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实验室巡礼# 【逐“智”多谋——走进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https://t.cn/A6bo0Swo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https://t.cn/A6bo0Swo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永远拥有舞台和爱你的观众 祝你健康平安能一直舞蹈下去 谢谢你做我们的serendipity 谢谢你成为独一无二的智旻 更谢谢你让我认识了你又认识了你们 希望智旻身边会有个智旻 希望你好好爱自己 Saty gold 做最美丽脆弱又最坚韧自由的小鸟 虽然是个有点波折的生日 但真心真心祝你生日快乐 那个抬头看着烟火流泪的天使猪咪 在舞台上燃烧生命的神的孩子 我也会一直为你的舞蹈热泪盈眶 和初见那天一样
下流老人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下流老人（日语：かりゅうろうじん）一词是日本社会学者藤田孝典于其2015年著作《下流老人: 一亿総老后崩壊の冲撃》[1]中所提出的。大意为日本近年来出现了大量过着中下阶层生活的老人，年金制度即将崩坏、长期照护缺乏人力、高龄医疗缺乏品质、照护条件日益提高、老人居住困难，而且未来会只增不减，若政府不提出有效政策，可能出现“1亿人的老后崩坏”。
“下流老人”这个名词的目的在于说明高龄者的贫穷生活，以及潜藏在其背后的问题，并没有瞧不起或歧视高龄者。
藤田也指出，许多他辅导的下流老人，年轻时也是年薪400万日元（约120万台币，28万人民币）中产阶级[2]。
特征[编辑]
下流老人有以下几项特征[3]：
收入极低：没有足够的存款。
未婚者：伴侣早殁或离婚者。
非正职者增多：经济成长停滞、青年就业情况不佳。
啃老族：儿女连自己都养不起，遑论奉养父母。
少子化：医疗与照护成本提高，没有依赖的人。
衍生问题[编辑]
日本[编辑]
目前日本的贫困老人估计有600～700万人，因碍于自尊心，拒绝申请辅助。
日本老化严重，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银发族，出现老人漂流社会，流转于医院和照护机构或因失智而成为游民的高龄者们;老后破产，连看病和吃饭的钱都没有的老人;内幕社会，揭露迫于生活铤而走险的犯罪老人;无缘社会，一年有3万2000名没人出面认领的遗体，孤独而死的老人。[4]
以下流老人为目标的恶质贫困商法，有不少养老院、照护中心、简易旅舍等，以低价吸引老人入居，但提供的环境、伙食、服务都差到极点。有些商人甚至恶劣到将下流老人请领的生活年金全部吞掉。
2014年向日本国民生活中心告发的类似案例达1454件，许多老人院和照护中心的卫生状况不佳，照护人员霸凌老人，老人被迫写遗嘱转移财产，还有老人院召了人、收了钱不久就倒闭。[5]
台湾[编辑]
高龄化社会将造成国家的财政负担，当受伤或生病时，也容易就面临破产、生活无以为济的危机，如同日本也有老人为了生活铤而走险犯罪等问题产生。[6]
台湾人口老化速度全球最快、年约增加23万个老人，加上少子化、低薪、中高龄失业等问题，许多学者专家预期，现在的青壮年人口，未来将落入“下流老人”的窘境，已非危言耸听。[7]
中国大陆[编辑]
中国大陆也慢慢步入高龄化，因一胎化政策导致少子化、贫富差距大、男女比例失调使未婚男子居多等，多项已符合“下流老人”条件，其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加以借鉴。[8]
香港[编辑]
“2014年香港贫穷状况报告”指出下流老人增加，65岁以上的贫穷人数增加9千人，约3个人中有1个人的收入是在贫穷线下。香港社福团体指出，政府的相关支援政策力道不足，要求加强社会福祉。[9]
根據暢銷書「下流老人」作者藤田孝典指出，即使月薪5萬元，都可能變成又窮又孤獨的下流老人，而他們求助社福機構大多是因為「付不出房租」、「沒錢就醫」、「沒錢繳健保費」…等，而且前來求助的老人甚至不敢相信，光是租金就吃掉大半老本。
到底是哪些「沒想到」的狀況，讓原本的中產階級最後淪為「下流老人」？
10種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狀況，最後導致沒錢且沒人陪伴。
1. 想不到房租如此沉重
「下流老人」一書中指出，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日本單身老人有33.9%都是租屋，因年金微薄、又要被房租吃掉，可能一天只能吃一頓飯，如果發生一點意外，連房租都付不出來時，又找不到社福機構收容，甚至會淪為街上遊民。
2. 想不到老後租不到屋
根據「崔媽媽文教基金會」調查，台灣只有0.45%的房東願意租給獨居老人，主要是擔心日後收不到租金，或是老人在屋裡出意外，增添日後麻煩。
3. 想不到雙親會病殘
因為照顧生病的雙親中年退出職場，二度就業困難，就算勉強找到工作，薪資也相當低。
4. 想不到自己會病殘
很多人在為老後做準備時，都是用正常開銷去設算退休生活費，卻往往沒想到老後病殘的風險，很多人都會輕忽中風與失智的危害，恐因醫療費用大增，吃掉了原有的養老存款或年金。
5. 想不到子女會病殘
其實子女病殘的風險比自己或父母病殘更嚴峻，因為子女的餘生漫長，會吃掉更多原本可以安度晚年的準備。尤其年輕人喜歡以機車代步，根據公路總局統計，機車事故死傷年齡以18~24歲最為嚴重。
6. 想不到子女會啃老
以往的社會確實較難想見子女啃老，但現在養兒「妨」老已經不再令人意外。日前有一位退伍後就啃老長達18年的案例，他一直到父親病逝，再也領不到每月一萬多元的榮民退休俸後才願意開始找工作。
7. 想不到會被騙失財產
詐騙集團讓人防不勝防，特別是與社會逐漸脫節的長輩們，更容易上當。
8. 想不到會財產重創
投資失利，是最常見的原因，特別是用高槓桿投資，包括「想不到」的風險，例如2016年的台南地震，維冠大樓倒塌，受災戶連房貸都還沒繳清，房子就已經瞬間變成一堆廢墟。
9. 想不到會有賠償意外
日前媒體報導，一名75歲的駕駛因腳麻煞車不及，撞壞五輛車，包括兩輛賓士、一輛BMW、一輛保時捷，光是車損就至少要賠三百萬元。
10. 想不到老後無伴
包括離婚、喪偶、子女移民、早逝等原因，都可能造成無偶、無子、無親、無友，最後完全孤鳥一隻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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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老人（日语：かりゅうろうじん）一词是日本社会学者藤田孝典于其2015年著作《下流老人: 一亿総老后崩壊の冲撃》[1]中所提出的。大意为日本近年来出现了大量过着中下阶层生活的老人，年金制度即将崩坏、长期照护缺乏人力、高龄医疗缺乏品质、照护条件日益提高、老人居住困难，而且未来会只增不减，若政府不提出有效政策，可能出现“1亿人的老后崩坏”。
“下流老人”这个名词的目的在于说明高龄者的贫穷生活，以及潜藏在其背后的问题，并没有瞧不起或歧视高龄者。
藤田也指出，许多他辅导的下流老人，年轻时也是年薪400万日元（约120万台币，28万人民币）中产阶级[2]。
特征[编辑]
下流老人有以下几项特征[3]：
收入极低：没有足够的存款。
未婚者：伴侣早殁或离婚者。
非正职者增多：经济成长停滞、青年就业情况不佳。
啃老族：儿女连自己都养不起，遑论奉养父母。
少子化：医疗与照护成本提高，没有依赖的人。
衍生问题[编辑]
日本[编辑]
目前日本的贫困老人估计有600～700万人，因碍于自尊心，拒绝申请辅助。
日本老化严重，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银发族，出现老人漂流社会，流转于医院和照护机构或因失智而成为游民的高龄者们;老后破产，连看病和吃饭的钱都没有的老人;内幕社会，揭露迫于生活铤而走险的犯罪老人;无缘社会，一年有3万2000名没人出面认领的遗体，孤独而死的老人。[4]
以下流老人为目标的恶质贫困商法，有不少养老院、照护中心、简易旅舍等，以低价吸引老人入居，但提供的环境、伙食、服务都差到极点。有些商人甚至恶劣到将下流老人请领的生活年金全部吞掉。
2014年向日本国民生活中心告发的类似案例达1454件，许多老人院和照护中心的卫生状况不佳，照护人员霸凌老人，老人被迫写遗嘱转移财产，还有老人院召了人、收了钱不久就倒闭。[5]
台湾[编辑]
高龄化社会将造成国家的财政负担，当受伤或生病时，也容易就面临破产、生活无以为济的危机，如同日本也有老人为了生活铤而走险犯罪等问题产生。[6]
台湾人口老化速度全球最快、年约增加23万个老人，加上少子化、低薪、中高龄失业等问题，许多学者专家预期，现在的青壮年人口，未来将落入“下流老人”的窘境，已非危言耸听。[7]
中国大陆[编辑]
中国大陆也慢慢步入高龄化，因一胎化政策导致少子化、贫富差距大、男女比例失调使未婚男子居多等，多项已符合“下流老人”条件，其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加以借鉴。[8]
香港[编辑]
“2014年香港贫穷状况报告”指出下流老人增加，65岁以上的贫穷人数增加9千人，约3个人中有1个人的收入是在贫穷线下。香港社福团体指出，政府的相关支援政策力道不足，要求加强社会福祉。[9]
根據暢銷書「下流老人」作者藤田孝典指出，即使月薪5萬元，都可能變成又窮又孤獨的下流老人，而他們求助社福機構大多是因為「付不出房租」、「沒錢就醫」、「沒錢繳健保費」…等，而且前來求助的老人甚至不敢相信，光是租金就吃掉大半老本。
到底是哪些「沒想到」的狀況，讓原本的中產階級最後淪為「下流老人」？
10種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狀況，最後導致沒錢且沒人陪伴。
1. 想不到房租如此沉重
「下流老人」一書中指出，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日本單身老人有33.9%都是租屋，因年金微薄、又要被房租吃掉，可能一天只能吃一頓飯，如果發生一點意外，連房租都付不出來時，又找不到社福機構收容，甚至會淪為街上遊民。
2. 想不到老後租不到屋
根據「崔媽媽文教基金會」調查，台灣只有0.45%的房東願意租給獨居老人，主要是擔心日後收不到租金，或是老人在屋裡出意外，增添日後麻煩。
3. 想不到雙親會病殘
因為照顧生病的雙親中年退出職場，二度就業困難，就算勉強找到工作，薪資也相當低。
4. 想不到自己會病殘
很多人在為老後做準備時，都是用正常開銷去設算退休生活費，卻往往沒想到老後病殘的風險，很多人都會輕忽中風與失智的危害，恐因醫療費用大增，吃掉了原有的養老存款或年金。
5. 想不到子女會病殘
其實子女病殘的風險比自己或父母病殘更嚴峻，因為子女的餘生漫長，會吃掉更多原本可以安度晚年的準備。尤其年輕人喜歡以機車代步，根據公路總局統計，機車事故死傷年齡以18~24歲最為嚴重。
6. 想不到子女會啃老
以往的社會確實較難想見子女啃老，但現在養兒「妨」老已經不再令人意外。日前有一位退伍後就啃老長達18年的案例，他一直到父親病逝，再也領不到每月一萬多元的榮民退休俸後才願意開始找工作。
7. 想不到會被騙失財產
詐騙集團讓人防不勝防，特別是與社會逐漸脫節的長輩們，更容易上當。
8. 想不到會財產重創
投資失利，是最常見的原因，特別是用高槓桿投資，包括「想不到」的風險，例如2016年的台南地震，維冠大樓倒塌，受災戶連房貸都還沒繳清，房子就已經瞬間變成一堆廢墟。
9. 想不到會有賠償意外
日前媒體報導，一名75歲的駕駛因腳麻煞車不及，撞壞五輛車，包括兩輛賓士、一輛BMW、一輛保時捷，光是車損就至少要賠三百萬元。
10. 想不到老後無伴
包括離婚、喪偶、子女移民、早逝等原因，都可能造成無偶、無子、無親、無友，最後完全孤鳥一隻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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