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名品赏析】褚遂良的楷书《临王献之飞鸟帖》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杭州人,祖籍河南,唐朝政治家、书法家。博学多才,精通文史。褚书以研媚著称,书体流畅具韵律感,用笔则疏瘦健劲,此卷虽非褚遂良真迹,亦可视同褚书。
释文:臣献之顿首言。今月十二日辰时。中使宣陛下睿旨。俯询字学之由。仍赐臣玉玺牋。令臣小楷亲疏以入。臣仰承帝命。密露天机。昧死有言。狂率待罪。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帋。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势髣髴。其书文章不续。难以究识。后载周。以兵寇充斥。道路脩阻。乞食杨州市上。一老母姓沉。字光姜。惠臣一飱。无以答其意。臣于匙面上作一报字。令便市赁。近观者三。远观者二。未经数日。遂获千金。臣念父羲之字灋为时弟一。尝有白云先生书诀进于先帝御府。蒙眷奖过厚。锡予有加。而臣书画不逮臣父。祇益惭愧。所有书诀。谨别录一本。投进辰衣。伏乞机务燕间。留神披览。不胜万幸。臣献之顿首。死罪。臣褚遂良临。
此卷传为褚遂良墨迹,内容为王献之自述受飞鸟传授书诀一事,也是唐宋以来流传的神仙传说。卷末有元柯九思及王守诚题跋,皆已认为此帖为唐人所临,从收传印记来看,书写年代应在南宋以前。文物现存于台北故宫。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杭州人,祖籍河南,唐朝政治家、书法家。博学多才,精通文史。褚书以研媚著称,书体流畅具韵律感,用笔则疏瘦健劲,此卷虽非褚遂良真迹,亦可视同褚书。
释文:臣献之顿首言。今月十二日辰时。中使宣陛下睿旨。俯询字学之由。仍赐臣玉玺牋。令臣小楷亲疏以入。臣仰承帝命。密露天机。昧死有言。狂率待罪。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帋。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势髣髴。其书文章不续。难以究识。后载周。以兵寇充斥。道路脩阻。乞食杨州市上。一老母姓沉。字光姜。惠臣一飱。无以答其意。臣于匙面上作一报字。令便市赁。近观者三。远观者二。未经数日。遂获千金。臣念父羲之字灋为时弟一。尝有白云先生书诀进于先帝御府。蒙眷奖过厚。锡予有加。而臣书画不逮臣父。祇益惭愧。所有书诀。谨别录一本。投进辰衣。伏乞机务燕间。留神披览。不胜万幸。臣献之顿首。死罪。臣褚遂良临。
此卷传为褚遂良墨迹,内容为王献之自述受飞鸟传授书诀一事,也是唐宋以来流传的神仙传说。卷末有元柯九思及王守诚题跋,皆已认为此帖为唐人所临,从收传印记来看,书写年代应在南宋以前。文物现存于台北故宫。
王羲之书《乐毅论》
——旧拓本 美国安思远藏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宫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宏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宏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
尽管如此,陈、隋之际释智永却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後,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唐内府收藏的《乐毅论》,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竈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後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後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越州石氏本》榻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传为宋高绅任湖北转运使时得《乐毅论》刻本残石於秣陵,石存前半段二十余行。沈括尝亲见,并认为是王羲之亲书於石的刻石。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亦有类似沈括之说的记载:“右《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质钱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现在传世的《乐毅论》,皆摹刻本。著名者,南宋有越州石邦哲《越州石氏帖》本,明朝有文氏《停云馆帖》本、陈巗《玉烟堂帖》本、吴廷《余清斋帖》本、王肯堂《郁冈斋帖》本,清朝有冯铨《快雪堂帖》本。《越州石氏帖》本,仅存二十九行,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第一行“初”字,第二行“为劣是以叙而”六字,第四行“必迂回”三字,第五行“其”字。第二十九行仅剩行末“海”字,亦称“海字本”,与沈括所记相符,当是据高绅所藏残石旧本摹刻。
《余清斋帖本》榻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乃吴廷摹刻於明朝万 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於木板。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杨守敬认为“出明代诸集帖之上。”今初榻本,比之《停云馆帖》等,尤为难得。其中《乐毅论》帖,未有“异僧权”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一行。《珊瑚网》卷一录董其昌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云:“余所见《乐毅论》宋榻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付官奴'三字,独此有之。”董氏所见,可能是吴廷收刻《乐毅论》所据的原本。又,“异”为隋朝朱异的押署,“僧权”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烤”验】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有两个儿子王徽之和王献之。他俩同住在一间房子里。
一天,房顶忽然着火。当时,王徽之惊慌失措,独自跑出去避火,连鞋子也没来得及穿。而王献之则神色平静,不慌不忙地呼来随从,由他们搀扶着走了出去,与平常没什么两样。
世人就是根据这件事判定出了两人的神情气度。
无疑,在这个故事里,人们是赞扬王献之的“镇静”“气度”的。而我倒觉得,王徽之更值得肯定。在危机时刻,适当的“镇静”当然是需要的,但时间就是生命,抓紧时间逃生才是大道理。像王献之那样,“不慌不忙地呼来随从,由他们搀扶着走了出去”,我总觉得这是不合时宜地“摆谱”。
(手机随手拍)
一天,房顶忽然着火。当时,王徽之惊慌失措,独自跑出去避火,连鞋子也没来得及穿。而王献之则神色平静,不慌不忙地呼来随从,由他们搀扶着走了出去,与平常没什么两样。
世人就是根据这件事判定出了两人的神情气度。
无疑,在这个故事里,人们是赞扬王献之的“镇静”“气度”的。而我倒觉得,王徽之更值得肯定。在危机时刻,适当的“镇静”当然是需要的,但时间就是生命,抓紧时间逃生才是大道理。像王献之那样,“不慌不忙地呼来随从,由他们搀扶着走了出去”,我总觉得这是不合时宜地“摆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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