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
公元419年，深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信任的大臣崔浩开始收集各种历书、考证汉朝以来的日月食等天象记载，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部北魏的历法《魏书》。崔浩把编撰的资料拿给另一位大臣高允看。高允看过后对崔浩说，书里写的汉元年十月 五星聚集在井宿，这是原先历书里的一个错误，你们也照写下来了。崔浩说，什么错误呢？高允说，根据《星传》所记载，太白（金星）、辰星（水星）常常运行在太阳前后（“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太阳运行在尾、箕，金星与水星岂能背日而行于井木呢？ （《资治通鉴.宋纪五》）
高允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1，古代历法中的几月通常是现在我们说的阴历（农历），那么阴历十月大概相当于现代公历的11月左右。11月，太阳运行在天蝎座（10月24日-11月22日）与射手座（11月23日-12月21日）之间。
2，高允所说的“尾、箕”是指二十八星宿中的中的尾火宿与箕水宿，这两个星宿前后相连，现在正处于射手座和摩羯座之间（图1所示）。但由于地球自转产生岁差，每70年差一度，西汉元年是公元前202年，与现在相隔大概2220年，2220/70约等于31，岁差导致现在的28星宿与黄道十二宫的位置对应与公元前202年的发生偏移，向西移动了大概31度左右。那么，以现在的尾火宿与箕水宿的位置向东后退移动31度，正好处于天蝎座与射手座之间。那时的农历十月（阳历11月前后），太阳仍在天蝎与射手之间，与今时一致，但太阳落的星宿却在不同的星宿：可见高允所言“太阳十月在尾、箕”无误（图2左下所示），之所以与今日不同 是岁差所致。
3，金星与水星都属于地内行星，金星运行离太阳前后不超过60度，水星离太阳前后不差30度。所以，通过太阳的位置，也不难定位金水而行的运行范围。原本历书所记录的被高允指出错误的记载是“十月金星与水星运行在井宿”，井木宿现在处于狮子座与巨蟹座之间，2220年前的井木宿大约在巨蟹座与双子座（图2中右上方所示）。巨蟹座和双子座 距离天蝎座和射手座相差超过3个星座，大于90度了，所以当太阳运行在天蝎座与射手座之间的时候，金水断然不可能运行在双子与巨蟹。所以，高允所指出的历书记载谬误存在。
当高允指出错误时崔浩并不以为然，他本人颇通晓天文象数，此前太武帝拓跋焘多次出征前征集大臣讨论，众人反对时，都是唯有崔浩支持，而每次出兵结果大都如其所言，崔浩因此深得拓跋焘信任。崔浩对高允说，难道天象就不能有异常吗，天象经常会有异象出现的啊。高允说，这不是空谈异象 用嘴辩论就能解决的，虽然天文时有异象，但天道运行更有其不变的恒常定数。
之后崔浩专门派人做核对检查，果然发现那本历书所记是错的，应当是“十月往前三个月，金水二星聚于井宿”。十月的往前三个月是农历七月，对应现在的8月份前后，太阳在狮子座与处女座之间；双子座离狮子不超两宫 巨蟹离狮子座和处女座不超过两宫，金水此时在井宿所处的双子座与巨蟹座，是合乎运行规律的。
崔浩所说的“天文异象”的确时有发生，一些异常的星象的确存在，比如日月食 比如金水逆 比如荧惑停留 比如孛星现等等，但在波谲云诡的变数之中，天道规则本身是永恒不变的。事实上，就连所谓的“变化异象”，也都在那个根本不变的规则法度运行之中。高允之所以能够断定历书所记载的谬误，不被“天文异象”所蒙蔽，不被崔浩的不屑影响判断，只是因为他明确知道太阳与金星水星的运行规律，他深知那个成就万物 造化众生 主宰一切的天道法则是不变的。
有人说，哎呀都什么时代了，时代变了，人的想法变了，价值标准变了，过去的那些不管用不适应了。哦？果真如此么？事实上，是时代变了，是人的想法变了，而人以为的价值标准改变只是人心变异的幻觉，正是相由心生所致。但，变化之中 总有定理，变异之中 是因为那个不变的存在 才对比出了“变异”。自始至终 天道的衡量标准是贯穿始终的：评断人生命能量，主掌何去何从的标准是不以时代 不因人心而变的。
千变万化之中，有其不变的根本，抓住了根本，自然能够不被纷繁表象 不被各种不同言论声音所迷惑，自然能够通过根本 以其恒定唯一的法则 明辨是非 判断善恶 看透事物的本质。天象的本质在天道运行规律，那人间世的本质，又何尝不是呢？
公元419年，深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信任的大臣崔浩开始收集各种历书、考证汉朝以来的日月食等天象记载，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部北魏的历法《魏书》。崔浩把编撰的资料拿给另一位大臣高允看。高允看过后对崔浩说，书里写的汉元年十月 五星聚集在井宿，这是原先历书里的一个错误，你们也照写下来了。崔浩说，什么错误呢？高允说，根据《星传》所记载，太白（金星）、辰星（水星）常常运行在太阳前后（“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太阳运行在尾、箕，金星与水星岂能背日而行于井木呢？ （《资治通鉴.宋纪五》）
高允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1，古代历法中的几月通常是现在我们说的阴历（农历），那么阴历十月大概相当于现代公历的11月左右。11月，太阳运行在天蝎座（10月24日-11月22日）与射手座（11月23日-12月21日）之间。
2，高允所说的“尾、箕”是指二十八星宿中的中的尾火宿与箕水宿，这两个星宿前后相连，现在正处于射手座和摩羯座之间（图1所示）。但由于地球自转产生岁差，每70年差一度，西汉元年是公元前202年，与现在相隔大概2220年，2220/70约等于31，岁差导致现在的28星宿与黄道十二宫的位置对应与公元前202年的发生偏移，向西移动了大概31度左右。那么，以现在的尾火宿与箕水宿的位置向东后退移动31度，正好处于天蝎座与射手座之间。那时的农历十月（阳历11月前后），太阳仍在天蝎与射手之间，与今时一致，但太阳落的星宿却在不同的星宿：可见高允所言“太阳十月在尾、箕”无误（图2左下所示），之所以与今日不同 是岁差所致。
3，金星与水星都属于地内行星，金星运行离太阳前后不超过60度，水星离太阳前后不差30度。所以，通过太阳的位置，也不难定位金水而行的运行范围。原本历书所记录的被高允指出错误的记载是“十月金星与水星运行在井宿”，井木宿现在处于狮子座与巨蟹座之间，2220年前的井木宿大约在巨蟹座与双子座（图2中右上方所示）。巨蟹座和双子座 距离天蝎座和射手座相差超过3个星座，大于90度了，所以当太阳运行在天蝎座与射手座之间的时候，金水断然不可能运行在双子与巨蟹。所以，高允所指出的历书记载谬误存在。
当高允指出错误时崔浩并不以为然，他本人颇通晓天文象数，此前太武帝拓跋焘多次出征前征集大臣讨论，众人反对时，都是唯有崔浩支持，而每次出兵结果大都如其所言，崔浩因此深得拓跋焘信任。崔浩对高允说，难道天象就不能有异常吗，天象经常会有异象出现的啊。高允说，这不是空谈异象 用嘴辩论就能解决的，虽然天文时有异象，但天道运行更有其不变的恒常定数。
之后崔浩专门派人做核对检查，果然发现那本历书所记是错的，应当是“十月往前三个月，金水二星聚于井宿”。十月的往前三个月是农历七月，对应现在的8月份前后，太阳在狮子座与处女座之间；双子座离狮子不超两宫 巨蟹离狮子座和处女座不超过两宫，金水此时在井宿所处的双子座与巨蟹座，是合乎运行规律的。
崔浩所说的“天文异象”的确时有发生，一些异常的星象的确存在，比如日月食 比如金水逆 比如荧惑停留 比如孛星现等等，但在波谲云诡的变数之中，天道规则本身是永恒不变的。事实上，就连所谓的“变化异象”，也都在那个根本不变的规则法度运行之中。高允之所以能够断定历书所记载的谬误，不被“天文异象”所蒙蔽，不被崔浩的不屑影响判断，只是因为他明确知道太阳与金星水星的运行规律，他深知那个成就万物 造化众生 主宰一切的天道法则是不变的。
有人说，哎呀都什么时代了，时代变了，人的想法变了，价值标准变了，过去的那些不管用不适应了。哦？果真如此么？事实上，是时代变了，是人的想法变了，而人以为的价值标准改变只是人心变异的幻觉，正是相由心生所致。但，变化之中 总有定理，变异之中 是因为那个不变的存在 才对比出了“变异”。自始至终 天道的衡量标准是贯穿始终的：评断人生命能量，主掌何去何从的标准是不以时代 不因人心而变的。
千变万化之中，有其不变的根本，抓住了根本，自然能够不被纷繁表象 不被各种不同言论声音所迷惑，自然能够通过根本 以其恒定唯一的法则 明辨是非 判断善恶 看透事物的本质。天象的本质在天道运行规律，那人间世的本质，又何尝不是呢？
志在天下的孙权，却因为目光短浅，错过了唯一能够夺取天下的机会！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富翁无子请佛观因果，弥猴投胎出家应佛言！
舍卫国中，有位名叫师质的婆罗门，虽然拥有万贯家财，却始终没有子息。烦恼的师质跑去请教当地的外道，外道观看他的面相后，便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没有子女的因缘。师质回家后，一想到没有子女继承家业，死后所有财产便会通通归入国王手中，不禁愁眉不展，郁郁寡欢。
一天，与师质之妻相识的比丘尼，刚好到婆罗门家托钵，见到师质如此忧愁憔悴，关心地询问：“你的丈夫为何看来如此忧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妻子便将事情原委一一道出。比丘尼一听，告诉婆罗门夫妇说：“这些外道的智慧还未究竟圆满，怎能了知人的三世因果呢?你们可以去请示尊贵的佛陀，他是一位证道开悟的觉者，能够了达诸法实相，洞彻过去未来，事事无所障碍。”
听了比丘尼的建议，师质心中升起一线曙光，满怀希望来到祇树给孤独园。他以至诚恭敬之心顶礼佛陀，并且表明来意。世尊观察因缘后，告诉他：“请不要担心，你将来会有个福德具足的儿子，长大后还会出家修行。”师质听了欣喜若狂，欢喜之余，更祈请佛陀与众比丘隔日到家中应供。
第二天，师质夫妇尽心准备了丰盛的斋点供养僧众。结束后，佛陀一行人于归途中，经过一个湖泊，湖水清澈甘美，于是大众便停下来歇息，并至湖边清洗钵器。正当大众在树下休息时，忽然有一只弥猴跑到阿难尊者身边向他索钵。阿难见状，不晓得弥猴的用意，也深怕它会弄破钵，便不加以理会。佛陀告诉阿难：“你就将钵交给它吧!不要担忧。”
弥猴拿到钵后，飞快地跑到有蜂窝的树上去汲取蜂蜜，并以清凉的泉水调和，供养世尊。慈悲的佛陀将蜜水分给大众享用，也让弥猴的福报再增福报。弥猴看到自己能有此殊胜因缘供养佛陀及众比丘，不禁欢喜非常，手足舞蹈，一不小心竟跌落至大坑中，因此命终。
弥猴往生后，投生至师质家中。等到足月，师质的妻子产下一名相貌端严的男婴。最不可思议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家中所有的器皿都涌满蜜汁，其瑞相让夫妇俩高兴不已。初为人父的师质特别请了几位相命师来占卜儿子的命运，相命师除了为他取名为“摩头罗瑟质”(义为满蜜)外，也都说这位孩子具足无上福德，将来必有光明的前程。
摩头罗瑟质长大后，非常向往出家的生活，于是央求父母让他出家修行。但是爱子心切的师质夫妇，面对唯一的儿子，却始终无法割舍放下。心意已决的摩头罗瑟质，于是告诉双亲：“出家修行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如果你们还是不能成就我的愿行，我将结束我的生命，离开人世。”父母一听，回想起当初世尊所说的话，发觉再阻止也没有意义，便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摩头罗瑟质拜别父母，来到祇树给孤独园，以至诚恭敬之心顶礼佛陀，恳求出家。世尊知道摩头罗瑟质的因缘已经成熟，于是慈悲说道：“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摩头罗瑟质由于自身的愿力与佛的威神力加持，马上示现比丘相，在聆听佛陀微妙法音的同时，即证阿罗汉果。日后，众比丘每每到人间行脚教化时，只要口渴，摩头罗瑟质便将钵掷向空中，钵里自然就会涌满蜜水，让大众解渴。
阿难尊者见摩头罗瑟质如此殊胜的果报，感到非常好奇，便向佛陀请示原因，世尊于是将他过去生的因缘娓娓道来。阿难尊者听了之后又问：“世尊，为何摩头罗瑟质前世会投生为弥猴呢?”佛陀告诉阿难：“在迦叶佛时，有一位年轻比丘，因为无知而取笑一位证果沙门跳跃沟渠的动作像弥猴。比丘知道自己的过失后，诚心忏悔，虽然免堕地狱之苦，但仍要承受五百世弥猴身的果报。这只弥猴由于之前出家修行，执持净戒的善根，所以欢喜以蜜供养佛陀，又因供养累增福德，才能脱离苦难之身。这位年轻比丘，就是摩头罗瑟质。”
众比丘听完开示后，深深体会戒行的重要，世尊亦劝勉大众于日常中当勤护身口意三业，心垢除尽，必能断除烦恼，了生脱死。
舍卫国中，有位名叫师质的婆罗门，虽然拥有万贯家财，却始终没有子息。烦恼的师质跑去请教当地的外道，外道观看他的面相后，便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没有子女的因缘。师质回家后，一想到没有子女继承家业，死后所有财产便会通通归入国王手中，不禁愁眉不展，郁郁寡欢。
一天，与师质之妻相识的比丘尼，刚好到婆罗门家托钵，见到师质如此忧愁憔悴，关心地询问：“你的丈夫为何看来如此忧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妻子便将事情原委一一道出。比丘尼一听，告诉婆罗门夫妇说：“这些外道的智慧还未究竟圆满，怎能了知人的三世因果呢?你们可以去请示尊贵的佛陀，他是一位证道开悟的觉者，能够了达诸法实相，洞彻过去未来，事事无所障碍。”
听了比丘尼的建议，师质心中升起一线曙光，满怀希望来到祇树给孤独园。他以至诚恭敬之心顶礼佛陀，并且表明来意。世尊观察因缘后，告诉他：“请不要担心，你将来会有个福德具足的儿子，长大后还会出家修行。”师质听了欣喜若狂，欢喜之余，更祈请佛陀与众比丘隔日到家中应供。
第二天，师质夫妇尽心准备了丰盛的斋点供养僧众。结束后，佛陀一行人于归途中，经过一个湖泊，湖水清澈甘美，于是大众便停下来歇息，并至湖边清洗钵器。正当大众在树下休息时，忽然有一只弥猴跑到阿难尊者身边向他索钵。阿难见状，不晓得弥猴的用意，也深怕它会弄破钵，便不加以理会。佛陀告诉阿难：“你就将钵交给它吧!不要担忧。”
弥猴拿到钵后，飞快地跑到有蜂窝的树上去汲取蜂蜜，并以清凉的泉水调和，供养世尊。慈悲的佛陀将蜜水分给大众享用，也让弥猴的福报再增福报。弥猴看到自己能有此殊胜因缘供养佛陀及众比丘，不禁欢喜非常，手足舞蹈，一不小心竟跌落至大坑中，因此命终。
弥猴往生后，投生至师质家中。等到足月，师质的妻子产下一名相貌端严的男婴。最不可思议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家中所有的器皿都涌满蜜汁，其瑞相让夫妇俩高兴不已。初为人父的师质特别请了几位相命师来占卜儿子的命运，相命师除了为他取名为“摩头罗瑟质”(义为满蜜)外，也都说这位孩子具足无上福德，将来必有光明的前程。
摩头罗瑟质长大后，非常向往出家的生活，于是央求父母让他出家修行。但是爱子心切的师质夫妇，面对唯一的儿子，却始终无法割舍放下。心意已决的摩头罗瑟质，于是告诉双亲：“出家修行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如果你们还是不能成就我的愿行，我将结束我的生命，离开人世。”父母一听，回想起当初世尊所说的话，发觉再阻止也没有意义，便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摩头罗瑟质拜别父母，来到祇树给孤独园，以至诚恭敬之心顶礼佛陀，恳求出家。世尊知道摩头罗瑟质的因缘已经成熟，于是慈悲说道：“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摩头罗瑟质由于自身的愿力与佛的威神力加持，马上示现比丘相，在聆听佛陀微妙法音的同时，即证阿罗汉果。日后，众比丘每每到人间行脚教化时，只要口渴，摩头罗瑟质便将钵掷向空中，钵里自然就会涌满蜜水，让大众解渴。
阿难尊者见摩头罗瑟质如此殊胜的果报，感到非常好奇，便向佛陀请示原因，世尊于是将他过去生的因缘娓娓道来。阿难尊者听了之后又问：“世尊，为何摩头罗瑟质前世会投生为弥猴呢?”佛陀告诉阿难：“在迦叶佛时，有一位年轻比丘，因为无知而取笑一位证果沙门跳跃沟渠的动作像弥猴。比丘知道自己的过失后，诚心忏悔，虽然免堕地狱之苦，但仍要承受五百世弥猴身的果报。这只弥猴由于之前出家修行，执持净戒的善根，所以欢喜以蜜供养佛陀，又因供养累增福德，才能脱离苦难之身。这位年轻比丘，就是摩头罗瑟质。”
众比丘听完开示后，深深体会戒行的重要，世尊亦劝勉大众于日常中当勤护身口意三业，心垢除尽，必能断除烦恼，了生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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