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言
《苏轼诗文鉴赏辞典》注释《王维吴道子画》“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的“无间言”为“没有缺点可言”。有误。
王水照《苏轼选集》、曾枣庄《三苏选集》、曹慕樊《东坡选集》、陶文鹏《苏轼集》、徐中玉《苏东坡文集导读》、葛泽溥《苏轼题画诗选评笺释》均译“间言”为“异议”。郭鹏著《苏轼及苏门诗人诗传》、曹中孚校注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卷二均译之为“异言”。“异议”、“异言”无甚差别。
“没有缺点可言”，乃是从客观着手，对没有缺点者敛衽，言下之意，对王维敛衽是因为王维的画没有缺点；“没有异议”，乃是从认同感来说的，是艺术倾向的相视、莫逆。苏东坡是在表达艺术取向，哪是因为何人没有缺点就偏向谁？这个取向关于审美，不关有无缺点。译成“没有缺点可言”显误。
二。祇园
《辞典》给“祇园”的“祇”字注音，注为“歧”音。王水照《苏轼选集》1984年版注音同之，然而2014年版则改注“纸”音；李之亮《苏东坡诗词文精选集》作“祗园”，注“支”音。《辞典》无误。
宋刊《东坡集》卷一作“祇园”，邵长蘅删补《注东坡先生诗》卷一作“祗园”。宜从前者。
三。令世？
《辞典》录《真兴寺阁》原文，作“作世令世惊”。写出从古所无的“令”字，叫人诧异。
检宋刊《东坡集》卷一、邵长蘅删补《注东坡先生诗》卷一、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一、黄任轲校点冯应榴辑注《苏诗合注》卷四，均作“今世”。正面说明，本集、注本全都没有“令世”的写法。
马德富《苏轼全集校注 诗集》卷四作“今世”，且未出校记。其对于有异文的“身强”则出了校记。侧面说明，“今世”从无第二种写法。
然而《辞典》居然新创了一种版本，作“令世”。可为一叹。
四。攀飞星
《辞典》对“攀飞星”作注，引杨亿儿时登楼诗“危楼高百尺”云云。有误。
以下内容多据张培峰《〈夜宿乌牙寺〉诗为李白所作考》。最早为“危楼高百尺”署名杨亿的资料，是周紫芝的《竹坡诗话》，原文为：世传杨文公方离襁褓，犹未能言，一日，家人携以登楼，忽自语如成人，因戏问之：“今日上楼，汝能作诗乎？”即应声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怕惊天上人。”旧见《古今诗话》载此一事。后又见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字画清劲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岂好事者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欤？仰亦太白之碑为伪耶？
在此之前，即有赵令畤的《侯鲭录》，其卷二载“危楼高百尺”云云或为王禹偁作；又载“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为李白作。
赵令畤和苏东坡关系颇好，然而东坡作《真兴寺阁》时，赵令畤还只有几岁。故东坡的“引手攀飞星”即便有所出，也绝不来于赵令畤的记载，更不来源于比赵令畤更后的周紫芝的记载。
杨亿虽然生在东坡前，然而“危楼高百尺”云云署名为杨亿，却最早见于周紫芝的记载。而在周紫芝之前，则是署名王禹偁而非杨亿。故《辞典》所注不当。
《辞典》如此注，其实是从王文诰《苏诗集成》转引。而王文诰之引杨亿，其实从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改来。后者署的则是李白之名。
在赵令畤之前，还有一个叫王得臣的人。东坡是嘉祐二年进士，得臣嘉祐四年进士，二人年纪或相仿。王得臣《麈史》载，曾阜宰蕲之黄梅时，曾发现“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之诗，署名“布衣李白”。而曾阜之宰蕲之黄梅，乃是在元丰年间。
故，东坡的“攀飞星”比这个元丰年间的发现还早二十年，自然也不来自此。
历史上，最早的几次记载“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作者为李白的材料，都从未说过“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也是李白作的。相反，这几则记载署名李白的诗的材料，所载的诗的开头二句不是“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就是“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
故，不论“不敢高声语”是否就是诗仙李白写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都和李白无关。小学课本对此署名李白，是错误的。事实上，小学课本对《寻隐者不遇》署名贾岛，《登鹳雀楼》署名王之涣，也都大可商榷的。
还有课本未署名的“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云云，“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云云。有兴趣者也可以探究一下。
2020/09/14（四），2021/07/15
《苏轼诗文鉴赏辞典》注释《王维吴道子画》“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的“无间言”为“没有缺点可言”。有误。
王水照《苏轼选集》、曾枣庄《三苏选集》、曹慕樊《东坡选集》、陶文鹏《苏轼集》、徐中玉《苏东坡文集导读》、葛泽溥《苏轼题画诗选评笺释》均译“间言”为“异议”。郭鹏著《苏轼及苏门诗人诗传》、曹中孚校注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卷二均译之为“异言”。“异议”、“异言”无甚差别。
“没有缺点可言”，乃是从客观着手，对没有缺点者敛衽，言下之意，对王维敛衽是因为王维的画没有缺点；“没有异议”，乃是从认同感来说的，是艺术倾向的相视、莫逆。苏东坡是在表达艺术取向，哪是因为何人没有缺点就偏向谁？这个取向关于审美，不关有无缺点。译成“没有缺点可言”显误。
二。祇园
《辞典》给“祇园”的“祇”字注音，注为“歧”音。王水照《苏轼选集》1984年版注音同之，然而2014年版则改注“纸”音；李之亮《苏东坡诗词文精选集》作“祗园”，注“支”音。《辞典》无误。
宋刊《东坡集》卷一作“祇园”，邵长蘅删补《注东坡先生诗》卷一作“祗园”。宜从前者。
三。令世？
《辞典》录《真兴寺阁》原文，作“作世令世惊”。写出从古所无的“令”字，叫人诧异。
检宋刊《东坡集》卷一、邵长蘅删补《注东坡先生诗》卷一、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一、黄任轲校点冯应榴辑注《苏诗合注》卷四，均作“今世”。正面说明，本集、注本全都没有“令世”的写法。
马德富《苏轼全集校注 诗集》卷四作“今世”，且未出校记。其对于有异文的“身强”则出了校记。侧面说明，“今世”从无第二种写法。
然而《辞典》居然新创了一种版本，作“令世”。可为一叹。
四。攀飞星
《辞典》对“攀飞星”作注，引杨亿儿时登楼诗“危楼高百尺”云云。有误。
以下内容多据张培峰《〈夜宿乌牙寺〉诗为李白所作考》。最早为“危楼高百尺”署名杨亿的资料，是周紫芝的《竹坡诗话》，原文为：世传杨文公方离襁褓，犹未能言，一日，家人携以登楼，忽自语如成人，因戏问之：“今日上楼，汝能作诗乎？”即应声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怕惊天上人。”旧见《古今诗话》载此一事。后又见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字画清劲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岂好事者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欤？仰亦太白之碑为伪耶？
在此之前，即有赵令畤的《侯鲭录》，其卷二载“危楼高百尺”云云或为王禹偁作；又载“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为李白作。
赵令畤和苏东坡关系颇好，然而东坡作《真兴寺阁》时，赵令畤还只有几岁。故东坡的“引手攀飞星”即便有所出，也绝不来于赵令畤的记载，更不来源于比赵令畤更后的周紫芝的记载。
杨亿虽然生在东坡前，然而“危楼高百尺”云云署名为杨亿，却最早见于周紫芝的记载。而在周紫芝之前，则是署名王禹偁而非杨亿。故《辞典》所注不当。
《辞典》如此注，其实是从王文诰《苏诗集成》转引。而王文诰之引杨亿，其实从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改来。后者署的则是李白之名。
在赵令畤之前，还有一个叫王得臣的人。东坡是嘉祐二年进士，得臣嘉祐四年进士，二人年纪或相仿。王得臣《麈史》载，曾阜宰蕲之黄梅时，曾发现“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之诗，署名“布衣李白”。而曾阜之宰蕲之黄梅，乃是在元丰年间。
故，东坡的“攀飞星”比这个元丰年间的发现还早二十年，自然也不来自此。
历史上，最早的几次记载“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作者为李白的材料，都从未说过“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也是李白作的。相反，这几则记载署名李白的诗的材料，所载的诗的开头二句不是“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就是“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
故，不论“不敢高声语”是否就是诗仙李白写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都和李白无关。小学课本对此署名李白，是错误的。事实上，小学课本对《寻隐者不遇》署名贾岛，《登鹳雀楼》署名王之涣，也都大可商榷的。
还有课本未署名的“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云云，“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云云。有兴趣者也可以探究一下。
2020/09/14（四），2021/07/15
#瓜棚探秘# 世界竹子看中国（四）。据统计，在适宜条件下，种植一株竹子，通过其地下茎的延伸及发笋成竹，不需要耕地播种，一二十年就能发展到数万根。民间说竹子“种一株、长一片”，一点儿也不夸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下强大的竹鞭王国才是竹子的“真身”，而地面上的那些竹竿，不过是竹子抓取阳光和空气的“手掌”罢了。只不过，比起地上青翠挺拔的竹竿，盘根错节的竹鞭不容易被利用，因此少人关注，深藏功与名。“竹连鞭、鞭生芽、芽孕笋、笋长竹，竹又养鞭”的循环，在激烈的自然竞争中有着明显生态优势。 https://t.cn/RhMNJv2
邢斌 ：论半夏
作者旁征博引，结合临床效果，说明半夏治疗不寐的用法、剂量、组方和功效。读书为临证之启发，临证为读书之检验，是谓半日临证半日读书也。黄煌教授体质学说列有半夏体质一种，可以与此文相互参考。
论半夏
半夏化痰，人所皆知。而我以为，半夏化有形之痰效果未必佳，其妙尤在除无形之痰。
历代医家重视痰证病机，因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故痰可于各脏腑、经络为害作祟，所以“痰之为患，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为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以上引文见《丹溪心法》）“，除喘咳外，其余见症说的都是无形之痰。
治无形之痰必倚仗半夏，必倚仗二陈汤。而医者多推崇温胆汤，我以为后者方中枳实、竹茹效用平平，除于痞胀、呕吐等有一定作用外，其余无形之痰皆不必用。
因痰与湿皆由津液失其正常的运化而产生，故密不可分，且临床有时难以明确区分，何为痰，何为湿，故我临证每每将二陈汤与平胃散同用，此即古方平陈汤。此方出自《医学入门》卷五，原主治食疟，以及风寒风湿所伤导致的痰嗽满闷。我用平陈汤的思路是发挥两方的优势，协同取效。因为在我心目中，二陈与平胃均为药味简单而效力宏大的好方子。
前述无形之痰的见症虽多，却也难免挂一漏万。故古人索性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或“怪病皆有痰”了。比如，失眠与痰的关系就很密切。
《灵枢·邪客》云：“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脏。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治疗的方法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半夏汤即半夏秫米汤，因《灵枢》从“阳盛阴虚”（按，此“阳盛阴虚”自与今意不同）立论，故后世解释半夏汤，亦多从这一角度展开。从阴阳立论，本无不可，但总觉蹈空踏虚，无益于临床应用本方。
唯林佩琴虽不能脱离从阴阳论之窠臼，但尚能直接从痰立论。《类证治裁》云：“盖不寐多由思虑劳神，惊忧怒火，气郁生涎，用半夏汤。半夏除痰而利小便，秫米益阴而利大肠，则阴阳交通而得卧也”。指出失眠多与痰涎有关，而半夏正是除痰之品。
另一张治疗不寐的名方是前曾提及之温胆汤。
温胆汤之名，首见北周姚僧垣《集验方》。该书已亡佚，部分内容为《外台秘要》收载。
《集验》温胆汤即为《外台秘要》所载，书云“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虚寒故也，宜服此汤方”，其组成是半夏、竹茹、橘皮、生姜、甘草、枳实。《千金方》之温胆汤主治与药物与此完全相同，唯枳实的剂量不同。
《三因方》有3首温胆汤，其中卷9、卷10之温胆汤是后世熟知、且常用的温胆汤。卷9之方主治与《外台秘要》引《集验》相同，并增补“惊悸”之症。卷10之方主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眩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症，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
《集验》温胆汤在“胆虚寒”上做文章。《三因》温胆汤虽也说什么“心胆虚怯”，但已生发出“气郁生涎，涎与气搏”的概念。可是后世医家仍多从“胆”字着眼。少有像《罗氏会约医镜》那样，直接点出：不寐“邪属痰饮，化之，如温胆汤、导痰汤之类”。其实把温胆汤与痰联系在一起，远比与胆联系在一起，更便于临床运用。
事 实上，温胆汤一定是具有化痰安神功效的（暂且不论是否与胆相关），从其组成即可知。与其组成接近的二陈汤，《医学心悟》就说：“有湿痰壅遏，神不安者，其症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至”。
失眠与痰有关，而半夏堪为大用，前述之半夏汤、温胆汤、二陈汤皆以半夏为主药。陶御风先生的《临证本草》还例举了《肘后》卷2治大病愈后，虚烦不得眠，腹中疼痛，懊憹之方，此方由半夏、秫米与茯苓组成。明·徐树丕《识小录》记载半夏、百部各1两治疗失眠的案例。《冷庐医话》卷3引《医学秘旨》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至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朱良春先生对这一配伍甚为赞赏，认为加入珍珠母入肝安魂，立意更为周匝，可治疗多种肝病所致的顽固性失眠。
半夏配夏枯草治疗失眠之说，我最早就是从《朱良春用药经验》一书中得知。这还是十三四年前之事了，后读书渐多，屡屡见到此说，无论是有关药对的书，还是有关治疗失眠临床经验的书，皆谓此经验出自《冷庐医话》引《医学秘旨》。
按《医学秘旨》一书，系《冷庐医话》的作者陆以湉从杭城书坊中购得。此书乃抄本，题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其书的写作年代。
后我读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发现在那篇著名的《吐血三要法》中，即有半夏、夏枯草治疗不寐的论述。
书中记载，庄含之久患吐血，其族兄庄一生为其治疗，疗效很好。庄含之除吐血外，还有不寐。庄一生说：“《甲乙经》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当留于阳，阳盛阴虚，故目不能瞑。此之谓也。治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盖半夏得一阴之气而枯，所谓生于阳而成于阴者，故能引阳气入于阴，而成于阴者为血分之药，意惟此可以治之。乃用夏枯草一两，作甘澜水煮服，覆杯而卧立至。”庄一生虽未将半夏与夏枯草同用，但是他已道出半夏与夏枯草是性质相对的两个药，前者生于阳而成于阴，能引阳气入于阴，而后者成于阴为血分之药。应该视为半夏与夏枯草配伍的源头，或者说启发了后来医家如此配伍。
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认为夏枯草“兼有和阳养阴之功，失血后不寐者，服之即寐，其性可见矣”。此语似从《广笔记》庄含之一案拈出。
此外，清代名医蒋椿田也有夏枯草与半夏的配伍经验，见《重订灵兰要览》。按，《灵兰要览》系王肯堂原著，清人顾金寿予以评订。在“不得卧”一条下，顾氏介绍其友蒋椿田的经验，每用制半夏、夏枯草各五钱，取阴阳相配之义，浓煎长流水，竟覆杯而卧。
这是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关于半夏、夏枯草配伍的一些知识。但是，由于无法考证西溪居士为何人，所以，这一配伍经验的来龙去脉还无法确切地知道。
我在临床常以重剂半夏（30~80g）治失眠，大概已有十年了，最近甚至用到100g。最初曾配伍夏枯草，但后来发现治失眠的效果全在重用半夏，夏枯草并无效验，后遂弃夏枯草而不用。也用过温胆汤，但觉得枳实、竹茹用不用效果好像没有多少区别，遂仅用二陈汤，后合平胃散，并加用菖蒲、远志，定名为平陈宁神汤，取效者颇多。
治失眠为何要重用半夏？其实不仅失眠，凡属痰证用半夏，一般均宜用较大剂量，因为量小效果不显著，而失眠更应用重剂半夏。
吴鞠通用半夏就颇猛。如治秀氏产后不寐，与半夏汤。先用半夏一两不应，次服二两得熟寐，又减至一两仍不寐，又加至二两又得寐，又减又不得寐；于是竟用二两，服七八帖后，以他方收功。又治李某，用半夏汤，姜半夏用二两，效果只是得寐而未熟。痰饮门中又治某人卧不安，未记姓氏，用姜半夏二两五钱。可见吴鞠通用半夏是有经验有教训，有胆有识的。
现代医家中重用半夏者也不乏其人，如万友生先生。其他诸位，我不复记其姓名，因为都是十多年前“随便翻翻”（鲁迅语）的收获。
再说用半夏的指征。我以为痰湿为患甚广，很难以某个见症作为用药指征。我重视两点，一是苔腻，二是口腻。两者有其一即用半夏，并视苔腻的程度而选择适宜的剂量，当然症状的轻重也是需要考虑的。
多年来重用半夏，从未见有任何毒副作用。因为药房未备生半夏，故我未有用生半夏的经验。以上所说者皆为制半夏。
此外，还需提一笔。若治失眠的话，茯苓也宜用大剂，常用30~100g。此经验我忘其出处，似见载于某期的《中医杂志》。后知陶御风先生也用大剂茯苓治失眠。
【本文摘自《半日临证半日读书》
作者旁征博引，结合临床效果，说明半夏治疗不寐的用法、剂量、组方和功效。读书为临证之启发，临证为读书之检验，是谓半日临证半日读书也。黄煌教授体质学说列有半夏体质一种，可以与此文相互参考。
论半夏
半夏化痰，人所皆知。而我以为，半夏化有形之痰效果未必佳，其妙尤在除无形之痰。
历代医家重视痰证病机，因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故痰可于各脏腑、经络为害作祟，所以“痰之为患，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为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以上引文见《丹溪心法》）“，除喘咳外，其余见症说的都是无形之痰。
治无形之痰必倚仗半夏，必倚仗二陈汤。而医者多推崇温胆汤，我以为后者方中枳实、竹茹效用平平，除于痞胀、呕吐等有一定作用外，其余无形之痰皆不必用。
因痰与湿皆由津液失其正常的运化而产生，故密不可分，且临床有时难以明确区分，何为痰，何为湿，故我临证每每将二陈汤与平胃散同用，此即古方平陈汤。此方出自《医学入门》卷五，原主治食疟，以及风寒风湿所伤导致的痰嗽满闷。我用平陈汤的思路是发挥两方的优势，协同取效。因为在我心目中，二陈与平胃均为药味简单而效力宏大的好方子。
前述无形之痰的见症虽多，却也难免挂一漏万。故古人索性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或“怪病皆有痰”了。比如，失眠与痰的关系就很密切。
《灵枢·邪客》云：“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脏。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治疗的方法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半夏汤即半夏秫米汤，因《灵枢》从“阳盛阴虚”（按，此“阳盛阴虚”自与今意不同）立论，故后世解释半夏汤，亦多从这一角度展开。从阴阳立论，本无不可，但总觉蹈空踏虚，无益于临床应用本方。
唯林佩琴虽不能脱离从阴阳论之窠臼，但尚能直接从痰立论。《类证治裁》云：“盖不寐多由思虑劳神，惊忧怒火，气郁生涎，用半夏汤。半夏除痰而利小便，秫米益阴而利大肠，则阴阳交通而得卧也”。指出失眠多与痰涎有关，而半夏正是除痰之品。
另一张治疗不寐的名方是前曾提及之温胆汤。
温胆汤之名，首见北周姚僧垣《集验方》。该书已亡佚，部分内容为《外台秘要》收载。
《集验》温胆汤即为《外台秘要》所载，书云“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虚寒故也，宜服此汤方”，其组成是半夏、竹茹、橘皮、生姜、甘草、枳实。《千金方》之温胆汤主治与药物与此完全相同，唯枳实的剂量不同。
《三因方》有3首温胆汤，其中卷9、卷10之温胆汤是后世熟知、且常用的温胆汤。卷9之方主治与《外台秘要》引《集验》相同，并增补“惊悸”之症。卷10之方主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眩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症，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
《集验》温胆汤在“胆虚寒”上做文章。《三因》温胆汤虽也说什么“心胆虚怯”，但已生发出“气郁生涎，涎与气搏”的概念。可是后世医家仍多从“胆”字着眼。少有像《罗氏会约医镜》那样，直接点出：不寐“邪属痰饮，化之，如温胆汤、导痰汤之类”。其实把温胆汤与痰联系在一起，远比与胆联系在一起，更便于临床运用。
事 实上，温胆汤一定是具有化痰安神功效的（暂且不论是否与胆相关），从其组成即可知。与其组成接近的二陈汤，《医学心悟》就说：“有湿痰壅遏，神不安者，其症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至”。
失眠与痰有关，而半夏堪为大用，前述之半夏汤、温胆汤、二陈汤皆以半夏为主药。陶御风先生的《临证本草》还例举了《肘后》卷2治大病愈后，虚烦不得眠，腹中疼痛，懊憹之方，此方由半夏、秫米与茯苓组成。明·徐树丕《识小录》记载半夏、百部各1两治疗失眠的案例。《冷庐医话》卷3引《医学秘旨》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至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朱良春先生对这一配伍甚为赞赏，认为加入珍珠母入肝安魂，立意更为周匝，可治疗多种肝病所致的顽固性失眠。
半夏配夏枯草治疗失眠之说，我最早就是从《朱良春用药经验》一书中得知。这还是十三四年前之事了，后读书渐多，屡屡见到此说，无论是有关药对的书，还是有关治疗失眠临床经验的书，皆谓此经验出自《冷庐医话》引《医学秘旨》。
按《医学秘旨》一书，系《冷庐医话》的作者陆以湉从杭城书坊中购得。此书乃抄本，题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其书的写作年代。
后我读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发现在那篇著名的《吐血三要法》中，即有半夏、夏枯草治疗不寐的论述。
书中记载，庄含之久患吐血，其族兄庄一生为其治疗，疗效很好。庄含之除吐血外，还有不寐。庄一生说：“《甲乙经》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当留于阳，阳盛阴虚，故目不能瞑。此之谓也。治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盖半夏得一阴之气而枯，所谓生于阳而成于阴者，故能引阳气入于阴，而成于阴者为血分之药，意惟此可以治之。乃用夏枯草一两，作甘澜水煮服，覆杯而卧立至。”庄一生虽未将半夏与夏枯草同用，但是他已道出半夏与夏枯草是性质相对的两个药，前者生于阳而成于阴，能引阳气入于阴，而后者成于阴为血分之药。应该视为半夏与夏枯草配伍的源头，或者说启发了后来医家如此配伍。
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认为夏枯草“兼有和阳养阴之功，失血后不寐者，服之即寐，其性可见矣”。此语似从《广笔记》庄含之一案拈出。
此外，清代名医蒋椿田也有夏枯草与半夏的配伍经验，见《重订灵兰要览》。按，《灵兰要览》系王肯堂原著，清人顾金寿予以评订。在“不得卧”一条下，顾氏介绍其友蒋椿田的经验，每用制半夏、夏枯草各五钱，取阴阳相配之义，浓煎长流水，竟覆杯而卧。
这是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关于半夏、夏枯草配伍的一些知识。但是，由于无法考证西溪居士为何人，所以，这一配伍经验的来龙去脉还无法确切地知道。
我在临床常以重剂半夏（30~80g）治失眠，大概已有十年了，最近甚至用到100g。最初曾配伍夏枯草，但后来发现治失眠的效果全在重用半夏，夏枯草并无效验，后遂弃夏枯草而不用。也用过温胆汤，但觉得枳实、竹茹用不用效果好像没有多少区别，遂仅用二陈汤，后合平胃散，并加用菖蒲、远志，定名为平陈宁神汤，取效者颇多。
治失眠为何要重用半夏？其实不仅失眠，凡属痰证用半夏，一般均宜用较大剂量，因为量小效果不显著，而失眠更应用重剂半夏。
吴鞠通用半夏就颇猛。如治秀氏产后不寐，与半夏汤。先用半夏一两不应，次服二两得熟寐，又减至一两仍不寐，又加至二两又得寐，又减又不得寐；于是竟用二两，服七八帖后，以他方收功。又治李某，用半夏汤，姜半夏用二两，效果只是得寐而未熟。痰饮门中又治某人卧不安，未记姓氏，用姜半夏二两五钱。可见吴鞠通用半夏是有经验有教训，有胆有识的。
现代医家中重用半夏者也不乏其人，如万友生先生。其他诸位，我不复记其姓名，因为都是十多年前“随便翻翻”（鲁迅语）的收获。
再说用半夏的指征。我以为痰湿为患甚广，很难以某个见症作为用药指征。我重视两点，一是苔腻，二是口腻。两者有其一即用半夏，并视苔腻的程度而选择适宜的剂量，当然症状的轻重也是需要考虑的。
多年来重用半夏，从未见有任何毒副作用。因为药房未备生半夏，故我未有用生半夏的经验。以上所说者皆为制半夏。
此外，还需提一笔。若治失眠的话，茯苓也宜用大剂，常用30~100g。此经验我忘其出处，似见载于某期的《中医杂志》。后知陶御风先生也用大剂茯苓治失眠。
【本文摘自《半日临证半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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