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宣城市第五次党代会# 【“宣城+”②】又是菊黄蟹肥时。“起螃蟹喽！”一大早，江苏南京高淳区的客商就来到一水之隔的安徽宣城市宣州区蒋山村，上门收螃蟹。今年行情不错，村里的养蟹户史小云乐得合不拢嘴：“三两的母蟹已经卖到100元一斤，收成好着哩！”
这是水乡的收获季。山乡绩溪荆州，同样迎来丰收，眼下正值山核桃开杆。“竹竿摇，满地金。今年核桃产量高过往年，小核桃成了全乡村民的‘致富果’。”村民胡小峰看着挎篮里的“金疙瘩”，掩不住的喜悦，溢于言表。
今天，恰逢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稻薮卷起千层浪，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斑斓画卷在宣城大地徐徐铺展……
铆足干劲秋风起，晒秋忙。眼下，在绩溪县家朋村，心灵手巧的村民，正以阳台、屋顶为画板，以辣椒、玉米、柿子等农作物为画笔，绘制出了梯田里最诗意的秋天。“春天赏油菜，秋冬看‘晒秋’，我们村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说及村里的变化，村民许利的话止不住往外冒。他是当地一家民宿的店掌柜，如今依托当地乡村旅游，每年收入近30万元。
如今的家朋村，光农家乐就开了52家。乡村旅游不但给村子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财气，当地山核桃、笋干等土特产的畅销，更是让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络绎游人纷沓来”，说的是家朋的发展路径，描绘的却是宣城的乡村巨变。“以前螃蟹都是零星散养，品质跟不上，销售也吃力。”蒋山村党总支书记程春六坦言，如今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滞销到畅销，这还得从规模化的生态养殖说起。近年来，蒋山村把河蟹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抓，将3500亩水塘进行升级改造，有了远程增氧、智能投喂、水质调节、病虫害防治等科技加持，蟹农从“会”养蟹到“慧”养蟹，螃蟹个个质优味美。
产业发展前景好，村民干劲自然足。现在的蒋山村，还实施了鱼虾蟹混合养殖，种苗繁育、电子商务等相关行业随之兴起，不少农户也因蟹“翻身”，很多村民每年纯收入都在6万元以上。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近年来，宣城坚持农村产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发展转变，重点培育茶叶、水稻等特色优势产业，连续5年粮食总产量突破126万吨，累计建成192万亩高标准农田，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016亿元。宣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旭华介绍，立足于好资源好生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推进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目前，宣城市创成省级休闲农业示范园区25家，创成省乡村旅游示范村25个、省优秀旅游乡镇37个。
鼓足闯劲 一座山、一块地、一片湖能实现“存取”还能变现？这在旌德县柳溪村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8月，安徽省首家“两山银行”在旌德县柳溪村挂牌成立，山、林、田等碎片化的生态资源存入“两山银行”后，由银行进行市场化运作。“银行引来的两家公司，已经在村里发展香榧、白茶种植，230位村民也在种植基地有了稳定工作。”柳溪村党总支书记姚洪武说，这样的改革创新直接解决了本村林农“有地无钱”和公司、大户“有钱无地”的矛盾，唤醒了村里“沉睡”的生态资源。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离不开深化改革。近年来，有“闯劲”的宣城，一直走在全省农村农业工作改革的前列。通过改革，农村发展惊喜连连。宣州区花园村在全省率先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率先实行村集体资产自主经营、率先拿到合作社工商营业执照，被誉为“安徽股改第一村”。通过“股改”，该村自主经营养老院、酒店、蔬菜配送等事业，去年全村经营性收入高达514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破3万元。“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我们的身份变了，成了‘股民’，眼下又要迎来我们的第4年分红。”在花园村村民刘琦眼里，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荒地”变成“金山”，“城中村”变成“幸福村”，农民腰包一天比一天“得劲”。改革也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开了一扇扇增收的大门，目前，宣城市822个村全部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中121个村实现分红，累计分红499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8万元。
添足后劲在宁国市西村“遇见童年的自己”；在宣州区朱桥乡“揺橹小镇”体验梦里水乡；在广德市茆林村寻找中国航天事业起步足迹……在宣城，每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宣城在全省率先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进”行动计划，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由“以点为主”向“由点到面”战略转换。如何做到百镇千村、百花齐放？规划至关重要。规划编制中，宣城市坚持以旧村改造为主，保护村庄的乡土风貌、自然肌理、老屋旧宅、田园风光。并突出各个村特色和唯一性，打造出最大亮点。以农村环境“三大革命”为“画笔”，擦亮乡村容颜。目前共建设各级美丽乡村中心村603个。770个行政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郎溪、绩溪、广德、宁国先后荣获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表彰。并创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2个。
“颜值”焕新，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后劲”还在后头！泾县黄田村修复了境内保存的57处清代古民居建筑群。独特的风景，吸引了《大江大河》等影视剧组来此取景拍摄，一时间名声大噪；旌德县江村因旅游兴起，不少“90后”回村经营特色民宿，“归雁”成了带动村民致富的“头雁”；郎溪县的下吴村，曾经的“山这边、山那边”，虽一山之隔，却两般天地；如今逆袭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村……站在新起点，朝着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未来，宣城市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正奋勇争先，共同唱响一曲乡村振兴的大合唱。
这是水乡的收获季。山乡绩溪荆州，同样迎来丰收，眼下正值山核桃开杆。“竹竿摇，满地金。今年核桃产量高过往年，小核桃成了全乡村民的‘致富果’。”村民胡小峰看着挎篮里的“金疙瘩”，掩不住的喜悦，溢于言表。
今天，恰逢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稻薮卷起千层浪，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斑斓画卷在宣城大地徐徐铺展……
铆足干劲秋风起，晒秋忙。眼下，在绩溪县家朋村，心灵手巧的村民，正以阳台、屋顶为画板，以辣椒、玉米、柿子等农作物为画笔，绘制出了梯田里最诗意的秋天。“春天赏油菜，秋冬看‘晒秋’，我们村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说及村里的变化，村民许利的话止不住往外冒。他是当地一家民宿的店掌柜，如今依托当地乡村旅游，每年收入近30万元。
如今的家朋村，光农家乐就开了52家。乡村旅游不但给村子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财气，当地山核桃、笋干等土特产的畅销，更是让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络绎游人纷沓来”，说的是家朋的发展路径，描绘的却是宣城的乡村巨变。“以前螃蟹都是零星散养，品质跟不上，销售也吃力。”蒋山村党总支书记程春六坦言，如今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滞销到畅销，这还得从规模化的生态养殖说起。近年来，蒋山村把河蟹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抓，将3500亩水塘进行升级改造，有了远程增氧、智能投喂、水质调节、病虫害防治等科技加持，蟹农从“会”养蟹到“慧”养蟹，螃蟹个个质优味美。
产业发展前景好，村民干劲自然足。现在的蒋山村，还实施了鱼虾蟹混合养殖，种苗繁育、电子商务等相关行业随之兴起，不少农户也因蟹“翻身”，很多村民每年纯收入都在6万元以上。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近年来，宣城坚持农村产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发展转变，重点培育茶叶、水稻等特色优势产业，连续5年粮食总产量突破126万吨，累计建成192万亩高标准农田，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016亿元。宣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旭华介绍，立足于好资源好生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推进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目前，宣城市创成省级休闲农业示范园区25家，创成省乡村旅游示范村25个、省优秀旅游乡镇37个。
鼓足闯劲 一座山、一块地、一片湖能实现“存取”还能变现？这在旌德县柳溪村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8月，安徽省首家“两山银行”在旌德县柳溪村挂牌成立，山、林、田等碎片化的生态资源存入“两山银行”后，由银行进行市场化运作。“银行引来的两家公司，已经在村里发展香榧、白茶种植，230位村民也在种植基地有了稳定工作。”柳溪村党总支书记姚洪武说，这样的改革创新直接解决了本村林农“有地无钱”和公司、大户“有钱无地”的矛盾，唤醒了村里“沉睡”的生态资源。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离不开深化改革。近年来，有“闯劲”的宣城，一直走在全省农村农业工作改革的前列。通过改革，农村发展惊喜连连。宣州区花园村在全省率先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率先实行村集体资产自主经营、率先拿到合作社工商营业执照，被誉为“安徽股改第一村”。通过“股改”，该村自主经营养老院、酒店、蔬菜配送等事业，去年全村经营性收入高达514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破3万元。“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我们的身份变了，成了‘股民’，眼下又要迎来我们的第4年分红。”在花园村村民刘琦眼里，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荒地”变成“金山”，“城中村”变成“幸福村”，农民腰包一天比一天“得劲”。改革也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开了一扇扇增收的大门，目前，宣城市822个村全部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中121个村实现分红，累计分红499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8万元。
添足后劲在宁国市西村“遇见童年的自己”；在宣州区朱桥乡“揺橹小镇”体验梦里水乡；在广德市茆林村寻找中国航天事业起步足迹……在宣城，每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宣城在全省率先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进”行动计划，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由“以点为主”向“由点到面”战略转换。如何做到百镇千村、百花齐放？规划至关重要。规划编制中，宣城市坚持以旧村改造为主，保护村庄的乡土风貌、自然肌理、老屋旧宅、田园风光。并突出各个村特色和唯一性，打造出最大亮点。以农村环境“三大革命”为“画笔”，擦亮乡村容颜。目前共建设各级美丽乡村中心村603个。770个行政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郎溪、绩溪、广德、宁国先后荣获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表彰。并创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2个。
“颜值”焕新，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后劲”还在后头！泾县黄田村修复了境内保存的57处清代古民居建筑群。独特的风景，吸引了《大江大河》等影视剧组来此取景拍摄，一时间名声大噪；旌德县江村因旅游兴起，不少“90后”回村经营特色民宿，“归雁”成了带动村民致富的“头雁”；郎溪县的下吴村，曾经的“山这边、山那边”，虽一山之隔，却两般天地；如今逆袭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村……站在新起点，朝着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未来，宣城市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正奋勇争先，共同唱响一曲乡村振兴的大合唱。
面相分析：
从面相上看，鼻子长得好啊，鼻翼丰厚分明，鼻头圆润的，正财偏财占足了，印堂宽阔且平 整，有男人胸襟与志气，为女人中的大丈夫，自然在对待自己的爱情上面是要主动进攻 。桃花运不错，但是也易招惹烂桃花，很容易出现遇人不淑的情况，感情道路并不是很顺利。官禄宫长痣，会破坏事业方面的运势，事业发展容易有挫折 。
从面相上看，鼻子长得好啊，鼻翼丰厚分明，鼻头圆润的，正财偏财占足了，印堂宽阔且平 整，有男人胸襟与志气，为女人中的大丈夫，自然在对待自己的爱情上面是要主动进攻 。桃花运不错，但是也易招惹烂桃花，很容易出现遇人不淑的情况，感情道路并不是很顺利。官禄宫长痣，会破坏事业方面的运势，事业发展容易有挫折 。
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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