。其中，《阆中地理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阆中县农业志》《阆中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阆中县交通志》《阆中建设志》获南充地区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阆中县二轻工业志》获南充地区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3年起，阆中市一些部门、企事业单位又开始部门、行业志的编纂。当年《阆中市金融志》铅印出书。1994年，《四川省阆中保宁醋总厂志》打印成书。1998年，《阆中市国土志》打印成稿。2005年，《阆中财政志》出版（内刋）。当年，《阆中广播电视志》和《石子乡教育志》成稿（电子文稿）。2007～2009年，《阆中国税志》《阆中军事志》《阆中市统计志》《阆中文化志》《阆中古城志》《阆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志》《阆中市物价志》出版或成稿。2010年和2011年，在《阆中市志》编纂过程中，市人大、市政协、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人事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城管局、市教委、市农业局、市商贸局、市卫生局、市科技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体育局和金融机构均以部门、行业志的形式提供了资料。2011年，市民政局和市发改局编辑了“5·12特大地震”《赈灾志》和《灾后重建志》资料长编。2015年，《阆中统战志》成稿。1993～2015年，阆中共编纂部门、行业志31部。其中，《阆中市统计志》《阆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志》获四川省第十四次地方志优秀成果奖。
7、区、乡镇志 1983年阆中县10个乡、镇开始着手乡、镇志编纂工作。1984年保宁镇和大垭、石滩、文成、盘马、博树、七里、峰占、土垭、龙坪等乡镇10部乡镇志完成编纂。老观奉国寺、老君山、白坡、天廻、老龙、关帝庙、干子梁、茅庙子、石马、新庙10个村分别编写了村史资料，未付印。1985年阆中共有47部区、乡志完成编纂。1986年，阆中《文成区志》《井溪乡志》《金城乡志》《石龙乡志》4部区、乡志完成编纂。1996年底，阆中市部分乡镇启动重修乡镇志工作。1997年阆中《飞凤镇志》出版并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年《治平乡志》《龙泉镇志》《木兰乡志》先后出版。2000年，阆中《二龙镇志》出版，《木兰乡志》《治平乡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奖。2011年，阆中市《梅溪乡志》（现为福星乡）出版。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
地方志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对熟悉地方情况，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编制远景规划、制定法规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阆中具有悠久的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期间有明嘉靖、清道光、清咸丰、民国十五年和三十七年5部府、县志传世。在中秋、国庆佳节期间，阆中市图书馆、地方志办将开展大型地方志书展出，展出明代至今100余部地方志书，既有清代古籍线装版本、又有现代精装志书，让广大市民、游客全方位了解阆中、读懂阆中。同时展出的还有四川部分地方志书近100部。
一、展出时间
2021年9月21日——10月7日
二、展出地点
图书馆文渊阁书吧
三、温馨小提示
根据最新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展出现场限流30人，参展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排队和观展时请保持1米以上距离，避免聚集；入馆时需配合测量体温并出示健康码、行程码，体温正常（低于37.3）等。
附件：阆中市地方志简介
阆中市地方志简介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方志”名称最早见于《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指的是方国情况的记述。宋以后，这一名称固定为地方文献的专用名词之一。细分又有记、传、录、乘、考、书、集、簿、典、略、谱、编等别名、异称。
阆中具有悠久的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期间有明嘉靖、清道光、清咸丰、民国十五年和三十七年5部府、县志传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编纂有《阆中地方志略》《阆中县志·帝制时期》、1993年版《阆中县志》、新编《阆中市志》和77部部门（行业）志、83部区乡镇志以及大批地情资料书。这些地方志成果，对于传承阆中历史文化和“存史、资治、教化”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清代以前志书编纂
1、宋《阆苑记》 南宋年间，阆中人何求（一作何永）编著具有志书性质的书籍《阆苑记》，书佚不传，是以人物为主的传记。
2、明嘉靖前《保宁府志》 明嘉靖前，编有《保宁府志》，志佚。由于资料不全、归属失当、编纂粗糙，令当政者不满，故明嘉靖又重修《保宁府志》。
3、明嘉靖元年《阆中县志》 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编有《阆中县志》，现存北京某图书馆（藏馆不详）。
4、明嘉靖重修《保宁府志》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分巡川北道杨瞻组织重新纂修《保宁府志》。后此志散出，现存台湾，为存世孤本。国家图书馆存微缩胶卷。
5、清雍正《保宁府志》 清·雍正年间，李钟峨编有《保宁府志》一册，其书不传。
6、清嘉庆《保宁府志》 清嘉庆二十年（1815）曾编修过《保宁府志》，志佚。
7、清嘉庆《阆中县志》 清嘉庆三年（1798）至二十一年（1815）间，阆中县训导毛于逵辑《阆中县志》十卷，志伕。
8、清道光《保宁府志》 清道光元年（1821），纂修《保宁府志》，分巡川北兵备道黎学锦为总裁并作序，史观为总纂。该志现保存完好。
9、清咸丰《阆中县志》 清咸丰元年（1851），阆中知县徐继镛总领其事，李惺等21人编纂《阆中县志》。
二、民国时期志书编纂
1、民国十五年《阆中县志》民国十五年（1926），阆中县知事岳永武聘郑钟灵编修《阆中县志》。现以电子文档形式保存。
2、民国三十七年《阆中县志》稿民国37年（1948），阆中县文献委员会杨诚恭、李镜芙、孔震生等人编写《阆中县志》，为手抄本六册，未付梓。现在以电子文稿形式保存。
三、新方志编纂
1、《阆中地方志略》 1958年，阆中县政协编写《阆中地方志略》共计16章19节，约3万余字。1959年，又编写《阆中县并地方志略》，计7章22节，为缩写本。
2、重修《阆中县志》 1965年，县政协开始重修《阆中县志》，1966年定稿，未付梓。
3、《阆中县志》“三大块” 1980年12月，县委、县政府提出编修《阆中县志》。采用“断代史”的办法，将志书分为“帝制时期”“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分段编写（时称“三大块”）。1982年5月，《阆中县志·帝制时期》铅印出书（内部资料）。11月，完成“民国时期”初稿编写并送审。1984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修志界共识新编地方志不宜采用分时期记述法，应当采用“横分事类、纵叙始末”的记叙体例。《阆中县志》原定“帝制时期”“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三个时期的编修办法停止实施。
4、1993年版《阆中县志》1984年，县志编修委员会对原定《阆中县志》（社会主义时期）篇目进行大幅度调整和修改。1988年，县志办对《阆中县志》篇目和志书总体设计进行了再次调整，年底，大部分县志分志编写完成。1990年，开始县志总纂。1991年4月起，对县志稿进行了第二次总纂。1993年12月，《阆中县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2500册。1994年，《阆中县志》获四川省政府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5年，1993年版《阆中县志》获南充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2014年9月，1993年版《阆中县志》再版2000册，对原版本中的错落文字、标点及部分数据进行了订正，对记载有误的重大史实问题在原文后加按进行了注释。
5、《阆中市志》 2009年，《阆中市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14年11月，《阆中市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80余万字。
6、部门、行业志清嘉庆四年(1799)，虔修曾编纂《金城寺志》。现存有手抄复印电子扫描文档。1981年，《阆中县人民武装志》《阆中县税务志》《阆中县广播志》《阆中县人民医院志》打印成稿。1984年，《阆中县盐业志》打印成稿。1985年，《阆中县航运志》《千佛卫生志》《阆中县农机事业志》，阆中县水利电力志》《阆中县中医院志》《河溪区卫生志》《阆中中学校史》完成编纂并打印成稿。1986年，《阆中蚕桑志》成稿，《文成区卫生志》《阆中师范校史》《阆中丝绸厂志》《阆中县建筑公司志》《阆中县文化馆志》《阆中县电力公司志》《阆中县川剧团志》完成编纂。1987年，《阆中县交通志》《阆中地理志》出版，《阆中县审计局志》《阆中县物价志》《中共阆中县委组织部志》《阆中县检察志》打印成稿。1988年《阆中县二轻工业志》《阆中县农业志》和《阆中建设志》出版，《阆中县统计志》《阆中县教育志》《阆中蚕种场志》《阆中工会运动史实综述》《阆中县工会志》《阆中县医药志》《阆中县公安志》铅印成书或打印成稿。1990～1992年，《阆中县蚕桑志》《阆中县商业志》《阆中县邮电志》出版，《阆中县卫生志》《阆中县供销合作志》打印成稿。1983～1992年，阆中共编纂部门、行业志45部。其中，《阆中地理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阆中县农业志》《阆中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阆中县交通志》《阆中建设志》获南充地区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阆中县二轻工业志》获南充地区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3年起，阆中市一些部门、企事业单位又开始部门、行业志的编纂。当年《阆中市金融志》铅印出书。1994年，《四川省阆中保宁醋总厂志》打印成书。1998年，《阆中市国土志》打印成稿。2005年，《阆中财政志》出版（内刋）。当年，《阆中广播电视志》和《石子乡教育志》成稿（电子文稿）。2007～2009年，《阆中国税志》《阆中军事志》《阆中市统计志》《阆中文化志》《阆中古城志》《阆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志》《阆中市物价志》出版或成稿。2010年和2011年，在《阆中市志》编纂过程中，市人大、市政协、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人事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城管局、市教委、市农业局、市商贸局、市卫生局、市科技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体育局和金融机构均以部门、行业志的形式提供了资料。2011年，市民政局和市发改局编辑了“5·12特大地震”《赈灾志》和《灾后重建志》资料长编。2015年，《阆中统战志》成稿。1993～2015年，阆中共编纂部门、行业志31部。其中，《阆中市统计志》《阆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志》获四川省第十四次地方志优秀成果奖。
7、区、乡镇志 1983年阆中县10个乡、镇开始着手乡、镇志编纂工作。1984年保宁镇和大垭、石滩、文成、盘马、博树、七里、峰占、土垭、龙坪等乡镇10部乡镇志完成编纂。老观奉国寺、老君山、白坡、天廻、老龙、关帝庙、干子梁、茅庙子、石马、新庙10个村分别编写了村史资料，未付印。1985年阆中共有47部区、乡志完成编纂。1986年，阆中《文成区志》《井溪乡志》《金城乡志》《石龙乡志》4部区、乡志完成编纂。1996年底，阆中市部分乡镇启动重修乡镇志工作。1997年阆中《飞凤镇志》出版并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年《治平乡志》《龙泉镇志》《木兰乡志》先后出版。2000年，阆中《二龙镇志》出版，《木兰乡志》《治平乡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奖。2011年，阆中市《梅溪乡志》（现为福星乡）出版。
【独家揭秘：美国如何操纵“强迫劳动”议题打压中国棉花企业】借用“强迫劳动”这样一个“万金油”概念打压他国的产业，是美国百试不爽的手段。近期，被扣上“强迫劳动”帽子的是新疆的棉花产业。《环球时报》近期获得的相关材料显示，为了借精心雕琢的“强迫劳动”概念“以疆制华”， 美西方反华势力除了通过发布报告、召开听证会等多种伎俩污蔑、打压中国棉花企业外，还施压Nike、Adidas等欧美多家知名企业配合其表演，并逼迫“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总部选边站队，致使BCI承认新疆棉纺织行业存在“强迫劳动风险”，最终决定无限期停牌新疆地区“良好棉花”认证。#揭秘美国操纵议题打压中国棉企#
“强迫劳动”概念被精心炒热，BCI中国代表处及新疆企业曾主动开展检查调研
如果熟悉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的污蔑套路就会发现，其最初炒作焦点是所谓“在教育营”。不过，在2019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后，“强迫劳动”开始逐步成为美方涉疆炒作的“新武器”。
在“强迫劳动”炒作中，西方媒体扮演着“打第一枪”的角色。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发布所谓“调查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Badger Sportswear)服装公司及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的“跟踪调查”，声称大批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在“第一枪”打响后，美国政府机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联社的报道似乎第一次把中国西部的再教育营同美国一家公司进口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开展调查。美国借“强迫劳动”针对新疆产品最新的制裁是在去年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媒体抛出议题，美国政府吹响“冲锋号”，非政府组织、反华议员的开始粉墨登场。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撰写了《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同年3月1日，自诩“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发布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行为，是“再教育营”的延伸，“强迫劳动”这一概念被彻底推上台前。
记者了解到，在美西方疯狂炒作“强迫劳动”之际，棉花产业供应链监管认证机构“瑞士良好棉花协会（简称BCI)”上海代表处及一批新疆棉企为回应舆论质疑，曾采取多种方式对新疆棉花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检查。
新疆棉企的自查开展的很早， 2019年3月境外媒体开始炒作“强迫劳动”，BCI在疆十余家合作企业就进行了自查均未发现“强迫劳动”问题。《环球时报》去年12月下旬曾到新疆多家棉花企业采访，记者了解到，新疆棉花产业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需要雇佣人工的环节极少。
在接受《环球时报》邮件采访时，BCI上海代表处告诉记者，2012年BCI正式在上海设立代表处，通过和植棉区当地的执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培训棉农良好棉花的生产原则和标准，帮助棉农用环保可持续的方式种植棉花。“BCI的审核包括生产单位自我评估，执行合作伙伴和BCI第二方可信度审核以及通标标准技术有限公司（SGS)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证。通过三重机制来评估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取得良好棉花证书。”
“通过我们8年以来遵循良好棉花标准流程所进行的第二方和第三方审核验证，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对于调查结果，BCI上海代表处1月18日这样回应。
中国企业被排挤，国际品牌不愿公布调查结果，BCI总部对华强硬内幕被揭开
但是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调查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却并不满意，而是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处理问题。
一位BCI上海代表处前员工表示，虽然BCI上海代表处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未发现“强迫劳动”情况，但由于BCI总部调查组成员立场优先原则，BCI总部调查组对调查结论并不认可，而是迎合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获悉，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巨大压力下，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也选择无视真相，《环球时报》了解到，BCI合作企业 ADIDAS、H&M的内部调查部门曾入疆开展调查，特别是H&M曾在媒体上明确称“尽管我们没有在新疆采购，但是我们去了阿克苏的工厂，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之后，H&M公司受到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2020年9月15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由，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和1家制造厂进口产品。H&M公司随即宣布终止与有关新疆公司的“非直接业务往来”。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 FLA)”拥有Adidas、Nike、Vetta等100多家下属会员单位，相关企业在华占有大量市场份额。以最常见的运动品牌Adidas为例，该企业在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约20%,是Adidas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中国也是 Adidas 首个开始复苏的重要市场。知情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在ASPI所谓“报告”发布后，Adidas 曾派人前往新疆地区对相关企业进行了2次实地调查，但Adidas却一直不愿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布。
2020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美议员要求，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提及“FLA 援引＇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可靠报道＇，要求旗下会员进行调查并寻找其他资源”。FLA 旗下会员单位 NIKE、Patagonia 等纷纷表示支持FLA关于反对新疆“强迫劳动”的呼吁，NIKE宣称不直接在新疆地区采购任何产品，致力于维护国际劳工标准。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说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都难以改变BCI总部的态度倾向。2020年10月21日，BCI官网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线下活动，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环球时报》记者去年12月底在新疆采访期间，多家企业向记者展示了BCI发出的停止认证电邮。
为什么BCI总部对中国新疆如此带有偏见？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BCI理事会前任主席立场客观中立，“强迫劳动”引发舆论关注后，积极与相关中国企业联系，商讨应对解决办法。然而，2019年5月，美国SUPIMA公司负责人MARK(美国籍）成为BCI 新任主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与前任主席不同，新任主席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与BCI客观中立的立场相冲突，由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使得中国会员受到排挤。
同时，《环球时报》得到的资料显示， BCI理事会大部分成员系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的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的NIKE、LEVIS、GAP等著名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BCI决策。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代表美国政府意志的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这些理事会成员，不断要求BCI总部对新疆会员单位采取行动。
《环球时报》从BCI官网及知情人等渠道了解到，受BCI理事会影响，2020年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调查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该调查组包含公民社会组织、零售商、品牌商和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代表11人，其中包含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秘书长兼董事Shelly Heald Han(中文名韩雪莉）、“人权观察”研究员 Komala Ramachandra、“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官员 Allison Gill 等人。而上述成员和组织存在诸多反华“黑历史”。之后，该调查组进一步联手美英人权组织代表与BCI总部高层举行多次联席会议，持续影响BCI总部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判断，使BCI与调查团形成统一的立场，为英美人权组织插手该问题不断加码。
在调查组举办的其中一次会议中，参会成员除了上述的BCI调查组的反华组织成员代表，还邀请了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负责人路易莎·格雷芙等英美人权组织代表，路易莎·格雷芙曾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这次会议上决定无限期停止对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甚至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卑劣要求：任何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组织（不限于参会组织）均有权获悉BCI涉疆调查情况，且BCI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也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而BCI上海代表处对上述细节均表示不方便回应。
美国的真实目的：制定规则
“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不断对美方立场妥协，甚至助纣为虐，但美国对BCI的态度却并没有多少“温度”。2019年以来，美国媒体开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多次点名BCI，质疑BCI在棉纺职业标准认定方面的公信力。2020年7月，美国农业部成立了“美国棉花信任协议”组织，要求所有美资企业必须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及“供应链追溯系统”，有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之意。
显然，以“强迫劳动”为名，打压中国棉纺企业只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伺机主导全球棉纺行业规则是其更隐秘的企图。在迎合美方立场的同时，BCI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如上述人士所称，是“自断手脚”。
“目前来看，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续标准还是属于BCI，但美国正在争夺话语权，至少是想分一块大蛋糕。”该人士表示。在被问到停止认证带来的负面影响时，BCI上海代表处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愿做评论，只是委婉地回应称：“新疆是中国最重要的植棉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5%。良好棉花项目在新疆地区的产量占新疆地区产量15%-18%。最终流通到供应链中的良好棉花大约是40万吨到50万吨左右，暂停认证，意味着每年大约需要进口40万吨到50万吨的海外良好棉花。”
“强迫劳动”概念被精心炒热，BCI中国代表处及新疆企业曾主动开展检查调研
如果熟悉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的污蔑套路就会发现，其最初炒作焦点是所谓“在教育营”。不过，在2019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后，“强迫劳动”开始逐步成为美方涉疆炒作的“新武器”。
在“强迫劳动”炒作中，西方媒体扮演着“打第一枪”的角色。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发布所谓“调查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Badger Sportswear)服装公司及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的“跟踪调查”，声称大批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在“第一枪”打响后，美国政府机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联社的报道似乎第一次把中国西部的再教育营同美国一家公司进口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开展调查。美国借“强迫劳动”针对新疆产品最新的制裁是在去年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媒体抛出议题，美国政府吹响“冲锋号”，非政府组织、反华议员的开始粉墨登场。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撰写了《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同年3月1日，自诩“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发布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行为，是“再教育营”的延伸，“强迫劳动”这一概念被彻底推上台前。
记者了解到，在美西方疯狂炒作“强迫劳动”之际，棉花产业供应链监管认证机构“瑞士良好棉花协会（简称BCI)”上海代表处及一批新疆棉企为回应舆论质疑，曾采取多种方式对新疆棉花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检查。
新疆棉企的自查开展的很早， 2019年3月境外媒体开始炒作“强迫劳动”，BCI在疆十余家合作企业就进行了自查均未发现“强迫劳动”问题。《环球时报》去年12月下旬曾到新疆多家棉花企业采访，记者了解到，新疆棉花产业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需要雇佣人工的环节极少。
在接受《环球时报》邮件采访时，BCI上海代表处告诉记者，2012年BCI正式在上海设立代表处，通过和植棉区当地的执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培训棉农良好棉花的生产原则和标准，帮助棉农用环保可持续的方式种植棉花。“BCI的审核包括生产单位自我评估，执行合作伙伴和BCI第二方可信度审核以及通标标准技术有限公司（SGS)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证。通过三重机制来评估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取得良好棉花证书。”
“通过我们8年以来遵循良好棉花标准流程所进行的第二方和第三方审核验证，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对于调查结果，BCI上海代表处1月18日这样回应。
中国企业被排挤，国际品牌不愿公布调查结果，BCI总部对华强硬内幕被揭开
但是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调查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却并不满意，而是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处理问题。
一位BCI上海代表处前员工表示，虽然BCI上海代表处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未发现“强迫劳动”情况，但由于BCI总部调查组成员立场优先原则，BCI总部调查组对调查结论并不认可，而是迎合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获悉，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巨大压力下，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也选择无视真相，《环球时报》了解到，BCI合作企业 ADIDAS、H&M的内部调查部门曾入疆开展调查，特别是H&M曾在媒体上明确称“尽管我们没有在新疆采购，但是我们去了阿克苏的工厂，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之后，H&M公司受到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2020年9月15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由，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和1家制造厂进口产品。H&M公司随即宣布终止与有关新疆公司的“非直接业务往来”。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 FLA)”拥有Adidas、Nike、Vetta等100多家下属会员单位，相关企业在华占有大量市场份额。以最常见的运动品牌Adidas为例，该企业在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约20%,是Adidas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中国也是 Adidas 首个开始复苏的重要市场。知情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在ASPI所谓“报告”发布后，Adidas 曾派人前往新疆地区对相关企业进行了2次实地调查，但Adidas却一直不愿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布。
2020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美议员要求，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提及“FLA 援引＇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可靠报道＇，要求旗下会员进行调查并寻找其他资源”。FLA 旗下会员单位 NIKE、Patagonia 等纷纷表示支持FLA关于反对新疆“强迫劳动”的呼吁，NIKE宣称不直接在新疆地区采购任何产品，致力于维护国际劳工标准。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说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都难以改变BCI总部的态度倾向。2020年10月21日，BCI官网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线下活动，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环球时报》记者去年12月底在新疆采访期间，多家企业向记者展示了BCI发出的停止认证电邮。
为什么BCI总部对中国新疆如此带有偏见？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BCI理事会前任主席立场客观中立，“强迫劳动”引发舆论关注后，积极与相关中国企业联系，商讨应对解决办法。然而，2019年5月，美国SUPIMA公司负责人MARK(美国籍）成为BCI 新任主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与前任主席不同，新任主席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与BCI客观中立的立场相冲突，由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使得中国会员受到排挤。
同时，《环球时报》得到的资料显示， BCI理事会大部分成员系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的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的NIKE、LEVIS、GAP等著名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BCI决策。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代表美国政府意志的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这些理事会成员，不断要求BCI总部对新疆会员单位采取行动。
《环球时报》从BCI官网及知情人等渠道了解到，受BCI理事会影响，2020年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调查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该调查组包含公民社会组织、零售商、品牌商和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代表11人，其中包含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秘书长兼董事Shelly Heald Han(中文名韩雪莉）、“人权观察”研究员 Komala Ramachandra、“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官员 Allison Gill 等人。而上述成员和组织存在诸多反华“黑历史”。之后，该调查组进一步联手美英人权组织代表与BCI总部高层举行多次联席会议，持续影响BCI总部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判断，使BCI与调查团形成统一的立场，为英美人权组织插手该问题不断加码。
在调查组举办的其中一次会议中，参会成员除了上述的BCI调查组的反华组织成员代表，还邀请了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负责人路易莎·格雷芙等英美人权组织代表，路易莎·格雷芙曾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这次会议上决定无限期停止对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甚至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卑劣要求：任何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组织（不限于参会组织）均有权获悉BCI涉疆调查情况，且BCI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也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而BCI上海代表处对上述细节均表示不方便回应。
美国的真实目的：制定规则
“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不断对美方立场妥协，甚至助纣为虐，但美国对BCI的态度却并没有多少“温度”。2019年以来，美国媒体开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多次点名BCI，质疑BCI在棉纺职业标准认定方面的公信力。2020年7月，美国农业部成立了“美国棉花信任协议”组织，要求所有美资企业必须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及“供应链追溯系统”，有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之意。
显然，以“强迫劳动”为名，打压中国棉纺企业只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伺机主导全球棉纺行业规则是其更隐秘的企图。在迎合美方立场的同时，BCI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如上述人士所称，是“自断手脚”。
“目前来看，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续标准还是属于BCI，但美国正在争夺话语权，至少是想分一块大蛋糕。”该人士表示。在被问到停止认证带来的负面影响时，BCI上海代表处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愿做评论，只是委婉地回应称：“新疆是中国最重要的植棉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5%。良好棉花项目在新疆地区的产量占新疆地区产量15%-18%。最终流通到供应链中的良好棉花大约是40万吨到50万吨左右，暂停认证，意味着每年大约需要进口40万吨到50万吨的海外良好棉花。”
#夺冠票房被赶超#【遗憾《夺冠》掉队 “体育题材是被电影行业忽略的富矿”】据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统计，10月1日，全国电影市场产出票房7.5亿，观影人次近1900万。刷新了复工以来单日票房纪录，“大众的观影热情非常高，这是疫情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档期。”太平洋影管公司市场总监助理尹铀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欣喜地表示。
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头顶“中国女排”超级IP的光环，还有陈可辛、巩俐、黄渤等豪华主创保驾护航的《夺冠》，虽然在节前就率先开画收获了2.81亿元的票房，但当2020年国庆档票房大战正式开启后，面对《姜子牙》《我和我的家乡》两大种子选手的夹击，《夺冠》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与对手的差距正在悄然拉大……
截至10月2日11时许，上映8天的《夺冠》票房为3.56亿元，这意味着在正面比拼的一天多时间里，该片仅拿下了7500万元票房，而《姜子牙》《我和我的家乡》的票房则分别高达：5.09亿元和3.76亿元。先声夺人的《夺冠》，为何会后继乏力？让人疑惑的是，中国电影市场究竟能给体育题材多少空间？（每日经济新闻，TY）https://t.cn/A6byGywK
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头顶“中国女排”超级IP的光环，还有陈可辛、巩俐、黄渤等豪华主创保驾护航的《夺冠》，虽然在节前就率先开画收获了2.81亿元的票房，但当2020年国庆档票房大战正式开启后，面对《姜子牙》《我和我的家乡》两大种子选手的夹击，《夺冠》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与对手的差距正在悄然拉大……
截至10月2日11时许，上映8天的《夺冠》票房为3.56亿元，这意味着在正面比拼的一天多时间里，该片仅拿下了7500万元票房，而《姜子牙》《我和我的家乡》的票房则分别高达：5.09亿元和3.76亿元。先声夺人的《夺冠》，为何会后继乏力？让人疑惑的是，中国电影市场究竟能给体育题材多少空间？（每日经济新闻，TY）https://t.cn/A6byGy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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